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此诗句不足以用以评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家书。特别是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

　　古今中外，书信都是传递思想、感情的重要载体。这种载体，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使用。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限制人们使用的规定。如何使用，完全取决于使用者个人。

　　不过，能够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恐怕莫过于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可以说，这是一封古今中外最牛的家书，最具影响力的家书。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就注定了它要成为研究毛泽东，研究“文革”的重要历史文献，甚至是绕不开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一生给多少人写了多少封信，自有研究者去统计，去分类，去研究。但是，有那一封信有那封信像这封信那样，写成后没有给收信人看，而是先给在武汉的周总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从这样的经历中，应该掂量出它的分量。

　　那封信的写作时间，是在“文革”已经启动，“工作组”已经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派出。这个工作组与“四清”时派出的工作组一样，工作组一到，就全面接管权力。基本上是“四清”的复制。如在清华大学，数以百计的学生、教师被打成“反革命”。6月18日，北京大学甚至发生了打斗事件。从这时开始，事实上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革命派”与所谓的“反革命派”。后来，被称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统称为“群众组织”。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持续着，难以弥合，甚至发生“武斗”。这些，恐怕是当初派工作组时谁也始料不及。

　　这，难道这就是“文革”的目的？反观“五一六通知”，工作组的矛头，明显与“通知”精神背道而驰。是听之任之，还是改弦易辙？已经退居“二线”、仍然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能不思考，他面临抉择。

　　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正是在派出工作组，发生了他认为不应该发生，而且是很严重的事之时写的。他写这封信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相关当事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

　　网上查阅相关资料，也少之又少，仅仅是那一封曾经向全国、全党公开的信，连先前透露的一点点关于周总理的信息都查不到了。围绕着那封信，隐藏着多少秘密？至今不能公开？是没有人研究？应该不是。这种现象愈加说明，它的重要性。重要到它的揭露，可能扭转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很可能具有“颠覆性”。

　　这封信，可以说，是在“文革”面临何去何从的关头写的。反映的至少是毛主席的思考和忧虑。其中包括对形势的判断。特别是关于有人“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个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封“文革”初期关于“文革”的重要文件。甚至是关系到党和他本人命运的文件。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不是“严重脱离实际”？而在毛主席身后，说他对形势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者，是不是包括他对自己处境的感觉？

　　每个人的处境不同，感受自然不同。“高处不胜寒”，不处在毛主席的地位，不会有他那样的体会。别人的感觉代替不了毛主席的感觉，别人的认识代替不了毛主席的认识。

　　现在争论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不会争论出一个结果。即使是允许争论，也是自说自话。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人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并展开“讨论”。毛主席身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为否定老人家找的“莫须有”的根据。因为，“脱离实际”与否，没有人可以划定一个客观界限和标准。说到底，也只是某些人的主观判断。而这种判断，被一些人，其中或许包括某些善良的人接受罢了。

　　毛主席身后的事实证明，有人的确想打倒他本人，想改变党，并努力的，甚至是不遗余力的把想法转变为行动。具体表现在“彻底否定”，不留余地。

　　一般说，信，给谁写，就直接给谁，是正常现象。

　　但是，毛主席给江青这样重要的信，并没有通过“机要”部门或者派专人及时送达在上海的江青处。第一个看到的却是周总理。之后，由周总理充当“信使”，专程去上海，拿给江青看。再之后，便去了大连，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央副主席林彪看。看后即销毁。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公之于众。那封信虽然涉及到林彪，成为“批林”的一颗重磅炸弹。如果仅限于此，显然低估了那封信的意义和作用。那封信，显然不是在防备林彪、批判林彪，预备“秋后算账”而写。当时的毛主席，通过周总理，或许预料到林彪能够站在他一边，能否“合作”到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边走边看。恐怕预料不到他会外逃、叛国，甚至还想要老人家的老命。

　　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信中虽然涉及到林彪，其目的和矛头所向应该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林彪，而是所谓的“中央”，即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二把手”。

　　应当说，当时，毛主席与“中央”，具体说是刘少奇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与林彪的矛盾属于次要矛盾。至于林彪与“中央”的关系如何，从信中分析，“中央”认同林彪的讲话，应该是在林彪一边，是在争取得到林彪的支持。得到林彪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这一点，对当时不掌握军权的“中央”，十分必要。毕竟，林彪的工作一直在军中，而与“中央”领导及其他常委之间没有多少工作交集。

　　自“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达近十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其在中央的影响力自不待言。

　　毛主席的信是在武汉写的，周总理是在何时因何事去的武汉，围绕着给江青的信，都谈了些什么？如此种种，都语焉不详。而这，对于人们了解“文革”，了解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很难想象，“文革”若没有周总理的支持，凭借毛主席一人之力将怎样。

　　从网上披露出来的可信的信息看，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虽然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据说，而且是朱老总家的人发文说，会上，一些人却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朱老总。其中，就有林彪。指朱老总为“野心家”、“军阀”，这在“文革”中闹传的纷纷扬扬，有人甚至把井冈山“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这是事实。

　　特别是在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通过“四清”已经在党内“明朗化”了。当面对“二把手”主持会议的时候，焉知那不是避开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转移视线”？转移到何处？事实上，转移到了一个处于退休状态的八十多岁的老翁？这说明最有可能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政治局常委朱老总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常委基本上“一边倒”的倒向了“中央”。毛主席多次说他是“少数”，不是虚言。当时，有多少人相信？当真？。

　　关于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是“文革”的“第一役”。与会人员都有发言，或者说都表了态。这个会议记录至今仍然保密。它的保密，极大的影响着人们对“文革”的客观认识。至于会上有谁说的是真心话，有谁是“违心”的发言，还真的不好鉴别。不过，如果有谁认为毛主席所谓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朱老总，不能不让人笑掉大牙。像笔者这样一个当年刚刚参军的解放军战士，断不会相信。可这样的事却偏偏发生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反常现象，就很值得令人深思。

　　在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内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陈云在上海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并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经济工作。林彪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军事上，长期的下级。邓小平是在法国留学时期周总理的同学。他们与周恩来的渊源都比毛泽东久远、深厚，都非同一般。倒是与“二把手”的交集比较少。

　　可以说，周总理在党内“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影响力非同一般。自1927年的“五大”进入政治局之后不久即进入常委会，直至“十大”，一直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任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政治局常委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历次党内斗争中，历史的转折中，都居于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立于不败之地。在党内的地位虽然居于第三位，在一、二把手之间，周总理站在那一边，天平就可能向那一边倾斜，影响力不容小觑。连老百姓都看到的事，毛主席不会想不到。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本来没有私交，早期的工作，也少有交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国革命的复杂、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纯粹的同志关系和战友关系。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介布衣，从建党，到担任党的主席，一个重要特征是，他没有立自己的“山头”，不搞“山头”，而且一贯的在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对人、对事，完全是出于公心处置。即使是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在“文革”这样重大问题上，能不能争取获得周总理的全力支持，事关重大。这，已经不仅仅是“文革”该怎么进行，而是能不能进行下去。

　　周总理对待“文革”的态度，至今没有看到详细的，哪怕是一般的报道。公开的报道不足以解开一些人的疑惑。现在，看到的仅仅是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与周总理的关系。仅仅是从形式上看问题。

　　毛泽东把信给周总理、王任重看。主要是给周总理看。王任重不过是见证了那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和那样的一个历史性文件的存在。

　　一些人责难毛泽东为什么不把致江青的信给其他领导看。

　　据最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人民网资料”《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谈“文革”》中说：“信中却对党内斗争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这封信是给江青写的，但谈的却是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而当时江青并非中央领导人，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此信写成后，只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没有给其他中央领导看。此信写完后，毛泽东将原件销毁，后来用的是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那写“资料”的人是何方神笔圣手，没有显示。看来他知道的还挺多。他怎么就不“灵机一动”，再多想一想，毛泽东是何等人物，他的信“为什么”要按照他的思路和意思去写？为什么不能写给自己的妻子谈自己的想法？难道毛泽东是无缘无故地那么做？不过，对于那些势利的文痞，要求他或者他们为毛主席着想，或者说“换位思考”是看错了对象，很不现实。

　　毛主席给谁写信，写信之后怎么处理，给谁看，难道不是他老人家自己决定的事么？还劳烦别人瞎操心？他们表达的无非是对毛主席处置那封信的方式不满。

　　毛泽东为什么把信给周恩来？这事本来应该去问毛泽东与周恩来。怎么在他们生前没有人去问？

　　从毛主席写信的对象看，当写那封信的时候，应该没有准备让周总理看，更没有想到给林彪看。因为，信中对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的那个讲话“感觉不安”，他怎么可能把这种“不安”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传递给一个“晚辈”？

　　如果毛泽东只是给江青写封信，江青看了，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看了，也就完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她做不了什么了。毛主席在信中也没有要求她做什么。或许只是让她对局势的发展有些应对的思想准备。对毛泽东，她帮不上多么大的忙。

　　周总理到武汉后，是在谈到什么问题时，毛主席才与周总理谈到给江青的信，一般说应该有个“由头”。这无从知道。可能要沉入历史的最深处。没有人知道并透露周总理武汉之行二老都谈了些什么。

　　周总理武汉之行，“文革”肯定是话题。从周总理那里，毛主席对“文革”中发生的问题，应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且并达成了共识。于7月16日畅游了长江，说明那时的精神状态还不错，之后18日回到北京。期间，满打满算，不过十天时间。这，应该是毛主席与周总理会面的结果。

　　周总理携信去上海把信给江青看，再专程去大连传递这封信，显然是毛主席与周总理经过深入的商讨，在“文革”的问题上，得到周总理的全力支持后，才有可能给林彪看。周总理专程去看望林彪，焉知不是去说服、动员他在“文革”问题上支持毛主席？

　　周总理专程带着给江青的信去大连去面见林彪。应该是一部险棋。其中有难以解释的谜团。周恩来何以有把握不辱使命？只有周总理自己清楚。应该从周总理与林彪的关系中去分析。而这方面文字，少之又少。

　　周总理把信给林彪看后，为什么销毁，其中也应该有说法。

　　总之，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党内意见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写给江青的，内涵的信息量非常大，意义也非同一般。

　　从结果上看，这封本来是写给江青的信，成为“文革”初期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思想沟通、深入交换意见的桥梁和纽带。这时，它就不再是只给江青本人的了。它成为了联结周总理、林彪之间的中介。是它，把政治局中的三位常委联系在了一起。

　　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且是“唯一”，这显然是在突出显示毛主席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与先前的其他“战友”的关系，好像不那么“亲密”了。这，不过是为了加强和突出林彪的地位而进行的“包装”。其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真实的情况如何，堂堂的共和国元帅，难道自己心中没有一点数？在今天看来，他有“赶鸭子上架”的嫌疑。

　　毛泽东在面对“文革”发动的艰难时刻，一封“家书”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扭转了“文革”初期的形势，共同走过了人生的最后的岁月，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政治遗产。

　　在“文革”处在紧要关头，特别是在毛主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周总理为什么支持毛主席？这，正反映了周总理的原则性、判断力和立党为公的品格。

　　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在这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信任，是基础。

　　林彪看到周恩来传给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心情肯定是复杂的，很难说他能高兴起来。周恩来到底跟他说了什么，至今没有一个字的披露。二人之间肯定不是只说官话、套话、家常话。

　　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作为一个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元帅，以毛泽东对他以往的信任和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对毛主席不缺应有的尊敬。是不是有与周总理与主席之间有的那种亲近，就不好说了。作为上下级之间，他们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距离，才是正常的心态。

　　而林彪与周总理之间的关系则不同。恐怕更多了几分亲近。特别是在周总理已经明确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时候，权衡利弊，他选择了与周恩来一起，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不能说出乎人们的意料，至少在当时是他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才有了８月１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组织、召开。否则，“八届十一中全会”能不能召开，怎样召开，召开的议题是什么，甚至能不能把毛主席选下去，重演红四军“七大”那一幕，都是个问题。事实上，“八届十一中全会”尽管召开，进行的并不顺利。这才有了８月５日的《炮打司令部》，之后，出台了关于“文革”的决定，即“１６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党内矛盾没有因为这次会议而解决，“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是斗争更激烈的阶段。

　　毛泽东的一封信，成功地争取到了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林彪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是需要的。至于林彪后来的变化，已经影响不了大局。而在当时，林彪站在那一边却不一样，甚至是举足轻重。“文革”初期的形势，颇与“遵义会议”时相似。

　　虽然在彻底否定“文革”中有人竭力把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切割”，“扬周抑毛”，甚至以自己的“违心”认定周恩来的“违心”。那只能骗骗心甘情愿受骗的人，不过是得到一点阿Q式的自我安慰。他们的“扬周”，却不学周，行事风格一点也不像周，倒像是在借周打毛。事实上，是徒劳的。

通过“文革”，周总理在广大党员、群众中的威望达到人生的高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砣不离秤，秤不离砣”，“相辅相成”、“珠联璧合”。他们携手叱咤中国半个多世纪，虽非同年生，却在同年死，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罕见。这就注定了今后不管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都是名垂青史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人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