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们：右派反“左”是力保私有化方向

几何

不出所料，在反思改革、各种意见直接交锋、大家通过辩论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某些极端的右派冒充公允，拼命反“左”保右的奇观，还是在2006年1月的新华网上率先上映了。虽然，这种拙劣的表演已经在2005年后期受到过尖刻的批评，其总导演高尚全遭遇了四面楚歌的窘迫。

2005年1月13日，新华网主页头条转发了《?望新闻周刊》的文章《中国改革正处在关键而微妙时期，要力排两种干扰》。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原所长、退休的常修泽教授在文中提出，坚持改革首先“要注意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倾向的干扰”，“力保改革方向”。

但是，这位教授在文中没有遵守学术范式，引用所谓的“左倾化”言论并注明其出处，标明其影响力大的事实，以证明“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基本方向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有的传播怀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言论和情绪，有的甚至想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并且，他的文章中有明显的理论和逻辑混乱现象（2006年1月15日 《乌有之乡》片一：“与常修泽教授讨论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常修泽在文章中反这反那的，就是对于地球人都知道的在中国客观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右倾化’倾向一言不发，对于他本人要捍卫的 “改革方向”的内涵也是语焉不详，似乎在掩饰或隐藏着什么致命的要穴。

常修泽的这种手法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右派借口“反左”坚持其极右立场的惯用手法：危言耸听，乱扣帽子，将对手妖魔化；绝口不提主流媒体上新自由主义右派言论的主导话语权和拙劣表演，以维护其私有化的右派改革方向和纲领。为此，后来他们也接过了政府和左派的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口号掩饰其本来面目，并将其一贯的错误主张隐蔽得更深，尤如一条变色龙。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主张私有化是不变的核心政策要求。

这种人已经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一种联结境内外特殊政治势力、学术势力和经济势力的大喇叭、大嘴巴。对待他们制造的种种错误舆论，已经不是采用“请客吃饭，绘画绣花”的方式所能够解决的。一个朴素和大众化的办法，是把他们真实的新自由主义右派面目和私有化“改革”方向公之于众，大白于天下，让党和人民群众，以及党的主要媒体看清楚，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么，言归正传，常修泽要“力保（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他要“力保（的）改革方向”是在中国实现私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他是一个信奉和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纲领的右派教授。2005年4月26日，他在《?望新闻周刊》发表了“国企改革十大深层思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和高尚全一样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虚假的表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闪烁其词地端出了他的私有化方案：

其一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拥有自己的产权，而不是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偏离人们产权关系的基本均衡点”。这就是要把国有产权量化到个人，实行产权私有化！

其二是，“国有经济占GDP总量的比重，……大约在20％左右”符合 “本国情况”。这是要使私营经济占我国GDP的80%左右，让私营经济主导中国！

其三，“原国有经济掌控的基础设施领域、公用事业领域和其他垄断性领域，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之势，从外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把中央关于竞争性领域的所有制调整政策推向其它领域，要求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和重要领域实行英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

这三个要点，就是常修泽在《中国改革正处在关键而微妙时期，要力排两种干扰》中，想说而又不敢说出来的要“力保（的）改革方向”的主要内涵。为了“力保”这种私有化的方向，他当然 “要注意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倾向的干扰”，闭口不谈反右（反私有化）的问题。。

在改革的实践中，常修泽是如何表现私有化情怀的呢？

2006年1月11日，韩强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揭露“常修泽曾经支持顾雏军：2004年8月郎咸平公开挑战科龙，郎顾之争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只说一件事：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与会成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副所长张文魁，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常修泽，产业所副所长胡春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卢东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等，他们都是来自政府机关、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重头人物。（《顾雏军回应‘七板斧’质疑》，2004年10月25日《?望东方周刊》）这个名单里有常修泽！那么请问……常修泽为什么支持顾雏军？”

2005年6月24日，在国家发改委经管所举办的一个改革论坛上，常修泽等人积极附和了宏观院刘福垣副院长的建议，主张在“十一五”期间采取断然措施，用五年时间推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各产业（2005年4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刘福垣：“只有国有资产，没有国有企业”）。

至此，常修泽主张、“力保”私有化“改革方向”的问题，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其次，他要“力保（的）改革方向”是在中国实现彻底的市场化，他是一个迷信市场万能的教授。他在文章中认为，市场是纯洁的处女，无瑕的鲜花。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有人 “塞进”市场里去的，有问题的市场是“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其实，从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名家，没有人认为世间的市场是洁白无瑕和万能的。哈耶克似乎是个例外，但他在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也没有看到地球上哪里有一个没有内生性缺陷的市场经济。所以，假定常修泽实现了私有化的梦想，他最后也看不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市场。按照他的逻辑，莎士比亚也是上了“伪市场化”的当，有“左倾化”倾向，因为莎士比亚居然写了《雅典的泰门》一类作品，控诉市场交换中的金钱关系颠倒了是非和美丑！左拉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更是如此了。

韩强问道：“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与会成员名单里有常修泽！那么请问顾雏军是不是伪市场化？常修泽为什么支持顾雏军？” 常修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最后，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需要党和政府管一管以少数退休干部和教授为带头羊的私有化方阵，警惕他们在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上，借口反“左”，肆意保右，继续坚持全面私有化的反宪、反党章立场。2005年末，在常修泽之前，退休干部高尚全在“保卫改革”，反击“左倾翻案风”上火了一把。但是，在人民群众和一些高层人物突然看到高尚全同期发表的私有化纲领以后，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005年12月30日《乌有之乡》绿水青山：“评高尚全政治两面派背后的私有化‘改革’纲领”）。

常修泽与高尚全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没有的。他尾随高尚全们之后，反对宪法、党章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主张私有化的目的和两面派手法如出一辙，利用国家的主流媒体与中央唱反调，他们前呼后应，前仆后继，在2006年里继续上演着新自由主义的拙劣闹剧。估计他们至少要闹到17大。这是右派们的一种政治战略性安排和预期。

面对这种情况，在2006年里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发改委应该研究研究以少数退休干部和教授为带头羊的私有化方阵的成因，并切实解决党和政府的个别研究机构和媒体应该为谁家做嫁妆、为谁家挖坑的大是大非问题。

右派老将们的公信力和社会资本几乎拼光了，那些在体制内暂时不说话的中青年新自由主义者们下一步将如何动作，这些新、老人之间下一步将如何打配合，我们拭目以待。

附录：

评高尚全政治两面派背后的私有化“改革”纲领

2005年12月30日《乌有之乡》 绿水青山

2005年10-11月，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的“中国改革论坛”等会议和媒体上，该会会长、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连连发言和发文，批评有人“说什么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是“搞和平演变”。为了证明中国的改革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我向中央主管领导同志反映过这个意见，他说，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小的。我们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了宏观调控，所以不能否定改革”。高尚全并强调，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条底线。他还自我介绍说，一位副总理表扬他的意见说得好！

但是，高尚全果真坚持有邓小平理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改革吗？

2005年11月7日新华社的新华网报道，高尚全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是中国的“明天”。新华网的报道如下：

“ 新华网杭州11月6日电（记者谢云挺、朱立毅） 在此间举行的第三届浙江•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

高尚全说，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前20年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解决企业活力，今后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

高尚全说，民本经济在浙江最有代表性，目前浙江已经形成民本经济的格局。他把浙江民本经济的特点概括为“五千”精神，即千辛万苦来创业，千家万户搞生产，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山万水跑市场，千头万绪来扎根。他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

众所周知，浙江省的私营经济已在地区经济总量中达到70%以上的比重。高尚全认为，全国的明天就是这么一幅私有化的样子！这根本不是中央领导讲的那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小的”改革。

在此之前，10月31日的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杨晓平报道，“体改会建议赋予农民完整土地财产权”。当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改革论坛”上， 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发布了“推进要素市场化”的报告，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建议。

“体改研究会报告认为，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亦即土地可以转租、抵押和自由买卖,……只有当农民拥有了完整的土地财产权，才有可能真正具备法律上的财产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获得政府提供产权保护的客观基础。而强调政府的产权保护职能，就是要逐步确立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市体场交易制度，建立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之间的‘契约’关系，……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提供产权保护才具有真实的涵义；也只有在这种涵义上，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才得以最终建立。”

事情至此已经非常清楚，高尚全和体改会一些人要坚持的“改革”，并不是那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的“有邓小平理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改革，而是要在工、农业领域实行全面私有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高尚全说了但又不承认的所谓“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搞和平演变”的“改革”。

所以，顺着那位中央领导的话说，这是一种必须“否定（的）改革”。

所以，何新说，张五常和美国政府一些人竭尽全力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 “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腐蚀了一些要人充当私有化和搞垮中国的急先锋，不是无的放矢。

高尚全们的言论，也是对于2005年所谓的“改革与反改革之争”的一个注释，它告诉善良的人们，改革一词背后有形形色色要求，有进步也有反动。

2006年就要降临了。岁末年初，在经过一年多的网络论争之后，看到中国新自由主义阵线的一线人物由黑发的青壮年教授们变换为白发苍苍的退休干部，看到他们的言行由肆无忌惮变换为遮遮掩掩、两面三刀，深感人民力量的伟大。但是，恐怕2006年及以后，在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中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会更复杂，“战斗正未有穷期”。

希望高尚全和体改会一些人，今后不要“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拉大旗做虎皮，而是人前人后言行一致。以“改革”为名，推行私有化是虚伪和软弱的表现。有勇气的，请掀开私有化的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