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中部：文革风云（一）

关于文革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国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本书的重点“文革风云”也正式开始。
　　关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新的中共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个伟大的汉字做出了结论，（注：即“8.27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重大错误，应当全盘否定。此后，文革中的受害者们进行了血泪地控诉，国内外的舆论、文艺作品皆对文革口殊笔伐。随着文革的彻底否定和邓小平的重新上台，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本人由“神”变成了“人”，并差点变成了“鬼”。文革中追随毛泽东“革命造反”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不是上了历史的“绞刑架”、“耻辱柱”就是进了“垃圾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
　　从目前的实践看来，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信奉马列主义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绝对没有错。但由于毛泽东自己本人的失误（包括阶级斗争扩大化、不重视发展经济和重用林彪、康生、‘四人帮’等人），文革的实践却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灾难和损失。“不承认文革初衷的积极意义和后期造成了灾难的事实，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话不是笔者说的，但笔者认为此话是真理。
　　30多年后，回首往事，看看今天，令人感慨万千。笔者无意在本书中过多地评论文革，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笔者只想以自己的经历讲讲当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某些故事，以供历史学家和后人们参考。
　　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某些人在回忆录中往往歪曲历史，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话有道理。为了避此之嫌，笔者对本书化了几年时间，反复斟酌、修改、征求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笔者自认为本书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追忆上坚持了“实事求是”四个字，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之处。
　　近些年来，文化市场和书摊充满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也出了不少，但基本上是一个调子--破口大骂。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文革的受害者及其子女，其遭遇值得同情，其立场和观点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书和文章完全是文革中派性大字报的翻版，完全不顾史实，更不考虑当今法制社会的法律责任。恕笔者直言，确有人借写书在贬低别人，甚至诬陷别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有人至今凭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和官方的“既定方针”写文革史；有人甚至对领袖人物的重大言行和通天的历史事件也敢胡编乱造，把读者当成了小学生，令人捧腹和气愤。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影视过去、警戒当代并折射未来。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话有道理。几十年来，官方处于多种考虑，一方面把文革设置为“禁区”，一方面又鼓励某些文人按照官方的调子简单地、单方面地对文革“口诛笔伐”，完全不允许不同意见“出笼”，更不允许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许多人忙于向钱看，不愿或没有时间去提及那段历史；30多年的岁月淡化了那段历史，以至我们的年轻一代对文化大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砸、抢”，就是批斗老干部，就是武斗，就是杀人放火；红卫兵运动就是“军服加皮带”，是“痞子运动”，是“法西斯”。这当然也不错，但这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它客观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如今，文革的当事者还大有人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不可能从历史的菜单中彻底删除。文革史“大家”叶永烈、师东兵、权延赤等人的“宫廷秘史”固然好看，但光写大人物也不行，况且有些历史情节演绎太多，令人真假难分。作为文革的直接参与者，本人以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实话实说，把那“峥嵘岁月”里的真实故事展示给读者，虽是一家之言难对大众口味，但决无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之嫌。多角度、多侧面地透视文革，这没有坏处，不必大惊小怪。淡化文革向前看，这是对的，但既是历史，总要有人去回忆它，研究它，以便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块石头，有人当顽石弃之，有人当文物收藏，有人为了判断是顽石还是文物去研究，去深思。
　　文革中，我曾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之一。无可否认，“北航红旗”在文革中充当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急先锋”和“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干了许多当时认为是最最革命后来被认为是最不革命的事情，最后受到了惩罚，这已经成为了历史。需要指出的是，当我和我的造反派战友们在北京积极造反的时候，我的家庭、亲友门、启蒙老师们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自己也为一年多的造反付出了终生的、惨重的代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去回忆文革，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笔者认为，本书事实上对文革的批判不亚于某些人对文革的简单咒骂。
　　本书主要是以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和我后来工作的工厂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我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为题材写出的回忆录。它不是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对于文革中我不熟悉和未参加的重大事件，如“一月夺权”、 “冲五一三”、“火烧英代办”、“揪刘火线”、“揪军内一小撮”事件等等，尽管都是大事件，但由于我没有介入，不了解内情，皆没有述及。
中央文革介绍

　　写文革，离不了“中央文革”。所谓“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它的有关情况如下。
　　1965年，报刊上展开了对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副总理、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写出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由于康生、毛主席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便让陈伯达、王力为全党写一个理论性的通知，批判“二月提纲”。这事实上是为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从此，原“五人小组”除康生外，彭真、陆定一、周杨、吴冷西皆被打入了冷宫。
　　陈伯达、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通过了这个“通知”，这就是“516通知”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错误”、“反党集团”，随后被打倒。这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由来。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516”这三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从此左右了中国文革数年的历史。“516”通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516”运动，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并演绎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此为后话。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加上了不少措词尖锐的话。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话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宣言书和最高指示：
　　“混然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杀气腾腾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事实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等人的政治死刑，当时谁看了也会大吃一惊。“老家伙们”不说，广大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就是被这段最高指示煽动了起来。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圣旨”，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地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去，向着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了火。
　　1966年5月16日，中央同时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之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就这样成立了。人员组成由陈伯达、江青提名，报政治常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据王力回忆，张春桥的副组长开始没有，是江青提议增加的。姚文元开始不是成员，江青提议让姚参加时，陈伯达反对，因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江青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加进去的。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多时，共十八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堂忠，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森，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森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该四人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王任重代表中南局，张春桥代表华东局，刘志坚代表解放军。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开始是王力，后来改成办事组，由肖力（即李钠--毛泽东和江青之女）负责。
　　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陶铸、王任重、刘志坚陆续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成员不断减少，最后剩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中共九大时，五人全进了政治局。历史的事实是，中央文革组长虽然是陈伯达，实际上是江青说了算。
　　下面的历史事实是许多文革史作者没有或不愿提及的。
　　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央文革还有一位真正的负责人周恩来。无论是作为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实上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处理文革大事、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已把天下搞得大乱，没法收拾。秀才们放了火，火烧得太大了又有些害怕，手足无措。毛泽东看事不好，或者说是为了遏制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便让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的总召集人和总负责人。从此，江青等人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不敢再一意孤行。总的说来，周恩来说话还是算数的。文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总理是参予或干预了的，说周总理始终反“四人帮”或者“四人帮”始终反总理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四人帮”同周总理的矛盾有些是工作中的正常分歧，有些是别有用心。直到最后，在邓小平问题上，周恩来总理同“四人帮”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四人帮”反总理的嘴脸才暴露无遗。这是笔者的观点，应当也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证明，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支持的，积极拥护的，起码在文革的初、中期是如此。所谓“抵制”说和“违心”论基本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周恩来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人们原谅他在文革中的所谓错误和失误，善意地以“违心”论强加于他，这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之初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对共产党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种天然的崇拜。随着世界观的逐步形成，这种扑素的感情得了升级和升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对无产阶级的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必胜充满了信心。这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从小铭记在心。我崇拜马克思、崇拜列宁、崇拜毛泽东，崇拜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屈原、杜甫、李白、岳飞、文天祥和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以及外国的保尔.柯察金、牛氓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当时那个年代，象我这样的热血青年大有人在。
　　象我这样的人，任何运动都不会当逍遥派。
　　1966年上半年，我对报纸上关于“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大讨论十分感兴趣。晚自习时，我常跑到图书馆去看报。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当时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和斗争一无所知，但我感到报刊上的讨论很有意思。令我不解的是，许多文章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大帽子压人。特别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太霸道，写的文章不讲道理。他使我想起了反右派时那些积极分子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一种打抱不平的心理指使我，写了一篇短文，投给了《人民日报》，文中对姚文元等人不客气地进行了抨击。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任何背景，也不知姚文元是何许人也，纯粹就事论事地参与了这场讨论。谢天谢地，我当时用的是化名。事后才知，由于这场讨论事关大事大非，所有投稿皆存了档备查，幸亏我用了化名。
　　我所在的3511班，共有25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是工农子女，有几位干部子女。有一名女同学叫尹聚平，据说父母都是老干部。我虽然是共产党烈士的后代，但从小在农村长大，始终把自己当成农民的儿子，对学校里的干部子女向来敬而远之，因此尽管同班同学三年，同尹聚平很少接触，更缺乏了解。
　　后来有一次班里开忆苦思甜会，我向全班同学讲述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同学们都很受感动，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尹聚平同学哭得最厉害。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生父早年牺牲了，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把她养大的继父蒋中岳是1929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顺便提及，他是赵紫阳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我对尹聚平同学的阶级同情心十分感激，但男女有别，仍以一般同学相处。
　　到文革开始前，我所在的3511班已有党员6名，包括院学生会主席郑焕城、系学生会主席张庆海和张玉台同学，他们是脱产一年的学生干部，担任过低年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都是贫苦农民子弟；另外3名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是江苏同学吴开泉、苏州女同学吴明仪、湖南同学郭建廷；其它还有：江苏同学石兴国，他父亲是江苏省委书记的秘书，也算干部子弟；湖北同学陆澄平，因个子高，学习好，外号“拔尖”；广东同学陈海舟，因聪明伶俐，个头不高，外号“小广东”；山东同学吕香孝，为人忠厚老实，外号“老好”；上海同学王健良，孙明芳；河北同学鲍 风、刘建国、高振科、女同学刘秀须；湖南同学李和炳、安徽同学周谋太、福建同学陆建祖、大连女同学董瑞玲、河南同学白恩杰、北京同学庞仲举、辽宁同学马占魁（已病故）。说来滑稽，当时班里许多同学都有外号，大部分外号都很有意思，并无恶意，有些人的外号一直叫到今天。
　　我之所以在这里把大学的所有同班老同学都罗列出来，一是人数不多，二是现在年龄已大，人的怀旧心理油然而生，三是在文革中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曾使部分同学有过误会和不愉快--如今当然早已成为过眼烟云，有的同学后来受过我的牵连和影响，吃了苦头，我很内疚和惭愧。我总感到，大家同学一场，十分不易，也算缘分。况且我的同班同学中，后来不乏出类拔萃之人，有的成了大款，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官当的很大。如张玉台同学后来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现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党组书记、副主任），并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作为老同学，不胜荣幸之至。
　　书归正传。在山雨欲来风满搂的中国，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基层班级3511班里，随着文革钟声的敲响，将要上演一场好戏。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火。不知为什么，全国象洒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烧了起来。谁都知道，下令点火者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不久，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乱了，停课了。学生们都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后便向院党委开了火。
　　据我回忆，北航最早给党委提意见、“炮轰”党委的主要是一批高干子弟，这不奇怪。北航工农子弟多，见识少，没有小道消息来源，只能听党中央号召和《人民日报》社论的。高干子女见识广，消息灵，胆子大，所以先行一步。
　　平心而论，当时高干子女们也好，工农子弟们也好，教职工们也好，对党委、院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全是好意，提的意见也不疼不痒，不外乎学生负担过重啦，工农子弟受排挤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啦，某领导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啦等等，还没有人上纲上线，要打倒谁，“砸烂”谁。
　　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知内情的干部和教职工的揭发批判，全院开始乱了起来，党委已经瘫痪。北航主管上级国防科委按中央指示派来了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
怀念武光院长

　　随着院党委主要领导人被揭发、批判，一些干部和教职工提出了“武光问题”。
　　武光，1912年生，河北省深泽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建国前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长沙军分区政委、中共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粤西军区政委。1954年调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武光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他在北航工作多年，成绩很大。他是老革命，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群众疾苦。有大字报说他大雨天打着伞，去看望工人住房漏不漏水，令人感动。
　　1962年反右倾时，武光被北京市委打成右倾分子，撤消北航了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发配”新疆。随后上级派王恒来北航当了一把手。后来武光任新疆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第一副主席。我们入学时武光已经调走了，我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了武光同志许多感人的故事后，认为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怀念武院长》的诗，贴在了大字报区。（多少年后，该诗底稿失而复得，为保持历史真实，未作重大修改。）

　　《怀念武院长》
　　武院长，你在哪里？
　　北航的师生想念你。
　　你突然离开了北航，
　　走得是那样急，
　　把我们的心，
　　带往了茫茫戈壁。

　　你从冀中平原走来，
　　风尘朴朴，脚板踏实。
　　你带着乡亲们的嘱托，
　　去追求伟大的真理。
　　你牢记着共产党的宗旨，
　　为推翻“三座大山”
　　赴汤蹈火，战斗不息！

　　你从枪林弹雨中走来，
　　步履匆匆，马不停蹄。
　　你肩负着党的重托，
　　脱下戎装，穿起布衣。
　　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你老骥伏枥，
　　志在长空万里。

　　昨天，这里还是一片荒郊野地，
　　今天，革命的熔炉拔地而起。
　　面对这航空工程师的摇篮，
　　遥望那西北的茫茫戈壁，
　　莘莘学子们都在想念你。
　　啊，武光同志，
　　我们的好院长，好书记，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这首诗贴出后立即轰动了全院，许多同学传抄，大声地朗颂。据说有些老干部看后感动地掉了眼泪，我也顿时出了名。
　　这首诗，我是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写出来的，它是我对共产党老干部的真情流露，也是我保老干部的铁证。武光老院长还健在，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在北航建校50周年之际，我以此诗敬献于他，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对于本书的某些政治观点，请他老人家谅解。
反工作组的斗争

　　工作组一进院，便取代了党委，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长赵如璋“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象其它学校一样号召全院师生揭院党委的盖子。很快，工作组便罢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官，让群众揭发、批判，带高帽子游街。不久，以沈元副院长为首的一批航空专家、教授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受到了打击、迫害。
　　高干子女们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事实上是对着他们的老子们来的。他们在积极炮轰北航党委、批斗北航老干部的同时，他们的老革命老子们在全国各地也开始被批斗、打倒了。因此，随着运动的深入，高干子女们开始消极起来。他们开始保工作组，对工作组唯命是从，不愿再造反，有的人当起了逍遥派，洗手不干了。
　　我没有老子了，但作为烈士的后代，作为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为了防止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仍然积极地投入到了斗争中去。我和一些学生受到了工作组的赏识，成了文革积极分子和工作组的“红人”，被指定为基层“文革代表”。
　　实事求是地说，在揭批北航党委盖子的过程中，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因为本人实在不知道党委主要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在工作组的领导和支持下，本人和许多同学一样，写过几篇不疼不痒的大字报，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没有具体针对党委的任何一个人。对基层党支部普遍存在的发展“老好人”入党的做法，本人写大字报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
　　工作组取代党委以后，许多领导干部和教授都被打成了“黑帮”和“牛鬼蛇神”。这时，工作组又提出了“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的错误口号，把矛盾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
　　而我和许多学生们（以工农子弟和一般干部子弟为主）认为，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号召“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是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大方向肯定错了，为什么不能对工作组提提意见呢？
　　这时，同班同学石兴国先行一步，贴出了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矛头指向了工作组和上面。一石激起千层浪，北航顿时象炸了锅一样，支持的，反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工作组如临大敌，立即组织人马批判，围攻。
　　我对工作组的作法也很不满。我认为工作组矛头指向学生和一般干部、教师，大方向错了。石兴国同学的大字报，是根据中央社论精神写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在“5。16通知”里那些惊心动魄的话）。走资派无论地位多高职务多大，只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一追到底，把他们拉下马，所以，石兴国同学的观点没有错。于是，我和其它同学立即写了支持的大字报。由于3511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支持我们，所以3511班以反工作组最厉害在全院出了名。工作组立即组织人马对3511班进行批判、斗争。
　　工作组的做法，令我们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出了北航“赶走工作组”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鉴于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大方向错了。赵如璋同志已不适宜继续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议国防科领导另派负责同志。”当时，我的真实思想是针对赵如璋个人的，我当时对国防科委领导仍是拥护的，但是，大字报一出来，我便有口难辩了。
　　我的大字报顿时成了众矢之的。
　　“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维堤的嚣张气焰！”“揪出反革命分子戴维堤示众！”……顿时，全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对准了我。由于我是“文革代表”，许多人要求工作组立即罢掉我这个“代表”的“官”。我不甘示弱，又贴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了‘官’也要干革命！”的大字报。这时恰好工作组刚罢免了王恒、周天行的党委正、副书记的官，于是我又多了一条为黑帮分子“喊冤叫屈，助威打气”的罪名。工作组如临大敌，一面派人调查我的出身、家庭、表现、同“黑邦分子”的关系，一面组织人马批判、围攻我和石兴国等人，这就是北航文革初期有名的“六.二7大辩论”事件。
　　1966年6月27日这天，我被许多人轮番批判、围攻一直到深夜，我“困兽犹斗”，被迫自卫，顾不得说话“结巴”，声嘶力竭地同众人辩论、争吵，一直到口干舌燥，声带失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没有武斗，没人打我，只有些推推拉拉而已。天快亮的时候，同班同学把我架回了宿舍。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出现了奇迹，同学们突然发现我说话不结巴了。啊！真的，困扰我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间没有了。谢天谢地，这真是福从天降，因祸得福也！从这点上，我真感谢工作组和批判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他们治好了我多年的口吃毛病。（注：从那以后，我的讲话能力和口才逐渐好起来。如今“吹起牛”来，可谓口若悬河，走向了反面。）
　　在工作组的指使下，我和石兴国等3511班的同学们被轮番批判。以孔令华为首的四零五教研室和以陈忠为首的五零一教研室的老师们水平不凡，他们有理论，会分折，能上纲上线，极具说服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工作组代表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在1957 年就要定为右派分子。现在承认错误，可以从宽处理。党和国家培养你们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戴维堤是烈士后代，你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和革命家庭，如不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出于对老师们的尊重，加上当时确实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我们不得不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心里是不服气的。当时没有如今的口才，否则很可能老师们会甘拜下风，因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这位孔令华老师，非一般人物。他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李敏的丈夫，毛泽东的女婿，后来当了院文革筹委会主任。他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的。他当时与我们对立得很厉害，批判我们时十分卖力，我本人也同他辩论过多次。他虽同我们观点相左，但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从人格上始终十分尊重他。
　　据多年后李敏同志在回忆录中说，孔令华曾受到过北航红旗的迫害，被批斗时坐过“飞机”，并被诬蔑为“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李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竭力表白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受害者，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且不说当年孔令华同志为首的文革筹委会对我们的批判和打击是何等厉害--而这些我们早已哈哈一笑置之。据我所知，北航红旗“翻身”以后，对工作组和继承者--文革筹委会主任孔令华确实进行过批判，至于是否坐过“飞机”，笔者印象已不深了，即使有，也是当时北航四系的一些学生们干的，与韩爱晶等人和笔者无关。这笔糊涂账希望李敏同志还是不要再计较了吧！李敏同志不了解的是，后来韩爱晶和我们曾经多次想邀请孔令华参加北航革委会领导班子，韩爱晶多次想把革委会主任位子让于孔令华，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多年以后，孔令华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聚会，无话不谈。这些事孔令华可能瞒着李敏，否则为什么李敏同志不知道呢？由于多种原因，孔令华后来被调离北航，进入军界，但仕途不顺，后步入商界。1999年他在深圳出车祸，不幸身亡，我们知道后无比悲痛，有的人专程去深圳向他告别，我们至今非常怀念他。李敏同志如能看到此书，请不要再骂我们。至于本书中对毛泽东主席文革中某些失误的评述，请李敏同志谅解。毛泽东首先是属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我们决不全盘否定毛泽东主席，我们对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永远哀悼和怀念。
　　陈忠老师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当时是五零一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文革初，他的许多亲友都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冲击，他也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他同我们观点对立得很厉害。他批判过我们，我们也批判过他。后来，文革中的事一笑置之，我们和陈忠老师握手言欢，成了好朋友，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毕业后我和同学们常去看望他。他后来任北航党委书记，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现已离休。我借本书祝陈忠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对本书的某些观点，陈忠老师可能有不同看法，请他谅解吧！
写血书

　　书归正传。北航“6。27”大辩论后，我和许多学生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牛鬼蛇神”，强迫接受批判，被责令检查交代问题。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抗美援越”大会，全院师生都参加了，我和“牛鬼蛇神”们被工作组派人看管了起来，剥夺了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
　　一天晚上，我站在北航六系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孤儿，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了呢？不就是给工作组提了几个意见吗？提点意见就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逻辑？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不出修下主义，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给工作组提点意见，有什么错？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些情况不？我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要自己救自已。于是，我割破了手指，写了一份血书：“誓死忠于党，誓死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并连夜写了万言书大字报，公布了我的家史，呼吁工作组和全院师生不要把矛头对准我。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了工作组长赵如璋同志的办公室门，把血书交给了他，并让他转交党中央和毛主席。赵如璋眉头一皱，似乎有所感动，收下了我的血书，安慰了我几句，把血书交给了身边一位仪态大方的女军代表。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女军人正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孔令华的爱人李敏。她当时是工作组的秘书。
　　我的万言书大字报和写血书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院。许多干部、教师、同学纷纷到宿舍来看望我，并写大字报对我表示支持和声援。一些已有分歧的高干子弟也来看望我，甚至有许多不认识的女同学也多次来找我，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当时，支持我的同班同学中，尹聚平是最坚决的一个。在我挨整的日子里，她始终同情我，支持我，为此，她也被工作组列入黑名单中，被点名批判，可她似乎并不很在乎。她不善言辞，一遇批判就用沉默寡言来抵挡。
　　说实在话，尹聚平完全应该当“保守派”。作为干部子女，她的父母当时也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但作为烈士的后代，她象我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积极投入了运动。我当时认为，象我们这种人，不可能也不甘心当逍遥派。我们的命运始终同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若资本主义“复了辟”，反革命上了台，我们也要跟着人头落地，不象有些人，蒋介石来了照样有饭吃。因此，对于某些所谓“胆小怕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实人”和“逍遥派”我很有看法和意见。
　　当时，尹聚平因同情、支持我而逐渐走入了造反队伍，成了“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后来身不由已地介入了某些重大事件，受了很大地牵连和磨难，差点丢了小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连累了她，害了她。她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二个女性，她后来水到渠成地或者说阴错阳差地成了我的患难妻子，但当时，我俩毫无特殊之处，仍是普通同学关系，因为我当时有自己的女友李青君。
　　据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之所以同情、支持我，完全是因为烈士后代，同病相怜而已，她根本没同我谈过恋爱，更没想到后来会嫁给我。就算如此吧！她当时刚20岁，天真无邪，可能什么也没有考虑，她也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李青君在等着我。
工作组走了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报指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毛泽东8月5日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死刑。毛泽东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负责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该大字报全文于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5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但有关内容当时就传播了开来。不久，便传来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撤走的消息。被工作组整过和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和教职工们欣喜若狂，学院里又一次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许多大字报要求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为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一小撮”的师生们平反。这时，工作组指定了以孔令华为首的北航文革筹委会，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而工作组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一天，石兴国、我和其他几个被工作组整得较厉害的学生（所谓北航十大“牛鬼蛇神” ）被接替工作组的文革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搂开会。那天，北航戒备森严，不一会儿，几辆高级军队轿车开进了北航。
　　国防科委的钟赤兵中将、罗舜初中将、刘化清中将、陆杨少将等领导来到了会议室，“召见”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牛鬼蛇神”的我们。会场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如临大敌。钟赤兵等领导大发雷霆，他百般为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撑腰、辩护，一口咬定我们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让我们好好检讨，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真是杀气腾腾。
　　钟赤兵将军是老革命，他在长征中娄山关战役时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因没条件，锯掉了。他是我军有名的独腿将军，打仗时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这些当时我们都知道，但他同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对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很不理解。
　　工作组要撤走了，把许多干部学生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工作组没有一句交待就要走了，把烂摊子留给了以孔令华为首的文革筹委会。我们认为：工作组不能走，筹委会是工作组指定的，我们不承认，它也解决不了北航的问题。于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教师亮起了真正的红灯。许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红灯笼，挂了出来；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们--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员、司机、某些教师和高干子女们却挂起了绿灯笼，为工作组放行。“红灯”派和“绿灯”派互相冲突了起来。保工作组的人挂出了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工作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组万岁！”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就这样离开了北航。
关于“老红卫兵”

　　正当大学里青年学生因为反工作组受到打击、压制的时候，北京的一些中学里诞生了“红卫兵”组织。（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诞生于清华大学附中。）
　　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在天安门城搂上，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并戴上了红卫兵袖标。
　　但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的这些红卫兵大都是高干子女，以中学生为主，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他们以“唯成份论”为宗旨，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到处造反、“破四旧”、搞“打砸抢”；老红卫兵们把“唯成分论”发展到了令人发指和可笑的程度。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们的老师、老干部还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时，有许多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惨死在老红卫兵的皮带和棍棒下。
　　对于出身好的人，老红卫兵们还是非常客气的。原北京市委有一个丁国钰，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曾是朝鲜战争时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后任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有一次，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批斗他，一个红卫兵头头用皮带抽了他一顿之后，问丁国钰是什么出身？丁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从小参加了红军。这个红卫兵头头立即向丁国钰赔礼道歉，并把他放了。
　　老红卫兵们的所谓“破四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文物、寺院、和尚、修女都是他们打、砸、枪的对象。当时，这些中学红卫兵们站在马路上，看到某个女同志的服装稍微时髦一点，上来二话不说，立即用剪刀把女同志的衣服剪破；看到某个男子头发稍微长一点，立即按倒在地，剃成光头或阴阳头，若稍有反抗，一顿皮带抽之，再不老实，打死活该，任何人敢怒不敢言。这些中学生“老红卫兵”把许多老师们都打成“黑帮”，整天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北京某中学的一位老师因出身不好，被许多学生们批斗后又"态度不好"，学生们便抓着他的两只脚，从五层楼上扔了下去……
　　这就是中国文革初期的第一批老红卫兵。当时，这些中学老红卫兵们其实比我们大学的红卫兵小不了几岁，他们的造反不客气地说就是真正的打、砸、抢、抄、斗。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十分拥护和狂热，并把这场革命理解成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的大规模专政。他们胆子忒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作为精神支持，可说是有恃无恐。北到“苏修”，南到香港、缅甸，他们都去造过反，有的甚至越过了边境去当了异国的游击队员。应当说，是他们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推向了全中国，他们才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的始作俑者。（例如，北京市第一个把彭真等人拉出来批斗的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帅府千金”。）我这样评论当年的老红卫兵，丝毫没有要把他们打成“三种人”的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权力。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原谅的。他们当时年幼无知，心底无私，只不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才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干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
　　后来，因为他们许多人的父母皆受到冲击和迫害，有的人洗手不干了，当起了逍遥派，全国到处串联；有的人怀着报复心理，成立了东城、西城“纠察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他们和大学里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和打击造反派。有人甚至公开写出“炮轰……”的大字报，“攻击”毛泽东。为此，他们许多人被谢富治的公安部抓了起来，受到了打击、迫害。后来毛泽东说不该抓他们，让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把他们放了。文革之后许多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那些穿着军装，扎着皮带专门用鞭子打人的红卫兵形象，大都出自这些“老红卫兵”。
　　我本人当时对这些“老红卫兵”的态度十分复杂，对于他们一夜之间从高干子弟变成了“黑帮子女”，我十分同情，但认为他们应当正确对待，同“老子”划清界限，听毛主席的话，继续革命，而不应当反对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我当时思想极左，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疑。假如当时我老子活着也查出了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问题成了“黑帮”的话，我会同老子划清界限，造他的反。如果最后没有问题的话，老子还是老子。这点，我实话实说。事实上，文革中这种情况很多，许多高干子弟迫于形势，都批判、揭发过自己的老子，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子女。
　　关于老红卫兵们发明的那个唯出身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刚开始尽管认为不无偏激，但从感情上是持赞同观点的，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就是如此。作为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后代，从感情上讲，由于老子们打下了江山，自来红的思想较重，总认为自己这种人最革命，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能挺身而出，而出身不好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幅“唯出身论”的对联不能支持。某些高干子女鼓吹这幅对联是为了抵制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允许出身不好的人革命。
　　不久，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高干子弟谭立夫站了出来，发表了文革中著名的“谭立夫讲话”。谭在讲话中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吹上了天。谭立夫的讲话很偏激且极具煽动性，当时许多人都为之叫好。“谭立夫讲话”事实上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但当时，他的大方向错了，后来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判和中央文革的打击迫害。谭立夫很有才华，如今据说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自己当年的著名讲话，据说他至今没有全部认错。
　　当时，某些老红卫兵和高干子弟曾多次拉我参加他们的行列。他们说，你家那么多烈士，我们是一伙的，不能造工作组的反，工作组的领导都是老革命碰上了点新问题，不要计较，更不能抓住他们不放。我们的老子都是革命者，都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造共产党的反呢？他们说的似乎有理，我也不想造共产党的反。但我总感到，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老子九死一生都活着，身居高位，他们从小不知道什么叫苦，起码解放后他们没受过苦，更没有饿过肚子。而我，始终把自己看成农民的儿子，沂蒙山的子孙。我知道什么叫苦，也知道什么叫忘本。
　　共产党的干部进城后，当了官不忘本、不忘老百姓的当然是大多数。我父辈的许多老战友大都如此。但是，某些干部进城当了“大官”后，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把老百姓忘了的也不是没有人在。建国多年了，许多老解放区老根据地的老百姓仍穷的叮当响，有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湖北某县出了一百多位将军，但该县一直是贫困县，还有我的老家沂蒙山区……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没有象彭德怀那样“为民请命”的博大胸怀，但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沂蒙山下贫苦农民和共产党烈士的后代，我认为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大官后确实忘了本，有的人开始贪图享受，开始脱化变质，把老百姓忘了。文革初期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作风令人吃惊，而这些情况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例如某些林彪死党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对毛泽东说的党内产生了走资派的话十分赞同，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移。这是我文革之初奋起造反的主要原因，尽管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中，许多人，包括我的亲友们对我当造反派十分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出身不好的人和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才造反，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造反。但是，造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和支持的，不听毛主席的话听谁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要搞阶级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有走资派，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造他们的反就要亡党亡国。对伟大领袖的这些观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因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最怕共产党亡党亡国的。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们必须听伟大领袖的话，造走资派的反，造旧世界的反。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如今看来，如果本人文革中不造反，如果当逍遥派，甚至参加老红卫兵的“联动”，如今日子恐怕要好过的多。但是，文革中当造反派身不由已，没有办法。对于自己走过的路，不管是荆棘丛林，还是峡谷深渊，都应当无怨无悔。
　　历史又往往离不开“事后诸葛亮”。文革中，假如没有林彪、“四人帮”之流捣乱，假如毛泽东更早地纠正自己的极左做法，以正常的整风方式把共产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纠正纠正；把某些干部的缺点错误批评批评；把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批判批判；对事不对人，不准侵犯人权，批判老干部时让人家坐在那里，可以冲上一壶“龙井”喝着，允许人家讲话和解释。这大概就叫文斗吧？我看这样搞搞也好，皆大欢喜。既不会出那么多“黑帮”，后来也不会出那么多“三种人”。不过，那种搞法恐怕老百姓不答应。
　　当年的老红卫兵朋友们有一句名言，叫作“20年后再见”。历史应验了他们的话。其实没用20年，十年之后，“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毛泽东的错误受到了清算，“文革”被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支持者几乎全部下了“地狱”，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成了“5。16”分子和“三种人”。而与此相反的是，当年“老红卫兵”中的精英们由于反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有功，在20年后大部分担任了党、政、军各方要职，挑起了革命的重担，真正应验了那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名言。
　　笔者认为，不管是大学里的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中学“老红卫兵”甚至“联动分子”，当年都是十几岁、20岁左右的热血青少年，他们本质上都不是坏人。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好事、坏事谁都干过，对于他们做的错事、坏事，犯的错误，都应当一视同仁，历史地对待，以批评教育、吸取教训为处理原则，而不能把一些人一棒子打死，让人家下地狱，而把一些人捧到了天上。这个道理似乎不太难理解，不过做起来就难了。
“北航红旗”成立

　　书归正传。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撤走的时候，把“血书”还给了我。另外，使我感动的是，一些工作组成员找到我，向我赔礼道歉，承认了错误。我握着他们的手，热泪盈眶地表示感谢。
　　我和挨整的学生们要求赵如璋同志回北航为我们平反并作一个检查，但赵如璋自走后在国防科委大院里再也没有露面。可气的是，学校里保工作组的人们继续视我等为反革命，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的人们互相指责、攻击，双方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保工作组的人成立了“北航红卫兵”，“北航赤卫队”等组织，还有一个中间派“东方红”。
　　据我所知，以高干子女为主的北航红卫兵和以党员、老工人、工农子弟为主的北航赤卫队除了拼命保工作组外，他们的主要“功劳”就是到处抄家和批斗“黑帮”、“牛鬼蛇神”，然后就是围攻和批判反工作组的人们。
　　由于工作组的错误，北航各系都有一些学生和教师、工人受到批判、打击和迫害。这些反工作组的人们在工作组撤走后开始串联，互相认识，并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当时，无论是北航还是社会上，红卫兵的招牌已经被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女们占用，这些“老红卫兵”在社会上到处搞“打、砸、抢”，已经很不得人心。北航和其它学校反工作组学生们对“红卫兵”十分反感，许多人都回避“红卫兵”这个名字。后来，真正成为文革舞台主角的学生群众组织没有一个叫红卫兵的，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1966年8月20日，北航一个叫田 东（本名盛喜延）的学生贴出一张通告，首先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战斗队”，立即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当天，在北航主楼一间大教室里，反工作组的学生们自发集中起来，宣告了“北航红旗”的成立。当时为了区别于社会上许多华而不实的“兵团”、“司令部”等称号，大家决定叫“红旗战斗队”，总部叫总勤务站，头头叫总勤务员，取人民的勤务员之意。参加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们自豪地宣告自己是毛主席的“红旗战士”，坚决不用“红卫兵”这个招牌。当天晚上，登记的“红旗战士”即为一千零70人，大约占北航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我在文革中的名气大，大家一致推举我为“北航红旗”的总勤务员，并担任一把手。不久，我认识了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韩爱晶，他因反工作组积极也被推选为总勤务员。其他几个总勤务员还有井岗山、田东、仇北秦、侯玉山、屠海鹰、何金国等人。作为北航“老造反”之一的石兴国同学因故未参加“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工作，后来是北航院革委会委员，五系革委会主任。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北航红旗”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组回院作检查。1966年8月25日，我和头头们带领几百名学生举着“北航红旗”的大旗，来到了国防科委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赵如璋回学院作检查，从此开始了北航红旗艰苦卓绝的“28天28夜”揪工作组行动。
　　话说这国防科委大门口，非一般去处，它同时又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因此，北航红旗的“静坐、示威”、揪工作组行为一开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院内的反对派和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天天来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各种吓人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北航红旗的战士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正义的，“揪工作组”的行动决心越来越大，支持和参与的同学们也越来越多。
　　北航红旗揪工作组的行动，得到了社会各单位、各阶层许多人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在本单位受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和学生。他们纷纷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要求工作组做检查，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也派人围困了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地质部副部长皱家尤回地院做检查。这些反工作组的群众组织，后来成为北京市的造反派骨干力量，并演化成“天、地”两大派。
　　“北航红旗”组织人马轮番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示威（后来撤倒附近的一个体育馆里），目的只有一个，要工作组长赵如璋回院作检查。这件事对错与否，主要责任应由我来负。我个人认为，同学们主要是为了支持我才这样作的，所以当陷入僵局，上上下下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曾打过退堂鼓，决定撤军，回校闹革命。某些已参加了“联动”的高干子弟朋友也劝我“浪子回头”，加入他们的行列，我当然不同意，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是，这时的“红旗战士”们觉悟已大大提高，他们认为揪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撤退，劝我坚持下去，并用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最高指示来激励我。
　　“你是北航红旗的旗帜，你不能撤，也不能倒，你牌子最硬、名声最大，我们都拥护你。”许多红旗战士都这样说。
　　我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学院文革筹委会不给送饭吃，同学们就啃一口冷馒头，喝一口凉水。许多学生席地而坐已经很多日子了，有的人病了，可是大家的情绪始终很高昂。晚上，同学们席地而坐，眼含热泪，一遍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思念毛泽东……
　　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学院和科委门口之间，安排轮换人员，交涉吃饭问题，向反对派们解释我们的行动，做某些人的工作。同时，发展壮大北航红旗组织，起草有关的宣言、声明等，忙得不亦乐乎。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国防科委始终不让工作组长赵如璋出来见我们。尽管北航红旗的学生们除了静坐以外没有任何过火的言论和行动（这点历史已经证明），但国防科委的一些干部和社会上的保工作组势力依然把我们的行动视为反革命行为，某些“联动”分子甚至大打出手，扬言要“砸烂北航红旗”。由于我们的忍让和同情支持者人多势重，才始终没有酿成武斗和流血事件。
　　面对重重压力，北航红旗战士们巍然不动。我们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也是合法的。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你工作组把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究竟凭什么？如今明明错了，你为什么不能出来见一见群众，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个反、道个歉？群众的气消了，也就完了，难道群众还能把你吃了不成？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相当年面对敌人的屠刀都不怕，为什么这样害怕群众？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北航红旗战士们经常眼含热泪，白天面对中南海，夜晚遥望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唱着“想念毛主席”的歌。不久，经过几个红旗战士的酝酿，很快，一首红旗战士自己的战歌诞生了：
　　撼山易，撼“红旗”难，
　　红旗战士钢铁汉。
　　跟着领袖毛泽东，
　　高举红旗去造反。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帝、修、反。

　　撼山易，撼“红旗”难，
　　红旗战士钢铁汉。
　　誓死保卫毛主席，
　　赴汤蹈火也心甘。
　　彻底砸烂旧世界，
　　共产主义定实现！“

　　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革命行动，轰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最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惊动了中南海。1966年9月21日傍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王力等人来到了我们的驻地。陈伯达说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说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看看我们。他说：“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来就表示一种态度，你们懂吗？”
　　据后来才知道，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为首的群众组织“揪工作组”的行动早已惊动了中南海。围绕工作组的问题，中央斗争十分激烈。毛泽东大发雷霆，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地批评。针对北航工作组的问题，“林副主席”下了命令：“赵如璋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陈伯达还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们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北航红旗”终于胜利了。
　　当时，解放军报社一位记者写诗赞曰：
　　北航旗如血，
　　风雨满京城。
　　28昼夜，
　　惊天泣鬼神！
　　关于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伟大壮举”，当时从我个人来说也好，从北航红旗其他头头来说也好，目的很清楚也很简单，就是要工作组回院给我们平个反，做个检查，绝没有其它的野心和雄心壮志。因为当时我等根本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斗争情况，更不清楚中央内部有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矛头说穿了就是对着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的。我们知道，国防科委是北航的上级，又是全国全军最高级最机密最尖端的军事机关，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只要国防科委让赵如璋出来做个检查，给我们平个反，道个歉，就完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这么简单。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聂老帅后来不但没怪罪我们，而且对北航红旗十分关心，有什么消息主动通知北航红旗（当然不是机密）。而北航红旗上上下下对聂老总始终十分尊重，更没有人反过聂老总，这是历史的事实。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应记得，文革中，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都被下属单位的群众整过，或被打倒，或被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外交口的陈毅，农村口的谭震林，工交口的薄一波，宣传口的陆定一，经济口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及军委系统的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老革命家都无一例外被下属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批斗过，贺龙、彭德怀等人被迫害致死，独有国防科委的聂老帅基本是稳坐钓鱼台。（注：后来江青曾借当年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一事向聂老总发难，但很快就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了。）这里面，北航红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北航红旗在保聂荣臻的同时，对聂帅的老部下肖华、杨成武、余立余、傅崇碧等人也爱屋及乌，十分尊重，没有任何不礼貌，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后来，北航红旗把自己的斗争纳入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的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插了手。如果说蒯大富是造反的“独胆英雄”，那北航红旗则是战斗的集体。这个以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组成的战斗集体，具有巨大的战斗力和各方面的“人才精英”。由于北航红旗很快地一统了北航天下，很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文革看中了这支力量，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北航红旗，使北航红旗成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成了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中央支持“北航红旗”后，按照林彪和陈伯达的命令，国防科委不得不让工作组长赵如璋来到了北航。那天，我和一个叫朱兵的学生去接赵如璋，国防科委派了一辆白色的“胜利”轿车出来。赵如璋见了我们，害怕得很，反复说明他有病，希望同学们不要打他。我说：“赵局长，你错了。我们没有你想象得那样坏，我们始终把你当成老革命看待，你同我叔叔差不多。（后来才知道，我三叔戴键在山西也当过文革工作队队长，受过造反派的冲击。）你放心，我们不是中学生红卫兵，不会打人，北航红旗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不过你得给我们平反，你作个检查就完了，我们不会难为你的。”赵如璋当时半信半疑。
　　此后，国防科委罗舜初副主任也奉命来到了北航。他和赵如璋与我们同吃同住了一些日子。这期间，北航红旗在学院体育馆里“文斗”了一次赵如璋。赵如璋站在台上，绝对没有人让他低头弯腰坐“飞机”，但有一个姓张的学生跑上台去撕掉了赵如璋的领章。这个过激的行动，遭到了许多学生的一致反对。这也是赵如璋在北航受到的唯一“迫害”。之后，我们和罗舜初、赵如璋二人交换了意见，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建立了友谊。在我和头头们的关照下，罗舜初、赵如璋在北航没有损失一根毫毛。革委会成立后，我们经常向罗副主任和赵局长请示汇报工作，对他们十分尊敬，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如果有人说北航红旗文革中迫害过罗舜初和赵如璋同志，笔者愿与他对簿公堂。
　　赵如璋同志后来有一次在大街上排队买菜，我遇到他时，他感慨地说，北航红旗的同学们真好。赵如璋同志现已去世，我从心里十分怀念他。
　　罗舜初将军平易近人，十分和蔼可亲。他曾经用他的“大红旗”拉着我跑遍了北京市的大街小巷。我同他相处聊天时，他给我讲了许多战斗故事。他也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解放后，授于中将军衔。他说他解放后不论在哪里，从未当过正职，全是副职，因此他开玩笑发过牢骚。中国人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之说，自然是有道理的。后来他的牢骚被周总理知道了，有一天，周总理把他叫去说：“罗舜初呀罗舜初！听说你不想当副职，这不对嘛！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换换工作，但还是副职，你干不干?”罗问总理去哪里？总理说：“让你去国防科委当副主任，聂帅是主任，你去不去?”罗舜初高兴地说：“我去，我去。”罗舜初同志到国防科委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中央和聂老帅的领导下，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他调到沈阳军区工作，仍是副职。他去世时，广播里报导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我听后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我想，如果老干部们都象罗舜初同志这样，该多好呀! 由此我更想到，假如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王震等同志也象罗舜初同志那样与我们有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真正地了解我们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的思想、为人和一切，后来很可能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吧！
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在国防科委大门口“揪”工作组行动中，北航红旗涌现出了许多“精英”，这些精英后来都成了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其中首数韩爱晶。
　　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了，母亲是新四军老战士，继父也是老干部。他1964年考入北航，是发动机系的，文革前他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他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沉默寡言，本是个不错的学生，决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文革前就是坏蛋。文革初，他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对工作组有意见，但并未挨整，也不出名，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纯属偶然。
　　1966年9月29日，鉴于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的“卓绝战功”，中央给北航红旗发了一张请柬。请柬是我去领来的，中央要求北航红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进住中南海，并于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这张请柬并未点谁的名，一切由我决定。按常理，作为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理应由我代表北航红旗去，同学们也一致要求我去，没有任何疑义。
　　我拿着这张非同寻常的请柬，心里顿时似波涛汹涌，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遗孤，一个沂蒙山下的苦孩子，一个共产党抚养长大的大学生，现在就要去住中南海，登天安门见毛主席，这不是做梦吧？我想起了被敌人活埋的父亲，想起了苦命的母亲，想起了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想起了二老爷，也想起了李青君……我恨不得立即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分享。
　　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面对这张沉甸甸的请柬，我清楚地知道它的份量。只要我一上了天安门，见了毛主席，“北航红旗”这个一把手我就要当下去了。可是，我却觉得，是该辞掉这个一把手的时候了。对天发誓，我当时不想当官。（注：后来想当官也当不成了。）我自感能力差，尤其是口才不佳--当时口吃毛病刚改，但口才仍不佳，面对以后很难预料的复杂局势，我将很难应付，干不好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广大红旗战士。至于别的，我确实没有想太多，更谈不上有远见之明、激流勇退之说。
　　我从小急脾气，做事干净利落，从不婆婆妈妈，但有时考虑问题不周，常有失误。唯独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考虑太多、太多。是上苍有灵，还是第六感觉起了作用，我也说不明白。
　　于是，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郑重地宣布：“中央给我们北航红旗的这张请柬，我建议让韩爱晶同志代表北航红旗去。韩爱晶同志文革以来表现不错，他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强。从今天起，我建议他当一把手，我决定辞去北航红旗一把手职务，当一名普通红旗战士。”
　　我的话还没讲完，大伙儿就炸开了锅，大声喊:“不行不行，应当你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应当你去！”韩爱晶也坚决不干，坚决让我去，我固执地大声喊:“别说了，就这样定了。”
　　以上这段历史，发生在1966年9月29日，地点在国防科委大门口附近的体育馆里，在场的北航红旗战士有一百多人。
　　当时许多人为我惋惜，甚至愤愤不平。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同情我，支持我，为此都挨了工作组的整。他们当时对韩爱晶还不大了解，认为他是“无功受禄”，也有的人被我的行为所感动，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韩爱晶也很激动，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韩爱晶个子较高，身材瘦弱，讲话声音有些嘶哑，但能言善辩。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记得当时他头发长长的，几个月没理发了，胡子拉喳的，赤脚穿一双破凉鞋，一根鞋带还断了。我立即派女同学去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子，又找人给他理了发，把他送进了中南海。
　　1966年10月1日上午，我坐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新华社记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核实北航红旗今天谁上天安门。我回答：“韩爱晶。韩信的韩，爱情的爱，结晶的晶，三个日字的晶。”
　　这天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国英模代表和首都大专院校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全世界。
　　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就这样登上了中国文化革命历史的政治舞台。后来，地院朱成昭很快下台，换成了王大宾。
　　关于“五大领袖”的提法，最早出于毛泽东之口。后来有人可能怕“犯忌”，改叫“五大学生领袖”。但有人认为北大聂元梓是老干部，不是学生，便仍称为“五大领袖”。
　　韩爱晶登天安门见毛主席之后，正式成了“北航红旗”一把手。
　　后来的历史读者都知道了，我这张请柬为韩爱晶换来了15年重刑。我经常觉得，我对不住韩爱晶，客观上是我害了他，他当了我的“替罪羊”。虽然韩本人在后来确实犯了许多错误（说实在话，有些错误实在没法不犯），特别是后来北航批斗彭德怀时动手打过彭德怀，但如果不当北航红旗一把手，他很可能见不到彭德怀，也就犯不了这个错误。我始终认为，是我坑了他，所谓好心办错事，真正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