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瓜事件”中的县委书记

　　在报道“拔瓜事件”中，《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华社》文章《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一文煞有介事的说，中共正定县委在7月21日还发了一个“通报”。现在可以说，这是记者与媒体为了欺骗国人而编造的县委文件。

　　为了圆“拔瓜事件”这个谎，不但捏造公社文件，而且编造县委文件。是谁给了他们那么大的胆量？他们的造假，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

　　中共正定县委在“拔瓜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其实是敝人最关心、最揪心的事。正因为关心，才在三十多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查阅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尧山壁教授的“拔瓜事件”，先是一惊。之后像是做梦一样，猛然间得到的一个惊喜。这就愈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县委的态度。当了解之后，心才释然，平静了下来。

　　一个轰动全国，让全县陷入“长期极左”的“拔瓜事件”，当事人当然难辞其咎。在看到“县委”对“事件”的责任人处理的那么“轻”，仅仅是个“通报”时，还很纳闷。捅了那么大的“楼子”，甚至捅到了“天上”，让全县颜面扫地，成为众矢之的，怎么就只做了“检查”？虽然看得出可能“从快”了，决说不上是“从重”，甚至可以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明为“处理”，实为“袒护”、“包庇”，明显是在敷衍。这毕竟是弱者与强者的较量。

　　据在县委领导身边的人说，县委领导总的态度是保护“拔瓜事件”中的干部。对于这个说法，深信不疑，这是当时能够想到了的。

　　现在回味，当年中央的、地方的大报、小报大肆炒作正定县“拔瓜事件”的时候，除了记者编造的“县委”的那个所谓“通报”，居然看不到正定县县委、县政府及其领导在此事中一言半语的报道，就不要说“检讨”了。也没有看到正定县的社、队干部和社员投送的稿件。全国沸腾，唯独正定县沉静，县委也真沉得住气。好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墙外暴风骤雨，墙内风和日丽。甚至连通常的惯常的“表态”都没有。这种态度，在中国那浓厚的政治氛围中，同样是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当时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来，原来是他们“心中有数”。正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而广大农民群众，也没有谁到县委、县政府“上访”、“讨说法”，要什么“自主权”。

　　而那时的县委、县政府的门口，完全是开放式。两扇大门敞开，没有保安，没有门卫，连一个栏杆都没有。在门口的右侧，只有一间传达室，一个人值班，负责收发报纸，会客登记等，人员进出很方便。没有人到那里“上访”、“静坐”。

　　一些平素不看报，看不到报纸的人，甚至不知道正定县曾经发生过什么“拔瓜事件”。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而在后续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到对于县委、县政府什么人的处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拔瓜”根本就没有“轰动全县”。没有“惊动”县委、县政府，即使是主管的县政府领导，并没有人介入那个“拔瓜”，当然也不知道“拔瓜事件”的发生。

　　在“拔瓜事件”被制造出来之后，县委、县政府没有迎合舆论，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当力图找到县委、县政府关于“拔瓜事件”的文件或者会议纪录的时候，结果是一无所获。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形成专门的文字文件。

　　如果说在“拔瓜事件”轰动全国之前，县委、县政府没有看到，没有意识到“拔瓜”会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因此，没有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形成“文件”还可以理解。但是，即使“拔瓜”成了“事件”，县委、县政府仍然没有专门进行过研究，以至也看不到县委、县政府关于“拔瓜事件”的文字记载。这，其实也反映了县委、县政府在“拔瓜事件”问题上对于媒体报道的一种蔑视与不屑一顾的态度。

　　从几个知情者那里了解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并没有被“拔瓜事件”缠身，只由一位领导负责处理此事，应对记者，其他领导仍然按部就班，做自己的工作。而那位负责处理、应对突如其来的“拔瓜事件”的领导，其实在当时是想到了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老资格的“老八路”。没有想到的是，他如知情人所说，坚持实事求是，从保护干部出发，态度“像钢一样”，“非常有原则性”。从一开始，他就不同意《河北日报》关于“拔瓜事件”的报道的。他的这个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果然，负责处理“拔瓜事件”的县委领导就是县委书记冯xx。是个出生在农村，抗战中打游击在农村，在新中国县级领导岗位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干部。这样的资历在正定县无出其右者。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和学历，就农业中的一些问题，或许称不上专家，也决不能说是“外行”，尤其是与那些记者及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相比。

　　对于棉田里种瓜，他说：“种瓜不能吃，吃了要死人”。说明他清楚地知道棉花从幼苗就开始打药，常常是比较剧毒的农药。棉瓜间作，特别是西瓜成熟、上市，人吃了之后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清楚的。拔掉瓜苗，损失的不过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百八十元钱。而吃瓜吃出人命来，即使吃不出人命，把人吃出个好歹，也不单是用钱，用更多的钱所能摆的平的。

　　县委领导的态度，与我原来想象的大不一样。我原来的认识是建立在“拔瓜事件”确有其事的基础上。以为，面对来自高层的强大的舆论攻势和政治压力，县委领导可能是“两边抹”。既要应对上边承担责任，又要安抚下边“正确对待”。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而是一边倒，态度鲜明地支持公社领导的工作。不但没有向公社施加压力，而且认为公社领导“做的对”，鼓励“顶住”。没有与舆论“保持一致”。在公社干部最需要理解和支持的时候，得到了他最坚决，最有力的支持。这种毫不含糊的态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他居然认为是“胡说八道”。反映了他对于媒体的报道极其反感、愤怒和蔑视。

　　他还认为：“他们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味”。“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害人的路线”。这是记者与媒体诬蔑他们为“极左”的有力的回答。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为了群众利益，那些处在群众之中的基层干部的理解和实践，要比那些生活在象牙塔里夸夸其谈的文人政客的理解深刻的多，差别也大许多。

　　他说：“现在不是‘文革’，报纸不能指挥一切。现在是党委领导，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把问题说到根本上了。

　　《人民日报》评论员说：“留村公社的领导人，因南庄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服从他们那一套，竟讲什么‘县委领导我们，我们领导你们’。”

　　县委领导公社党委，公社党委领导村党支部。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规定的组织原则么？一个共产党员，泱泱大媒体的评论员，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们还配做共产党党员么？

　　且不说公社领导人是不是说过“县委领导我们，我们领导你们”那样的话。就是说了，如果他们懂得共产党党章中的组织原则，那话错了吗？如果那话说错了，那么，《人民日报》的评论员认为公社的领导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做？谁该服从谁的领导？他们难道还可以“踢开党委”，听从他们那些记者的胡言乱语么？

　　从组织原则上说，任何人都有建议的权利，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权利。若无授权，记者凭什么对县委、对公社党委指手画脚？县委、公社党委对那几个记者为什么要言听计从？

　　在县委，公社领导面前，颐指气使，颇有当年“造反派”的风范。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钦差大臣”，有权发号施令么？他们又那里知道，这个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历经枪林弹雨，“四清”中“上楼”、“洗澡”，脱了一层皮，“文革”中与不同派别的“造反派”都过过招的老头子怎么会吃他们那一套！

　　在面对媒体的污蔑、攻击，公社书记曾向他提出，“给处分行，调离也行”，说明他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否则，提什么“辞职”、“调离”？

　　这位县委领导说：“没有错误，调离不行。还在这工作”。似乎是在斩钉截铁的下命令，毫无余地。大概也是给公社书记吃“定心丸”。公社领导毕竟是县管干部。公社书记说他给公社领导“思想方面支持，行动方面支持”。那种态度，好像看感觉到了他在区小队时的作风。

　　他还说：“不要与他们争论，跟他们争论没用。原则上不让步，他们再来，可以讲些空话”，“俯下身子把工作做好，咱们的日子还得咱们过。”这显然是一种现实的态度。敷衍，也许是对付那些老爷、少爷们的最好办法。

　　那位记者还曾经找这个县委领导争论。没有捞到便宜。事后散布说“县委顽固不化”，“极左”，“没有认识”，并扬言“叫正定县安生不了”。可见他对正定县委的不满和不满的程度。

　　在那些无冕之王，大记者，大媒体的眼里一个公社书记，一个县委书记，不过是个科、处级的“芝麻官”，在京城，在省城，多如牛毛。在那些见多识广的大记者面前，算的了什么？不过，这次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历来就把名与利置之度外，而不吃他们那一套的“老八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决不是善心、恻隐之心，他们在媒体上还没有把这位老八路揪出来，点他的名，说他是那位公社书记的黑后台，正定县“长期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或许还有些顾忌。“拔瓜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心中恐怕比谁都清楚。

　　果然，在与那位县委书记过招之后没多久，记者故伎重演，利用职权，编造了正定县韩家楼公社高平村为县委小汽车好走，“毁青苗，占耕地”的假新闻。他们或许是想给正定县委眼色看。县委、县政府同样没有理他们那一套。这次，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制造出一个“青苗事件”。相比“拔瓜事件”，添那点恶心算什么？分量甚至比不上一点苍蝇屎。

　　事实上，是高平村为了出行方便，在原来从村到公路的一截约一公里左右的土路，加以整修。

　　其实，那些记者并不知道，在七十年代，县委、县政府没有小卧车，只有两辆北京牌吉普车，一般都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到市内地区开会、办事时乘坐。下乡，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即使是这个最年老的县委书记也不例外。常常是办公室找他，听说他骑自行车下乡了。有时，怕他身体有个闪失，还要派车把他接回来。全县几百个农村，一辆吉普车一年能去几次高平村？这反映的是一个记者无奈之下阴暗的报复心理，到了不能不用这种卑劣的、下三烂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无奈。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说明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黔驴技穷了。“拔瓜事件”大概也到了该收场的时候，到该溜的时候了，再放上一枪，给自己壮一壮胆。

　　在“右”这个罪名时髦的时候，在“四清”中，他曾经被认为是“右”。虽然没有把他的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撤掉，却为他派去了一个“指导员”为他“把关”。这是他在“文革”中的“检查”中提到的。当“极左”这个罪名时髦了，领导还没有说什么，大媒体、大记者却把“极左”而且“长期”，这顶足以毁掉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大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而且还“顽固不化”，“通报”全国，广而告之。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说他什么，他都是那样的淡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有他的“原则性”。什么是“右”，什么是“极左”，他有他的理解，与那些告刁状的人，乱扣帽子的人不同的理解。

　　当我与那位公社书记交谈家父这位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说我把父亲看低了。其实，我与家父在一起的时间有限，甚至常常感到陌生。对他的确知之甚少，只是根据现象按照“经验”和“常规”推测而已。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把他看低了。之所以把他看低，是因为，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自记事，到他1987年离休，三十多年中，就没有见他“进步”过哪怕一小步，也没有听说他受到过什么奖励。一直是默默地做着那些做不完的事。那样的干部，在北京，即使是工农干部中，也没有见到过。在知识分子干部中就更是绝无仅有。

　　父亲，毕竟不是“先知先觉”。他不会，大概也没有意识到借“拔瓜事件”而大谈特谈“自主权”是为日后的解散人民公社、解散生产队做铺垫。随着生产队的解散，“自主权”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这是他退居“二线”之后的事。即使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预测到人民公社会解体，生产队会解散，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中央、省、地没有明确规定实行“承包制”之前，他也不可能冒“违宪”的风险，去实施后来才确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党性原则，党的纪律，这点修养，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起码常识。

　　县委领导对大媒体的强硬、不妥协的态度让，与我想象中分析的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寻找“拔瓜事件”的真相，让我对父亲的认识跨越了一个认识阶段，得到一次质的升华。让我改变对父亲以往认识的，正是那位在“拔瓜事件”中忍辱负重，受尽冤屈而不低头的公社书记。

　　对于那位公社书记，县委的确做了“处理”，不过，既不是记者编造的“通报”让他“检查”，更没有接受他的请求调离、辞职，而是继续坚守岗位。通过“拔瓜”事件，不久，把他从留村这个全县一般的公社调到了西兆通这个全县领头的公社任公社书记去了。虽然工作上是“平调”，而两个公社在全县中的地位却不一样。这反映了县委、县政府并没有因为“拔瓜事件”而降低对那位公社书记的认识和看法，而是相反。再到后来，他担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到正定县委领导班子调整，父亲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时，如尧山壁教授所说，那位公社书记担任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如今，虽然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仍然退而不休，热心社会工作。实践证明，那位公社书记是一位难得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都过硬的好干部。

　　地区在“拔瓜事件”上，究竟是什么态度，县委与地委是怎样“沟通”的，已经无法确知。据说，有人提出要给当事人以处分。这或许是当事人请求处分的原因。那位公社书记到兆通任职之后，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曾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西兆通公社抓好种棉，同时抓好多种经营”的情况。这应该看做是一种褒扬。

　　对于“拔瓜事件”，记者、舆论可以欺骗国人，因为国家太大。但是，欺瞒不了当地的干部、群众。正定县，特别是留村公社，就在省、地领导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并非听不到干部、群众反弹的意见。

　　在1980年1月20日下发的《全省棉花生产会议纪要》中要求“正确处理国家计划和生产队自主权的关系，保证完成国家分配的植棉面积，努力提高单产”。“不要搞不合理的间作套种”。这显然是针对因“拔瓜事件”给棉区干部造成的困扰而言的。

　　尧山壁先生在《拔瓜事件》中说的更清楚，更明确，在第二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明确指示，“棉花地里不许套种西瓜”。

　　“拔瓜事件”闹的轰轰烈烈，制造者的个人目的、政治目的或许早已达到，比较令人欣慰的是，剧中、剧终，地委、县委没有制造悲剧人物。这说明省、地有头脑清醒，是非分明的领导。县委处变不惊，对于稳定全县群众、干部情绪，保护干部，鼓励干部坚持真理，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国政治的变动时期，他们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对“拔瓜事件”的了解，了解了他在“拔瓜事件”中的态度之后，才彻底改变了对父亲的“感觉”，扭转了以往认为父亲不过是靠老资格吃饭的“成见”。

　　正定县，毕竟是父亲工作了十几年，付出了心血最多的地方。

　　正定县，毕竟是四十多万干部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曾经创造了中国农业史上的奇迹的地方。

　　正定县作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粮食高产县，没有县委领导班子的团结，坚强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切先进典型，包括大寨、大庆、塞罕坝农场的共性。唯此才能够凝聚力量，同心同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父亲在正定县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领导。在其中的作用，应该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决不是什么“长期极左”。他在正定县的十几年中，严于律己，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正定县的一物。调去正定县的时候什么样，离开正定县时，除了年龄老去，还是什么样，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艰苦朴素是他的本色。

　　正是由“拔瓜事件”，特别是弄清楚了事实真相之后，针对关于正定的某些报道，开始写一点关于正定的事。虽然简单，表达的是一点心意。这并非完全为了父亲，也为正定县遭受到的流言蜚语及诬蔑不实之词感到愤慨。随看、随想、随写。写到愤怒时，言词难免不激烈。

　　鲁迅曾经说过：“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还说：“做几句不疼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鲁迅：1935年1月4日《致萧军、萧红》）时至今日，也不想掩饰自己激烈的情绪。整理出来，随他人怎么“随想”。有的虽然发在了某“博客”中，结果大部被删除。

　　对于家父，最近，看到一个朋友整理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家父生前未必知道。其中谈到曾任地、省领导的一个评价：“他很有胸怀，非常务实，很有党性观念、组织观念，也为正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对年轻一代传帮带做了大量工作”。那个评价的分量很重，是事实。

　　没有一点“特点”，他这个“外地”干部也不至于在一个县工作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