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改变——记＂串联＂的日子（一）

　　序言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借六一儿童节之际，我把对12岁时“串联”的回忆发出，经过对毛主席“破除迷信”，“思想解放”的否定之否定，我发现，我还是那个少年。

　　老汉我不禁放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播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一）出发

　　1966年11月初，在青海西宁青大师院附中上初一的我，感冒病愈后在学校门口见到同学李建，之前不久李建和我吊在学校大铁门上，一边在开合间享受着转轮一样的荡悠，一边庄严筹划组织了一个由我起名叫“永远革命”的战斗队，这个组织除了我和李建，还有一位瘦小的同学安生荣。

　　安生荣家在学校所在的苏家河湾，是当地农村土著，我虽家在部队大院，但几个月前才从千里外的戈壁滩格尔木转来，在班里举目无亲，且转学资料被教育局丢失，成了来历不明的黑户，故同处在今语“鄙视链”的低端。我和安生荣，加上开朗的李建，革命群众组织“永远革命战斗队”就举行了一次成立活动，以后因为串联和各自有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李建问我为什么不去串联？并告诉我现在只要到学校文革筹委会开介绍信就可以出去，他指着教学楼高处“于立巡（若没记错的话）必须悬崖勒马”的大标语说，找他，班里和学校其他班同学几乎走光了，我也开好信了，你可能找不到伴了。

　　有这么好的事？我懊悔病得真不是时候，匆匆赶往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一位初二的同学在缠筹委会的领导，原来零星人员必须3人以上自由结合才能开到介绍信。领导说中央已经控制，介绍信只能开到郑州，北京上海广州就别想了。

　　这位高我一级同学脸色白净，戴着一幅透明塑料框的近视眼镜，一脸的帅气。在极度惋惜中，他脑子一转，提议由他和他高二的姐姐、我三人组合开信，那位正在挨炮轰的领导打量了一下，就顺利开给了我们。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字，陈存瑄，陈存琇。

　　陈存暄，在1967年是省会西宁知名度很高的名字。就在我们一同串联3个月后，2月23日，他和170多位群众在《青海日报》社被部队的冲锋枪打死了。弹雨扫进楼上广播室窗户，一位军官喝令集中火力打死广播员，陈存琇只得用毛主席像挡住子弹，摘下眼镜，戴上顶军帽，跑下楼连夜和伙伴涉过寒冷的湟水河，爬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个情节，是在给陈存瑄移墓时，他的父亲，一位瘦小的老人用南方口音，在悲痛欲绝中讲述的。老人抚摸着儿子遗容，“他们多残酷啊……”，痛彻心扉的语调，至今依然清晰。

　　陈存琇和伙伴连夜到北京后，受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群众组织旋即平反。在贴在大街小巷的传单上，可以看到中央与赴京告状团对话录中有陈存琇的答话，可看到周总理等领导话语愤怒，怒斥下令开枪者的嗫嚅支吾。

　　1967年4月初在北山下，当沙土从狰狞的遗容上被拨开时，我竟然丝毫也联系不到陈存瑄年仅15岁的清秀帅气面庞。移墓进烈士陵园，文革后，听说被移了出来。（关于事件的背景，可参看网文，文中难免错处，以我1972年底以前在青海的感受，自认大致是客观的，也是难得的。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09-10-14/16645.html）

　　开好介绍信第二天，我穿上改小的父亲的旧军装，系上父亲棕色的人造革武装带以及红领巾，遗憾得心中隐隐作痛的是没有红卫兵袖章——市教育局丢失了我的小学毕业转学资料，红卫兵组织因我“身世不明”而没有发展我，即使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响当当“红五类”，1966年秋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标语贴在学校礼堂里，我们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饭，穿过礼堂时赫然在目。血统论流行过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那是北京高干子女传来的口号。

　　没有学生证，没有校徽，凭着一纸介绍信到火车站换了车票，就出行了。

　　母亲在被子外包了一张线毯，用军队的背包带在背包上打了个井字，母亲没当过兵，三横压两竖的方法是我当兵后学会的。然后送我出门，从虎台的205部队大院，走到五四大街的气象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和陈家姐弟会合。在西宁火车站，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把将满12岁的我嘱托给姐弟俩。串联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提及此事，母亲还感叹道，想起来居然那么大胆。那时，父亲在几千里之外的西藏部队，音信杳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生活，独自做出送我“串联”的决断。

　　（二）在西安

　　陈家姐弟和我鼻梁上都架着个透明塑料框的眼镜。火车开到宝鸡附近的隧道群，我晕车向窗外吐去，陈存琇用纸擦了窗台，胳膊伸向窗外仔细擦净，一点也不嫌弃。许多年过去，存琇大姐的模样自那一刻起，就清晰印在我脑海里。

　　西安到了，我们被安排在大雁塔旁党校礼堂，走道铺上麦草就地当铺。凭介绍信和粮票买饭票，钱不够可只交粮票，打借条就可就餐。串联结束后到第二年，还可在收发室见到各地接待站发来的，对一些不自觉者的催款信。

　　世界真小，我们遇到不少本校同学，其中有陈存暄同班的郝宏升和他上初三的哥哥郝宏福。

　　不远是正在基建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工地。

　　那时节文革如火如荼，接待站附近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进行曲风格的雄浑的合唱有：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就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以及清脆高亢的女高音独唱：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时而传来充满青春激越的女高音口号：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其音调激昂、气势如虹，文革结束后几十年再未听到过。那旋律，那音调，时至今日依然十分清晰。

　　人情绪饱满之最，我还看过藏民粲然笑容露出牙齿的雪白，有一年，藏族社员拥军慰问父亲所在的拉萨西郊兵站，他们唱着藏语的毛主席语录歌，有欢笑有愤怒，扮演牛鬼蛇神者，脸上抹着锅黑，或卧或跪，都吐出长舌，在众舞者手指中间颤抖。黝黑面孔的欢笑，让人联想起一副著名摄影作品，西藏农奴焚烧契约时的笑容。

　　再就是西影工地上扩音喇叭中女高音的激越了。这个时期以后这种声音就多了，更多的是“打倒@＊○……”的口号，但一开始的印象最深，如铭刻在脑。

　　晚年想起，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都是一种生命力的激越。道德经中说及赤子之心，赤子，婴儿也，混沌，纯净，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因此婴儿的啼鸣，又是至诚至真的纯静，无论播音员咏叹式的高亢，还是农奴雪白牙齿的粲然。

　　“串联”三年后，1969年夏我去拉萨看父亲，当时九大已开过，乱局基本不再。在布达拉宫前看到群众游行，广播里响起“……‘农奴戟’的小将们走过来了……”，骄傲少年的我心中暗笑，这算哪门子“小将”啊，老气横秋，满脸褶子，其实，1959年民主改革后，藏胞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才10年，以当时的平均寿命，十八九岁，也就相当中年。

　　空气中充满兴奋，陈存暄带我去了西北工业大学。哪里想得到，五十年后已成威震海内外的大学。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搭起的草席架上。今人可能不知草席架，即用碗口粗的木棒埋在地面上，绑上麦草席，形成长墙，刷浆糊贴大字报。浆糊一般是从各单位食堂领的面，开始是储粮室扫地的面，在水房打开开水龙头，用木棍猛搅面桶，一桶热气腾腾的浆糊就准备好了。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起初讨论颇讲文明，大字报后标上“请勿覆盖”，“请保留某日”或“请保留至某月某日”……以后混战，不讲武德，故意覆盖，直到互撕大字报，有的干脆就在对方大字报纸面上用粗笔，刷上标语。

　　我拿出珍贵的日记本，那是十岁生日时，母亲送给我的两件礼物之一。当时我在格尔木22医院住院，报过病危，礼物是母亲对我的特别呵护。后来小儿科的护士阿姨评价过礼物，雷锋头像塑料皮的日记好，一把精致的玩具宝剑不好，帝王将相。

　　回顾那时，1964年，正在思想革命化之际。护士随意评价院领导的家属，那是单纯的人际关系。而22医院，作为设在青藏公路中段的军队医院，常深入基层，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高原生命守护60年，近年改编为其他番号了。

　　在西工大抄到一篇童话似的文章，管它寓意或含沙射影的谁，有趣有可读性就行，记得结尾有：坛子里倒出一股污泥浊水，雄鸡高亢一唱，昂然跨过浊水向前走去.......文革后，看了网上资料，才有了全局性了解，知那是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各地学校都在用大字报反击之前的工作组和学校领导的残酷斗争，这是“大串联”的背景。斗争扩大化，有始作俑者，历史不容妆扮。

　　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兄长来电话神聊，聊及串联，当时即已上高三的他谈及初中生时说，他们都是童心，我在电话这头笑曰，一点不错！我抄的大字报，选的就是童话故事。

　　母亲特别相信“穷家路富”，离家时从生活费挤给我30元。从青藏戈壁滩草莽贫乏之地进入大城市，我显然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侵袭。在钟楼边西南角，惊遇只在小人书中见到的糖葫芦、元宵！还有一种煎得深橘黄色的橘饼……——这种小吃以后几十年居然再未遇到过（直到近日，我在西安回民街旅游漫步，发现很可能是我记错了，应该是煎柿饼，问了几家，商家都说经营30年了，至少不是57年前吃过的那家，尝了一个后，我坚信是小时记错了，橘柿混淆）。畅游了市中心的“革命公园”，在西交大对门的人民公园，生平第一次划了船。

　　后来我在一家文具店买一个带塑料放大镜的铅笔帽的时候，一位中年店员问我，小同学，你们串联是为了什么，我理直气壮的告诉他：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博得他笑嘻嘻的赞许，他的赞许是由衷的，大凡读过8月5日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没有不赞许的。

　　毛主席年轻时是文言文高手，办农民讲习所后上井冈山，文章写得极为通俗易懂，但依然不逊《孟子》的气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排比，对仗，一气呵成，直抒胸臆。

　　我的逍遥玩乐很快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批评。我清楚记得，存琇大姐对我循循善诱：周总理说，串联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已记不清去西工大抄大字报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

　　那铅笔帽我买过不止一个，因为那时的透明塑料放大镜不经磨，揣口袋不久就不透明了。由于我的炫耀，陈存琇可没忘揪着我领路去吃元宵，那时她在我眼里是我仰视的成年人，现在回想，不过是高中少女。

　　从西安向东必须预约登记火车票，预约排队已经到一个月以后。绰号“佛爷”的郝宏福手里有一张去北京30张车票的预约证，即将到期，因有多人已自由行动，我们三人可以填补进去，真让人欣喜若狂……可以去北京了！

　　离家时带的30元已经被我挥霍殆尽，发电报向家里要钱，母亲又汇了30元，离开西安的那天，陈存暄替我拿上行李，和大家先行去了火车站。我拿着车票和汇款单取款，和党校收发员吵了一架，因没有带照片的学生证，收发员不能确认我的身份，我要求他好好为人民服务，不料被反问，你能代表人民？于是急的大吵起来，找到领导，后终于在汇款单盖上章去邮局取了款，经过一番生死时速般的紧张，终于天黑时，在西安火车站候车队伍里和大伙会合。

　　我和陈存暄在西安已成为好朋友，虽然在住宿的党校礼堂舞台上，我们摔过跤，被他压在下面不能动弹，怄过气。在候车广场从他手里拿过行李时，感到兄长的亲昵，那雪白的牙齿和微笑，永远不会忘记。

　　那时父亲在西藏部队，高原收入高于内地，每月向家汇钱，母亲在串联中给的钱应当是一笔巨款，而陈家是普通职工家庭，人口多，和他们的简朴相比，我出手阔绰简直像是富家子弟，但这点并未影响我们的友谊。火车站进站拥挤中，我和陈家姐弟及其他同学瞬间挤散在人海中，从此各自分开，分头向北京串联而去。

　　12月回到学校重逢，格外亲切，我邀陈存暄到住在总后青藏办事处东楼的我家去玩，他还借了我的一本书。以后一回忆到此事，母亲就十分内疚，总要喃喃念叨：没有留孩子吃顿饭，那是一位多么清秀文静的男孩！

　　在西安，除了西工大，还常去西交大，已是1966年的11月份，西交大到处是打倒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口号标语，在西交大礼堂里，打倒刘邓的标语已赫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