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决策的几个技巧

　　1，以民营经济利益维护者自居，对私有经济，只讲贡献，不讲问题。对国企只讲问题，鲜讲成就

　　在某论坛上，一位高官盛赞了私营经济，私营经济的这些成就当然不容否定，正如习主席所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但是，闭口不谈私营经济是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导致经济低迷的“元勋”，成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或重要纠正对象。——把私营经济说成八面美人，如同把国企说成满身疮疤，见不得人是同样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对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防范经济危机毫无益处，只能为新自由主义西化派围剿公有经济做出铺垫。

　　2，爱哭的孩子多吃奶

　　在广大城乡私营企业占绝对占比优势条件下，不谈获取了当地金融主要支持的现实，只谈钱不够花的难处。深谙“眼球经济”在决策中之绝妙，烘托围剿公有经济气氛。

　　3，作为民请命状，装扮受害者

　　把国家产业政策下贷款控制倾向放大为政治倾向，巧言为对所有制的歧视，攻击成金融界对“政治正确”的追求，把私营企业对国家反市场周期的结构性调整的反弹描述为政治伤害。准确抓住政治形势，嗅觉灵敏，搏取社会同情弱者心理。

　　4，醉翁之意

　　作为长期手法，得心应手，成效也最大。如吴敬琏、张维迎等西化派长期主张淡化所有制，意在消融公有制。此观点在党内迎合者日渐众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先生认为，“将来的企业要逐渐淡化所有制的色彩，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将来更多的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无所谓企业是哪个所有制。”(《求是理论网》)，某论坛成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先生认为，十九大就是“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1998年以来，国有控股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比从69%降至2015年的39%。这应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最新，并且作用最大的案例。

　　5，指鹿为马

　　如某西化派资深股份制研究专家提及国企加快混合制改革的五个原因，之一便是“创新能力差”，这个评价与国内外经济界的认识，与中国到目前为止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主导力量实际不符。夸大国企问题，煽风点火，大有众口铄金之势。杨伟民先生把我国特有，西方羡艳却无法实现的“全国一盘棋”体制描绘成抑制经济的祸水。

　　6，照搬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搞蒙决策者

　　在国企作用上，废弃辩证动态的矛盾分析，代之以静态的帕累托法则，实行抓大放小，将经济规模金字塔中的中底层包括公有社队企业拱手让给私有经济，颠倒了主辅配位，撼动国之根基。一些肱骨大臣痴迷于美国资助四分之一的OECD数据和名词。如楼继伟先生在对非临时用工保护方面，“中国位次居‘查韦斯极左政权’之后”的引用;如一些人对国企“竞争中性”的照搬等。某论坛一些观点相互呼应，试图把我党一贯坚持的精兵简政引向新自由主义的“大市场，小政府”，试图废止政府对市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防范功能。这些观点对西方经济学照搬照抄，既不符合西方政府干预市场的实际，更是把学问做成脱离中国实践和群众的象牙塔，中断、误导中国人以我为主的实践认识链。

　　7，曲解大政方针，偷换概念，似是而非

　　吴敬琏先生在某论坛回顾和诠释：四十年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起到了“历史性作用“，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市场手段曲解为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纲领，这是吴先生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妄议。

　　8，贴政治标签，实施恫吓

　　楼继伟先生把以私有经济为主要或重要纠正对象的“三去一降一补”的反市场周期措施，攻击为计划经济。只贴标签，不看趋利避害效果，营造“政治正确”形象，给政府施加压力。

　　9，设置前提，模糊立场

　　吴敬琏先生回顾四十年前时，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把因中国的反霸抗争使得美日欧长期的封锁解体，评价成“与国际主流经济学隔绝了多年”，“从苏联学来了它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学”，“不成功”，寥寥数语，就把五分之一人类宏大的经济起飞实践和认识变成了支流或不入流，轻而易举，丧失主体性。特别是历史虚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异端，实际为照搬西方，臣服于资本主义而占据话语权制高点。应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屡试不爽的“妙招”。

　　10，胁迫就范

　　张曙光先生无视“美国优先”的霸蛮，渲染中美贸易对抗绝非好事，要求让步妥协，警告不能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当成对抗霸权的手段。

　　所有这些手法，充分代表了资本垄断的需求，但要摆出为国为民的架势。我们列举新自由主义的种种手法，是揭露、防范他们试图用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造中国，复制苏联结局。而不是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抱有成见。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因其历史上的爱国，已经被开国第一代领袖作为五星红旗的一星定位在国旗上，今天，当年试图用左倾手法抹去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作用的小生产意识，随着中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进步，已经式微，构不成威胁。今天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发扬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因人而异，尚需要观察。人民当然会积极支持私营企业家先富带后富，尊重他们，但人们也绝不会听任私有经济坐大，对公有经济斩尽杀绝，取代其他四星，颠覆宪法，成为苏联第二。

　　我们希望无论国企还是私企，企业家应牢记习近平讲话，“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认清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垄断宗旨和买办性质，认清其脱离实际的特征，认清其并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不盲从。私营企业不和公有经济恶性竞争，挖坑设局，恶性收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义利观，以围猎公有经济为耻，共同繁荣为荣。我国宪法为私营经济发挥法定的辅助作用留好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私营经济应和新自由主义适当拉开距离，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做强做大公有制经济，在共同发展中早日主辅到位，以此为目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习主席最近对私营经济的讲话。在现阶段，共同建设好刘鹤副总理强调的现代产业链、创新经济和市场经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