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新书《近代亚洲地缘政治史与当代中国》部分章节摘录

     近代亚洲地缘政治史与当代中国  

　　　　童小溪   著

（节选： 前言、第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结语）

全书约23万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定价：23.8元

购书电话：010-62760856 

目录

前言

　     　上篇：古老的故事：Pax Americana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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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胜利者和失败者命运的逆转

第二章、美日亚洲战略的历史根源

　　⑴西方列强在亚洲的五百年殖民征服史

　　⑵日本殖民主义：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异数

　　⑶日本殖民政策的社会面和地缘面：始料不及、适得其反

　　⑷合谋的强者

第三章、从“八弘一宇”到“美利坚内湖”

　　⑴美国给亚洲带来的礼物

　　⑵“帝国向南发展”

　　⑶“逆转”政策和重新武装日本

　　⑷Pax Americana: “美利坚帝国征服之下的和平”

第四章、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令

　　⑴朝鲜南北分裂是怎样造成的

　　⑵朝鲜战争的战略效果：日本列岛保卫战

　　⑶旧金山和约：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典礼

　中篇：从雅尔塔到“大新月”－－对冷战历史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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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雅尔塔和富尔顿：冷战时期两种秩序的由来

　　⑴雅尔塔秩序的来源

　　⑵富尔顿的降临和雅尔塔的让位

　　⑶未被命名第二次“大东亚战争”

第六章、二战后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⑴战线在新月形地带拉开

⑵艾其逊、肯南和围堵战略

⑶体系中弱者的抗争

第七章、中美苏大三角与冷战期间的三次转折

　　⑴解构冷战

⑵ Détente：冷战中的温和

⑶“旧金山体制”的瓦解

第八章、冷战后东亚战略格局

　　⑴冷战结束的意义

　　⑵美国在全球的后冷战战略

　　⑶日本：亚细亚的孤儿

　　⑷朝鲜半岛：东亚地缘政治的台风眼

　　⑸对日化敌为友是强大中国的选择

　　⑹缅怀孙中山，走向亚洲团结

　　　下篇：亚洲——太平洋：世界永久和平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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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后冷战世界：从全球化到帝国

　　⑴走向野蛮：冷战后的新殖民主义

⑵全球化的治理和全球化的抗争

⑶“转向东方”

第十章、趋同论，冲突论，和“三个世界”理论

⑴趋同论与冲突论

⑵民主和平和现实主义

⑶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第十一章、一个案例分析：朝核危机

第十二章、亚洲大棋局：中国、日本、印度

第十三章、中国走向政治民族

　　⑴什么是政治民族

⑵争取国际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⑶“抵货”：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

结语：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前言

　　本书是一本考察有关亚洲地缘政治近代史与当代中国地缘战略关系的著作。它可以归类为近来大量涌现出来的有关国际战略研究方面的书籍。和大多数这类著作一样，本书内容既包括国际战略方面和中国外部环境方面的研究，也包括中国内部自身发展战略方面的内容。虽然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侧重更多一些，但读者应该能够看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国际关系战略和国家自身发展的战略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的。

同时作者也相信本书和近来大量涌现出的有关国际战略研究方面的书籍有很大区别。本书和它们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本书所采纳的独特的视野。不过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并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视野：这就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史的批判视野。视野者，观察分析事物时，因采用了特定的框架和分析工具而展现出的事物的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不被发现的丰富内容和层面是也。批判者，对被批判对象貌似公允、合理和无懈可击的体系加以揭露、拆穿并暴露其矛盾和荒谬是也。观察分析任何事物总有各种不同的视野，任何一种视野都不能声称就是绝对正确或绝对优越，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视野和观点作互相对比，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事物，而在理论思想上有一些批判和对立应是一件好事。

其次，本书采纳了以历史的视角关照当代、以地缘的角度切入政治社会的方法，这不同于一般国际政治理论的就国家关系谈国家关系。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地缘政治，而且为什么需要有地缘政治史。“地缘政治”一词是二十世纪初瑞典政治科学家鲁道夫·基耶伦发明的，后来被德国学者卡尔·豪斯豪佛尔借用，曾为纳粹的扩张政策服务。而作为理论的地缘政治是在英国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ory)中体现出来，并受到重视。麦金德认为：中欧地区以及乌克兰和俄国西部构成了世界两大岛屿之一的欧亚大陆（另一世界岛屿是非洲大陆）的 “心脏地带”，这个“心脏地带”拥有充足的粮食生产和其他重要矿藏，因此，按照麦金德的说法，“谁统治了欧洲，谁就掌控了心脏底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掌控了世界岛屿。谁统治了世界岛屿，谁就掌控了全世界。”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 显然和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论”形成鲜明的对照。麦金德的理论在当代世界，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但地缘政治的概念，即位置和功能、规模和边界、资源和通道等地理因素和空间样式作为世界政治的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和历史、文化的互动），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应用。杭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就是当代西方受地缘政治影响的世界政治学说的一个典型。

本书开宗明义就承认：地缘因素对国际政治和特定民族国家战略思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民族国家所继承下来的位置和功能、规模和边界、资源和通道等地理因素和空间样式，是它们命运中不可回避的约束因素。因此，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被放置在一个更客观、更科学、更具有必要性的基础之上，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等，不再是仅仅受道德、意志、友谊、情感等等主观因素所左右，这样我们在对世界政治进行分析时能够受益于唯物主义的冷静和严格。

本书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方法是：以特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历史作为切入点，亦即从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源头中寻求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具体地说，就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一百多年来的地缘政治史来说明当代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

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具有主体性和主动性的人创造的历史，因此，一百多年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个大舞台上，假如我们能够转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那段著名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地缘条件下创造。民族国家今天的战略态势，乃至它们今天的性格和自身认同，都是在极为宏观的和长时段的意义上是路径依赖的。但是，历史毕竟是民族自己创造的，这样，我们以人文历史的激情和主动性补充了唯物主义分析的冷静和严格。

作为这一阶段历史叙述，我们无法绕过一些特定的历史范畴，特别是这样几个历史范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新殖民主义等等。我们当然会看到：这些范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了，被赋予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命名之外的能指承担，背上了政治斗争中修辞和诡辩的包袱。因此，这里应该说明：本文中凡是使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时，绝大部分是在“历史殖民主义”和“历史帝国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对特定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实体和历史倾向的概括和命名，和意识形态修辞无涉。

也许有必要解释一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词的确切含义。“殖民主义”是指殖民者将其政治主权统治强加于外部领土，建立定居型殖民地或依附型行政领地，进而开拓市场、垄断贸易，对当地的本土居民实行强力统治，或者采取驱赶、灭绝等取代政策。通常，“殖民主义”主要是指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强权所推行的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与征服，推动了横跨大洋和大陆的世界体系的形成，引发了全球性的移民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使人类开始了世界现代性的进程。殖民主义通常和帝国主义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通用，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殖民主义具有法学和行政层次上的确定含义，殖民主义所对应的主体，应该是有确定领土和主权的“帝国”，因而也就界定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殖民宗主”和“子民”等等法学范畴。

在西方，“帝国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和十九世纪晚期之后，经历了意义上的完全改变。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帝国主义主要指拿破仑在欧洲的侵略扩张。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后，帝国主义成为欧洲列强及其它们对外扩张侵略、瓜分世界领土的同义语。历史的和学理上的“帝国主义”，主要是在政治科学和行为科学意义上的政策倾向、行为倾向，而和法学意义上的世袭皇权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体有所区别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出于叙事上的准确和学理上的严格，对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列强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的最佳概括是“帝国主义”，而西方列强所建立起的跨地域的、多种族的治理模式，“殖民主义”不过是其法学上的名符其实的称呼。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还出现了“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和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的概念。应该承认，这两个概念是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更具有争议、更涉及意识形态价值和立场。“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大致相当于“晚期帝国主义”的范畴，主要是指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欧洲列强以及美国、日本的瓜分世界的争夺；而“新殖民主义”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象，即前殖民宗主国以间接的形式继续对前殖民地实行经济控制、势力渗透和资源获取。

本书的再一个特点，是在保持尽量严格的学理分析的同时，自始至终明确自身的价值和立场。作为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论述，隐含的或是公开价值和立场宣示，应该是难以避免的。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宣示的这样的价值和立场，不是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而是更倾向于一定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

　　具体说，本书所确立的价值和立场，对现存国际体系是批评性的。后面的章节试图从近代世界史上受压迫者和被牺牲者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特别是几个世纪以来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侵略的亚洲人民的观点出发，从而对近代国际体系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亚洲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与非殖民化运动、战争与革命等历史进程，特别是以它们的时间——空间维度为重点，做出这样一种带特定主体的叙述和解说。自人类历史存在压迫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被压迫者只能从压迫者那里得到历史知识，尽管历史上奴隶们企图用自己语言、自己的感受、从批判的角度来叙述历史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里，作者在书中所努力要作的，就是始终要和这种被剥夺者和被压迫者的自我叙述站在一起。

本书自始至终强调这样一个主题：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以极大规模的暴力介入亚洲社会，这一段历史暴力的恶果至今仍深深地反映在当前亚洲国际格局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二十世纪以来的亚洲人民，长期处在帝国征服的阴影之下。早先是“脱亚入欧”的大日本帝国刺刀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后来是核爆炸蘑菇云下的Pax Americana——“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平”，在亚洲——太平洋的这个广阔舞台上，上演的始终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就是国际体系的强暴者被更加嗜血、更加野蛮的强暴者所征服和取代，体系的统治者改朝换代，而强权就是真理的法则延续着。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古典时代爱琴海上的强者如何以强者风范行使强权、弱者如何被迫接受强者的意志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现代国际体系中被不断重演。

冷战结束以后，欧洲走向实质的统一，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实际上实现了永久的和平，而国际体系的下层，则处在分裂、争夺、争吵甚至战乱之中。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转机。世界体系的生产和贸易重心继续转向东方，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更加紧密，1990年代发生非洲的“世界大战”的最惨烈的阶段已经过去，非洲团结的呼声与行动不断加强，而拉丁美洲的进展最引人注目：在民主化浪潮的十多年后，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取代了过去的军事权威主义领导人，推动了拉丁美洲团结和关注社会政策，苦难的拉丁美洲大陆的黎明也许就要来到了。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际体系下层的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今天的国际体系的等级秩序和权力、资源的非配是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从人道的立场出发，从伦理的角度出发，从全人类友爱团结的角度出发，应该也能够立即消灭战争、贫穷和压迫，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不公正的国际体制是和不公正的国际舆论机构相配套存在的。就现有的国际新闻的传播渠道来说，它仍然是数百年来形成的以西方国家中心、以西方化的第三世界大都市为次级中心和中转站、以贫困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为外围边陲的交流、通讯结构。据说在十九世纪，从一个非洲国家到达它邻近地区的最短旅行路线，是经过法国巴黎，或其他西欧城市。西方中心对非西方边陲的完全彻底的凌驾、渗透、和主宰，由此可见一斑。信息、交通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等级结构，一个世界范围的垂直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发达国家之间缺少横向联系，被隔绝分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上至下的渗透、控制，是在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今天，这个高度不平等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仍然在另一种形式下发挥着作用：第三世界的亿万大众只有仰望着受西方控制的电视屏幕和报纸，才能得到有关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消息，更不用说有关第三世界别的地区的新闻。为西方资本和政府充当耳目的全球化、多媒体化的超大型商业新闻集团，横行、充斥着全球各个角落，而贫困之中的非西方世界则挣扎在黑暗、蒙蔽和与任人摆布之中。

由此产生的一个必然逻辑就是：在这个中心－边陲等级结构中所流通的新闻信息，就更是完全受西方精英操纵、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为唯一的服务对象，从而在思想、知识和文化领域内，生产并不断再生产出西方中心对非西方边陲的全面的和绝对的凌驾、渗透和主宰。这是一种更精致、更缜密、也更隐蔽、更具欺骗性的统治方式，它从语言和思维层次上解除第三世界的武装。

本书不是专门讨论理论问题的著作，但在对历史事件的解说和对当前战略问题的分析，仍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意识。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包括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理论，都建立在所谓“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大理论传统之上。有欧洲背景的美国政治科学学者汉斯·摩根索的著作《国家间政治》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大原则，即：一、政治是由根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所支配；二、现实主义的基本路标是根据权力定义的利益概念；三、现实主义重视“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的不确定性；四、一般的道德原则不能简单套用于政治领域；五、不应将具体国家的道德扩展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六、政治现实主义坚持政治领域的自主性。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和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有很大渊源。作为学者，威尔逊主张“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得一种目标和架构”这样一种“乌托邦主义”理想；作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１９１８年１月８日提出了所谓“惟一可行得和平纲领”（即“十四点原则”），被普遍认为寄寓了崇高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理念。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特别是不受侵犯和不受压迫的权利，强调建立和巩固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加强国际法等规范化的约束机制的作用。

显然，现实主义理论取向和关注地缘因素的方法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另一方面，本书的外显化的价值和立场，却更接近理想主义的一些前提假定，这似乎和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相冲突。然而，理论的演绎和应用并不是死板和机械的，更不是僵死和教条的，在具体议题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传统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西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演变也说明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经典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了修正和发展。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肯尼斯·沃尔茨、罗伯特·吉尔平等人，他们的理论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内核，如：国家中心主义、利益驱动论、权力和权力平衡论等，同时对原有的现实主义，提出了新的补充和修正，特别是承认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过程，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国际治理中的“互相依存”等等。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政治伦理成分，根据二战后世界发展的最新趋向，对“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提出批评，比如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等人，提出了“全球主义”的模式，即国家的作用重要性逐渐下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发生质的改变等等。

应该说，本书的基本假定和观点，即不是完全的现实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而是两者的结合。在笔者看来，国际体系内的弱者，过去曾经、现在可以、将来也应该联合起来，遏制体系内的强者的霸权行径，这种联合反霸的集体行动，是名副其实的理性选择和利益政治，同时也是对人类平等、尊严、自由解放等价值的维护，是正义的伸张。反霸集体行动的手段，也不外乎是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组织、国际条约等等这样超国家的原则、机构和机制。

　　本书中另一个使用较多的概念就是“世界体系”。它并非等同于整个世界，而是指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和它在商品交换和生产分工方面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全体所形成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中心、半边陲和边陲，只是在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中才渐渐涵盖了整个世界。和这个概念在一般情况下经常通用的词汇包括“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国际体系”、“当代国际秩序”、“全球资本主义”等。不过“世界体系”一词更强调这个系统的经济层面的特性，而“国际体系”一词更强调世界上多元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全球化、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概念，主要是指二战后的世界体系，特别是自七十年代以来所日益呈现的新形式。这里也经常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当做同义词使用，尽管前者的意义更为一般，它包含最早的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领土扩张，亦可引申出新殖民主义、内部殖民主义等概念；而后者意义更为确定，即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列强和亚洲的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另外，第三世界作为一个范畴，是指西方国家（包括战后日本）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在西方通用的“第三世界”概念和根据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规定的第三世界基本重合，尽管目前出现所谓“新工业化国家”疏离第三世界和东欧苏联国家沦为新的第三世界等等变化，书中将有所讨论。

按照这样的地缘政治的视角，依靠上述理论和概念工具的帮助，而且在给定的价值和立场之上，本书得出了一系列初步的结论。这些结论包括：中国的外交战略重点，不应仅仅放在那些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之上，而更应该放在中国自己的邻邦之上，它们和我们一衣带水，山水相连，而且绝大多数和我们的发展水平接近。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在于朝鲜半岛，在这个舞台上，美国、日本也是关键性角色。这个舞台就在中国的卧榻之侧，和日本相隔不远，而和美国远隔太平洋。中国的最优战略，在于改变中国在中、美、日大三角关系中的不利地位，特别是改善和日本的关系，使其疏远美国，从而形成中日联合、疏离美国的趋势。中华民族因其地缘政治因素和自身历史文化条件，将能够对世界政治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中华民族从消极的世界政治参与者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的过程中，除了民族内部的善治和民主之外，一个重要的战略行动，将是和两个关键性的亚洲国家——日本和印度，实现永久和平，并在民主平等、亚洲团结的价值基础上，建立起伟大的战略联合。

本书在组织结构上分上、中、下篇三大部分，它们分别是：上篇：古老的故事：Pax Americana的兴起；中篇：从雅尔塔到“大新月”－－对冷战历史的新解读；下篇：亚洲——太平洋：世界永久和平的起点。上篇的四个章展示并解答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疑问，即：二战中的对日战争是以对日本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彻底军事征服为结束，按说应该为摧毁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经营的殖民体系、扫除日占时期的亲日派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亚洲在战后几十年内的发展，使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即：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亚洲国家内部，在战后发展中占尽优势、得尽实惠的，是二战中的侵略者和各国的亲日派；在战后仍饱受患难、积弱贫困的国家、民族和它们中继续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也恰是那些战争中受日本侵略祸害最深的受害者；胜利者与被击败者命运经历了深刻的逆转。中篇的四个章对整个冷战时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九二年）作了和主流史学都有所不同的分析。这里认为整个冷战时期是深受两种（而不是一种）秩序所影响，这就是“雅尔塔秩序”和“富尔顿秩序”，前者是美苏联手统治世界，后者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峙。这个时期也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二年，是苏联、中国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联合与美国对抗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是美苏缓和、美苏联手围堵中国、围剿和抑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阶段（也即“雅尔塔秩序”部分复活阶段）；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是一个过渡阶段；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是美苏缓和破裂、美苏冷战再次开始、中美缓和、同时以里根、萨切尔为代表的世界右翼势力盛行时期（八九年至九二年可看作为最后的过渡阶段）。下篇的四个章旨在说明：可以从毛泽东在二战后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其团结和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旗帜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操纵世界的战略原则中，吸取合理的元素，并从西方民主和平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启发，将理论概念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对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地缘政治格局做出初步的分析。

　　　第一章：胜利者和失败者命运的逆转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伍得罗·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提出了后来被誉为充满着“民粹主义、理想主义”的有关战争的最终目标的十四点原则，其中第五条是：“对殖民地的归属问题要有一个绝对公正的解决，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必须得到同等的考虑，有关政府对殖民地的宣示应是公平的。”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所谓殖民地人民自决的“威尔逊主义”。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确出现了一个充满理想和对和平与正义的未来的憧憬的短暂时期。这首先要归结于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残暴而又虚弱的沙皇统治轰然结束、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俄罗斯出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激进和民粹主义的口号；在欧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革命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在保加利亚、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先后发生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或人民起义。全世界的进步力量都受到鼓舞。在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满怀希望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看成是“庶民的胜利”的标志。善良的人们希望这场世界大战是以公理战胜强权为结束，并成为和平与正义的开端。

但是，历史似乎与善良的人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九一九年发生在巴黎和会上的事情，是所有中国人都最为熟悉的。一次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被完整保留下来，弱小国家民族愈加沦为西方列强宰割出卖的牺牲品。一战后的国际体系甚至连非正义的和平都无法长期维持，已经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领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和正在兴起中的、希望取的全球范围内的殖民领土的德国、日本（以及一定程度上意大利），发生了最终的争霸决斗。这一切都是古老的故事，弱肉强食，次强者肉，最强者食，如此反复。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再一次被看作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在亚洲，人们希望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亚洲大陆上民族自决、民主、解放的呼声，这一次更加强烈，最初的事态发展似乎在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将在亚洲衰落，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复兴有望，殖民主义在亚洲将会消亡，而美国将成为亚洲民主与和平的保护者。然而，这是弱者的意愿。迄今为止的历史，通常是按照强者的意愿来展开的。二次大战后的国际体系的确保证了半个世纪的世界基本和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正义和公正的和平，也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事实上，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并没有能有效地维护亚洲的和平。二战后世界上几次最大规模的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很多人预料将在中欧地区发生的美苏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响；而在远东广阔的地平线上，反而爆发了一连串空前的战争惨祸。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印度之那战争，其战争根源、直接导因和敌对双方各不相同，但三场战争的对手，一方是来自亚洲本土的、怀着彻底的社会变革纲领的民族解放力量，另一方属于所谓“自由世界”阵营，或由“自由世界”的强国直接参与。这三场战争加起来，一共有欧、美、亚、非、拉、澳二十四个国家参与，一共吞噬了一千多万人的生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堪称是一场世界大战。这里之所以把这三场战争加起来看待，把三场战争看作是密切相关的一次整体性冲突，其理由将在本书后面详细展开，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战后发生在亚洲的另一件出乎人们预料的事件是：二战中在亚洲唯一的战败国日本，在四十年后恢复发展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相反，亚洲前殖民地国家反而经济发展滞后。民族发展的任务才刚刚起步，就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假如我们再仔细查看一下历史，这种历史怪现象比比皆是。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是以原子弹在日本领土上爆炸为标志，象征着胜利的一方对日本以压倒优势的彻底军事征服。这种压倒性的胜利，按说应该为摧毁日本在亚洲经营的殖民体系、扫除日占时期的亲日派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回顾日本占领的殖民地在战后的发展，很多时候胜利的一方和失败的一方被颠倒了过来：1947－1951年间，在马来亚、菲律宾、印度之那等地发生的内战以及当地人民与重返的旧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冲突中，与日本在二战中敌对的英、美、法等国，反而无一例外地支持日占时期与日帝合作的当地大地主阶级和以前听命日本的傀儡军队，而他们联手所围剿的也无一例外都是日占时期的抗日分子和抗日斗争中形成的当地武装力量。同样，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同时，在中国、朝鲜，许多日本战犯和投靠日帝的旧势力被重新重用，去参与当地的内战。1952年的旧金山和约，把这种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反常倒置推到了顶点：战败国日本被给予了优厚的和约条件，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而为战胜日本作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不但被排除在和约之外，而且被签约国家所组成的军事联盟所孤立包围；和约签订结束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领土保存完整，而被日本侵略的前殖民地朝鲜，理应实现独立建国，却被外国军队人为地分割占领，并因此陷入内战。

　　二战的结束以法西斯的失败为标志，给它蒙上了一层公理战胜强权、“庶民的胜利”的色彩。然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不得不让人面对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就是：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亚洲国家内部，在战后发展中占尽优势、得尽实惠的，是二战中的侵略者和各国的亲日派；在战后仍饱受患难、积弱贫困的国家、民族和它们中继续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也恰是那些战争中受日本侵略祸害最深的受害者。这种胜利者与被击败者命运的嬗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随着战后日本以经济超级大国的姿态出现，一些企图修正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的言论也渐渐公开泛滥起来。七十年代至今，发生了教课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然而，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非七十年代始，而是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根据美国的意图对日本重建就开始种下了种子。在亚洲地区的一系列冲突的掩盖下，日本军国主义能够肆无忌惮地泛滥。一个令人回味的现象是，在日美同盟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一度有所松懈、中国日本恢复邦交、印度之那战火尘埃落定以后，在亚洲范围的“反共”、冷战失去了借口，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才开始被人们所警觉重视。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反法西斯国家在波茨坦宣言中所共同决定的被击败的法西斯国家将经过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措施被美国所单方面地彻底违反，在美国的逼迫下，不顾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强烈反对，日本被重新武装起来，老的战争侵略机器被重新开动，用来进行新的侵略亚洲的战争冒险。战后的国际体系有效地帮助了战败国日本迅速恢复到经济强国地位，而同是这个体系，在设计上根本没有把被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家的利益考虑在内。太平洋战争后在亚洲形成的这种侵略者与受害者的利益倒置现象，被战后美苏冷战的表象所掩盖，更少有人能够认清它的真正根源。正如同一战结束后“庶民的胜利”、公理战胜强权的气氛曾弥漫一时，二战后也一直流行着“西方民主国家解放了亚洲人民”的神话。

　　二战后亚洲命运的这种逆转，也不能说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不仅是英、日、美先后在亚洲建立殖民帝国所造成的直接恶果，也是殖民主义扩张带来的负面后果的继续。为了澄清这段至关重要的逆转历史，认清战后亚洲国际体系的不公正性和至今为止对和平与亚洲安全的威胁，就有必要重温数百年来的历史，特别是需要从亚洲人民的观点、二战中及在战后体系中弱势国家的观点出发，系统地回顾有关历史事实，包括战后的几条重大发展线索，如：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重建、朝鲜战争、美苏冷战等，从而来追寻这一胜利者与被击败者命运逆转的真正根源。

　　第十二章、亚洲大棋局：中国、日本、印度

　　根据以上所阐发的战略思想，来考察今天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一个、霸权主义却变本加厉的新的国际格局，应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下面将具体分析中国应如何处理和世界各国和各种势力之间的战略关系。本章提出的一个不同于主流的观点是：亚洲大棋局的关键，在于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三个民族，能否共弃前嫌，携手合作，重建一个亚洲人的亚洲。而中国能否成为这个亚洲联合战略的领导者，是中华民族的攸关利益。

联合谁、依靠谁、孤立谁、打击谁，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都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只要坚持从原则出发、言行一致、立场坚定、持之以恒，就能结下可靠的全天候的朋友，指望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的支持。这样的朋友，只能是那些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受外来压迫历史、有着相近的不发达经济水平、以及同样进行着民族解放和发展斗争的民族和人民，他们也是世界上人口的最大多数。这里面不仅包括有殖民地经历的不发达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内部的广大人民，特别是他们中的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情被压迫者的进步运动和进步人士。这才是中国在国际上首先需要依靠和联合的力量。失去了他们，就等于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盟友，也丧失了克制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最大力量。

这里，决不提倡狭隘的正统意识形态外交（如“第三国际”的那种以我为中心的命令式的国际主义）；那种狭隘的正统意识形态外交，在当今世界也并不少见：西方所推行的“人权外交”、“民主浪潮”等就是实例。相反，“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指导的战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强调：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别国内政。这个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的自信——它坚信：真正给予不发达国家的独立、按照人民意愿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充分机会，独立自主、自立更生并结合本地条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最终会战胜美国所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和大公司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光大它在第三世界的崇高声望，也必须首先巩固这样的自信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应当加强和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交往，并在这些关系和交往中突出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反对亚洲以外的势力干涉插手亚洲等国际原则。在这方面最为重要也将最具有成效的，就是加强中国和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之间的关系和团结。

新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之间的关系史，可说是一部展示了第三世界团结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印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她是除中国外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她自身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和希望，她和中国有着古老悠久的精神联系，她在近代遭受殖民统治的经历能唤起中国人民和其他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更重要的是，印度社会的特点在很多方面都是和中国（或旧中国时代）接近的，摆在印度面前的那些仍未解决的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更给中国为第三世界展示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解放道路增加了巨大的激励。

自一九六〇年代以来的印度次大陆上的国际格局，除了受英国殖民主义的遗害之外，更主要地是受美苏冷战的干扰，使这里成为外来势力“以亚洲人打亚洲人”、“以亚洲人制衡亚洲人”的主要地区。在这里，才是真正需要放弃受冷战影响的旧的思考方式，强调亚洲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强调团结一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坚苦卓绝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的事业，是否能为人类有所贡献，首先就要看中国在这个与其有着深刻联系的重要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中国还应巩固或恢复那些曾经与之有过战斗团结和第三世界国际友谊的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印度支那国家和非洲的广大国家，加强这些和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平等基础上的经济互助。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为友好的感情。印度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举行了四千人的示威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要求印度国大党政府承认新中国。[1]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印度发生粮荒，饥民人口达一亿以上。这期间，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先后六次签订了合同，一共供给印度66.65万吨粮食。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将粮食运往印度，帮助印度人民渡过粮荒，使印度广大人民深为感动。

南亚的其它国家，巴基斯坦、锡兰都是与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新独立的国家，同帝国主义和原宗主国有着程度不同的矛盾，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点上同中国基本一致。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和民族愿望同解放前的中国相同，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对这些国家不能不产生巨大影响。

　　除了坚定不疑地团结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人民之外，如何处理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就成为最重要的考虑了。由于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的阵容和联盟关系出现较大的变化，这里就必须对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分析。这里主要是结合亚洲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重点讨论中国与俄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南北部诸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矛盾尖锐的区域，中国应坚持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对不同国家、国家内部的不同势力作有分析、有区别的对待，分化敌对势力的勾结，促进反霸力量的联合壮大，进行有原则、有策略的长期斗争。在这个地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失败主义和退缩主义，导致出现前后不一致、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国际行为，从而丧失在该地区的国际威信和战略机会。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在美日部分修复五十年代的军事结盟模式的情况下，中国应以和俄国的结盟的手段加以应对。这种想法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是一种短期的、被动周旋的权益之计，也不太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首先，俄国这个从超级大国跌落到第二世界、在经济上正滑向第三世界的国家，其政权要么掌握在民族利己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手中，要么掌握在带买办性质的亲西方的大财阀集团手中，无论是哪一集团掌权，俄国都没有太多与美国和西方对抗甚至讨价还价的能力与意愿。因为这两个集团都是由一群不讲原则、玩弄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客组成，他们甚至可以随时欺骗俄罗斯民众，出卖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也就会更不加犹豫地出卖任何新的或旧的国际伙伴。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漫长苦难过程中，俄罗斯民族处在混乱茫然的精神状态中，很难对邻国作出任何有重要建设意义的战略行为，况且俄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影响比以前大大削弱，“联俄、抗美日”的愿望，恐怕也和对美“减少麻烦”一样，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这不等于说，中国对俄国只有采取消极态度；中国能做的，是在维持与俄国的和平睦邻关系的大前提下，在道义上积极支持俄国政治光谱中的和平、温和与亲民的派别，促进对广大俄罗斯人民的人民外交，改善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以争取一个和平、友好、合作的北方邻邦。

　　日本是整个战后帝国主义围堵政策的立足点、美国亚洲霸权的关键环节，对日本和美日同盟的对策是整个中国反围堵、反和平演变的关键之关键。就目前的严峻形势来说，没有一个显而易见或和不需作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的出路。和一些流行观点相反，这里认为，针对当前美日的新合谋，中国所应有的积极、主动的战略，重点不是加强与俄国的关系，而是加强对日本的工作。中国对日的战略对策，也许是中国外交策略中最费周折和思虑的，而这又和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亚洲的整个战略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一个总的目标，应该是和五、六十年代的战略一样，那就是：联合和团结日本的进步力量和日本人民，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争取和影响日本的统治层，使美日联合围堵中国的阴谋无法得逞。

　　首先，中国必须排除那种极为眼光短浅的单纯经济主义，即把投资、贷款、贸易等事务的重要性置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考虑之上，或把战略考虑仅仅局限在对外经济交往的短期的可见的利益计算之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国策仍然是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以外贸、外资作为辅助手段。即使在考虑外贸、外资方面的极大利益时，对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稍许妥协，就会构成国家攸关利益上的本末倒置。需要警惕藏匿在日元贷款中的恶性因素和凶险意图，也应在舆论中强调中国决不以国家民族利益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作交换。同时，也应避免片面的敌对态度或断绝来往的简单办法；中国对日本的策略，应是通过积极的接触、交往以影响日本向有利于反霸事业与亚洲和平的方向变化。

从而，第二点，对日本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了解分析，并找到行之有效的交往策略，就成为最重要的了。应吸取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外交路线的一些合理因素，那就是：区别日本统治阶级精英和日本广大人民；区别作为经济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的附庸的日本和作为亚洲之一员的日本民族，区别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受日本资本主义剥削的日本劳动阶级与广大群众；区别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日本人民所遭受的法西斯战争苦难，包括无辜平民蒙受的原子弹浩劫；区别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和战后战大的对侵略历史不了解的年轻一代。

作这些区分的原因，就在于战后日本本身长期以来所具有的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追随美国亚洲霸权战略的次生性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它处于遭受美国军事占领和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受欺压地位。中国的目标就是促进二重性矛盾的激化和转变，使事情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的利益的方向发展。

　　另外，也应看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斗争主要是针对美国霸权；而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亚洲国家和人民之间制造纠纷和嫉恨，从而实行“分而治之”、“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美国一方面培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迫使日本冲破和平宪法，一方面又伪善地声称只有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才能防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美国一会儿跑到日本面前说日本需要美国才能遏制“中国威胁”，一会儿又跑到东南亚面前说美国不留在亚洲就不能遏制“日本威胁”、“中国威胁”。好象美国一旦从亚洲撤出，地球都要停止转动。[2]美国的真正意图，就在于压制和否定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的反美、向亚洲向心的和平民主力量，继续扶植右翼反华的势力，既让它在向亚洲的扩张中打头阵，又把它当做向其他亚洲国家讹诈的砝码，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因此，区分日本进步力量和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联合日本人民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首先应让全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取得这样的凉解：扩张、侵略决不是日本民族的特性，而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成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后果：在迫切追求外部市场同时国内需求又被严厉压制的情况下，出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战后在美国卵翼下的日本经济又恢复了同样的特点，呈现出经济帝国主义；日本广大人民同样是财阀垄断经济的受害者。

　　其次应在舆论和道义上争取日本人民。对老的军国主义势力要孤立、批判之，但主要是孤立和打击右翼亲美势力。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的同时，也要强调日本人民是军国主义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也是美国原子弹的受害者，是战后美日同盟、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大受害者。特别要注意把老军国主义分子的僵死陈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广大日本民众长期在美国控制下渴求国家自主的正当愿望区分开；假如不区分，旧的军国主义分子就能够继续通过浑水摸鱼来捣乱，而美国就永远找到借口继续驻扎日本。[3]

这里不妨列举日本社会中几支进步力量，它们应成为加强工作的重点。首先，就是日本社会中和平反战、反对美国长期驻军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其中以成为战后美日体系的主要牺牲者的冲绳人民的反美斗争表现得最为坚决和始终不渝。战后长期以来，日本人民的反帝反美斗争，几乎总是和声援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包括几个进步组织，如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日本教职员组合、总评等组织或团体曾做的那样。也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人，在战后长期不懈地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美国驻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例如，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团体岩波研究会，曾在《朝日新闻》（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上刊登了一份建议，主张通过日本《和平基本法》和《国际合作法》、结束美国操控下对宪法和平条款的实际破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使日本真正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平共处。[4]

日本社会党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宣布放弃该党长期以来的反对美日同盟、反对日本自卫队等和平纲领，参加进统治层的政治主流，但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的大选中惨败。在所有日本政党中，唯有日本共产党仍保留较多的反对美日同盟关系的纲领，并在近来的选举中频频取得进展。中国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曾深受中苏论战和美苏冷战的干扰。相信今后时期，中国和日本共产党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联系。

　　第三，对于日本统治阶层，主要是自民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应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办法。即使是在日本精英阶层内部，对于处在美国的操控下也心存不满，如同周恩来早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指出的：“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人压在日本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5]在自民党内部，就同时存在右翼亲美的派别（亚洲研究会），和疏离美国的“亚洲主义”的派别（亚非研究会）；在自民党外，存在着创价学会、公明党等不满美日关系现状的势力。即使是对亲美反华的右翼反动派，和反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也要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6]

　　总之，中国在亚洲——太平压地区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就是使二战后形成、一直延续至今的美日神圣同盟趋向削弱和瓦解，使日本重新和平地整合进亚洲，由日本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革新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并最终使日本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造福于亚洲，而不再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当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亚洲大棋局上，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这就是“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平”的主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对出现在美国的反华言行的分析判断，和对出现在日本的反华言行的分析判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每当美国国会或美国媒体上刮起了妖魔化中国的飓风时，我们的记者和评论员都会煞费苦心地分析、琢磨，最后指出：这轮妖魔化言论只是美国体制内的一小撮反华势力制造的，而美国的广大人民是对华友好的；或者分析说，共和党是对华友好的，是一些无知的民主党人在反华；或者分析说，是极少部分保守人士在反华，自由派和中间派是亲华的，等等。然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美国的反华声浪一次大过一次，反华的势力你唱罢来我登场。像笔者这样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都会知道：美国的现实与我们的记者和评论员的想象恰恰相反：妖魔化中国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共识，在反华问题上，并不存在着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而是存在着两党之间互相看谁反华反得凶的攀比之争。对比之下，我们的记者和评论员对来自日本的反华言行就不作那么多的分析和琢磨了，在简单化的煽动下，一般是把整个日本民族都打成战争罪人，不分青红皂白，不对日本内部作区分，一概认为是日本民族劣根性。其实，恰恰在日本，反华的势力是一小撮，需要我们将反华势力和日本广大人民区别对待。

对美国统治层内部，不应抱任何幻想。这一点和对日本统治层的区别对待的对策应该正好相反，这是由于美国霸权和第二世界国家的异质性，特别是作为第二世界国家的日本的严重二重性所致。假如我们以为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中国威胁论”鼓吹者和“接触”、“交往”论鼓吹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原则性的分歧，存在着任何可以利用、分化的余地，或者以为美国统治层竟然不明白“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大道理，在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就能觉悟起来，那么，我们只能是在欺骗自己。

　　第十三章、中国走向政治民族

　　⑴什么是政治民族

在讨论欧盟国家社会一体化问题时，于尔根·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意义上民族，即“民族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公民的民族”。“民族精神的民族”是以语言、宗教和自发的共同体为基础，而“国家公民的民族”以自由联合为基础。而这种依靠自由联合和兄弟情谊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哈贝马斯这样论述到：

　　今天，我们必须用超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来建立欧洲的一体性，而这在当时是被文化精英们人为创造出来的，具体表现为作为双刃剑的民族意识。当然，种族主义民族观念也导致了毁灭性的排斥行为，导致了对帝国敌人的驱逐，导致了对犹太人的灭绝。不过，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念也致力于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关系。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忠诚，逐步被普遍化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到了20世纪初，即便在西方，也并非所有古典国家的人民都完成了这样的转型过程。……

　　贯彻人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个过程沿着抽象的途径再向前推进一步。一个超越了边界的意志形成过程需要一个合适的语境。为此，就必须形成一个涉及整个欧洲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7]

不同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了这个相同的问题。甘阳以“走向政治民族”的主题，回顾马克斯·韦伯对一个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能否同时走向“内在强盛”，即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的问题。甘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的关键考 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亦即发展出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就在于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 族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

本书的主旨是谈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但我们对近代以来亚洲地缘政治史的回顾，已经能够告诉我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是和国内政治和国内制度密不可分的。

一个政治民族，不仅能够使社会大众充分参与本国政治，同时对于民族整体利益，也存在着社会共识，并且积极地干预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这个民族也是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民族。按照同样的道理，“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的国内政治维度和国际政治维度也同样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就在甘阳呼唤中国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呼唤着中华民族成为关心国际事务、参与人民外交、具有承担人类责任的习惯的世界民族。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把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紧紧地和国际事务、世界事务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甘阳指出，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 为政治基础。按照完全平行的道理，作为世界政治民族，必然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全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合作。而老牌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就是这种世界范围内和不同民族之间民主、平等的反题。

⑵争取国际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为什么一个在世界上监禁人数最多、侵犯别国人权最为严重的霸权主义国家，却频频发动人权攻势，在人权问题上蛮横地教训别的国家？为什么联合国安理会的所通过的谴责或制裁决议，大多是针对那几个敌视美国和西方的国家，而在海外出兵最频繁、在别国驻军最多、屠杀别国人口也最多的国家，却从来没有受到谴责或制裁？为什么在一些贫困国家出现为了抵偿债务每年资本向富裕国家净流动的劫贫济富现象？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联合国作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机构，也声称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然而，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着财富、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巨大的不平等分配，世界政治更接近一种寡头统治。少数富裕国家根据它们自身的利益来制订国际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王法，强加给贫困国家。它们之所以能在表面上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内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事务的议程的设立（political agenda setting）的垄断。只有如此，富裕国家才能既保持着统治者、压迫者的地位，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切道德完善与文明进步的象征与化身。在这样的世界上，贫困就是罪过，金钱就是美德。不跟着霸权主义的指挥棒走就是大逆不道，俯首贴耳、拱手称臣才能得到赏钱。

应该说，在七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这种现象曾经有所改变。这最主要的是由于在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所带来的新气象。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有四大支柱，它们是：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斗争（包括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国家资源和西方展开的经济斗争），以及支持南非人民及其他非洲国家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由于中国始终不渝地推动这几个政治议程，主动出击，使得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加，由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和推动的一系列政治议程渐渐出现在国际政治中：从最早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到七十年代的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和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的斗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和减产禁运行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个文件、[8]发展中国家保卫自己的原料与资源运动等等，严重地动摇着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八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渐渐失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量，政治议程又开始完全让超级大国和西方所垄断。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号施令，“民主浪潮”、“人权外交”，“救济难民”、出兵“维持和平”，“防止核扩散”成为响亮的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接二连三地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谴责”，俨然好似离开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

　　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议程的主动权也基本上操纵在美国和美日同盟的手里，其他国家的外交动议则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包括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活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以及由朝鲜动议导致的朝美日内瓦协定等）。美国的冷战后东亚战略动作一个个地出台：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延续、冲绳基地的续约，朝鲜半岛“四方会谈”的建议、美韩军事演习、邀请李登辉访美等等，这里也应包括在美国操控下的日本利用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挑衅以及日本加紧推动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常任席位。在美日一系列频频出击同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是被动的旁观者，至多是在事后表示关注或仓促应战。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国际政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韬光养晦”虽然能够为中国争取时间，但同时也会进一步增长霸权主义的气焰，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下降，并越来越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推行消极抗日政策，是出于“争取时间、增加实力”、“忍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考虑，表面上似乎也是为了民族利益，但在抗战议程上落后于群众，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最终为自己的政权挖掘了坟墓。

为了改变今天霸权主义和西方沙文主义垄断国际政治议程设立的状况，中国就必须争取主动，不能总是跟着西方集团所不断发动的攻势去被动应付，而是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不是去按照体系游戏规则制订者的期望去和它互动，而是确立符合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游戏规则，并迫使霸权主义遵守这个新规则，以此才能紧紧地抓住在国际上的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当前中国和国际体系内的列强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的，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政治方面，是有关人权、民主、西藏、台湾以及一定程度上部分领土和主权的问题。经济方面，主要是贸易摩擦、海外投资、进出口产品质量争议等等。有一种观点和策略，是力图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议题分开，各自进行各自的谈判，显然这是一种被动退守的策略。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本来就无法分开；国际体系在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上的限定，和全球经济在投资、贸易、生产方面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学派更接近现实，特别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日益连成一体的世界上，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离开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现实越来越远了。

　　确立反对霸权的政治议程的最根本出发点，就是根据霸权和单边主义的致命弱点，不断对它那些不胜枚举的违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不得人心的那些恶行提出批评和谴责，包括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留下的贻害，必要时发动制裁和诉诸法律；同时动员和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针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些被西方根本忽视的迫切问题，在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各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动议，促进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团结互助，使它们争取掌握自己发展的命运。

　　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国际战略分三个地区：第一是在东亚地区加强美日战略同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以“六方会谈”的形式作主动出击，并暗中以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作为和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周旋和讨价还价的砝码。第二是在中东地区继续维持霸权和军事干涉，继续推行占领伊拉克、围堵伊朗、叙利亚等国家的政策。第三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一方面把军事力量插足到巴尔干和中亚，另一方面推行北约东括，并力图继续主导欧洲事务。这对美国所准备的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军力已有超出之虞，使得兵力、资源不敷使用，捉襟见肘。

　　在东亚和其他两个地区，美国战略的推行都不外乎是三方面议程，一是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广 “休克疗法”、“全球化”等；二是在政治和舆论宣传上，把与之敌对的国家描绘成压制人权或对外侵略威胁的国家，以从内部颠覆的方式推行“民主化浪潮”和“颜色个面”；三就是以更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方式围困、侵略别国。

　　中国应提出并推动的政治议程，也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反军事干涉三个方面，而政治议程的重点亦应首先是东亚地区。中国应主动提出的几个最重大的国际政治议程应该包括：（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亚洲所有地区，这首先包括一切外国军队分批分期、在预先制订好的期限内全部撤出朝鲜半岛，然后主要由朝鲜半岛人民自己依照和平、民主的方式，在国际监督之下完成自主的统一。（二）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反对破坏和平宪法、反对继续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斗争。应集中力量，整理资料，向全世界公布战后美国是如何替日本掩盖侵略亚洲的罪行，包括保护和包庇罪大恶极的“七三一”细菌部队、释放大批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战犯、以及在战后恢复财阀经济、镇压日本人民和进步组织等一系列事实；坚决反对日本在目前还是美国的忠实走卒的情况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永久常任理事。（三）在督促日本尽快妥善解决遗留中国的化学武器、督促日本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同时，发动和协调朝鲜、印度支那国家，对美国在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使用生物、化学武器，使用生态战术以及大规模屠杀平民等战争罪行进行道歉，并督促其赔偿损失、责其处理仍遗留在印度支那的对当地人民造成危害的各种遗留武器炸弹。（四）联合日本人民、南北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为实现亚洲无核区而努力：即在亚洲的所有无核国家内禁止存放、运输核武器，在亚洲的主要海上通道上禁止通行运载核武器的船只，要求全世界的核国家对亚洲无核国家承担永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根据同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亦应对全球性的事务，特别是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对美国和西方霸权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议程和行动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包括：谴责和制裁多国资本与跨国资本对不发达国家人权的践踏；谴责和制裁超级大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干涉造成的对其他国家主权的践踏；讨论并解决发达国家对人类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巨大破坏；批评和谴责发达国家内部违反移民与少数民族的人权的现象；以制度的方法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使贫困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经济资源并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反对由超级大国和西方集团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如北约、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等）垄断世界事务，彻底改造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难民委员会和联合国食品计划等现有国际组织，成立和加强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组织，和西方集团相抗衡。

　　主动出击、抓住正确议题、积极推进第三世界的政治议程，这是中国争取国际主动权的最有效的战略。这并不是个可以偷懒或不需要动脑筋的战略。然而“减少麻烦”恰恰不是能够通过单方面地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所能达到的；要想真正减少麻烦就得不怕麻烦，要想避免对抗就得首先不怕对抗。害怕“麻烦”和对抗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招致更多更大的“麻烦”和更不利条件下的对抗。这就是“麻烦”和对抗的辩证法。这也是成熟的政治民族在国际政治和世界事务上所必须学会的。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对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各个方面的霸权或称盟主权的挑战，因此就要学会一些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操作：既要驳斥那些把这个反霸政治议程的丑化、妖魔化，又要保持和外界交往，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其实，这个新的政治议程和的新的战略，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国际层次，经济和政治更是紧密相连，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上的接触和联系，而政治是基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不去正视它，就等于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在当前的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中，还没有过多重视作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相应调整，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帮助还不是很多，对第三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民众抗争有的比较隔膜，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在一个时期内，来自西方统治层的各种意识形态，如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了一统天下，不容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存在，形成了奇怪的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言论和思想专制。

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对外政策元素值得借鉴。当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青年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在全世界，不仅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人民对中国抱着敬仰钦佩的心情，即使在发达国家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中，毛泽东和中国也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当前的中国，完全可以加强和第三世界和西方社会内批判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舆论思想的沟通，加强和全世界进步运动的和进步的群众团体的联系，特别是关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关注它的发展动向、了解国际上各种冲突和抗争的详细情况。既然国门打开，就必然受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在反霸斗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举例说，1990年代，当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反复制造麻烦时，前大英帝国历史最久的老大难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却爆发出来。假如我们当时对北爱尔兰问题上坚持一个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以坚决的反帝反殖原则对待香港、北爱尔兰和世界上一切非殖民化问题；另外假如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大批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忠诚的朋友，那么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国就就有充分的、强大的讨价还价杠杆，而英国恐怕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1996年，当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上目中无人地挑衅、自以为中国拿他们没办法时，日本统治阶级在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打击：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在大洋彼岸的最新殖民地秘鲁，日本天皇的生日宴会被图帕克·阿玛鲁游击队冲翻，一批日本统治阶级精英们威风扫地，日本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为之大惊失色。然而可叹的是，我国的一些主流报刊在报道这件新闻时，竟是和日本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讲一些“恐怖主义”十恶不赦的陈词滥调，而根本不去追究产生这种“恐怖主义”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下和当地统治阶级的黑暗专制下，贫困两极分化，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全世界的进步舆论和维护人权的声音是站在图帕克·阿玛鲁这一边的。而当时世界华人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和力量，却缺少国际政治的视野，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政治议程和这个突发事件联系在一起。

　　争取反霸斗争的主动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动员群众，开发民智，积极引导人民的爱国情绪，使它成为战胜霸权主义“西化”、“分化”和“围堵”战略的最强大力量。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种观点认为爱国情绪不利于对外开放，还会打乱国家的外交部署。这是一个莫大的迷思。

　　官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反题，是民众参与的反题。官僚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群众当成供官僚精英来管理的被动的物品的统治者，把人民鄙视成智力低下的群氓与乌合之众，因而不屑也不敢依靠民众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正在开创自己的政治文明，正在走向政治民族，人民大众已经在政治上相当成熟，中国已经不再是处在青年们为了抗日救国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蒋介石政权的时代，也不再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时代；只有在那种黑暗年代里，中国和外界的接触才需要建立在丧权辱国、人民受压制的前提下，只有在那样的社会里，卖国是正当，爱国是罪过。假如人民自己的爱国声音的表达，竟会那么大程度地影响外资、竟会那么严重地干扰政府的外交政策、危及国家利益，那么，恐怕我们国家是不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命题，都成为疑问了。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真正有能力击退霸权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攻势的，是千百万爱国的青年和工农群众；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对“和平演变”和霸权主义说“不”时，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开始拒绝从“万宝路”香烟到“现代化”理论的各种货色时，反霸斗争才有了必胜的保证。单独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够的。毛泽东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对于今天的反霸斗争，人民和人民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下面就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民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抵制日货的行动为例，说明这种民间活动的宝贵之处和不足之处。

⑶“抵货”：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

抵货在当代西方，是一项最为普遍的、最为温和的、也最经常被应用的公民不服从方式。在香港，抵货被称为“杯葛”，这是英文“ｂｏｙｃｏｔｔ”的音译。

中外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一般都带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面孔。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纪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了由波士顿和纽约商人参加的抵制英国货物运动，而这场表现为经济斗争的“抵货”运动，成为美国独立战争这场政治革命的序曲。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抵制外国货物的运动，它最初带着比较单纯的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的色彩。而同时期发生在印度的抵制英国货物运动，则更凸显了印度人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诉求。中国的“抵货”浪潮,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1931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中，逐次达到高潮，其政治色彩也愈来愈压倒其经济意义。最终，它成为全民抗战的一部分，“抵制日货”也成为民族救亡的铭志和口号，拥有了圣像化的符号意义和高度动员能力，使它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个抗日救亡的主题，绵延至今，仍然是调动大众情感、动员集体行动的力量，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所谓“人类文明大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也并未画上句号，无论是在经济维度上，还是政治维度上，民族的集体焦虑仍未化解。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作为大众集体行动手段的“抵货”，是如何横跨了一个世纪，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迅速全球化的世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抵货运动”中，所涉及的货物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产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采矿生产。这时期，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输出相对较少（“满洲国”除外），仅包括日本在大城市的纱厂、少量商业资本，以及在中国的矿山。

    日本货物伴随着日本侵略军队在中国泛滥，这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背景。日本的侵华战争，其实也是在暴力主导之下的一种特殊模式的全球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模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是资本主导之下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下，“货物”已经不再是跨国流动的主要因素，“资本”取而代之，而跨国资本的复杂、隐秘、无处不在，对传统的“抵货”运动形成巨大的挑战。

    首先，资本的构成变得多国化、国际化，主导这个过程的就是拥有巨大资本的、不断互相购并的跨国公司。它们不再具有十分明确的国籍，然而，却毫无例外地来自发达国家。比如：2005年北京“抵货”行动中的“抵货”名单上的日本的三菱汽车公司，其实是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控股（拥有37%的股份），而后者又是由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和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并而成的。因此，是来自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资本共同控制着三菱。如果说，三菱汽车公司是在中国人的“抵货”名单中，那么，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商——戴姆勒-克莱斯勒。

    第二，跨国公司的产品，其生产过程高度国际化，因而绝大部分产品是多国籍化的。所谓的“日货”，不再是日本纱厂生产的棉布，或者日本进口的商品，而通常是具有日本的核心部件、知识产权、营销计划，而由不发达国家提供次要部件并组装加工而成。中日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种隐性的“日货”。比如，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的资料，由于中国计算机、手机、数据家电生产的扩大，2004年上半年由日本进口的高端半导体电子部件、液晶设备等价值62.3亿美元，由日本进口的汽车零件为12.1亿美元。而这些大规模进口，又是和日资企业大量转移生产基地同时保留核心技术、日本自身产业“空洞化”有关。

    在２００５年“抵货”行动中首当其冲的“朝日啤酒”，其生产商是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该公司在烟台、杭州、泉州、上海、深圳都有生产、销售和投资公司。该公司还购买了北京啤酒厂55%的股份，投资约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建新工厂，生产北京啤酒和朝日啤酒。朝日与伊藤忠购买的另一家公司是康师傅饮品，拥有该公司50%的股份，而康师傅是台湾的食品企业，已经包含有日本三洋食品的投资。

在２００５年“抵货”名单上的另一家公司味之素，在上海、广州、天津、江苏、河南、四川、香港，有多家分公司，生产、销售网络遍布中国。日本在华企业生产的“日货”，通常有中国自己国有的股份。而原来本来是纯正“国货”的产品，如北京啤酒、青岛啤酒，现在却由日本控股的企业在中国生产。

    第三，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局限于“货物”的生产和流通，而是扩大到无形资产和服务领域，比如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再一次以２００５年“抵货”名单上的一个日本公司为例：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2005年春节前夕通过网站宣布，住友生命计划在今年与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合作，在中国内地成立合资人寿保险公司。住友生命拟入股29%，涉资37亿日元（约2.93亿人民币）。

    综合以上三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日货”已经不再简单。既然中国决定在经济上和国际接轨，也就无法避开“日货”，因为“日货”早已是我们要与其接轨的秩序的一部分。这既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也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必然逻辑。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扩张是如此复杂，其渗透是如此深刻、彻底，使得传统的“货物”观念、“以国家为单位的生产”等观念不再和当代现实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抵货”的号召虽能够调动一时的情绪，却无法诉诸理性的思考，无法诉诸前后一致的实践。在肯定“抵货”行动的正当性、正义性之外，还需要以冷静的、求知的态度面对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现实，以寻求超越“抵货”的局限。

    “抵货”行动的可贵之处，是一种公民责任感，即在和平、守法的条件下，通过公民个人所能控制的选择，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正义的情感。这样，“抵货”运动在不同领域内完成了双重跨越：即：

个人领域 à 公共领域，

以及：经济领域 à 政治领域。

    然而，我们还是能看到，作为民众动员的“抵货”行动，仍然是一种间接的诉求，一种迂回的抗争，一种弱者的无奈。这是因为：从舆论倡导，到个人的购买选择，再到大批个人选择所形成的政治压力，这是一个间接的、不确定的、被动的过程，如果说动员是“抵货”的手段，而“抵货”是达到某种政治目标的手段，那么，这个过程可以表达为：

       政治手段 à  经济手段  à  政治目的

    然而，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既是相关的，也是有所区别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政治目的通常是直接通过政治手段（亦即民主政治手段）达到；即：

       政治手段   à   政治目的

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或者欠缺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有时政治目的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钱权交易、贿赂收买是这种情况，抵制货物也属于这种情况。

“抵货”的基本原则，就是动员每一元钱，去给货物或者公司投不信任票，这是一元钱一票的原则。而更为民主的公共选择，应该是一人一票，每个公民都应有同等的机会和权数直接发表意见，从而形成民主的共识。

毋庸置疑，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民主遭到了攻击，即使是在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公民的权利也遭受到侵蚀。资本全球化，确实是全世界强者的大联合，贫弱国家、各国弱势阶级、弱势群体是当前全球化的被牺牲者。人类文明的大融合面临着大分裂的危险。

然而，封闭自守、盲目排外、回归过去，并不符合弱势国家、弱势群体的利益，它们的利益和未来，有赖于一个另类的全球化模式，也就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关注社会需要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这是一个符合普通人利益的和谐国际社会。毕竟，普通人永远是大多数。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反对资本全球化的国际运动中找到启示，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将“抵制日货”这一抗日救亡遗产，创造性地转化成一种重新具有生命力的当代实践，姑且称之为“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

“公民不服从”传统来自印度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下层人民的抗争。之所以借用这个词，是因为“公民不服从”传统和“抵货”运动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属于弱者的抵抗手段，具有自发性，适合民众的广泛参与；它们都强调道德感召，主张将个人的微薄贡献积少成多。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抵货”行动基本上仍然局限于消费者个人的选择，而“公民不服从”则试图将被动的消费者转化为积极的公民，更直接地运用宪法权利、媒体、公众舆论等公共空间，通过交流和沟通，表达人们的社会关注，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说，传统的“抵货”是以大众购买力去和公司的金钱势力较量，那么，“公民不服从”则把“道义”引进方程式，使天平倒向弱者一边。

发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资本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具有策略灵活、立足草根基层、有理有利有节、高度国际化的特点。这既包括广泛的民众动员，也包括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间组织长期务实的工作；它们有时采取间接的“抵货”手段，以制裁那些损害劳工权利、破坏环境的跨国公司，有时也采取更直接的公民社会手段，起到监督、请诉、倡导的作用。

“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这个想法能否成立，取决于：在公共意识中，能否超越简单、狭隘的排外情绪，浮现出一个国际化的、全球化的视野，从而积极地构建民主的、开放的公共空间，和一个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

 

    结语：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一九三五年十月

　　两百多年前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同情第三等级、积极参与革命的名叫西哀士的神甫写到：“第三等级是什么？迄今为止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第三等级要有所作为。”

　　当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一位著名的雅各宾派领袖圣茹斯特说：“法兰西已经为人类鞠躬尽瘁。”

　　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公社社员欧仁·鲍迪埃悲愤地写到：“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写到：“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善于捕捉历史含义的读者，也许能从这些历史性的千古绝响的名言中发现：它们的作者试图在当时历史的伟大激流中寻找一种普遍的意义，一种超越当时当地的情景、指向未来和全人类的伟大追求。

自从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就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在各种媒体和论坛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十分庞杂，深度和水平不一，很难做一个简单的评价。但是，可以认为，绝大多数的讨论是在混乱、误解和误读当中进行的。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这样几个基本层次：民族的安全和生存利益，民族内部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经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的使命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最后一个层次是民族主义意识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狭隘的，不再是民族利己主义，而是一种自尊和自爱，以及为人类作贡献的世界主义和利他主义。

　　从长远的历史看，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是否带着她的历史使命？她将给当代人类奉献出什么？她将成为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并在这个实现过程中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自20世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一词的含义变得非常复杂和歧义。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它和一切最反动、最野蛮的范畴联系在一起。这里，不妨转引印度哲人泰戈尔的几句精辟深刻的格言：

·        “民族长期以来靠肢解人性得到繁荣。人，是上帝的最美好的创造，经过民族的加工厂却大批地变成了进行战争和挣钱的傀儡。”

·        “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

·        “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

·        “这种政治经济组织的别名就是民族，当它靠牺牲高尚的社会生活的和谐而变得力量无限之时，也就是人类的遭殃之日。”

·        “永远不要仿效西方民族主义，把有组织的自私自利作为自己的信仰。”

在这些之后，我们还可以感叹：“啊，民族主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有关民族主义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理论看法。民族主义的自我叙事通常是：民族的存在是早就给定的，作为实体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然而，带批评观点的理论家，通常是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或者是现存的统治者为了将自身的统治合法化而制造出民族认同。并不是先有民族，然后有民族利益，再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真正的顺序是：先有民族主义者，他们制造出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发动民族主义运动，然后才形成民族认同。这就是西方学术界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原生主义派”(primordialist)和现代主义派(modernist)的分歧。[9]

祖籍捷克、生前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任教的学者恩尼斯特·格尔纳是现代主义派别的主要人物。格尔纳的观点是：民族和民族国家不仅是晚近的事，而且是在特定的现代条件下产生的，这些现代条件包括：工业革命、社会流动、大众识字的普及、公共教育等等。[10]自从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大多倾向于“现代主义派”，而把民族主义的自我叙事，即民族自古就存在的叙事，看作是所谓“回溯民族主义”(retrospective nationalism)。比如：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属于“被发明出来的传统”，其中包括民族符号，民族神话，以及根据需要被剪裁过的历史。

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特殊的文化的人为事实”的不同寻常的观点。在安德森看来，先有的民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因为相当晚近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所引发的，这包括：拉丁文的衰落、印刷出版业的繁荣、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兴起、方言的扩散与大众阅读群体的扩大等等。市场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人类语言等等宿命的多样性的因素的重合，使得一种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为现代民族登场搭好舞台。

在安德森的理论框架中，现代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产生于近代以来的四波民族主义浪潮。安德森的观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通常被认为是新兴起的国家，成了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各个古老文明，反而成了最晚近的民族国家。四波民族主义分别是这样的：第一波，18世纪发生在南北美洲的脱离母国实现独立的所谓“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第二波，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以被压迫民族解放为内容的民族主义；第三波，19世纪发生在英国、俄国和日本、由皇室和官僚推动的以文化同化为目的的官方民族主义；第四波：20世纪发生在亚、非洲的以反帝反殖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每一波晚近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前面几波早期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模仿。

“想象的共同体”似乎可以这样理解：真实的共同体是面对面的、人与人互为熟知、每天都处在密切互动之中的实际社区，而想象的共同体是虚拟现实的，是通过各种文化想象手段建构的政治联合。通常，国家越大，民族人口越多，民族主义也就越强。然而，事实是：国家越大，民族人口越多，能够保持面对面、互相熟知的人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就越小。可见，以文化媒体手段实现民族想象多么重要。

在西方学术界少数属于“原生主义派”的是安东尼·史密斯，他关注的是现代民族的在过去历史中的传承和连续，关注以种族血缘连带为基础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种族传承、共同记忆、共享价值和符号，这些是民族实体形成过程中必备的条件。史密斯特别区分了以种族认同为基础的当代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公民身份和政治共同体为基础的民族主义。[11]

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原生主义派”还是现代主义派，都会承认：现代民族主义大多带有计划和人为的成分，一个民族的性格、价值和符号，除了历史的、地域的和种族的遗产之外，和该民族的有目的自身确立的运动有密切关系。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很遗憾地存在着另一些简单化的理论和观点，比如将民族主义等同为非理性主义，或把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视为同一范畴，总之，建立起一些似是而非的二分法。仅仅从一种非历史的、狭窄意义上理解，确实可以将民族主义和非理性联系在一起，视其诉诸狂热情绪，是受挫折心理、或怀有复仇心理、或怀有“羡憎交织”心理、或仍未具备现代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所导致。更进一步，还可以将民族主义等同于愚昧、反西方、排外、不符合世界潮流、不利于汇入世界文明、不利于现代化。

总之，“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民族狂热——理性开放”、“反西方－现代文明”这些二分法，吸收了 “现代化理论”的最简单化、最误导的部分。其主要问题,是它非历史的视角。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现代民族主义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诞生，它是启蒙主义理性精神对传统封建等级的胜利，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恰恰是代表了理性精神对非理性精神的胜利，而不是相反。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更多时候是以民主、解放、平等、自由这些启蒙主义的中心理念为基础的。把特定历史过程中和特定的经济关系中的社会契约和民族形成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内容，将其化约为心理层次的挫折心理、复仇心理或“羡憎交织”心理，都是犯了社会科学中所说的“归约主义”的错误。

将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煽动性、乃至盲目破坏性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似是而非。首先，人的本质就是复杂的感情动物。作为人都有平等、尊严和群体认同的需要，民族主义恰是出于人的这种需要。任何现代的意识形态，都有理性的因素，也有感性的、人文的因素。人类学和哲学的最新研究指出，连被认为是最客观中立的现代科学，都蕴涵着带西方文化特色的一些根本预设。因此，没有什么所谓“非理性的、情绪性的民族主义”，和理性的、冷静的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这样的二分法是不成立的。应该说：现代民族主义既有召唤人的平等、尊严和自强的本能的一面，也有理性地追求群体利益的一面。而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也同样有类似的两面性。比如：作为西方个人主义极致的后现代商业消费主义，在一些方面反而是动物性的和非理性的。

其次，从历史角度看，现代民族主义来源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它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精神，和公民骄傲感取代旧制度中对国王的效忠和对封建等级的迷信，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代表了理性精神对非理性精神的胜利、民主对独裁的胜利，而不是相反。至于将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煽动性、乃至盲目破坏性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是和本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肆虐、以及勒庞的《人群》一书（书中认为理智的个体人加入到人群中就容易丧失理智）的影响有关。因此，应对不同的民族主义作具体分析。

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后，法国国土被普鲁士践踏，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迫割让，在这个屈辱的、悲痛的历史时期，法国作家、哲学家恩尼斯特·洛南于1882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民族是什么？》。战败、受侵、受异族蹂躏，成为民族主义的温床。

不同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和强者的民族主义的区别。纵观二十世纪世界上的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法西斯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二十世纪下半叶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假如说，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民族主义的主旨是建立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民和公民平等，那么，一八四八年在全欧洲范围发生的革命中，欧洲弱小民族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方式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它代表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主旨，就是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

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意识，是在饱受强大外敌的百年屈辱、宰割之下，在“最危险的时候”奋起抗争中形成的，孙中山先生遗嘱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呼吁，道出了中国民族主义以弱抗强、争取平等的真谛。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的大潮席卷了亚非大陆。究其实质，无非是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理想波及到欧洲之外的世界。然而，从马志尼到列宁到甘地，都认为，民族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一群人感受到了外来势力的集体压迫。这种先有民族压迫，才产生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就是所谓“弱者的民族主义”。应该说，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主要是弱者所有的一种意识，唯一的例外，就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法西斯主义，它属于“强者的民族主义”。

也应该看到，现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乞灵于民族主义，而是依靠另外一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如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后冷战时期西方的“有限主权论”、维护人权等。弱者的民族主义和强者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最根本上，是同情弱者、联合弱者，反抗强权的，而后者在最根本上，崇拜力量和强权，是一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现时蔓延欧洲的新纳粹运动，继承了法西斯理念，除了排外言行外，更有对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蔑视和迫害。

相反，由孙中山先生首倡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提出“五族共和”、“耕者有其田”等平等主张。中华民族在自身解放过程中，也使历史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提高了地位。五九年以来中国整理出的藏族史诗和文化史料，比达赖和领主统治期间的要多得多。同样，在中国境内保留下来的蒙古族语言文化要比外蒙完整丰富得多，以致已经改用俄文字母的外蒙今天要从中国来引进蒙古的民族文化，从古籍到电视剧。将民族主义一概归纳为沙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是将强者民族主义和弱者民族主义相混淆。

有了强者民族主义和弱者民族主义这两种不同范畴作为我们的分析工具，我们在考察和分析民族主义问题上，就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全面了。上面已经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主要是弱者的民族主义，是以平等、解放、民主、道义为基础的。同时不应否认，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当中，强者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心态也在发展。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来，这种类型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已经悄悄兴起，特别是在那些被称为是新兴的财产阶层、成功人士（或者渴望成功的人士）人群中，这样的意识就更加明确，并渐渐地向一般社会大众那里传播。《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情节：“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船抵近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吗，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这里所描述的，实际上也是本书分析过的那种信奉“实力的硬道理”和“外交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

　　此外，在海内外中文舆论界还流行另一种观点，即基于“原生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中华民族主义。这种观点主张：把现代中国民族精神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上，或是对传统价值加以创造性的转换，使它成为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又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集结在这种学说之下的，又有多种其他主题：“亚洲价值”的提倡者认为应以强调亚洲社会的特殊性和亚洲文化传统的价值来抵御西方推行的“民主化浪潮”；“大中华”文化圈或经济圈的提倡者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旗帜来统一至今仍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下的大陆、港、台；“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认为亚洲“四小龙”先发展经济、然后再发展“民主”的模式是国家发展的最佳战略等等。然而，总的来讲，“原生主义者”或文化复古主义者提倡的中华民族主义的内涵偏于苍白，给人一种被动防守、固步自封的印象，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缺乏对人类解放等宏大问题的解答。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简单化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强者的民主主义”，和基于“原生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中华民族主义，都不能令人满意，都不足以让思想冲破西方“现代化”理论、西伐利亚传统的国家理论和狭隘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我们需要拓展出一个中华民族发展解放道路的全新的视野，我们不能辜负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先辈为现代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坚苦卓绝的奋斗与流血牺牲，我们应该有信心地说：“中国将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那种认为中国只需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必由之路”的思想，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艰苦斗争和由此所凝造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格格不入。它的本质是庸俗的、缺少精神内涵的“财大气粗”意识和爬行主义的奴化思想，这样的思想境界不但根本无法和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雄心勃勃的思想境界相比较，也远远落后于今天那些已经十分保守庸俗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精英的思想境界。沿这条道路走下去，最大的希望也不过是将来模仿着西方的样子成为体面的国家或俨然成为超级大国（且不谈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任何人类解放的理想都是与这种模式无缘的。

　　针对上面这个问题，“新儒学”和“亚洲价值”的提倡者为我们找来了一个精神内涵，它就是传统的中国或亚洲文化价值。然而这个答案的致命缺陷是：它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对近代以来西方所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提出挑战的伟大想象，或是简单地认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思想意识能够象组合积木一样安插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上，而不改变它的本质，但却能够“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长处”，“纠正西方文明的弊病”。而更有一类“亚洲价值”的提倡者，不过是在主张东亚特色的资本主义和反民主的、权威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在那种意义下的 “中华腾飞”、“大中华经济圈”等等仍然不脱“财大气粗”的超级大国的俗套。

　　这类学说的另一个盲点是：以为只有古老不变的传统，甚至腐朽僵死的传统才是民族自己的，以为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出在古老的传统价值被破坏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儒教文化被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地方，不在大陆、港、台，而是在韩国。这种观点不能够看到文化传统与现代民族的辩证关系：现代法国之所以具备现代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恰恰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旧制度和旧传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包括杀掉国王，这些在当时都被反动贵族认为是违反法兰西传统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五·四”运动。真正民族的和自己的，恰恰是在否定与辩证扬弃中产生的。

随着岁月积淀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一个民族在惊心动魄的命运搏斗中创造的文化资本，是更宝贵的财富。有学者认为，中国解放战争中农村的土改运动过程，可以比之为卢梭所描述的“高贵的野蛮人”平等地走到一起制订社会契约那样的神圣活动，这种类比大概不过分。[12]毛泽东在对一份来自孔子故乡曲阜县的创办合作社报告的批语中说：“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兴趣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3]

其实，这种现代主义意义下民族，更接近恩尼斯特·洛南在《民族是什么？》中给出的答案："avoir fait de grandes choses ensemble, vouloir en faire encore". （“已经共同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希望完成更多。”）这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爱国主义也是两极相通的，主张“美国例外论”的主要学者路易斯·哈尔茨认为：“每个美国人都是信奉自由的，并相信（美国牌号的）自由将会风行世界各地。”[14]

　　这样，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现代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精神源泉。我们需要屏弃偷懒行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照搬过来当做我们今天的精神内容，或是以为通过简单的“取精去糟”、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机械地组合掺杂在一起就算作“创造性的转换”。崭新的文化精神只能在辩证否定的扬弃更新中诞生。实际上，中国近代史恰恰提供了这样一出辩证否定的宏大规模的历史剧的广阔舞台。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总是在各种阶级力量的联合与抗争中完成，民族国家的文化意识与其相对应的民族主义也就和有关的阶级联盟和抗争经历相联系。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就是在百多年来的对外和对内的各种壮烈斗争中浴火诞生的。它不再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在吸取了启蒙以来有关平等、解放和人类尊严的理念和国家理论，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把产生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的最先进思想，与中国下层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出的新中国的文化。连比较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的西方理论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通过革命建国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现代化的道路。[15]

　　重新回答上面所提出的有关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问题，这个答案就不可能离开新中国革命建国的伟大遗产。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意识，首先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夺者的觉醒意识，它是在饱受强大外敌的百年屈辱、宰割之下，在“最危险的时候”奋起抗争中形成的。孙中山先生所提出“五族共和”、“耕者有其田”的平等主张，及其在遗嘱中所发出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扶植工农”的呼吁，道出了以弱抗强、争取平等的意志。中华民族在自身解放过程中，也一直把解放历史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放在自己的纲领中。

　　中华民族在探索解放道路中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目光放到了全世界的范围，把中华民族近代受压迫的命运和全世界受压迫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解放事业看成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和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的阶段，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人已经把目光放到出现在地平线远方的“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的事业，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必须在多次不断革命当中取得的伟大真理。

　　我们不妨认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他《新民主主义论》在二战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注目，把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奋斗推到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在晚年呕心沥血地操劳着两条战线上的进展：一条是在国际范围内，世界上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当地封建势力的斗争，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另一条就是在中国内部，不仅争取避免发生在苏联的走向官僚化、脱离群众的悲剧，使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不断深化，同时走出一条在“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基础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西方所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黑暗中，为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和人民擎起一支解放的火炬。毛泽东开创的事业是宏伟壮丽的；肩负这个历史使命的中华民族任重而道远。

再以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为例说明这一点。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对外交往的态势是基于两大考虑：一、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遭受了外来帝国主义的深重欺辱，强权们“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因此中国不在乎西方列强的承认与否，而更重视在“承认”的基础上的平等关系。[16]因此，建国之初在与外国建交、特别是和外国交涉有关国民党政府的问题时，采取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策略，即：对别国的外交承认问题，不急于解决，甚至“在全国胜利以後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

新中国成立早期，集中精力刻意塑造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而不是急于促使和国民党政府建交的国家转向。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建交问题上，强调以澄清一大堆问题为先决条件。比如，英国政府早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就已经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认为两国外交关系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然而，周恩来在给英国的复电中表示：英国政府必须派代表来北京就两国建交进行谈判。英国则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承认就已经意味着建交了，两国谈判只能是在建交之后，而这种有关建交的谈判是没有先例的。英国和荷兰仅仅为了和大陆互设代办处就花了四年的谈判时间。

　　在外援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中国的外援政策是从一九五六年和柬埔寨签订经济援助的联合公报开始。当时的战略考虑主要是：一、巩固周边地区，打破贸易封锁；二、在第三世界国家内发挥道义影响，开创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一九六四年周恩来访问加纳时，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大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成为后来十多年内中国外援的准绳。其中包括：平等互利，不把援助当做单方面赐予；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其自力更生，独立发展；在技术上不作保留，保证受援国充分掌握技术；中国专家和受援国专家同样待遇，不容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等等。[17]

总之，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政策，不是采取为了建交而建交、或仅仅为了孤立国民党政府而建交的作法，更不是仅仅为了换取外交关系而开展外援，而主要是围绕着和霸权的斗争、在第三世界发挥影响力以及坚持和推广自己的一套国际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些大的战略性和原则性问题展开的。中国从刚建国时的国际孤立到后来和法、英、日、美等国在相当平等的条件下建交，并在第三世界中结交了一大批信得过的朋友，基本上是靠了全局性的和长远眼光的战略操作，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并使得战后美苏联手统治国际秩序的形势发生变化，这包括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以及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和要求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运动等。

　　我们只有追溯到新中国革命建国的伟大遗产，才能对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内涵有一个较深的认识。这里提出一个真正重要而有意义的二分法就是：中国是要成为一个市侩型的民族国家，按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霸权所制订的游戏规则去完成现代化（或许相机行事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还是牢记自己曾被强国压迫、曾以被压迫者的反抗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的历史，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并属于世界受压迫民族的发展解放道路，对全人类有所创新、有所贡献。换言之，我们是要追求一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还是一种有所反思的、有精神内容的民族主义，争取对人类有所贡献？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被给予这种选择机会。中华民族以它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广博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增加了她在人类文明中的份量。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力量与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交汇，加上历史的契机，把中华民族转变成为一个富于革命斗争精神、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

　　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走过了一个民族重建、社会革命的宏伟壮烈的史诗般历程，这不仅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精神面貌和物质水平，极大地打击了国际强权的威风，壮大了全世界人民的志气和自信心，同时中国在未来的走向也一直牵动着全世界的想象力与注意力。

　　在近代亚洲地缘政治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经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现代中华民族的重建和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按照自己意愿和自身内部的逻辑、基本依赖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文化资源，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摸索闯出的。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民的奋斗，是在违背西方“老爷”的意愿的情况下，在持续几十年的贸易禁运、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下，迎头顶住了杨基帝国主义、“新沙皇”两大霸权主义的干涉和颠覆，战胜了经济封锁，从白手起家作起，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挫折，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发展出了独立丰富的和富有人民性的现代民族文化。

　　今天，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仍然是长期以来的老问题：即怎样在这个西方列强很早就已经发达扩张、国际秩序仍然操控在霸权主义和少数几个西方富裕大国手中、国际环境日益恶劣的世界上，摆脱贫困、受压迫和不平等的地位，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解放。西方国家为不发达国家设计的“现代化”理论至今为止在实践上基本上是失败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仍然在期待来自他们自身队伍中的一员开创出一条道路，树立起一个榜样，并使第三世界拥有一位信得过的可靠朋友和领袖。

　　西方少数富裕大国占有大部分劳动果实、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加剧的现实需要加以改变，这需要一个道义的声音和力量。近代以来世界列强支配下的以大凌小、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等待着被压迫者的阵营团结起来去对其作彻底的挑战。这将是涵盖全人类的另类永久和平的起点。

　　中华民族将失去的，只有妄自菲薄的不自信，她将得到的，是人类全面彻底解放的伟大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