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抗日外交观

毛泽东抗日外交观

    

    学术界全面论述抗日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论著颇多，研究也比较深入，而专门论述战时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者颇少见。实际上，就抗日战争时期而言，对善于捕捉主要矛盾的毛泽东来说，抗日外交是他全面外交战略的基点，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毛泽东的抗日外交观。
    外交既有和平外交，又有战时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可以成为国家的一种外交手段，因为通过战争获得胜利，可以实现国家的某种利益。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通过中国全民族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配合，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硫砥柱，所投身的抗日战争，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代表着中国的国家意志。不言而喻，毛泽东的对日外交思想主要围绕抗日展开。
    一、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当时的中国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中国的内政外交大权集于蒋介石一身，国民党蒋介石拥有代表国家权力的“合法”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原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政府，当然，这种政权带有区域性质。处于这样一种特殊位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思考与处理对外事务中，并没有仅从中共本身的利益出发，而是站在全局高度，提出并制定与中华民族利益相一致的外交思想和策略：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事务必须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936年7月23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时指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它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945年，毛泽东总结抗战外交时，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完整地表述如下：“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其二，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即“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持之，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节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其三，主张对外不要采取单一的外交政策。抗战后期，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英国记者斯坦因指出，“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英美是错误的”，或“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进步倚恃真正的世界和平。只有跟随各国热诚合作和帮助它们克服分歧才能增加中国的国际地位。”对此，斯坦因评价说，“延安的领导者们对于密切的中美关系和密切的中英关系的看法十分现实，也十分敏锐，所以他们不要求中国采取单一外交政策或者是特别依赖苏联”，“不能只限于只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
    其四，基本依靠中国自力胜敌，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想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因为“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也是各国的互助。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对日外交基本原则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首先，中共虽然是中国的一个党派，但它在对外关系中必须代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当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时，中共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在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矛盾面前，则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考虑外交问题。其次，民族独立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抗战期间，中共所有对外事务，无论是对日作战，还是与苏美英等国的交往，都以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为核心。
    二、对日——抗日就是外文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处在尖锐的矛盾与对抗之中。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对外政策都要围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主轴来进行。“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中国要免于沦亡，只有奋起抗争，抗日是当时最大的对日外交，“抗日高于一切”。具体说，毛泽东战时对日外交思想有这样几点：
    第一，军事上“武装抵抗” 日本侵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因而其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1933年日本军部已开始制定大规模地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至1937年对华作战总兵力达14个师团，在华北将用8个师团；在华中用5个师团；在华南用1个师团。而海军一开始就要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战略要地。为了执行这一战略计划，日本政府编制的1937年度国防预算支出比上一年度增长30%以上，总数达到30.4亿日元，其中直接军事费用占近半数。在这种严重局势下，与日本进行和平外交已根本不可能。面对来势汹汹的侵略，若不想当亡国奴，只有奋起抵抗。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以“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将中日战争定性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经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抗战，使日军在消耗战中失败，在正义力量的打击下投降。
    第二，通过战争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为只有完全地诚实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的目的。十大纲领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第三，实行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战包括两个层面内容：其一，是要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实现国共合作的原因：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日本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造成极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共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其次是人民赞成我们。“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再次是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人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其二，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曰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抗战的方针，一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那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如果实行后一套办法，那就不能坚持抗战，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表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第四，中日和平是有条件的。中日战争在本质上并非由中日的某种争端引起，而完全是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一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实施步骤。在这种背景下，与日本是否有和平可言呢？其一，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但是我们绝不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和平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列出了和平的七条原则：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和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撤退华北驻屯军等等。中日要进行和平谈判，必须在以上七个原则条件下进行。其二，日本所谓“远东和平”，其实是战争的别名。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英美法苏也不要反对。即“不战而亡人之国”，而中国与世界和平国家所需要的“远东和平”，则是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使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而日本军阀所谓“和平” 是使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使世界各和平国家受威胁的别名，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应该对它妨碍一下”。其三，如以条约形式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就必须将武力内容包括其中。缔结和平条约是国际交往中一种常见的形式，许多和平环境的到来是通过缔结条约而实现的。但并不是所有被冠以“和平”的条约都能结束战争的。毛泽东认为，类似于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和平公约，是不能制止目前的这场战争的。“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三、制日——须实行多元外文
    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一个很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日本侵略中国得到了德、意国家的支持。三个法西斯国家之间以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日本侵略中国，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并进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国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间的集体安全原则和国际和平阵线，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民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制日，必须实行多元外交：
    首先，联合英、美制衡日本。在抗日战争前期，英、美同日本之间虽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仍然有妥协的一面，它们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中国和日本均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英、美愿意给中国政府提供一定的援助，使中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势力，以保持它们在华利益和远东的殖民利益。另一方面，由于英、美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也由于它们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和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害自己殖民利益，因而竭力寻求同日本妥协，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的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指望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为此，毛泽东认为对英、美等国，要警惕和反对他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同日本的矛盾，尽可能联合它们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但是，毛泽东联合英、美抗日的思想依据各个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特点有所变化：其一，1935年至1937年，主张将英、美纳入反日“世界联盟”与“国际和平阵线”。1935年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华北事变后中国政局的变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变中国为殖民地阶段；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中共的外交政策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利用矛盾” 的角度提出联合英、美反对日本侵略，同时利用英、美影响国民党实行积极抗战。这样既可克服民族危机，又可解决国内问题。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外交问题时又进一步指出：由于日本的侵略不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英、美、法、苏等各国来对付的问题。因此，中国愿与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明显地淡化了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本质上一致性的看法。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公开宣布“对日绝交”，“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相协定”；将国际势力划分为“国际和平阵线” 和“德日意侵略阵线”两条阵线，并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明确地把英、美纳入到“国际和平阵线”内。其二，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毛泽东把英、美等国视为与法西斯争夺的另一个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将国际势力划分为三条阵线。毛泽东鉴于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日本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采取的“放任政策” 和“渔人政策”，认为英、美政府不可靠，它们所策动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已“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英、美已成为“国际投降主义者”和日本的“战略同盟军”，已成为国际和平阵线与德、意、日侵略阵线争夺的另一个帝国主义战争集团。英、美对日妥协以及对蒋介石集团的消极影响，是毛泽东此时期对英、美不抱有希望的主要原因。其三，1941年英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势力的划分又重新恢复到“两条阵线” 的认识。毛泽东鉴于英、美对日宣战，与中国已经形成了战略配合，在外交上重申：联合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统治的努力，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此，毛泽东将国际势力又划分为“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并将“国际和平阵线”的重心转向了英、美和太平洋各国。
    其次，联合苏联为着抗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就调整了对苏政策，改变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联苏为着抗日，而不是抗日为着联苏。抗战初期，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指出：苏联会支持中国的抗战，因为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相反它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坚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七七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在整个抗战期间，毛泽东主张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主要原因是：其一，“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毛泽东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与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避免发生反苏战争；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其二，苏联反侵略战争的态度鲜明。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也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阵线；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求解放的战争；以及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其三，苏联是援助中国最多的国家。毛泽东总结20年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指出：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惟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抗战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苏联出兵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对《苏日中立条约》的评价上，毛泽东也曾作出错误的判断。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以不得罪日本和自己不被卷人中日战争为前提，让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为目的，曾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同时，无论国民政府如何再三恳求，苏联坚拒对日出兵，反而在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私下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第三天，中共发表意见，认为条约不会影响到苏联对华援助，也不会对中国起到消极影响。但实际并非如此，苏日条约的签订，实现了苏联确保东线安全的初衷，并曾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对此，苏联难辞其咎。后来，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力量的增强，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全面铺开，苏联从战略角度上考虑，又转而帮助中国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苏联可谓是中国战时最可靠的盟友。
    再次，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是抗日的主体。毛泽东指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毛泽东把抗日的主体扩大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这样就从舆论、物资、道义等方面壮大了抗日的力量。由于中国抗日是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联合才是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基础。因此，他提出了“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的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英国为例，毛泽东曾建议英国人民督促本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积极参加属于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号召中、英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法西斯侵略者。他指出：“英国与中国在地理上是相隔很远的，但两国人民要打倒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愿望却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了。让我们手拉手打倒人类的公敌。”文章以英文版在英国发表后，引起积极反响。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者有日本、犹太、印度、菲律宾等18个民族130多名代表。大会宗旨是如何把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宗教团体结成一支坚决反日的统一力量。毛泽东重点阐述了联合战线问题，指出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毛泽东认为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抗日外交” 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其在抗战特殊时期形成与完善，并对战时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自始至终以“抗日”为主轴。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处于武装对抗的特殊历史时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对外政策，都要受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制约；中日之间，战争就是外交，抗日是当时最大的对日外交；与其他国家所有的交往都要以有利于抗日为前提。使得中共抗战外交的主要目标明确，紧紧围绕大局。其次，毛泽东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主张联合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苏联成为战时国际盟友，国共双方均得到苏联物资、军事上的援助，特别是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的行动，大大缩短了“对日战争的时间”；联合英、美等国，使其“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或“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抗战中，争取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抗日，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又赢得英、美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联合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形成强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联盟。再次，利用国际联盟力量，制衡日本。抗战时期中、日力量对比相差悬殊，为改变不平衡状况，毛泽东主张中国抗战需依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世界统一战线与日本国内统一战线，三条战线彼此配合、互动，对稳定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维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方合力大大超过了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也超过德、日、意法西斯联盟的势力。中国战场上，日本由强变弱，中国由弱变强；世界战局中国际和平阵线压倒了侵略阵线。中国以抗日为主线，以世界的国际援助为后盾，经过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终于战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进程。
   （摘自2004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