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合作社“卖米难”新变局

新建大米加工厂的机器已经到位。

    今年秋天，面对将要收获的水稻，兰考农民曾经犯过愁。

    新华网河南频道12月14日讯  河南日报报道：(记者陈辉)兰考南马庄合作社的无公害大米又该上市了。经历了去年沸沸扬扬的卖米难事件后，合作社能否在今年顺利卖出大米成了疑问。１２月１１日，记者前去探访发现，合作社正启动一个投资５０万元的大米加工厂，为的是降低加工成本，以此增强市场竞争力。此前，“购米包地”、进大超市，南马庄的农民把大米折腾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

    南马庄的这两年，注定要在中国农民合作史上记录一笔，它折射了市场经济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复杂面相。

    南马庄新建大米加工厂

    １２月１１日，隆冬的兰考县，一望无际的原野荒凉寂冷，南马庄合作社院子里却热火朝天，虽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但争论声还在继续。一旁，新建的大米加工厂正在加紧施工，刚买的机器已安置到厂房，一名工人在平整地面，院子的围墙也正在砌高。门口，电力部门援建的一台变压器在等待安装。

    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会长范振宇骑着自行车疾来，还是去年的那个样子，老范见人总是先笑，一年“卖米”下来，他两鬓的白发似乎多了。

    “大米厂总投资算下来得５０万，还准备买筛选机和色谱仪，又得好几十万。”范振宇说这番话时，已没有了去年这个时候的“寒酸”。在２００５年的整个冬天，甚至过春节，他一直奔跑在“卖米”的路上，从兰考到郑州，从郑州到北京。南马庄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出品”的无公害大米处处碰壁，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那时的老范，流露出的更多是卖不掉米的辛酸和无奈。

    耿天长被范振宇叫了过来。耿是村里的年轻人，经营着一家制鞋厂，这次为大米加工厂投资１０万元，是最大的投资方之一。此外，合作社的两个带头人张砚斌、范振宇也各出资５万元和２万元，一共有１４个人出资建成了大米厂。

    “这个生意我也是考察了很长时间才决定做的。”耿天长说。此前，专心做鞋生意的耿和村里的合作社基本没有往来，这次他是被范振宇和无公害大米协会“描绘”的前景所吸引，决定投资大米加工厂。

    “在这个米厂加工，一吨米能省８０块钱成本。”范振宇说。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现有３７０户会员，４０００多亩地，算下来能省不少钱。大米厂的远期目标是把周围出产的稻谷都收过来，然后加工、销售，创建自己的品牌。

    “购米包地”成新宠

    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之所以集资办大米加工厂缘于对市场前景的看好。“今年已谈好了几个大客户，肯定比去年好卖得多。”村支书、合作社监事长张砚斌说。

    ２００６年水稻收割前，无公害大米协会联合北京的一些支持合作社的学者和志愿者，发起了一场“购米包地”活动。

    所谓的“购米包地”指，城市消费者在水稻种植前包下兰考农民的土地，并支付少量定金；兰考农民按照无公害的标准种植水稻，收获以后，加工包装好的大米不经过中间环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个提议在北京获得了６８个人的定单，他们包下了南马庄１４３亩的水稻。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北京“购米包地”的一部分代表亲自到兰考所包的稻田，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天，“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面对面沟通”。

    但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待到稻子收割后农民发现，今年稻子的收成不如往年，他们按照无公害大米的要求种植，少使用化肥，加之今年的气候原因，减产了。好在“购米包地”给出的价格是每斤２．５元，除去包装、运输等各种费用，农民至少还可获得将近２元／斤的实惠。这个价格远远高出了此前的市场售价。

    就在两天前，首批１０吨大米送到了北京消费者的手中。在送去的大米中，每一个袋子上都注明了生产者的姓名、地址、电话……“谁家的米出了问题谁要负责！”范振宇说。

    在“购米包地”的同时，来自河南、吉林、山东、山西、湖北等省的七家合作社，在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合作社联合社——国仁绿色联盟。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农民合作社希望通过在城市创办的消费合作社，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合作社生产的绿色农产品。

    除了南马庄合作社的“鑫和牌”无公害大米和糙米外，还有来自湖北三岔新乡村合作社的“神农翠茶”、天麻、香菇等在一起销售。但据范振宇说，可能因为国仁绿色联盟的知名度不够，销售效果不好，卖的米很有限。

    和这个消费合作社不同，“购米包地”的利润直接流到了农民的手中，这让此前一直被米价低而困扰的合作社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村支书、合作社监事长张砚斌打算大力推广，并忙着联系出资人。

    最近，他得到了一笔大生意，广州一家单位要按照“购米包地”的模式认购１０００亩，并且派人亲自来实地查看。

    城乡互动的良性模式

    仔细梳理一下南马庄合作社卖大米难的全部过程，不难发现，它几乎折射出市场经济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部内涵。

    ２００４年，挂职兰考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当地４个村成立经济合作社。到２００５年的冬天，合作社之一的南马庄生产出了７００吨无公害大米。但随即，不谙市场的农民碰了壁，这些无公害大米不被市场认可。无奈，何慧丽亲自上阵，并拉来“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做广告，但大米还是只卖出去了一小部分。

    围绕“教授卖米难”这个话题，网络上一度热火朝天，同情的、反对的、不理解的、质疑的，甚至还有祝贺的。其中最多的一句话是，教授卖大米错位了，卖米本来是个已经高度市场化的行业，教授做了她不该做的事。

    这些讨论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农民合作组织到底该怎么走？是靠专家学者在一旁指挥，还是农民自己去找市场？

    有人说，媒体的关注不是长久之计，“南马庄大米哪天不靠教授也能卖出去，那才是正确的”，还有专家说，这个小规模的合作社不应该种水稻，因为粮食本身就不挣钱。

    但在何慧丽等人的眼里，卖大米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城市反哺农村，以大米为纽带来建立一个城乡互动的良性模式。

    “过去，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敌对的关系。”三农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在解释自己去兰考包地时说，“城市人生产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卖到了农村去；而农民则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高毒农药，这些有毒的粮食又反过来卖给城市人。”“单靠市场机制已经解决不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矛盾了，现在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联合起来。”

    合作社回归农民

    １２月１１日这一天，南马庄合作社监事长张砚斌忙得不可开交，这天，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来给村里拍一条免费的招商广告，下午，他还要去扶贫办核对账目。张砚斌说，合作社的大米加工厂建成后，准备再建一个米糠油厂，为此，张砚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市场信息。

    这只是他们想法中的一个，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会长范振宇说，明年，他们在“购米包地”的基础上，要再前进一步，推行“土地入股”，把村里土地相对集中起来，外人也可以资金入股，共同生产无公害大米。

    不为人知的是，“购米包地”的想法还是张砚斌在昆明参加研讨会，听一个日本学者说的，回来后自感不错，又跑到北京去商量，最终付诸实施。

    今年，合作社还在北京派驻了一个销售人员，并和两家连锁超市达成了供货协议，在那里，合作社的大米卖到了２．５元／斤的高价。在郑州，他们也已谈妥了条件，马上要组织货源进入一家大型连锁超市。

    从教授上街疾呼“城市人买爱心米”，到逐步走上市场化道路，张砚斌、范振宇都感触颇深，这个过程也让他们学到了合作社的真谛，“最终还要回到依靠自己的路子。”范振宇说。

    合作社的第一年并没有让农民得到太多实惠，但他们对前景充满希望，村民张新磊种了１０亩水稻，虽然今年大面积减产，但因为他参加了“购米包地”，其中一部分大米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弥补了一定的损失。他说：“明年的水稻还要交给合作社来做。”

    在更大的范围内，合作社已显现出它的生机，他们成功吸引了村里两名事业有成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共同投资大米加工厂。

    如今，已得到合作启蒙的南马庄人每走一步都具有探索意义。回顾这个农民合作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它成立两年的经历折射了市场经济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复杂面相，亦将对今后农村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