面朝危机　春暖花开--金融危机终极解读

面朝危机 春暖花开

―——金融危机终极解读

如果以2007年初为起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接近两年了，迄今不仅尚无缓解迹象，而且进一步恶化的势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当危机还处于萌芽阶段时，除了少数不识时务的另类以外（比如宋鸿兵），学界的主流们好象并不在意，多半是漫不经心，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要大惊小怪”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后来眼见危机的动静越来越大，于是又纷纷三缄其口，知趣地闭上了嘴。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有苦难言”还是因为“无可奉告”，面对或许是“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忽然间集体失语。尽管沉默往往是自信的表现，但无论如何，现有的危机理论正在经历着危机本身的无情拷问。概括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对以上危机的根源解读无非在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也就是说，相对于资本世界的制度框架而言，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经济学上具有“主流”色彩的危机理论，在政治上也具有“全球化”的普世价值。问题在于，如果危机根源是外生的，那么，“危机过后各国央行采取的补救措施也都尤为及时且愈加严厉，但为什么就是始终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出金融动荡的怪圈呢？

在这些危机理论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对次贷危机根源的解读。危机的元凶一旦捉拿归案，主流经济学就急忙宣布立即结案，停止反思，不得冤枉“无辜”。谁是“无辜”呢？说白了，这个“无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你可以追究“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背后的人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的贪婪的“原罪”，但决不允许你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三道四，有丝毫怀疑。这是“反思”的底线所在。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非主流的学术网站之外，在官方的报刊上，我们很难看到超越这个底线的话语。郎闲平的二元经济说，也是到此止步。

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由于抓住了“扩大需求”这个要害，所以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展，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至于不少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将上面的分析简化如下：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一切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全部是劳动者创造的。

没有人不承认社会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甚至社会能够健康存在的基础，应该是公平正义。

但是，公平正义要能够真正实施，必须有一个阶级立场。要看执政当局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制定路线方针和具体的各种政策。

如果执政当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也就是资本的立场上，也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之立场上）或者官僚的立场上（也就是管理者的立场上，也就是维护管理者的利益之立场上）制定路线方针和具体的各种政策，那么，无论他们口头上怎么说，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官僚（管理者）阶级在人数上只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对少数，而且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官僚（管理者）阶级在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并无直接贡献和决定性贡献的缘故。

仅当执政当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就是劳动者的立场上，也就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之立场上）制定路线方针和具体的各种政策，才能够在事实上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劳动者阶级，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内）在人数上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对多数，而且是因为无产阶级（劳动者阶级，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做出了直接贡献和决定性贡献的缘故。

资本的生命，并不是一些人鼓吹的什么流通或者产生利润之类。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流通或者利润，都和人类的生存没关系。人类要能够生存，需要而且只需要财富（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本身，并不需要任何代表财富的符号。我需要吃饭，并不需要饭票。我需要跳舞，并不需要舞厅门票。之所以从美国开始爆发世界金融危机，胡宗翰先生认为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最基础也最简单的问题上搞错了，搞颠倒了，走火入魔了的缘故。资本的生命在于通过劳动者的活的劳动得以转化为社会财富。如果没有劳动者的活劳动，资本是毫无价值的，是对人类无用的东西。

同理，官僚和各种管理人员的种种规划和指令，也必须通过劳动者的活的劳动才得以产生社会财富。如果没有劳动者的活劳动，任何规划和指令是毫无意义的，是对人类无用的东西。

劳动创造世界。

一面大讲公平正义，一面却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也就是资本的立场上，也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之立场上）或者官僚的立场上（也就是管理者的立场上，也就是维护管理者的利益之立场上）制定路线方针和具体的各种政策，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样做的人是怎样的灵魂？用中国的成语，叫做包藏祸心。

约翰•戈登说了句公道话：“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式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