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命题与我们的时代

原载：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2008年,这个五月将会被记住，中国人民终于自发的加入了世界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新一轮的抵抗运动之中，算起来,我们已经缺席很久了。被历史记住的还有40年前那个五月，在巴黎和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从来没有那么狼狈过。然而在更早的190年前,1818年那个五月的时候,这些被我们经历和记住的事情其实已经被先验的联结到了一起.因为在那个五月降生的一个德国人先知般的预见到了未来,他所开辟的道路,至今鼓舞着无数人去为之奋斗,这才有了今天上午五一节的斗争,有了我们现在的纪念活动。　　

我之所以把四月以来到今天达到高潮的抗议活动和我们要纪念的这个人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们的时代仍然正处在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当中。正像《共产党宣言》里所描绘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当前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围剿无疑是他们为自己创造世界进程的继续，只不过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预言的“世界历史”真正成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活生生的现实。通过新自由主义殖民，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宣传媒体，把大量血汗工厂和污染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转嫁国内矛盾，维持他们奢侈的消费和较高的福利。　　

我们看到，这在发达国家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一个加拿大网友在跟我聊到中国抗议西方时,以貌似为中国辩护的口气对我说：“血汗工厂在西方普遍被认为是恶，而在你们发展中国家则是合理的，因为这可以初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这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是如何蒙蔽西方的普通民众,让他们心安理得的接受自己的祖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的。他们避开自己原始积累的发迹史,避开罪恶的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不谈,更不敢谈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是帝国主义一手转嫁造成的恶果，这样普通西方人也就可以以心安理得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去大谈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教训第三世界的人民了。所以当我们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现象的根源，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为何站在政府一边抗议北京奥运会，抗议西藏的人权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媒体的谣言深信不疑了。　　

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把阶级矛盾转移了，西方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因这一矛盾的转移发生了重大变化。产业工人在发达国家的比重越来越少，坐到办公室里的工人阶级开始以中产阶级自居，阶级矛盾更多的转化成为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８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殖民把这一矛盾推向了顶峰，当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本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变种，阶级斗争不会因为它的基因变种而消失。抵抗最先在拉丁美洲爆发了，进入新世纪，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拉美国家左派纷纷上台，他们因为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得到底层人民的支持，这其中包括宣称信仰马克思的查韦斯与莫拉莱斯。是的，马克思又出现了，哪里有帝国主义哪里就有马克思的影子，这位伟大的先知不会因为苏东国家的剧变和传统社会主义的低潮而远离我们。回头看看我们，马克思确离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主流话语很遥远了，毫无疑问，我们落伍了！　　

当四月份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抗议活动开始时，我就感觉到，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或爱国行为，而是中国人民的一次重新觉醒，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启蒙。２０多年来，我们似乎习惯于相信西方话语霸权的宣传，对西方作为自由、民主、人权的象征这一形象确信不疑，89年《河殇》放映之后，更有黄祸论放出，大呼“错投了中国胎”，90年代以来的社会分化并没有改变国人的西方想像，反而给了西方攻击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很少有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分工地位的角度考虑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在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被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这当然也包括反抗的全球化。　　

在这反抗事件中，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恶意歪曲事实的报道，卡佛蒂对中国人民的恶毒攻击，以及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西方人表现出的那种傲慢与偏见，则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国人的西方想像。自发的对西方媒体的抵制第一次出现了，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抵制也第一次在民众中出现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看成自发的爱国行为，它应该是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参与全球抵抗运动的开始。我们第一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从反抗压迫和不合理世界体系的视角参与到这一世界进程当中。在这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我们在话语上也长期是被动的，与对西方的亦步亦趋伴随的反而是西方时不时拿人权、民主对我们发难，让我们处境尴尬。这使我们不得对比到毛泽东时代，那时的中国高举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大旗，成为世界反抗压迫人民的榜样，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那样自信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随着对自身革命探索的否定，现在的我们不禁要问：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之下，我们是谁？现实中国的合法性又在哪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整个第三世界都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全球化的资本和文化入侵，使独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又日益面临着千篇一律，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巨幅广告牌同时树立在从中国到非洲再到拉美的大街小巷，也许有一天所有商店都只出售一种饮料——可口可乐的时候，这到底是全球化带来的丰富性，还是对多样化选择的扼杀，事实上资本这个东西是不会尊重多样性的，尤其是当它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马克思的影子又出现了，它视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我们越是回避它，这个影子越是挥之不去。在发言的开头，我之所以要把今天中国的抗议和40年前那个席卷全球的五月联系起来，是因为马克思在中国缺席很久之后准时的到来了。正像汪晖在最近国内发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中指出的那样：“1998年，当全世界——欧洲、亚洲、美洲等等——都在纪念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三十周年之际，中国这个与六十年代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就对此保持了沉默。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一沉默的意义。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沉默不仅是对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六十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发展为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否定。” 汪晖讲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的呢？回顾我们五四以来的传统，六十年代最能回答这个问题，1968年，高举反帝反修大旗的中国与西方的社会运动是以一种遥相呼应的面貌共同出现的，即它们同处在“反抗资本主义”这一共同的语境之中，同时处在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已经为为我们提出的命题之中——即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解放。60年代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对这一命题的回应。　　

我们现在去回顾六十年代的意义的时候，必须意识到一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和40年前那个五月都是处在马克思提出的命题之中，今天全球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抵抗，是60年代斗争的继续，而中国人民现在又重新加入了这一斗争。四月份以来对西方媒体的揭露，对家乐福的抵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爱国主义 ，加入到对不合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在拉美、在南亚，别人已经比我们提前了很多。我去年的时候整理了2001年以来世界社会论坛的一些资料，试图了解该论坛和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它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发现论坛关注的主题诸如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抗霸权主义，尊重多样性等等，其实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给我们提出的人类解放的命题，我们时代的仍然面临着资本主义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和对全世界的掠夺，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历史视野与预见性足以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包括著名学者拉莫奈，沃勒斯坦等，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与普通民众，确很少看到我们中国学者的身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的参与了，这说明在对“另一个世界”的探索中，我们的观念和视野落后于我们时代的发展了。所以当西方势力在西藏和奥运会问题上露出真实面目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和整个社会舆才显得论猝不及防，以往那种西方自由、民主幻想的破灭让很多人大梦初醒。这次对西方的抗议或许可以当作是我们重新加入全球抵抗的开始，马克思已经离我们太远了，马克思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现在去纪念190年前马克思诞生的那个五月，40年前世界革命席卷全球的那个五月，其实都是为了与我们现的这个五月建立某种历史的必然的联系，使我们更好的认清我们的时代所处在什么位置，将要向何处去？在这个脉络中我们总是避不开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卡尔.马克思，正是他提出的那个永恒的人类解放命题把我们的时代和过去,和未来联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