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礼：“多元化”是美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修订版）

　　“多元化”是美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评《现汉》接受“多元化”和对有关词目词语的错误“修订”

　　陈守礼(6月22日)

　　首先，我们要弄清“多元化”是什么东西?它来自何处?它的针对性和目的是什么?

　　一、“多元化”是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战略

　　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说：“多元化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提供援助的互换条件是制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实行政治选择的真正自由”(见《参考消息》1989年3月17日)。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位反共专家把共产主义运动遭到的挫折曲解为共产主义“大失败”，他写道：“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哲学思想方面”(其实，是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背叛“共产党的哲学思想”才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笔者注)。布热津斯基主张要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搞垮，应从“哲学思想方面”着手，他叫做“多元化战略”。他说：“共产主义国家有可能向真正的多元政治体制演变……多元化不仅可以打破共产党人对社会政治宣传的垄断，而且可以使不同政治观点的传播成为可能”，还说由于“多元化使权力的分散最终导致苏联集权制度的解体”(见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第285、300、100页。北京 军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9年10月)。

　　这是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提出的“援助改革”的“互换条件”是搞“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显然，“多元化”是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搞“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手段。“政治选择的真正自由”。

　　笔者当年写本文时还不清楚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出书前的活动，今看了《扬子晚报》2017年6月6日A15版《人物揭秘》才知道。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就受命于美国卡特总统访问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和宴请，邓对他表示了访美愿望。布热津斯基对美中关系起的作用是很值得研究的。他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是1989年在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虽说是反面教材，但其观点被某些媒体当作正面教材宣传了。

　　基辛格也说：“我研究了二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哲学：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是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的……”(见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一册第75页)。这和布热津斯基是一致的，“多元化”搞到一定程度便“实行政治选择的真正自由”，亦即后来搞的所谓“街头革命”或叫做“颜色革命”，总之要达到推翻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目的。

　　“元”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天地万物之本原”(见《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65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是物质，思想意识(精神)是人的大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事物的反映，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能反过来对物质世界起反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一科学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有的哲学家把物质与意识平列，认为二者都是世界的本原那就是“二元论”;还有的认为世界有三个以上的本原平列那就是“多元论”。这都是错误的哲学和哲学派别。

　　既然“元”是特指天地万物之“本原”，那么万物就不能与“本原”平列称为“元”，万事万物只能称“多种”、“多样”，是不能随意滥用这个“元”字的。比如我国建国之初有“多种经济并存”，这就不是“多元经济并存”，非公经济是作为被改造的经济暂时存在的，不能与公有经济“平列”各为“一元”。在阶级社会里的任何统治阶级都是不允许异己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与自己“平起平坐平列”各为“一元”的。即使资本主义国家有“多种党派”，甚至某些国家在不危及其统治的前提下允许共产党存在，也不是“党派多元”各党派与统治者“平起平坐平列”各为“一元”的。

　　“多元论”是唯心论哲学，是错误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坚持唯心论哲学，他们都反对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哲学。布热津斯基是图谋拿这个“多元论”哲学搞“多元化”，目的在于搞垮共产党坚持的唯一科学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哲学，动摇共产党的哲学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动摇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否定共产党的一元化的世界观、立场、价值观，达到搞垮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目的。

　　前车之鉴是苏联东欧共产党内掌了权的修正主义者，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多元化”作为援助改革的“互换条件”，制订“经济、政治、文化多元化的改革计划”，让“异己力量”重新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平列”，实践的结果无一例外地都导致亡党、亡国。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媒”是“姓党”的，许多同志是起来批判“多元化”，“党媒”是发表过批判“多元化”文章的，笔者也反对和批判“多元化”，在1989年曾给胡乔木同志写信提出我国不能允许宣传“多元化”，并附《也谈“多元化”问题》文章，乔木同志将文章推荐给《求是》杂志，《求是》编辑部也同意发表，并于89年8月9日将清样寄笔者要求将“引文核实后速寄还”。哪里知道后来电话告诉笔者说，因为在文章中的“批判”涉及尼克松基辛格，有位领导人说尼克松基辛格是他的“老朋友”，涉及到“批判”尼克松基辛格的文章不发表。因此，笔者的这篇文章就未能在中央党刊《求是》杂志发表。后在1990年4月28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1990～5-83页也复印了此文)。

　　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毛泽东早就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承认“多元化”的本身就是对“一元化”的否定。由于当年我国抓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失职和失误，“多元化”在我国泛滥开来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很注重意识形态斗争，他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强调：“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足见尼克松把“意识形态斗争”看得比“武器、条约”更重要。

　　尼克松把“意识形态斗争”叫做“我们处在一种叫做和平的战争之中，这是一场尚未结束而且可能将持续好几代人的冲突”(见《1999—不战而胜》第114、 20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尼克松认为任何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不是靠“武器”，而是靠“意识形态斗争”。这也就是美国决定通过搞“多元化”进行“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战争”。

　　可是，我国有的“党媒”忘记了自己“姓党”，并改姓“尼克松”了，不仅出版并且竭力吹捧尼克松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这本书——以《〈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论中国改革和国际关系》为标题，赞颂尼克松这本书是：“立足全球，高屋建瓴，以政治家的特有的敏锐性和判断力，对重大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问题，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实堪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媲美的论著”(见《上海新书目》报，1988年9月24日第149期头版头条)。简直把这本书鼓吹成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一本好书”了。

　　当时我国的某些媒体如此狂热鼓吹用“多元化”搞“和平演变”，却未见有关方面加以制止。这是当时许多同志都很不理解的。后来，人们才得知当时当权的赵紫阳也是欢迎“和平演变”的，赵紫阳说：“社会主义也要演变(意指实行市场经济)，演变就是进步，因此不能反对和平演变”(见《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第46 页，赵紫阳此书由李锐、鲍彤细读并作序，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出版)。

　　当年美国尼克松把“意识形态斗争放到首要地位”的时候，我国的赵紫阳却和尼克松相反，他说：“我一当总书记就怕意识形态这件事。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也不大懂……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同上书第238页)。对比鲜明：美方是高度重视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方则把“管意识形态的研究室撤”掉。赵紫阳虽已死，罪责难逃。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修正主义者是欢迎搞“和平演变”的“多元化改革”的。为了“发展经济”“换取”西方的“援助”，就主动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果导致苏联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搞“多元化改革”而亡党亡国。

　　二、不可忘记我国搞“多元化”的惨痛历史教训

　　在我国虽然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全盘接受美国帮助制订“多元化改革”的计划，但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在我国也大力鼓吹”搞“和平演变的多元化改革”。

　　在我国，当年上海市社科院一个党员干部，曾任《文汇报》党组书记的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在1989年3月20日就公开发表文章说：“传统的一元权威(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开始衰落”，要通过“出版自由实现文化多元以加速旧的一元权威的衰落”，并促使“多元权威的形成”，要通过“经济多元化为多元权威的生成提供经济基础”，要通过“结社自由”“组织多元化的权力系统”以“实现权威多元化”，最后，取代共产党的“传统的一元”。

　　这个“党媒”就不仅不“姓党”，并已明目张胆地“改姓布热津斯基”了，效忠于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竭力为他推行“多元化”，1989年就企图取代“共产党传统的一元化领导”。

　　在当年，中央党校也不“姓党”了，它通过自己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文章，不但不指出“多元化”的图谋和目的，相反是披着“介绍苏联学者的观点”的外衣，实际上是正面介绍苏联接受布热津斯基“多元化”的实践。它介绍说：

　　“多元化改革”的计划是针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主义实践”的，在以往“抹杀、压制、责难多元化”而制订的计划不行。现在搞“改革”要承认人们的各种“立场、观点、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点、利益”不同的“多元化”现实，不能再继续用“政治行政手段阻止多元化”，不能再“抹杀、压制、责难多元化”(见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第842期第3-6页1989年5月30日)。显然，这是肯定、提倡“多元化”。

　　当时的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不起“行政命令”的作用，但由于它是中央党校主办的，产生的作用就非“一般媒体”可比，这就公开把“多元化”引进中国了。

　　由于中国与苏联不同，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的觉悟高，当年许多追随毛泽东干革命的老革命家还健在，他们同人民一起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搞 “和平演变”的“多元化”，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受到批评后辞职下台，赵紫阳被撤职，用“多元化”否定“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改旗易帜”派头子方励之受批流亡国外，他们遭到了失败。党和人民维护了四项基本原则，我国没有亡党亡国。

　　是谁批准由军事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布热津斯基、尼克松的这两本搞和平演变的书，并允许“党媒”崇扬这两本书，占领了我国的“思想阵地”?至今我们还不清楚。不过，邓小平也承认：“过去一段时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日第1版以及各报均报道)。

　　“过去一段时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即是有些“党媒不姓党”，“党校不姓党”，并都改“姓”布热津斯基、尼克松，用“多元化”搞“和平演变”的那“一段时间”。这证明搞“多元化”必然否定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但是，后来直至于今，有没有彻底纠正那“一段时间”的错误呢?只要看一看“多元化”仍然在许多媒体上被宣传，就证明问题还没有解决;最近习总书记一再提出要求“党媒姓党”，“党校姓党”，也证明“党媒”、“党校”还没有“姓党”。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三、《现汉》修订者公然接受“多元化”，公然取消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至今，《现汉》2012年修订版不但不接受苏东欧搞“多元化”改革亡党亡国的教训，相反，公然肯定和接受“多元化”，同时公然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证明“多元化”还在变本加厉地泛滥。

　　1、《现汉》修订者新增词目：“【多元化】(动词)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由统一向分散变化”(可对比《现汉》1979年版1993年版均无“多元化”，2012年版第335页增收)。

　　中国的辞典中从来没有“多元化”这个名词、概念，更无【多元化】这个词目。笔者核实在《辞海》新旧版本中均无“多元化”词目。《现汉》许多版本也没有。显然，2012年的《现汉》修订者把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多元化”作为“新词语”引进了。

　　《现汉》负责人在首发式上还说：“‘新词语’真实记录了当代社会生活……有些词语未被收录，说明我不想提倡这些东西”(见《扬子晚报》2012年7月16日A13版报道)言外之意收录“多元化”这个“新词语”是提倡的，同时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不符合“多元化”原则而加以取消：

　　2、《现汉》改写“国本”词目：“【国本】（名词）立国的根本：民为国本。”（《现汉》2012年版第494页）。《现汉》用“民为国本”取代“四项基本原则”，是公然取消我国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民为国本”的这个“民”是指的“国民”，是不能代表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的。

　　《现汉》取消 “四项基本原则”，还表现为逐项逐项地否定：

　　（甲）否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现汉》删改【哲学】词目，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过去哲学上的成就，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验，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删除(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1464页2012版第1649页)。

　　2、《现汉》修订者删改【马克思主义】词目，把“国际共产主义远动的全部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删除(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236页2012版第290页)。《现汉》还系统地把“辩证唯物主义是最科学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都删除。

　　（乙）否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现汉》修订者删改【科学社会主义】词目，把“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删除(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896页有2012年版第1020页）。

　　2、《现汉》修订者取消【同心同德】词目，“【同心同德】思想行动一致，同心同德搞社会主义建设”(可对比《现汉》1999年《补编卷》第496页有2012年版第1306页取消）。

　　《现汉》修订者还系统地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等词语删除，并在“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等等词目中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删除。

　　（丙）否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1、《现汉》修订者删改【绝对】词目，把“党的领导绝对不容动摇”删除(可对比《现汉》1979年版第612页与2012年版第710页)。

　　2、《现汉》不收录【中国共产党】词目。却收录【国民党】词目(并把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后来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历史事实都删除)。

　　3、《现汉》1993年版第388页上虽然收录了一个【共产党】词目，那是泛指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的，无只字提到“中国共产党”。这说明《现汉》心目中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现汉》修订者还系统地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舵手”等词目词语都删除。

　　(丁)否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1、《现汉》修订者删改【人民民主专政】词目，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删除，把“解放前根据地专政的对象”删除，还把“1949年后人民民主专政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删除(可对比《现汉》1979年版第951页与2012年版第1092页)。

　　这就把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担负着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被删除了。

　　2、《现汉》修订者增收词目：“【极权】（名词）指统治者依靠暴力行使的统治权力。在极权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528页无与2012年版第605页收)。

　　这是把西方反共势力咒骂“人民民主专政”是“极权统治”的话作为正面词目收录，是认同反共观点，否定人民民主专政。

　　四、《现汉》搞“多元化”同时搞“全盘西化”、“改旗易帜”、“与国际接轨”

　　《现汉》修订者与党唱反调，取消“批判西化”的词目，重写“提倡西化”的词目。

　　1、《现汉》修订者取消“西化”词目：“【西化】西化：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可对比《现汉》1989年《补编卷》第525页与2012年版第1388页）。

　　上述词目被《现汉》修订者取消，是否定我们党一贯对“西化”的批判。

　　2、《现汉》修订者重写提倡“西化”的词目：“【西化】（动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趋同转变。”(见《现汉》2012年版第1388页)。

　　3、增写“趋同”词目。“【趋同】（动词）趋于一致”(《现汉》2012年修订版第107页)。

　　4、增写“融合”词目。“【融合】（动词）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文化融合”(《现汉》2012年修订版第1101页)。

　　5、《辞海》更全面引进的“趋同论”：“【趋同论】亦称‘辐合论’。西方社会学理论。源于生物学中的‘趋同进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和普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政治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制度、生活方式等，沿着工业化、自动化、城市化、世俗化的相同变迁历程产生趋同现象，形成相同的社会结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等”(见《辞海》2009年修订版缩印本第1534页)。

　　增写以上词目都是配合搞西化。美国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也是早就说了的：“共产党国家……最终很可能与国际社会完全融为一体”(见《大失败……》一书第304页)。

　　其实，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一些“精英人物”鼓吹“趋同论”、“融合论”，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趋同、融合，他们把我国被“西化”，说成是“东方”与“西方”的“趋同、融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成为一家。这是我们党早就批驳过的谬论(见《十五大以来党的文献选编》下册第2068页)。

　　现在，《现汉》和《辞海》修订者删改并增写以上这些词目，又掀起“西化”这股错误社会思潮，把 “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解释成互相“趋同、融合”。实际是消灭社会主义。

　　搞“西化”必搞“改旗易帜”：

　　1．《现汉》修订者删改【旗帜】词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删除(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896页与2012年版第1020页)。这是为“改旗”走的第一步。

　　2．《现汉》修订者收录和肯定“易帜”词目“【易帜】（动词）国家或军队改换旗帜，指改变宗旨或投向对方”（《现汉》1989年《补编卷》第578页）。

　　《现汉》修订者是羞羞答答只写“易帜”词目。实际上是认同“改旗易帜”。而且后又一度被迫取消“易帜”词目;后又再次恢复“易帜”词目并更猖狂。

　　由于“改旗易帜”派头子方励之等人1989年搞动乱失败流亡国外，钦本立被撤职，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下台，《现汉》修订者有所收敛，不敢再收录“易帜”词目，就取消“易帜”：

　　3．经笔者对比核实在《现汉》1993年版第1369页上没有“易帜”这个词目了。这是不敢再提“改旗易帜”而取消了【易帜】词目。

　　4．《现汉》修订者第三次再收录“易帜” 词目：“【易帜】（动词）国家或军队改换旗帜，指政权性质发生变化或投向敌方”（《现汉》2012年版第1544页）。

　　这次是恢复收录【易帜】词目，是还要搞“改旗易帜”，并更猖狂，把原来的要求政权“改变宗旨”，改写为要“改变政权性质”， 是暗示要推翻不肯“改变宗旨”共产党的政权了。并把原来写的“投向对方”改写为“投向敌方”，意味着他们要来搞“颜色革命”了。

　　5、《现汉》修订者增写词目“【国际】①（形容词）属性词。国与国之间的；世界各国之间的。②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见《现汉》2012年版第495页)。

　　这就公然肯定“与国际接轨”这个词与“国际惯例”相提并论了。

　　可是，我们党明确指出：“‘与国际接轨’不是一个规范的术语……在涉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和基本生活方式等方面根本不存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见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答记者问。2003年9月1日第5版)。《现汉》修订者公然与党“唱反调、对着干”。

　　我国在国际交往中遵循某些“国际惯例”，这不是“与国际接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不同，是不可能 “趋同”、“融合”、“西化”、“ 与国际接轨”的。

　　五、搞意识形态、文化“多元化”，颠倒是非，搞乱思想，危害极大

　　《现汉》在我国搞“多元化”，显然是与迎合布热津斯基搞“多元化”的《炎黄春秋》都是互相配合和呼应的。《炎黄春秋》是搞“多元化”最为突出的一个刊物，例如：

　　《炎黄春秋》发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教授王永华的文章《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该文吹捧笑蜀写的《大地主刘文彩》一书，赞赏说，“刘文彩晚年热衷于维护地方公益事业……个人出资2亿5千万元和3000亩田产兴办了其时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培养了“很多人才”。刘文彩的善举受到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嘉奖、受到当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嘉奖……。还写到刘文彩做过“济困扶贫”的好事……。

　　王文说，过去只讲恶霸地主刘文彩有罪，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受一元文化的语境的支配……只传播一种声音”。

　　因此，王文说要对“改革开放前的”这种做法及其后果“进行反思重构”。并写道“这种反思重构，往往意味着改变过去的集体记忆。于是乎，一些明主、英豪被从神坛上请下来，成了暴君、欺世盗名之辈;恶霸与军阀还原本来面目，成了开明绅士和爱国人士”。

　　(以上引文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5页王永华文章)。

　　刘文彩捐献两亿五千万元、土地三千亩的“貢献”并得到国民政府嘉奖是“事实”，这确实是雷锋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可是，这样评价刘文彩只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刘文彩“捐献”的“两亿五千万元，土地三千亩”是怎么来的呢?其中包含多少穷人的生命血泪和汗水却全被作者隐瞒掉了，其实，刘文彩的“罪”要比所谓的“善举”超过不知多少倍。

　　显然，如果对刘文彩的重新评价能成立，刘文彩“成了开明绅士”、“爱国人士”，而作为刘文彩的对立面“明主、英豪成了暴君、欺世盗名之辈”，这就肯定了“刘文彩”否定了革命领袖、英豪。

　　按王文所说是“靠了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的变化”，打破“一种声音”才能做到“集体记忆的重构”，这个“多元化”就使他们能把正面人物变成反面人物(请下神坛)，把反面人物变为正面人物。所谓“集体记忆的重构”就是改变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化”其实并无“多元”，是以“刘文彩”的“一元”取代了“革命领袖、英豪”这“一元”。

　　布热津斯基说：“多元化”使“权力的分散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同上《大失败》第100页)。《现汉》修订者配合布热津斯基写道：

　　1、“【多元化】（动词）由单一向前多样发展，由统一向分散变化”(见《现汉》2012年版第335页)。

　　2、《现汉》修订者删改【维护】词目，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删除(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1195页2012年版第1354页)。

　　“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向分散变化”，不便于他们瓦解共产党，就被删除。

　　《炎黄春秋》发表的王文说“过去只讲的明君英豪的功”，“过去只讲刘文彩有罪”，是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受一元文化语境所支配……只传播一种声音”。《现汉》就删改词目例如：

　　2、《现汉》修订者删改【光辉】词目，把“雷锋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删除(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413页与2012年版第484页)。

　　这就是为了宣传“刘文彩”取消宣传“学雷锋”的所谓“只传播一种声音”。

　　可见“多元化”不是宣传“刘文彩”与宣传“学雷锋”各为“一元”，而是以宣传“刘文彩”的“一元”取代宣传“学雷锋”的“一元”。这才是布热津斯基、《炎黄春秋》、《现汉》修订者和所有修正主义者搞“多元化”的目的。

　　搞“多元化”，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们党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哲学，动摇党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元化的地位，动摇共产党一元化的领导。

　　六、“多元化”泛滥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个祸害还未得到批判和制止并在继续

　　这不能不看如下触目惊心的国内外的事实和情况：

　　1、先看在国外，“多元化”的发明者、总根子、推行者是美国，美国历届总统上台的就职演说，都把反对恐怖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美国是绝不允许共产主义为作为“多元”中的“一元”而存在的。

　　2、在乌克兰，由于“颜色革命”已得逞，“乌克兰议会周四通过法案，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违者将被处以5到10年有期徒刑”(观察者网：2015-4-11)。

　　这足以证明在反共势力把“多元化”发展到“颜色革命”得逞后，即使非共产党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思想”也要判“5到10年有期徒刑”。

　　再看在我国国内的情况：

　　1、在中国,《现汉》修订者删改词目的错误：

　　【宣传】这个词目被删改，把“宣传共产主义”删除，改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可对比《现汉》1993年版第1304页与2012年版第1473页)。这意味着13亿中国人都可宣传“自己的观点”，有13亿个“元”，但没有“共产主义”这一“元”。“多元化”就是要取消“共产主义”者。

　　【声音】这个词目被删改，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删除(可对比《现汉》1979年版第1014页与2012年版第1166页)。

　　《现汉》虽非法律，它是规范人们的“话语”的。

　　2、《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5期发表周瑞金的文章，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认他们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合法地位。

　　周文公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取消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一元化的地位，承认中国的“意识形态多元化”，承认“多元化”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反映”，“不能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相衡量相要求，搞成社会舆论一律化、思想一律化、信念一律化”。

　　我们党历来坚持党的一元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不强迫人接受，或多或少能接受，或暂不接受都可以。我们党没有搞“信念一律化”。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的，是不允许任何人打着“意识形态多元化”旗号用宣传“刘文彩”来取代宣传“学雷锋”的。周文竟然公开要求我们取消所谓“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搞成社会舆论一律化、思想一律化、信念一律化”，而承认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唱反调的所谓“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合法地位。

　　周瑞金的文章写道：“近年来，不少厅局级、省部级甚至是国家级的腐败官员被揭露出来，他们平时高唱理想信念，而背后却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两面性、虚伪化和空心化，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领域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信仰空白，损害了整个社会风气。”这是周瑞金的文章作出的荒谬“结论”!(见《炎黄春秋》2016年第5期第2页)。

　　其实，恰恰是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人与我们党唱反调，破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的一元化地位，才造成部分人的信仰动摇和丧失。有些媒体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名义下甚至公开提倡嫖娼卖淫、赌博、投机倒把……这才使有些权力在手的干部变质成了腐败分子。但是，接受马列主义正面宣传教育的许多革命先烈如李大钊、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人的“信仰”动摇过吗?八千多万党员包括离退休老干部的“共产主义信念”并没有“动摇和丧失”。破坏共产党意识形态一元化正面宣传教育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布热津斯基、《炎黄春秋》杂志、接受和宣传“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媒体和修正主义者们。周文是颠倒是非，倒打一耙。

　　3、王伟光爱到围攻。他是党的十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在《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竟然遭到以《炎黄春秋》为首的“精英人物”的“围攻”，被扣“文革再现”的帽子，并叫嚣要处他以“绞刑”相威胁。

　　4、《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受到攻击：文章是《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几种倾向》，该文指出：“某经济学者、某地产商公开反党……拥有200多万‘粉丝’的经济学者，拥有200多万‘粉丝’的知名演员……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直接抨击马克思‘洗脑’大众……”(见网易财经2014-12-141748)。此文竟受到指责，也被扣上“文革再现”的帽子。事实证明搞“多元化”就是要剥夺共产党的“话语权”。

　　5、《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支持搞“多元化”：《“反党”和指责人“反党”者都需要担当》，该文说;“中国舆论场应是多元的，国内的各种力量和西方力量，这些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文章把“西方力量”封为“八仙”之一，有权在“中国舆论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并指责《红旗文稿》的文章“几乎和点出他们的名一样清楚”，并责问道：“《红旗文稿》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方?它被一些人认为这是给这三个人戴‘反党’帽子，‘文革再现’”(见网易财经2014-12-141748)。这岂不是《环球时报》不允许《红旗文稿》有话语权，就像公知们指责王伟光一样，给《红旗文稿》扣上“文革再现”的帽子吗?

　　6、媒体仍在滥用“多元化”这个概念：比如有篇文章在《文化领域全面向民资开放》的标题下写道：“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融资体系”(见《人民日报》2012年7月11日第3版)。“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三者并提，在这里用“多元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比如，原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只在能源领域中，后来发展到在地产、医疗等多领域也投资了，这也被报道为“投资多元化”(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6版)。

　　有文章写道：“我认为，文化价值观应该是多元的，具体的中国人身上就是要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4日第6版)。是不是“多元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与别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这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多元化”中的“一元”。

　　为什么不用“多层次、多渠道”或“多样”、“多种”、“多领域”，一定要滥用“多元”这个概念?总之，“多元”、“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泛滥造成了思想理论的极大的混乱。

　　综上所述，事实充分证明搞“多元”、“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者，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他们垄断全世界的“舆论场”。他们以“多元化”为名企图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取代“共产党的唯一科学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取代“我们党和国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地位”，取代“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这个“多元化”是要我们像苏联东欧一样亡党亡国的。

　　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精英人物是利用许多人不知道“多元化”的含意及其来处，不知道“多元化”是敌对势力专门针对共产党，用来搞“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战略，是用来搞“顔色革命”、“街头革命”的一个手段，这是他们欺骗人们的射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枝毒箭。搞“文化多元化”实即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独占“舆论阵地”。

　　这股反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思潮，至今始终没有得到批判和制止，已严重搅乱了我国人民的思想，使一部分人信仰动摇，是非颠倒，道德沦丧，腐败堕落。我们党是只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一元化”，承认万事万物的“多种性”、“多样性”，是不承认错误的“多元论哲学”、“多元化”的。对这股错误社会思潮是只能批判和制止的。

　　《现汉》和《辞海》的修订者删、减、增和改写一系列词目词语，是配合布热津斯基搞“和平演变”的“多元化”，这股错误思潮是否定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搞“西化”、“改旗易帜”、“与国际接轨”。白纸黑字，无可抵赖。这都是违背我国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和违反《宪法》的大错误，必须彻底纠正，并应批判和消除其已造成的不良影响。(2017年6月22日)

　　作者通讯处：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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