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后的县长

上

　　严格说，这个题目并不确切。因为，“四清”后期，调整领导班子的时候，他就被免职，就不是县长了。这时，距赵县恢复原建制，他到赵县任县长，已经过去了5年。

　　赵县，虽然历史悠久，是全国著名的文化古城，驰名世界的赵州桥就坐落在赵州城南5里处。除此之外，甚至没有可以夸耀与自豪之处。如果说有，那就是原产于县内范庄与谢庄的雪花梨，产品一般都用以出口，即使是在石家庄市的市面上，都见不到。一般人不会想到，它却是一个没有工业，土地贫瘠，很落后的农业县。

　　看过“四清”中关于赵县的权威的资料之后才清楚了赵县在当时到底有多么的落后和贫穷。

　　当时全县28个公社，30万人口。从生产情况看，经过三年恢复，粮食由1961年的亩产171斤，总产7300万斤，到1964年总产达到12600万斤，超过1957年的总产11830万斤，亩产268斤的记载，已经恢复到57年的水平。棉花经过三年的自然灾害，由1957年的亩产51.6斤，下降到亩产20斤。比1957年下降72%，到1964年比1957年仍然低66%，还有很大差距。

　　房漏偏遇连阴雨。“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还没有抚平，1963年偏偏遇上更严重自然灾害：洪灾。县城被洪水围困，四处汪洋一片。即使全力救灾，那年粮食亩产仅78斤，棉花亩产仅10斤。国家困难，上级拨的救灾款仅1万余元，全县人均救灾款仅3.3分钱。试想，老百姓的生活该怎样？能不困难么？相比之下，“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简直就算不了什么。或许，此时，老百姓手中的粮食不比那时更困难了。

　　灾后，到1964年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都超过了１９５７年的记录，只能说恢复到１９57年的水平。而棉花的恢复仍然低很多。

　　虽然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努力，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恢复起来的确却十分困难。赵县的粮食亩产量，直到1978年，才达到238公斤，上了纲要。难得的是，大灾之后，全县社会稳定。反映的是全县人民对党的相信，也反映了县委、县政府在安顿民众的生活，组织生产自救、抗灾的工作毫无懈怠。

　　看来，赵县那是个土地十分贫瘠的县，生产基础十分薄弱和脆弱的一个县。这样的生产条件的改变，在当时靠社员的两只手，的确十分艰难。

　　想不到，赵县的生产状况竟然如此落后，农民的贫穷是可以想见。

　　就是这样一个生产极其落后的县，1960年恢复原建制，父亲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这，应该看做是组织的信任。

　　四清工作团虽然把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归结为“连年自然灾害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事实上，“老天爷”的账没有人去算，也没法算。

　　但是，工作团不看灾情的严重性和灾后的恢复和变化，显然，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看成是主要原因。认为“赵县三分之二天下不在我手”。

　　这不仅给“四清工作团”的工作定了调子，也给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定了性。

　　如此一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责任必然难辞其咎。成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起码是领导斗争不力。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被认为是“右倾”。

　　这，应该是赵县被确定为省、地“四清”试点的主要原因。

　　赵县被省、地确定为“四清”试点，是为了推广发端于河北省抚宁县的著名的“桃园经验”。所谓试点，其实就是“四清运动”的重点单位，以为其后其它县、社的“四清”做“示范”。

　　实事求是的说，“运动”并非针对县长个人，而是整个领导班子。作为主要领导的县长，此时却是首当其冲，必然成为重点。特别是，1964年冬，包括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任在内的万人“四清工作团”进驻赵县前夕的9月，即确定赵县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县之后不久，县委第一书记被调离赵县，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这样一来，父亲这个“二号人物”的地位和责任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就成了赵县“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和贫穷落后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他恐怕想不到，当初组织把他调往赵县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会在4年之后，特别是在大灾之后，刚刚有一点起色之时，却成了“四清”运动“清查”的“重点”和对象之一。

　　在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下，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事实上、从结果上看，已经背离中央文件精神，打击了一大片，起码在赵县，已经演变或者说蜕变为一场以“夺权”、“换班”为目的的政治运动。

　　“四清运动”中，包括父亲在内的县、社、队领导被上级组织当成“走资派”被“运动”，而且被组织处理的历史比那些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当成“走资派”而批斗的当权派要早将近３年。通过“文革”，对他们进行重新“审查”，其中大多被重新安排和恢复工作。

　　“四清”中被工作团当成“走资派”拉下马，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整了也就整了，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为错误付出代价，有人对受到不公正对待干部说一说道歉的话，有人甚至通过“四清”的“锻炼”而走向高位。被“四清运动”冲击的干部，“文革”中有的还继续被冲击。后来却黑不叽白不叽。查阅父亲的档案，连个“结论”都找不到，甚至连他写的检查也没有，不知这是怎么啦？或许，那个年代的档案材料被销毁了，成了一笔糊涂账。

　　赵县作为省、地“四清运动”的“试点”，万人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赵县，搞的轰轰烈烈，无人不知，影响巨大。

　　“工作团”一到，就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县、社、队，一切权力归“工作团”，开“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先河。“四清”后，赵县的社、队领导班子调整60%。县委原领导班子成员80%被撤掉，其中，不少人都受到不同的处分。相比之下，父亲仅是免职。

　　新班子里没有他的位置，调离，或许才是最好的安排。否则，留在赵县领导班子内，由副书记兼县长降为哪怕是一般常委、一般的副县长，留在县委领导班子内，明显是昭告全县，他是一个有问题，有错误，甚至是“四不清”干部，起码是组织信任度的降低。

　　降级、降职在那个年代是对犯错误的干部的一种比较严厉的处分。虽然共产党的理论没有高低贵贱，但是，在世俗人的眼里，在一般民众的眼里，甚至在组织领导的眼里，那就是被贬。只要是被贬，一般人会推测一定是犯错误、出问题了。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不那样看，不那样议论。组织或者领导也不会出面做任何解释。如果形成舆论，则很难开展工作。让人背后指指点点，工作起来，心里不会舒服。

　　“四清”之后，地委的领导曾经找他谈话，把他调往元氏县继续担任县长。这，或许是一种安慰或者安抚。起码应该看成是他还不属于“四不清”干部，也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是“四清”运动的过关，往高里看，是还他以“清白”，是对他在赵县县长任内工作的肯定。这说明，通过“四清”，他并没有完全失去组织的信任。

　　这，固然可以印证他即使不属于原领导班子中武装部长之外的那个“好的”副书记，那个“好的”副书记，应该是县委的“三把手”。在“四清”后的新班子中继续留任，任“代县长”。父亲，或许可能属于领导班子中“比较好的”干部。毕竟，他还没有受到行政或者党内“处分”。更重要的是，他的被免职，具有必然性。在没有“第一书记”的赵县，作为县长被“免职”，在该县“四清运动”中就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焉知不是为了印证四清工作团进驻赵县时关于赵县的形势的认定，以“成全”四清工作团的“成就”和对赵县形势认定的“正确”。

下

　　“四清”之后，地委并没有兑现与他的谈话。总之，他也没有到元氏去任县长是事实，而是到了石家庄市郊区白x村搞“四清”，担任的是工作队队长。

　　那年，他41岁，党龄27年，在地方担任县级领导十余年。在赵县应该算比较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在他的同龄人中，很少有人有他那样的经历和资历，这就形成了他与领导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

　　不料，在白伏村的“四清”中，在对待村党支部书记的问题上，被认为是“右”。看来，他那个“四清”工作队队长当的并不顺。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四清”中发生的这等事，还是从父亲提供的“检查”文字中，第一次知道。甚至可以说，他的“检查”，既是我认识父亲的一个窗口，也是有意识的认识父亲的开始。

　　我向来认为父亲是竭力与上级“保持一致”的党员干部，他怎么能与上级不一致？不过，这应该不是故意的。甚至不认为他曾经与上级在为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而发生正面冲突。据工作经验判断，应是工作中与上级领导无意“撞车”，属于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对于这种判断，自己曾经表示怀疑。或者就是与工作队中的其他领导或者工作队队员发生的意见分歧，反映到了上级领导那里。

　　那个村党支部书记到底是何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没有说。多年后，我也无精力和无意去那个村里了解情况。是谁，是什么人认为他“右”，他也没有说。应该或者是领导“四清”的工作团的领导根据他的工作汇报而得出的结论，或者是工作队里的什么人与父亲意见不合，向上级打的“小报告”，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个因“四清”而下台的干部的认识，自不足为凭。被认为“右”，也毫不奇怪。结论出自谁之口，父亲当然不可能写在纸上。

　　在“宁左勿右”的政治气候下，他怎么能明知道是“右”，还故意犯那种“错误”，与上级领导“对着干”？不过，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工作方式。

　　无论“左”还是“右”，都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弄不好就会扯到“立场”上去。“右”也常常被认为是领导“软弱”、“无力”的表现。

　　幸亏父亲出身于劳动家庭，个人历史是简单、清晰、而光荣，几十年里并无大过。特别是经过“四清”这样运动的审查，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一个县长去担任一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本也说不上什么“重用”。若再免职，就无处可去。上级虽然认为他“右”，充其量恐怕认为他也就是个认识问题，工作能力不强的问题。

　　因此，他没有被撤换、调离，只是为了加强工作队的领导力量，派去了一个区委书记做指导员以“指导”他的工作，为他把关。或者说派去了个“监军”。是不是被“架空”，不得而知。不过，这在当时参与石家庄市“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说明，领导“四清”的领导，认可了父亲的“右”，恐怕不认为是多么严重的事，否则，必然撤换。

　　最后对那个村党支部书记是怎么处理的，父亲也没有说。现在，也可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了解。而那个党支部书记也未必知道父亲因他还落了个“右”的罪状。

　　由此观之，尽管赵县的四清工作团可能把父亲列入了领导班子中“比较好的”中的一个，肯定认为他不属于“较强干部”。那原因，或许就是认为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表现的软弱，无力，换言之，就是“右”。这才招致了全县生产的“回落”。

　　由此分析判断，看来，进驻赵县的四清工作团与石家庄的四清工作团，未必是一班人，在“右”这个问题上，对父亲却是“不谋而合”，认识高度一致。

　　若不是看到他在“文革”中“检查”，就难以知道在他的人生中还有这样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样的“细节”，不，包括在“四清运动”的答案，在他的人事档案中都查不到。从中，我也悟出了一点什么，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几十年中，地位“坚如磐石”，毫无进取。

　　在“文革”中的“检查”中，确切的说，在对问题的交代和陈述中，看到他所谓的“右”不只是在“四清”工作中，好像具有“一贯性”。

　　早在1963年的抗灾中，他“不分敌我”，提出的 “同灾同救”，应该属于“全局性”的“右”。这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就很不适宜。为此，“文革”中也曾经做过检查。“四清”中是不是做过检查，不清楚。在我看到的那个草稿中，没有记忆。不过，好像没有人对此揪住不放。仅是自己“上纲上线”检查，承担责任而已。现在想来，不在于他事后怎样“检查”，重要的是他在当时怎么想，怎么做。

　　至于在具体工作中的表现，仅从他曾经提到过的两个案例看，说他右，也无从分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获鹿任职时处理一个“历史反革命”时，没有把他开除，此人后被严厉的处理。到六十年代在赵县，涉及到对一个犯生活作风方面错误的干部的处理，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开除公职，而是给了“出路”，曾经有人质疑。

　　孤立的看一件事，也许看不出什么。这一系列的事例，都可能给某些人留下“右”的印象。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既反映了父亲与人为善的“人性”，也反映了他对党的原则和政策的理解。按照后来的话说，是“给出路”，绝说不上是有意站在坏人一边。

　　联想到他在抗战中的回忆。一次，区政府筹钱、筹粮。因为当时环境实在恶劣，极其困难而又急需，负责钱粮的区干部找到他，他没有推辞。在与区小队的战友商量后，他与一个战友黑夜摸到日伪军炮楼驻地伪乡长家中，待之以礼，晓之以情，开诚布公。由于数量较大，他虽然面带难色，仍然答应。根据要求，在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数把钱、粮送到我方人员手中，解决了一大难题。说明他信守承诺，相信八路军游击队。这一次的交往，也是对敌伪人员的争取，为我所用，他并没有“卸磨杀驴”。这个乡长是不是有血债，有什么问题，不得而知。一次去我去他那个村，顺便打听了一下，据说解放后被镇压。

　　一个奇怪，其实也不奇怪的现象是，当初那些表现的相当“极左”而“反右”的人，到后来的反“极左”之时，却又成为了反对“极左”的足可以成为“先锋”的人物。

　　更令人想不到，让我大跌眼镜的是，父亲，这个深受“极左”之害，每每被批为“右”的老干部，十多年之后又居然成了“长期极左”的代表人物。

　　1979年7月，《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编造、炮制的轰动全国的“拔瓜事件”中，有记者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理论”，大兴问罪之师。以父亲为县委书记的正定县委却成为了河北省乃至全国“长期极左”、“僵化”、“保守”的典型，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的挞伐，只不过仅点了“拔瓜事件”所在地的公社书记、社长的名，没有点他这个县委书记的名而已。那年，他已经５５岁，论资历，起码在石家庄地区已经是最老的县委书记了。与他同资历的人，不是高升，就已经退休了。

　　到底什么是极左，什么是右，好像需要说他是右的时候，他就是右。需要说他是极左的时候，他就是极左。事态常常“一边倒”。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他都全然不顾，也顾不了，默默地承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凭良心，凭党性，按照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办事。这就是父亲。

　　经过“四清”的父亲，如何认识“四清”中的一些做法，以他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应该从来就没有把某个或者某些人在“四清”中的行为和问题，看成是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上的错误。

　　按照常理推测，他对“四清”的认识不会不反映在他担任“四清”工作队队长期间的工作中。他的“右”，显然是相对于一些人在“四清运动”中的“左”。

　　自“四清”及之后，在“反右”的人那里，他就是“右”。到了反对“极左”的时候，有人又把他当成 “极左”。他处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无力改变谁，也无力改变这个现实。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右”，有多少人清楚？在某些人那里只不过是个“莫须有”。是真是假，完全取决于“上意”。说你是“极左”，你就是“极左”，不“极左”也“极左”。说你“右”，你就“右”，不“右”也“右”。哪怕是真的“极左”或者“右”，只要“保持一致”，站对了队，就统统不算是事，既往不咎，一概赦免，该重用的照样重用。我，不只是有感于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

　　“四清运动”因“文革”而终止。“四清工作队”何去何从？事实上他无处可去。最后，根据上级“那里来那里去”的原则，他回到了赵县，参加那里的“文革”。而此时回到赵县的他，已无任何职責。除了工资关系，“发工资”之外，一个被免职的干部，好像与赵县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尤其不再是赵县的“当权派”。他说，“个人也有点自知之明，格外小心”。面对业已形成的不同派别的组织，用他的话说，他已经是“死老虎”，以此为由，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一派。在不同的派别之间，游刃有余，比较超然。不同的派别，特别是群众，也没有人为难他。

　　当“造反派”夺权，“争取”他参加“革委会”的时候，他都婉言拒绝了。不能不说，他这是一步“高棋”。那个时期，曾经目睹了一些“老干部”因为“站队”而陷于被动，甚至站来站去。

　　倒是有的领导干部却迫使他对被“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表态。而他，只发表了一个支持“群众组织”的声明，回避了“临时权力机构”。那领导干部虽然不满意，却也无奈。

　　好在，没有过多少日子，有人知道他在赵县“无所事事”，就把他要到了地区根治海河指挥部。看到他的“检查”才知道，在那里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虽然这是一项临时性的工作，不管如何，起码摆脱了当时的尴尬境地。

　　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革委会”招回赵县，“审查”历史达一年多。这样，三年就过去了。当“审查”结束，重新复出，被任命为赵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已经到了1970年。1971年底，因在干部“落实政策”问题上与主要领导有分歧，请求调离。地区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1972年初，赴正定县走马上任。

　　（以上根据父亲的“检查”和有限的资料分析、整理。挂一漏万，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很不具体，很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