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九一八，关键是勿忘九一八的根本原因

　　今日又是“九一八”，无数中国人说“勿忘九一八”。然而，我们勿忘“九一八”，是勿忘什么呢?仅仅是勿忘87年前有过这么一个事件吗?如果是，显然没有意义。我们之所以“勿忘”，是要勿忘造成“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尤其是根本原因。只有清醒地牢记“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我们的“勿忘”才有意义，才会避免第二个“九一八”。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是中国落后。然而，满清比大明落后得多，几乎方方面面都落后，为什么是满清打大明，而不是大明打满清?类似的案例，能举出很多。

　　有人说当时中国实力远不如日本，然而，甲午战争时中国实力远强于日本，为什么是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又然而，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的国力差距，远远大于“九一八”时期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为什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侵朝联军从鸭绿江畔打退到三八线?类似的案例，也能举出很多。

　　还有人说这原因，那原因，这些原因可能都有道理，但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那时的中国一盘散沙，人心不齐。

　　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几乎都是为一小撮人服务的利益集团。名义上拥有全国政权的蒋介石集团是最大的军阀集团，为了大资本家、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用所有能够用到的残酷手段消灭异己，大批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惨遭杀害，造成了中国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群体对立。所以，当时中国各地反抗风暴此起彼伏，地方军阀也虎视眈眈。

　　统治黑吉辽平津冀热察北中国的奉军张学良军阀集团虽然改旗易帜，但是并没有改变奉系军阀的本质。今天影视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演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友谊”，胡编乱造罢了!如果张学良与蒋介石有那么深厚的友谊——不要说“深厚”，哪怕是有“深厚”的百分之一——为什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几乎支撑不住的时候，他却坐在山海关外看热闹，而不是一开始就助蒋一臂之力?等到蒋介石撑过了最艰难的时候，胜负已现，张学良这才挥师入关，依靠强大武力占有平津冀热察，几乎恢复了乃父巅峰时期的势力范围。

　　今日有无聊学者纠缠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有无给张学良的不抵抗电报，挺蒋者说无，挺张者说有。似乎有这封电报，则张学良没有责任，蒋介石承担全责;而没有这封电报，则张学良承担全责，而蒋介石没有责任。其实，有与没有都一样，都不能洗刷他们对民族的罪责。以当时蒋张二人的状况，老蒋给张学良发这样一封电报，张学良未必拿它当一回事，老蒋不给张学良这样一封电报，张学良也肯定不会抵抗。如果张学良那么听蒋介石的话，中原大战不会等到蒋介石翻过山坳再参战。

　　为什么说张学良肯定不会抵抗?当时奉军势力涵盖黑吉辽平津冀热察，如果张学良抵抗，一定会是前有日寇，后有老蒋，南北夹击，最后的结果是一败涂地。而如果张学良不抵抗，即便丢失黑吉辽，也还保有平津冀热察。对于军阀集团来说，保存实力最为要紧。

　　有人说，你怎么能假设蒋介石会配合日寇夹击张学良?有这样一问的，应该好好读读中国历史。我这不是假设，而是历史事实。长城抗战时，二十九军“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是被蒋介石抄了后路。冯玉祥组织“察绥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多伦，也是被老蒋抄了后路。冯玉祥被迫隐居，方振武被迫出洋，吉鸿昌被残忍杀害。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又是被老蒋抄了后路，十九路军还被调往福建。

　　这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逐渐高涨之时，蒋介石军阀集团尚且如此不顾民族大义，试想“九一八事变”之时，老蒋怎么会失掉消灭奉系军阀、从而把势力延伸到平津，乃至东北的机会?老蒋在扩张势力范围这方面，从来是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的。对于老蒋的这些心思，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马家军、龙云、王家烈、刘湘、刘文辉，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各路新旧军阀势力，个个都看得清清楚楚，奉系军阀集团怎么会笨到看不清楚?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寇蓄意制造事端侵略中国的图谋早已不是秘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张学良少帅不聋不哑不傻不呆，岂能不知?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张少帅本人却远离东北躲到北京抽着大烟留恋于赵四朱五石榴裙下，奉系大佬也纷纷离开沈阳是非之地。一个企业一个县镇尚且知道明确值班制度，偌大一个奉系集团，三千里偌大国土，面对日寇咄咄逼人，居然没有值班制度，以至于事变发生时，北大营没有人主持工作，沈阳城没有人主持工作，面对冲入北大营的600名日本铁路守备队，7000正规奉军成为遭到屠宰的羔羊。次日，日军进占沈阳，只有警察局长黄显声带着少数警察进行了抵抗。黄显声将军出于民族大义，组织抗日义勇军，活跃于南满和西满地区，沉重打击了日寇和伪军，一时声势浩大。田汉和聂耳感于黄显声将军的民族大义，心潮澎湃，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但是，在前有日伪进攻，后有蒋介石、张学良拆台的情况下，黄显声的抗日义勇军很快失败了。

　　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发展情况看，日寇的狼子野心是外因，中国统治阶层各怀鬼胎是内因。事物的发生发展，内因是主，外因是辅。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假设能够说明问题。倘若蒋介石、张学良当时不计本集团利益，哪怕心中有丝毫民族大义，奋起抵抗日寇，区区600日寇铁路守备队怎敢进攻7000正规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即便日寇敢于冒险，又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天?即使是7000头猪，也不至于在一个晚上就完蛋吧。

　　“九一八事变”后，老蒋一直想方设法把势力延伸到平津乃至东北;不能实现时退而求其次，舍弃东北换取日寇就此打住;后来又打算承认满洲国和华北五省自治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并恬不知耻地多次派代表商谈出卖国家利益，其中就包括时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多次与日本沟通，意图以东北权益换取军火来消灭共军、镇压各个地方实力派。《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一个个明里暗里的卖国条约逐渐喂大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使日本军国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以至于危及到蒋介石的统治，此时，老蒋才不得不举起抗战这面旗帜。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蒋一直与日寇谈判投降条件，甚至直到1939年之后，还通过花旗银行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没有钱装备抗日队伍，却有钱资助敌军，孔祥熙还美其名曰“守信誉”，这种笑话亘古未有，世界无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老蒋才停止了与日寇的勾勾搭搭。如果不是日寇战略判断失误，条件太高，再次上演“蒋汪合流”亦未可知。

　　毛主席在《心之力》中说：“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即国力不济。”大概就是预言的蒋介石、张学良之流。

　　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各自心怀鬼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民众也是一盘散沙。“九一八事变”后，有黄显声奋起抵抗日寇，但是有为数更多的汉奸早早打开沈阳城门接应日寇。在东北大地，虽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但是也有数量绝不少于他们的伪军协助日寇进攻。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或者缩在一角看热闹，或者胆小怕事躲得远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贪图小惠不顾大义。淞沪会战时期，日寇意图从金山卫包抄中国军队。但是，当时金山卫沿海滩涂不利于登陆。于是，日寇派出细作，给登陆地沿海村民发放手电筒和一些小礼品，条件是某某时刻打开手电筒为登陆日军照明。村民拿到小礼品，如约为日寇打开手电筒。国军也好，日军也罢，在村民看来，都与我无关，谁给我好处我就帮谁。所以，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包抄刘公岛是中国人献出妙计并带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是大批中国人担负后勤保障，全面抗战爆发后几个日军就能依靠汉奸占领一座县城并能有效维持秩序……鲁迅先生的《药》，何其深刻乃尔!

　　中华不自辱，谁能辱之?

　　毛主席说：“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无善终。”“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917年的毛泽东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其思想认识自然没有后来深刻，但是也看到了中国国力衰弱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开始改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大力推行集体主义，提倡并鼓励互相帮助，使根据地人民逐渐凝聚成一股绳。从此中国人的面貌不一样了!所以在正面战场，一盘散沙的国军和国统区，打一仗败一仗，甚至出现老百姓帮助日军缴械几万正规国军的情况;但是在敌后战场，缺枪少弹缺吃少穿的土八路不断反攻，解放大片国土。当时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是，日寇进攻一地，国军丢失一地，八路跟进收复一地作为敌后根据地。日寇见此，为避免八路势力更大，于是放弃进攻。直到日寇投降前的一个月，德国法西斯已经失败，日寇的灭亡也为期不远了，一盘散沙的国统区居然还丢失了几十座县城。而共军却在同时期收复了同等数量的县城。这就是人心齐不齐的差距。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虽然刚刚经历百年战乱，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但是依靠齐心协力，打败了美帝野心狼。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沃克们满心疑惑，几年前在日寇面前不堪一击的中国人，怎么几年后在强大的多得多的美军面前爆发出如此顽强的战斗力?他们后来才找到答案：人心齐，泰山移，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了。所以从朝鲜战争停战至今六十多年来，美帝虽然忘我之心不死，但是再未敢对中国言战。

　　毛主席在《心之力》中说：“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即国力不济。”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的心凝聚到了一起，中国才走上了伟大复兴的光辉大道。如果，有什么政策导致人心变散，那是自取灭亡之路。钱很重要，GDP很重要，但是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至于富豪榜怎么排，房地产怎么搞，股市、期货怎么炒，明星如何小鲜肉，对凝聚人心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或者弊大于利，对民族复兴没有好处。更有甚者，国企私有化，农村分田单干，雷锋被抹黑，由于人心散了，只会给民族复兴减分。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