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帅军：正确认识西方现代大学治理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

　　［摘要］美国大学的领导权在本质上始终都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掌控。美国的私立大学，是由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出资建立的;美国的公立大学，是由资产阶级的政府出资建立的，州政府对其有直接管辖权。联邦政府则通过资助和法律等手段，控制着两者的发展。两者贯彻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意志。一旦大学内出现对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构成威胁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其决策、管理、学术、监督以及教学的各个层面。很多人在讨论美国大学治理体系时，忽视了领导权，有的甚而视领导权为无物，这是本末倒置。美国所谓的学术自由不是原则而只是手段，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其霸权利益才是其原则。我们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高校办学方针不同，治理原则不同，模式也不尽相同。在一流大学建设中，我们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学建设的先进理念、制度和做法，但不能盲目搞“四权分立”。

　　［关键词］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西方学术自由  高校办学方针  资产阶级

　　近年来，在一流高校建设中，经常听到一种观点：西方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现代大学制度或治理模式，而我国高校今天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这套制度。这套制度的基石就是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前者表明了大学校长对教师和学生的权力界限，后者表明了政府与大学的权力边界。只要建立了这套制度，我国高校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改善大学的治理结构，将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监督权设定为平行关系”“不允许其中的一种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更不允许一种权力替代或侵害另一种权力”。这个主张可以简称为“四权分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西方学术自由与否反映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美国一些人声称，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其包含了学术自由。而推崇美国高校的国内一些人也认为，正是学术自由的土壤孕育了美国很多新思想和创造力，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其实，这一观点非常片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它可以说是部分正确;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面，则绝大部分是错误的。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政治迫害狂潮，学术不自由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迫害左翼进步人士的浪潮，在这期间，没有学术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影响。第一次政治迫害浪潮以1917年和1918年的《联邦反煽动法》及其修正案为标志，迫害对象主要是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组织以及罢工工人，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者，学术研究受其影响不大。

　　第二次政治迫害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泛滥和《国内安全法》的通过为标志。在这次政治迫害浪潮中，不仅美国共产党和很多进步团体以及大批进步人士成为打击对象，而且许多科学家、学者、演员也被调查、跟踪、监视，甚至坐牢、被驱逐出境等。比如，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奥本海默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著名演员卓别林被驱逐出境;阿瑟·米勒等320多名演艺界人士被列入黑名单并失去工作;文学家托马斯·曼被迫出走瑞士。连爱因斯坦也公开表示，如果他还年轻，“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另外，高校教科书受到审查，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美国驻外使馆进行藏书清查，75位作家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近200万册书籍被清理，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马克·吐温的小说都被列为禁书。许多州也清查和焚毁了很多书籍。[1]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氛围下，很多人连基本安全和工作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学术自由、教授治学。

　　（二）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学术自由的真面目

　　20世纪60年代，随着麦卡锡主义退潮，美国学界似乎重建了学术自由，恢复了学术自由形象。为何出现这种变化?真实的学术自由究竟如何?

　　1.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影响力上升，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处于被动状态。美国统治阶层在压制进步思想和组织的同时，采取多方面措施，开始进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推广美国的哲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完善，中美关系缓和以及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降低，美国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从被动防守转入进攻，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管制，转而向全世界兜售其学术自由主张和美国价值观，用这套东西影响世界各国人民，为其谋取巨大的霸权利益。

　　2.美国的学术自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利用资本剥削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为其辩护的理论主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过多年的演变发展，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在整个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中大行其道;20世纪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新自由主义虽然给某些国家和地区带来过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更多、更长久的是社会贫富分化和分裂动荡。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当资产阶级没有遭遇危机时，他们可以在国内允许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存在，并在边缘刊物上发表言论;在国际上，他们打着自由的旗号宣扬他们的理论、制度和价值观，给人一种实行学术自由的假象。而当资产阶级觉得形势紧张时，他们就会采用高压手段迫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干涉学术自由。美国从政治迫害到恢复学术自由的转变说明：美国所说的学术自由不是原则而只是手段;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其霸权利益才是原则。

　　3.美国的学术自由要符合资本利益集团的要求

　　很多人以为，自然科学与政治关系不大，搞自然科学研究是有学术自由的。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对资本主义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科研人员是附属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他们要为其服务，常常不得不在科学研究与应用的过程中违背人类良知和科学常识，这在医药研发方面尤为明显。比如，美国一些大医药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研发经费，让它们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为药物滥用制造借口，把一些本来正常的现象捏造成疾病，让一些本来不需要服药的人长期服药，甚至终生服药。20世纪60年代，美国药企把儿童中普遍存在的活泼好动、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差等现象称作“最低脑机能障碍”，并研发了精神类药物利他林“治疗”此症，让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药企研发人员和家长等进行自由辩论，最终使大批儿童成为受害者。[2] 利他林具有成瘾性，被戏称为幼儿可卡因，21世纪初600万儿童在吃利他林。[3] 幼儿已经在吸毒，更遑论成人世界的毒品泛滥。在美国，合法毒品种类越来越多，合法毒品问题愈演愈烈，这种现象与资本利益集团资助的学术自由并不真正支持保护人类健康有关。

　　4.美国的学术自由还被利用成为愚民手段

　　客观地说，在欧美历史上，学术自由对学术研究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该积极作用已逐步消失。学术自由还被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愚民手段。

　　据美国作家斯奇瓦兹披露，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实施人脑控制实验计划，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强致幻剂试验。教授们堂而皇之地在学术自由中编写致幻剂使用手册，公开招聘志愿者，使许多学生成了瘾君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瓦解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影响，美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从多方面鼓吹大麻合法化，引诱青年在追求“自由”中吸毒、性乱、堕落，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及反抗精神。1972年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曼还为政府帮腔，撰写了《禁酒与毒品》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没有权力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武力来阻止一位同胞自杀，更不用说阻止他喝酒或吸毒。”他认为毒品合法化将使得贩毒分子的“利润不复存在”，利润不存在了，贩毒行为自然就少了。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弗里德曼还提出，毒品合法化将减少美国的犯罪，“在美国瘾君子犯罪占全部街头犯罪的1/3~1/2。使毒品合法化，那么街头犯罪将大大减少”。[4] 毒品合法化还将减少腐败，许多警察和行政官员出于毒品暴利的诱惑，倾向于配合贩毒分子，而合法化将使得这类腐败荡然无存。这些逻辑是如此荒谬，不值一驳，但却在美国大行其道。

　　随着发达国家进入所谓后现代阶段，在知识界泛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享乐主义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世界观本来就鼓励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人容易沉醉于感官娱乐，而不去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这样，资本主义的存在才不会受到威胁。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又助长了这种倾向，因为它反对探究事物本质，否定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形成的对真理、进步、理性、道德的探究传统，消解一切、怀疑一切、瓦解一切，这使人很容易落入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感官享乐的陷阱。尽管这种思潮最初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最终却被资产阶级收编并成为其愚民工具。

　　二、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

　　有些人认为，我们只要建立一套和西方大学类似的大学治理体系，就能解决我们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一流大学。这是他们不了解西方大学治理体系及其演变的历史而得出的结论。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大学的干预

　　西方现代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的大学虽然有自治传统，但这种自治是在教会和国王权力管辖范围内的自治，缺乏学术自由，而且经院哲学势力很大。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大学发展迅速，但大学自治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在德国，大学研究过于注重纯粹学术，对实践和技术极为轻视。教授阶层固执、傲慢，拒绝改变。[5] 为此，德国政府创办了一系列专业技术学院。而且在德国统一后，针对民族主义的发展，政府逐步限制了柏林大学等大学的自治权利。在英国，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政府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改造封闭的大学，让新的学科进入大学，建立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调控职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在建国初期曾想设立国立大学，但因受限于分权制衡理论和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未能成功。直到1862年，政府才资助一批专门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的学院，开始大规模干预高校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运用立法和经济手段，进一步打破高校的封闭体制，将高校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上述历史说明，教授自治是有局限性的，他们不是真理的代表，也不是当然的权威，他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成王国。也正因为如此，当大学发展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时，资产阶级会毫不含糊地进行干预，一步一步将大学编织到控制网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大学自治不过是资本网中的自治。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干预

　　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大学进行的大规模干预，主要涉及农业和工业学科。直到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建立前，美国政府在资助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投入不大。

　　美国最先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私人垄断资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激烈，同时，随着国力增强，美国又面临如何建立起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问题。而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地位较低，研究成果形成的出版物极少，无法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6]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一些私人资本家为主的垄断资产阶级出手进行干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4年至1928年间拿出2亿多美元资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赠款占整个社会科学所获赠款的3/4。主要受益机构包括：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衣阿华州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加州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7]

　　这对美国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获得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长期排名美国前列。罗斯福新政时期，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一批经济学家就出自该校和同样受到资助的哥伦比亚大学。[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策转向，该校又培养了大批不主张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毕业于该校，哈耶克曾在该校任教，20世纪70年代一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学者因出自该校而被称为“芝加哥小子”。

　　除了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还大量资助了美国的一些高端智库，它们为美国许多政策的制定贡献了力量。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基金会的资助范围广泛，不限于社会科学学科，还涵盖自然科学学科、文学艺术领域以及大众传播研究。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坎垂尔、施拉姆、维纳等一批美国传播学先驱人物都受到过这些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宣传机构和宣传方式，促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进一步转化为通俗的话语体系，进而更方便地操纵公众。

　　（三）霸权帝国主义时期对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大规模干预

　　美国对科学研究和大学进行干预，既有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竞争的需要，还有对科研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考虑。众所周知，19世纪之前，科研主体是个人。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科研主体变成了机构、公司组织起来的科技工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科研组织模式和主体发生了巨变。比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耗时三年，有53万人参加，仅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就有15万人。这样大的科研计划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自治”的大学和机构或者几个、几十个科学家可以完成的。因此，建立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系势在必行并成为现实。

　　从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大学、智库、国家实验室、公司实验室，以及与科研相关的公立、私立基金会的投入。[9]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联邦政府对私立大学、公立大学的招生、专业和课程设置、学校管理和财务管理、科研安排、学术自由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而对州立大学有直接管辖权的州政府则更为直接地介入学校事务。

　　国家干预对美国大学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影响了研究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高校，只能为其利益服务。今天美国各个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治理结果并没有本质差异，都必须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其次，影响了社会意识。如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共产主义被妖魔化，即使对统治阶级有反抗，也跳不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路子。比如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如此，所谓的“另一个世界”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窠臼。

　　（四）辩证看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

　　1.美国大学的自治程度已经大为削弱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自治已经大幅削弱，美国统治阶级建立了庞大的干预体系。这个干预体系在危机时是显性的，而当危机过去后则成为隐性的，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禁忌、经济利诱以及文化欺骗，也就是采用威逼、利诱、欺骗的手段。当民众接受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干预体系看起来就是自由的、自治的;而当他们认清了这个体系的本质，就会意识到这个体系到处都是有控制的，而不是自由的。

　　2.美国大学的领导权、管理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手中

　　美国大学的领导权始终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手里。美国的私立大学是由私人资本出资建立的;美国的公立大学是由资产阶级政府出资建立的，州政府对其有直接管辖权。联邦政府则通过资助和法律等手段，控制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发展，使之贯彻资产阶级的意志。一旦大学内出现对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构成威胁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其决策、管理、学术、监督以及教学的各个层面。有些人在讨论美国大学治理体系时，忽视了领导权甚至视领导权为无物，这是错误的。

　　从内部看，在美国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中，董事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其组成人员绝大部分为校外人士，而不是校内人士，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主、社会名流等，他们都是资本的代表。校长是董事会决策的执行人。学术评议会名义上是学术方面的最终评议机构，但只要有学者、老师出现不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言行，董事会和校长就会根据情况严重程度做出处罚甚至将其辞退。所以美国大学内部的管理权也是被资本牢牢控制的。那种认为美国学校是“四权分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3.外部干预体系为大学克服危机、实现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

　　如果把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比喻为种子，外部干预体系就是土壤、水、肥、气候，是人工育种、播种、管理。良种扔在沙漠也难发芽;劣种植入沃土，好好管理也可以长得好。如果种子有结构性缺陷，犹如大学或学科存在重大缺失，那么外部系统可以直接换掉种子，即建立新的符合要求的大学和学科。而且这些重大的缺陷，只有通过外部干预才能解决，靠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调整是不行的。有些人只看到美国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对外部干预体系视若无睹或不够重视，这是片面的。

　　总之，由于不了解西方国家大学治理体系和学术研究的历史演变，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模式，主张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甚至主张实行“四权分立”，这是错误的。社会制度不同，高校办学方针不同，治理原则不同，模式也不尽相同。美国高校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领导，为资本主义办学育人。中国的高校是无产阶级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办学育人。我国的高校如果不强调党的领导，不强调社会主义办学方针，而是盲目搞“四权分立”，以“去行政化”名义阻断党政部门与学术部门的联系，很可能会被“西化”，最终丢掉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丢掉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办学方针的问题上，我们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在建设一流高校的过程中不能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学建设的先进理念、制度和做法。比如，学习他们的全局思维、战略眼光以及办事高效的经验，建立并完善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对社会科学的投资制度，鼓励学术创新，加强行政服务意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重视学生参与管理实践，注重内部权责的清晰界定，等等。但这种学习与搞“四权分立”完全是两回事。

　　作者：尹帅军，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注释：

　　[1]〔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2～219页。

　　[2]〔美〕柏忠言编著：《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15～316页。

　　[3]〔美〕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著，但汉松、董苹译：《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高榕等译：《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71页。

　　[5]〔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张弛、郄海霞等译：《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2、109～113页。

　　[6]孙贵平、邹源椋：《社会资源支持下的美国一流学科建设——以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

　　[7]谷贤林：《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基金会还捐资建立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8] 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402页。

　　[9]参见樊春良：《美国是怎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