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必须遏制房地产泡沫——坚决支持宏观调控并希望深化
必须遏制房地产泡沫——坚决支持宏观调控并希望深化
问:杨帆教授,我们的对话以经济形势分析为主线,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您一贯以讲话直率著名,能不能开门见山先表明看法?
答:我坚决支持中央进行宏观调控,而且希望解决深层次问题,不要停留在表面上。
问:经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认为是宏观总体过热,或者为了防止过热预先调控;有人认为没有过热;第三种认为是局部地区局部产业过热,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行政措施是不可免的。
答:我看到刘吉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做了类似的分类,他似乎特别反对第三种,而我恰恰就赞成第三种。这次中国经济过热来得十分突然:2003年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还在立足解决经济紧缩阴影,而到了年底却变成了防止新一轮经济过热。对此许多人无法理解。但只要看一组数据就可以理解了:2003年1年之间,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80%到1倍以上。2004年1-4月,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比又增长35%-93%。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些领域投资增长如此之迅速,经济过热突然出现就毫不奇怪了。但我们认为,这种过热仍然是结构性的:即局部地区局部产业过热,以及局部地区的局部产业过热。
问:请您明确,局部地区是什么地区?局部产业是什么产业?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什么人在反对宏观调控?如果不控制其恶果是什么?
答:局部地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长期的优惠政策和加入WTO效应,吸引台湾资本和大量跨国公司资本流入,产生资本聚集效应,进一步吸引浙江等地民营资本流入。股票市场设立和金融中心地位,也使国内外投机资本集中于上海,造就商业和房地产繁荣。加上特殊国内外因素的支持,使得这次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房地产泡沫,远非当年深圳,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所能比拟,其危害也将要大得多。
局部产业主要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业;电力、煤炭、石油等产业仍然供给不足;而中央放在头等大事看待的农业则过冷,如今年第1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4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5.8%,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钢铁、水泥行业分别增长107.2%和101.4%,而农业投资只增长了0.4%。再进一步深究,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的更深层次动因,则是由房地产业的畸形快速发展造成的。正是由房地产业的畸形快速发展,带动了作为其上游产业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的快速增长。如不坚决纠正,将吸引全国资源进入,包括银行资金,国家外汇,环境资源等,继续养肥一批权力资本代理人,并为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权力资本利益集团干预政治开创恶劣的先例。其恶果多则4---5年,少则两三年就会显现,从房地产泡沫崩溃开始,造成更大的银行呆帐,2006年外资银行分流中国储蓄呆帐无法掩盖;腐败极大升级,中国经济面临崩溃危险。。
问:您一直说2008年是经济崩溃临界点,真是不吉利,那年可是举办奥运会啊。
答:举办奥运会是中国30年以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顶峰。但许多城市在奥运会以后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长期低迷。十六大报告说要"居安思危"。中国古话说是"物极必反",经济学称为经济周期,都是有规律的。发出危机警告有利于提前防范。危机临界点的标志是:
-------台湾再次大选,台独势力有可能铤而走险;
------日本重新武装,激发中国民族主义,中日两国关系紧张;
-------每年1500亿国债将全部用于归还旧债,国家难有国债净发行;
-------外商直接投资每年进入500亿美圆,但人民币利润汇出也达到500亿美圆;
--------2006年以后按照WTO要求,全面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准入。
问;这就是说,中国将结束30年以来借债时期,而进入净还债时期?
答:是的。净还债的政府肯定比净借债的政府日子难过。危险的是,还有更大债务要还:银行呆帐,社保基金,地方基层政府欠债。至于投机资本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涌入数百亿美圆,早晚也是要流出的。
问:这样的投机资本危害更大,只要是泡沫,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后跌回到什么地方去。许多人在美国日本香港股市赚了钱,结果崩盘以后全部输回到起点。
答:"上帝总是公平的",不可能总是把好运气给你一个人,只不过中国那些"精英"缺乏信仰,想捞尽天下好事,稍有成就就自我感觉良好,最后必然要受到惩罚,人不谴天谴。
问:让我们回到2003年形势。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0%。但是被SARS所打断。
答:当时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说北京经济零增长。对SARS影响估计过于严重,可能是中央政府在2003年下半年放纵地方政府,大肆增加车房信贷的一个认识误差。结果是:以地方政府,房地产公司和商业银行三结合的利益主体,发动了新一轮高速增长。2003年经济增长9。1%,以一系列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拉动的"重化工业"全面展开,民营资本亦成为主要投资力量。2003年第一产业数年徘徊只增加2。5%,第三产业受SRAS影响只增长6。7%,增长率全部压在第二产业,增长12。5%。
问:我发现一个特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主要投资于东部,增长33.6%;中部地区投资增长33.1%;西部26.4%,一反常态。自从西部开发以来,中西部投资增长率一直快于东部。
答:这当然是应该的,中西部基数太低,如果投资增长率不能长期高于东部,东西部差距只能拉大,不能缩小。
问:第二个特点就是:民营资本终于代替国家资本成为投资主体。因此许多人说,千万不能打击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
答:不能把民营资本神圣化,他们实际是和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结合在一起的,纯粹的民营资本只能搞自己的小餐馆,怎么能成国家投资主体?我们看这两个特点之间的联系:国家资本主导的投资是优先投入中西部的,而民营资本一主导,马上就改变这个趋势,说明市场机制和利润原则无法缩小中西部差距,也无法缩小其他差距如贫富差距,无法保证"长期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可以解决发展动力,但解决不了社会控制和协调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有意识纠正偏差,不能片面鼓吹市场万能和无政府主义。
问:2003年投资第三个特点是以主导产业为龙头,如钢铁为中心的建材行业,电子通信,汽车。
答:房地产和汽车是第四次消费升级的标志,拉动的上游产业是以钢铁为中心的原材料行业,基础设施和能源,带动的下游产业是电子通信,家用电器,服务业。
问:有什么不正常吗?第四个特点就是能源消耗系数大幅度上升到1.7,即加速损耗能源,并诱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好象中国真的要吃掉全世界能源资源似的。
答:不正常首先表现在第四个特点。前几年中国能源消耗大幅度降低,美国学者罗厮基说中国增长率只有2%,大家说那时大量关闭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发展低消耗的服务业,而且动用了煤的库存,好容易把美国人的疑问解释过去了。
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9。7%,经济结构是有升级的,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0.6%。光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电话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信息通信产品分别增长25----120%。但是,资源能源消耗却极为惊人。基础行业冶金,有色,化工,机械,纺织增长了70%,钢铁从1亿吨增加到2。5亿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16.03亿吨标准煤,增11%。发电量19108亿千瓦小时,增15.5%;原煤16.67亿吨,增15%;原油生产1.7亿吨,增1.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22.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6.6%,钢2.22亿吨增22%;钢材2.41亿吨增25.3%;10种有色金属增长19%;氧化铝增长11.2%;烧碱增长7.7%;水泥增长18.9%。2003年中国钢铁消费占世界1/4,煤炭1/3,水泥1/5,GNP却只占世界1/30。由于中国的拉动,国际市场铜价上升50%,镍上升125%,铝钢粮食上升30%。中国消费了世界商品的20%,1985年只有4%。
能源消耗系数达到1.7,就是说:每增加1%的GDP,能源消耗却增长1。7%。原材料消耗系数也有大幅度提高。
消耗弹性系数 2000年 2003年
o 铁 0。563 2。224
o 铜 0。425 2。541
o 钢材 0。85 2。859
o 10种有色金属 1。193 2。235
o 水泥 0。538 1。182
问: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答:第一个解释就是:中国2003年增长率是12%而不是9%,才可能消耗那么多能源和原材料;第二个解释是,经济增长结构有问题,房地产拉动的是低质量高消耗的钢铁和水泥。这都证明宏观调控是必要的。
问:关于经济形势的争论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请概括一下。
答:争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短期宏观分析。"过热论"认为有通货膨胀苗头,应提前进行控制,一旦经济过热得不到控制,投资价格不能顺畅向消费价格传导,引发严重通缩;对立观点认为,不能轻言过热,应充分尊重市场力量,让民间资本通过市场信号自主调节投资。最有影响的观点是宋国青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增长率可以保持10%,这是"多年不遇的高速增长",宋国青并且警告,过度紧缩会重新导致通货紧缩。
第二层面是中长期的结构升级分析。经济学家纷纷论证重化工业时期。
问:2004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正在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正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
答:这种说法作为中长期判断是正确的,但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高速度,高进口,高消耗基本正常,是体现重化工业化时期特点的,至少延续15---20年,这种分析不能代替短期分析和特殊因素分析。
问:第三层面大概是"局部地区局部行业"过热问题,集中于以上海为中
心的长江三角洲,房地产业,"温州炒房团"评价问题。
答:我引用卢周来的研究。房地产业过热苗头表现在:一是近三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平均以25.04%的高速增长,为GDP平均增幅的3倍左右,且有进一步增加之势。二是炒房子、炒地皮等投机、炒作现象在大部分城市均可看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三是商品房开发投资结构过于向高中档房倾斜。四是国民经济许多行业的企业已开始向房地产业涌入或受其连带影响。五是房屋竣工面积和房屋施工面积中新开工面积分别平均以每年20.57%和25.22%的高速递增。
商品房供大于求,超过部分的供给增长则为虚涨,构成商品房供求泡沫。房地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空置商品房增加、大量资金沉淀等,使房地产企业还贷、还债困难,导致了房地产投资泡沫产生。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18号文件)里明确提到:"同时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不平衡,一些地区住房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房地产价格和投资增长过快;房地产市场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住房消费还需拓展;房地产开发和交易行为不够规范,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和调控有待完善。"由此可以判断,局部的房地产泡沫确已出现。
2003年下半年,央行对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情况进行了检查,共抽查房地产贷款20901笔,金额1468亿元,发现违规贷款和违规金额分别占总检查笔数和金额的9.8%和24.9%。有些商业银行对"四证"不齐全的项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或逃避"四证"规定,以流动资金贷款替代房地产开发贷款;放松个人住房贷款的条件,降低首付比例;以个人住房贷款的名义发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违反期房贷款"多层住宅主体结构封顶、高层住宅完成投资总额2/3"的政策规定;违反现房管理规定,对期房发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违反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抵借比不得突破60%及贷款期限不得超过10年的规定。
2003年6月中央银行121号文件控制对房地产贷款,标志着此轮宏观调控的开始。9月21日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7%,以后又连续提高;2004年1月18日,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贷款。但是由于各方面认识不一,国务院,建设部等机构都发表不同意见,上海等许多地方政府则公开说没有房地产泡沫。121号文件实施细则不能出台,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的重点从控制需求(信贷)转向控制土地供应,说明大房地产商已具备影响国家决策的能力,他们已有囤积的土地,因此这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大房地产商兼并小房地产商的。
决策层认识有分歧,手段不坚决,地方政府,房地产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强大利益驱动就促使经济遵循惯性发展到失控程度,货币政策"提前适度微调"不起作用,到2004年第一季度越演越烈。第一个标志就是房地产价格一路飑升。
问:关于"温州炒房团"问题,民间的说法是有1500亿元民间资本在炒房,而由于其隐匿性、多渠道的特点,这笔资金的统计是不完全的。"温州炒房团"原本颇受欢迎。然而,随着全国房价尤其是长三角房价的飙升,当地居民和媒体遂将房价飙升归罪于在全国各地攻城掠地的温州人,于是原来在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眼中的资本英雄顿时成了罪人。一夜之间,好似天使变成了魔鬼。
答:温州民间资本为什么热衷于炒房,显而易见的因素在于炒房是短线投资,风险小,见效快,获利高。炒房在眼下是高利润的行当。以温州人的敏锐眼光和市场反应速度,不注意到这一市场是不可能的。
温州人热衷于炒房除了资本逐利本性外,其背后有其更深层次的诱因,其一即在于温州本地产业体制的缺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造就了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济总有发展瓶颈, 迫使温州经济急需整体的产业升级。但是投资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温州缺乏产业基础;投资高科技产业,缺少技术、人才支持;继续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又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一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温州民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温州经济增长出现瓶颈,是因为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代际锁定"。 产业升级缓慢,使得温州富余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投资于本地产业的领域,使得温州民间资本不得不将投资的目光投向外部和本地企业以外的领域。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则选择了长线战略,到中西部进行投资兴业,以寻求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如奥康在重庆鹤壁投巨资建立的中国最大的西部鞋城。
而中小资本和零散资金,自己创办新企业或做大企业,则缺乏足够的资本和技术支持,不得不寻找短线项目,捞些钱就走。温州一个企业家说出了温州炒房团的投资动机:"手中有钱之后在本地找不到好项目,而中小企业融资又非常困难,无论在本地和外地办企业,都缺乏资本支持。只好到外地炒房子。"
其二除了现有产业布局的限制,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如电力、矿产、公共事业等领域,由于市场准入的限制,又是民营资本受限的领域,使得民间资本作为不大。
由于温州的民企大都是从家庭小作坊发展而来的,是纯家族的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很少。温州民企大都不愿失去自己通过艰苦创业而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对外招股募集资金非常少,同时又非常谨慎,所以至今温州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温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远远少于台州、绍兴等地,使得温州的散落于老百姓和小作坊的资本无法通过股份制进入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而绍兴、宁波、台州等地正是由于拥有众多股份制企业,才使得富裕的中小资本能及时找到投资渠道和领域。
近几年,由于国家对地下钱庄的严厉打击,使得温州资本原来通过地下钱庄获得高利息的投资私贷方式也陷于低潮。由于股市几年来的低迷,温州人显然不愿意在疲软的股市中帮贫救困,因此对这个领域投资兴趣不大。在目前国内投资渠道还比较单调的背景下,"买房子"就成了最适合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
在房地产市场上,温州家族联合作战的传统优势却有了可施展的余地。那些转战南北的温州炒房"集团军",多是亲朋好友联合起来的,几十个人、几千万资金一起砸在某个楼盘上,可以迅速抬高楼价,获得巨利。随着南京、上海采取了对炒房的遏制政策以后,温州人的投资节奏正在放慢,而放慢的原因是新的投资渠道不通畅,国家对于一些投资项目还未放开,以及缺乏投资平台所至。
问:上海平均房价每平方米"5118",超过北京,是一个标志,实际上大多数高于5118,有人调查,15个主要区128个楼盘仅有15个在5118元,14个在偏远郊区。杭州最高房价突破万元,南昌这类城市的房地产上半年突然涨价30%,房地产商无不喜笑颜开。
答:特别是大房地产商喜笑颜开,政府只是控制土地信贷供给,没有控制需求即消费信贷,倒闭了小房地产商,对大房地产商有利,如果控制消费信贷,清查囤积土地,他们就该哭了。北京市突击批地被中央清查,让我们看看中央政府的认识能力和权威如何吧。
3月份,中央调控土地出让制度,建立土地垂直管理体系。4月份起,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放宽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重点是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城市建设等重点项目。仅上海地区就砍掉了4000多亿元的建设项目,如上海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环球金融中心、崇明岛赛马场、崇明越江隧道工程等。全国受影响的项目估计在上万亿元。与建筑业关联度最高的房地产行业受到影响。5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落,建筑业投资增幅比上月下降了28个百分点。7月份,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第二个标志就是外贸出现从顺差到逆差的历史性转折,2003年的顺差200亿美圆,2004年第一季度则出现数十亿美圆逆差。 国内经济过热导致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这是造成今年1-4月贸易逆差的最重要因素。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2004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9.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更是高达43.0%,比上年同期加快15.2个百分点之多。一季度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更高达7.2万亿元,比2003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高1/3。投资拉动的经济过热一方面急剧增加了对海外原料、能源和资本设备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巨大需求对世界市场上述商品的价格产生了推动作用,加之这一过程恰与2003年以来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的趋势同步,其结果是导致中国进口的上述商品数量和价格均显著上升,进口支出急剧增长。
第三个标志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浙江省企业用地只能满足1/5,许多企业自己发电,电价差额由地方财政补贴。夏季用电高峰未到,全国就有24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铁路运输只能满足不到一半的需求。房地产业的畸形快速发展,带动了作为其上游产业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的快速增长,这些产业却都是耗能极高的产业,据统计,每生产1吨电解铝要消耗1.5万度电。同时,这些产业在中国同时又是能源利用率非常低的产业,其能耗率比世界先进国家超出30%以上。因此,尽管这些年中国电力与煤炭生产增长率也不低,但相对于这些快速增长而又能耗极高的产业增长,自然会出现十分短缺的局面。煤炭产量在去年达到16.67亿吨历史新高的基础上,今年前两个月同比增长13.9%,但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发电量虽继续保持15%以上的高速增长,但仍有不少省份拉闸限电,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停三开四"的现象。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铁路货运请车满足率只有40%左右。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就是如此出现的。
第四个标志是物价难以控制,5年以来粮价持续下降造成的反弹,和进口价格上升,属于成本推动,不可能通过控制总需求马上见效。
2003年10月启动的本轮物价上涨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特点,一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快速升高,其中食品价格上升是拉动这一轮消费品物价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2004年6月份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了5%,而食品价格当月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4%,强劲地拉动了消费品物价指数的上行。
另一方面,我国已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而由于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对进口原材料依赖较大。2003年全球钢材价格比去年上涨66%,国际石油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9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上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国内钢铁、水泥、能源的价格上涨。而工业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增高。国外厂商在我国投资设立的工厂大多都是加工出口模式,因此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对工业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导致工业原材料、能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从而带动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升。
第五个标志是投资惯性决定,2004年投资增长率仍旧难以下降。
200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全年全社会投资增长26.7%,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速可达22.3%。2003年的投资增长贡献率已远远高于1985年、1988年和1993年的投资过热时期,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性显著增大。2004年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加快,1至4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1047.4亿元,同比增长42.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4个百分点。如果投资延续2003年以来的惯性增长,2004年全年投资增幅将可能超过30%。这一增长趋势必将不断加剧基础产业和设施供给紧张局面,促使社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
我国投资增速加快引发了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煤炭、电力等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及价格上涨。2004年1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8.3%,其中,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分别上涨23.5%和20.5%。但是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并没有传导到下游消费品价格环节,1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其中,又以食品和少数服务项目价格上涨为主,这两项共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2.88个百分点。
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投资增长→收入增加→储蓄以更快速度增加→进一步转化为投资增长,体现为储蓄与投资的"双向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毕竟有较大部分要增加消费品供给,消费需求启动乏力会带来生产能力的更大过剩和产品的更多积压。2003年以来,就连成为消费热点的汽车也出现了库存增加的局面。因此,与相对薄弱的消费需求基础相比,许多行业的当前投资扩张是缺少市场支撑的。其次,由于消费的体制约束的存在,投资并不需要引起众多社会商品的供需紧张,而只要导致某几种重要商品或服务的"瓶颈"出现,就可以认定其冷热程度了。2002年以来,我国电力供需矛盾有所加剧。2003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情况,2004年预计仍将有超过一半的地区采取拉闸限电措施。电力、煤炭和交通紧张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当前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势头。
问:如果我们以上分析可以成立,那么,中央政府此时更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
答:是的。首先,籍此次宏观调控,改善中国经济宏观结构,使中国经济发展避免泡沫化局面。对房地产业,早整顿带来的后续损失越小,越往后可能带来的损失越大。因此,中央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既定政策,哪怕这种调控政策可能影响到当下的经济增长率,从长远看,也是值得的。
其次,籍此次宏观调控,打压强势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对弈的气焰。近几年来,新一届政府在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诸多改革举措都遭到某些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果此次宏观调控继续半途而废,只会助长这些利益集团的威风,使他们更肆无忌惮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在这方面已经有教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央行2002年为防止房地产过热,出台了"121号文件"。但在房地产利益集团强大的压力下成了废纸一张。结果,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因此,中央政府此次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政策,以保证今后政令畅通。
宏观调控为什么要加大力度
问:中央政府是不是只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使用行政甚至法律手段?
答:这是必然逻辑。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连续发出四个文件:《低水平盲目建设目录》,《控制信贷风险》,《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圆区,大型购物中心,和2004年以来开工的全部项目。《暂停土地批转》,冻结全国农用地转非建设用地半年,半年后必须逐省逐地进行验收。中央银行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窗口指导", 银监会指示银行在"五一"节前停止发放新贷款。"窗口指导"。 央行行长周小川说,30%的银行不良资产是各地政府不良决策造成的,这已成为历史,"我们决定把地方政府干预当地商业银行经营告一段落"。
以上措施能够见效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央把加强宏观调控上升到非常高的政治层面,并辅之以严厉的行政法律手段。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控,温家宝总理指示控制经济过热,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查处违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约资源活动,等等。
问:然后就是"抓典型"了?处理民营资本江苏铁本并惩治其领导人,成为强力推行经济整顿的标志。2004年4月28日,针对常州6家金融机构的查处风暴降临。中行常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王建国被撤职。这6家金融机构合力帮助一个注册资本3亿元的小型钢铁企业,运作总投资106亿元的大项目,授信总额43亿,其中中行25亿,农行10亿,建行6亿,广发3000万,浦发5000万,常州武进农村信用联社105万。铁本公司新建项目被国务院叫停,常州市政府宣布压缩用地规模,未占用的1647亩土地立即复垦。
答:铁本事件暴露了民营资本投资同样存在"软约束",是成本软约束。2003年下半年钢铁价格连连上涨,各家银行争抢项目。地方政府的支持给银行造成假象,以为没有问题。批文是地地道道的越权审批,铁本化整为零通过22个项目向银行贷出数亿资金。银行贷款有集聚效应,一个银行贷款无形中会提高企业信用等级,成为优质客户。
问:我记得樊刚他们曾经揭露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按照道理民营企业就应该是硬约束了。怎么又有"成本软约束"?
答;没有这个道理。计划经济不好,它的对立面就一定好,这是小儿科的思维?深圳《开放导报》一篇文章专门计算了铁本的成本软约束,
第一项, 违规用地6000亩,60%是耕地,没有公开竞价。计算土地成本:
江苏土地每亩42万元,常州40万元,高新技术开发区优惠为10万,按照优惠价格企业节约18亿。
第二项,给农民支付耕地补偿每亩是1。5万元,规定已经非常之低,而且企业一般不能完全支付。
第三项, 规定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钢铁工程由环保总局批准。铁本104亿
概算,环境保护成本占总成本的20---30%,大约15亿,没有经过环保审批。
第四项, 降低劳动保护标准。劳动保护成本占总成本5%,
民营和外资企业基本没有。这一项节约5亿。
第五项, 拖欠工资和原材料款。104亿概算从银行贷款34亿,自有资金40%
是40亿,至少有30亿资金缺口,依靠拖欠工资和材料款可节约利息1。5亿,3年4。5亿。总计节约37亿投资成本。
问:简直惊人。这就是说,任何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勾结政府部门,违规操作,节约不应该节约的成本获得30%以上的暴利,这才是投资过热的真正原因。国有企业借债不还,民营企业同样可以不还。
答:这清楚地证明了,经济增长有一部分是以环境资源和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主要不是所有制问题,即使把国有企业全部送给私人,他们仍旧会与权力结合,关键是限制权力。
再看南方一家几百万吨的大钢厂,是如何运作的:取得政府支持,低价获取土地使用证;钱还没到位土地证就到手;以土地向银行抵押得大笔贷款;以垫支方式建设,施工由建筑公司垫支;设备订货由制造厂垫支。民企老板是空手道,
国有企业如何能做到?贷款越多,相关单位与之结成命运共同体,唯恐项目搞不上去。老板们以少量自有资金调动大量社会资源,获取最大利润。
问:广东南海巨额骗贷案也够典型。民营企业主冯某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从工行南海支行贷款74亿,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取现金,非法汇出境外。冯某第一次获取大额贷款,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多年来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是伪造的,也有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的。冯的公司与南海市财政局资金往来10亿元,财政局干部是财务顾问。
答:因为民营资本背后有地方政府权力,所以中央政府也只能以权力治理权力。当然可以在方法上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严厉的宏观措施至8月,已宣布取得明显成效。
首先是股市,4个月从1780点下跌到1366点。德隆系彻底崩盘,结束了目前最大的上市公司集团大泡沫;北京国洪起案引发的对于国债回购的清理,引起了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连续跳水。股市泡沫被挤得差不多了,但根本性的股权分置仍旧没有解决,政府回避历史责任使中小股民承担改革和整顿的成本,这是不公平的,没有公平就没有信心。
------清查土地迫使许多项目停止下来。出现产业剧烈波动:唐山钢铁投资急剧增加,2004年又急剧收缩。2004年1---4月,关闭36座高炉,26座转炉,63条轧机,减少700万吨能力。上海地区砍掉4000多亿元建设项目,如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环球金融中心、崇明岛赛马场、崇明越江隧道工程。全国受影响的项目估计在上万亿元。全国建176个高尔夫球场,经国家批准的只有10个。高尔夫球场太费水,这次大部分应该停建,建成的改为公园。
问:浙江有的民营企业为了结束某些接近完工的项目免成"烂尾楼",不惜以18%的利率向典当行贷款。占用的耕地已打入钢筋无法退耕,就在地面铺设庄稼以对付调查组。民营企业家反映,这样的调控方式和力度只能维持到年底,再下去他们就坚持不住了。
-答:2004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8773亿元,同比增长9.7%,比去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26082亿元,增长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4924亿元,增长28.7%,比一季度回落12.4个百分点。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每米2701元,同比上升11.6%,增幅比一季度提高4.9个百分点。与此相反,6月份"国房景气指数"为105.18,比5月份回落0.74点,比去年同月回落1.86点。土地开发面积增幅大幅回落,上半年完成开发土地面积同比增长11.5%,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回落17.3个和28.5个百分点,说明宏观调控见效。
按照同比原则,2004年下半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率会有明显的下降,因为2003年上半年受SARS影响,经济不景气,下半年增长率崎高,2004年就相反:上半年非常高,下半年下降。
问:关于宏观调控的争论重新升级。反对意见认为既然已有成效就应该结束,否则将引起通货紧缩,把行政手段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房地产业,打击民营企业是错误的。
答:为铁本鸣不平的文章也出现了。现摘录如下:
"戴国芳及妻子8人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偷逃税款700万元。一个4月份以前还是白手起家英雄的民营企业家,转眼变成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罪犯。年初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却明确记载着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行政许可法》,没有人质询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也没有人为戴国芳主张应有的合法权利,反而普遍表现出幸灾乐祸式的冷漠,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初中辍学从收购废铜烂铁起家,十多年年产钢铁80万吨、销售额17亿、上交税费3700万,难道不值得尊重吗?颇带歧视色彩的农民企业家称谓,与任何国际惯例格格不入的,英雄不问出处。从最起码的个人私德角度来讲,在别人落难时幸灾乐祸的嘲讽与自作聪明的卖弄,说轻了是有失厚道,说重了就是小人行为。
"自由投资权是基本人权一部分,按照尚未废除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规定,
铁本查处集中在违规分拆立项和超标占用耕地,低水平重复建设把一个重大项目分拆成22个小项目,如果没有履行任何报批手续私自开工,责任在公司;如果履行了报批程序审核同意,即使超标占用耕地,违规建设的主要责任应在地方政府,刻意规避中央行政规定和挑战中央行政权威是地方政府。
"过分强调集权令行禁止,却极少从个人民企基本权利方面,认真考虑过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合理性。你可以不许别人上厕所,但你无法禁止别人尿裤子!严重违犯自然权利,新办企业不准出生、投资项目不准开工、破产企业不许死亡等魔幻现实主义现象,难道都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吗?
"媒体一方面奚落性地称戴国芳为农民企业家,又贬责他偏离科学发展观,
甚至让江苏人民总结发展不能忘大局的教训。那些深知科学发展观又通晓大局的人们,自己又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呢?如果戴国芳既能遵循科学发展观又能明辨大局,我们应该请他当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做国家主席呢?湖北省副省长兼法学专家辜胜祖'不学戴国芳,要学郭广昌'的说法,《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吕平波'不打早不打晚,就打不长眼'的评论,让人对民权和法治的期望几乎回到冰点:原来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权谋和人治的社会!
"三年前主流媒体还在鼓吹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今年保护民营企业和
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还刚刚高票通过,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却重重打在民营企业身上,与时俱进的主流媒体应付裕如,转眼就头头是道地总结起戴国芳失误与教训。民营的铁本公司为什么不能投资自己认定的项目?处罚依据却说是没及时纳贡上香,这又是哪家的王法呢?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国企和民企在目前的现实写照。"
问:既然这样,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就很有必要了?
答: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虽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当前需要做的有四件事。
第一,在中央政府内部统一思想。由于各方博弈的结果,连中央政府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中心以及发改委研究中心一些官员与专家,前一阶段也放出了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不和谐音,这对外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此,有讨论必须局限于中央政府内部,但一旦形成了决议或政策,就不允许他们对这些决议或政策说三道四。
第二,不要急于宣布宏观调控将结束。最近中央政府有官员频频放话,认为宏观调控已取得成效,认为不需要再出台新的调控政策,甚至认为下一步宏观调控有必要防止投资增速的过快回落,以保证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这也给外界形成了很坏的印象:如此快就宣布宏观调控政策结束,要么此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是错误的;要么中央政府已经抗不过沿海势力的反对。因此,当前最好的作法仍然是要坚持既有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要放软,尤其在舆论上不能放软。
第三,中央政府有必要澄清三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一,有人说,"此次宏观调控伤害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的元气"。对此,中央政府应该讲清楚,即使没有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用电、用煤与用水的紧张也将迫使这些地区放缓能耗极高的钢铁产业发展。《经济》杂志近期封面文章《浙江经济模式面临全面危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说服力。其二,有人说"铁本事件"伤害了民营经济的元气。对此,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将"铁本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尤其要强调,铁本公司以三亿元自有资金竟然带动四十多亿银行贷款,即使不搞宏观调控,这种做法本身也违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列举数据,证明宏观调控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以及外资受宏观调控直接影响较少。其三,有人说宏观调控伤害了市场机制的元气。对这种说法要坚决反驳。因为在任何市场经济体国家中,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熨平经济周期,都是政府主要功能之一。而且,还要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当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拆迁,为房地产发展推波助澜时,这些人从来没有说过这种做法才是真正损害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
最后,对于开放经济环境中如何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必须及时加以研究。这次宏观调控不同于此前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受到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对抗,而且受到某些外国势力的对抗,同时宏观调控的客观效果也大为降低。在此次宏观调控中,外商对中国投资数量与领域,包括对中央宏观政策严控的领域都没有任何影响。据称,全球排名前五的欧洲金融机构--荷兰国际集团、总部在新加坡的东南亚最大房地产开发商凯德置地、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等都在继续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房地产产业;全球最大的彩涂钢板生产企业--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落户苏州工业园,总投资2.8亿澳元建立一条生产线;而全球铁矿石巨头哈默斯利公司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订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每年向宝钢供应最多为700万吨的铁矿石。外资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外区",不仅仅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力,而且直接影响国企与民营资本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接受心理,对此,中央政府不能不加以研究。
历史上两次宏观调控的成败得失
问: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暂不出台新的措施,在9月份16届4中全会上进行讨论。
答:地方政府与中央会有新的博奕。改革一项重大战略是地方分权,通过20世纪的地方财政包干,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承担发展地方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任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非常之高,GDP成为政绩主要指标,不把经济增长率搞上去,不搞几处楼堂馆所,他们就无法交代。当然这样发展也包含他们个人的巨大经济政治利益。中央政府越来越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承担保障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职能。
第一次大的博奕在1985-----1986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价格改革,出现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经济紧缩遭到地方政府反对,理论界出现"通货膨胀无害论",结果宏观调控没有坚持。1987年中共中央做出"价格闯关"的决定,国内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拼命鼓吹"长痛不如短痛",弗里德曼,张五常等都是价格闯关的积极鼓吹者,不适当的宣传造成通货膨胀预期。当时3000亿人民币的居民存款,数量级远远低于1992年的10000万亿,更低于目前的10万亿,但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在贵州这样的穷地方,居民竟然抢购毛线,每家满满一箱,这就是预期的作用。
问: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通货膨胀预期,就不会去特意宣扬价格改革,自己煽动涨价预期。也可以说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太慢。
答:令人奇怪的是,难道弗里德曼和张五常这些国际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知道?难道他们没有看过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或者是卢卡斯当时没有提出这个理论?无论如何,1988年价格改革受到了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改革前未能坚决控制通货膨胀,改革中又没有能够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结果失败得很惨,导致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失控,社会动荡,政治风波。价格改革当然是正确的,但没有造就宏观经济平衡的外部环境,结果急转直下。中国价格改革竟然是在1990---1992年实行严厉经济紧缩下自动完成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地方财政紧张不得不取消价格补贴放开物价,结果到1992年底全国90%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改革自动成功了。
问:你形容为"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同样的价格改革在著名的"改革开放派"领导下失败且导致政治动乱,而在所谓"保守派"紧缩经济,甚至在理论上批判市场经济时自动成功,不能说不是历史的讽刺。
答:改革顺利进行需要宏观经济平衡的环境,和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一搞宏观调控就说是反对改革,回归计划经济,一关心老百姓就说是民粹主义。
问:第二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重大博奕大概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朱溶基主导的宏观调控,几位著名的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联手反对。大家都知道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揭露经济学家与投机资本联手干预国家决策,你们"非主流派"就是此时开始出现的。
答:我当时和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关系很好,大家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同路人。关键不在于有不同意见,而是他们对不同观点实行私人垄断和封锁,这有悖于他们一贯标榜的自由主义原则,我也是为了维护自由主义的纯洁性才支持左大培的。没想到他们这些人心胸狭窄,连我也一起封杀。
问:最近163网和上海《社会科学报》都报导了此事,但他们否认有封杀。
答:当时《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到我家求助,说自己到北京办报如何如何艰苦,中午经常是揣一个凉馒头到处跑,这次受封杀压力很大,希望我能够投稿并帮他组稿。我帮助他找董辅仁,王建等约稿。老董比较忠厚,说大家约好了都不给他投稿我也不好办,最后由我写了一个董先生访谈。后来高小勇去追寻诺贝尔奖,策划张五常热,《经济学消息报》再不报道非主流观点,说明他们不是真自由主义。
问:当时宏观调控主要是北海房地产泡沫,全国银行的资金流向北海。
答:大形势是邓小平南巡造成全国新的改革开放热潮,在徐州"破三铁"失败了,有些下岗工人杀了厂长,于是地方政府就转向开放和发展,出现房地产泡沫,外汇黑市1:11,再不控制就是1:15。物价指数高达20%。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出来扣政治帽子,说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复辟,反对小平的"发展是硬任务"。但还是坚持下来取得成功,标志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卷入。
北海的房地产泡沫带动全国,留下严重后遗症,大量"烂尾楼"矗立在各个城市。2001年底,广州有200多个闲置地块和60多座烂尾楼,重庆有63座,海南三亚到2003年还有110座,天津有37座。至于日本,房地产崩盘导致10年经济低迷,已成世界性的历史教训。
问:这两次一胜一败,的确值得认真总结。不知道这次结局如何?
答:这次宏观调控难度显然大于前两次,认识从来都不可能一致,问题是相关利益集团的实力远远大于以前,已经有能力和中央政府进行对抗,从舆论到政策,都有这个迹象。2004年上海房价不降反升,他们在极力维持泡沫。
房地产泡沫的标志与机制
问:我们从投资主体性质谈起,我有一个问题,现在说投资体制改革,只要是自己的钱,政府不再进行审批是怎么回事?
答:问题在于能够成为国家投资主体的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要运用大量公共资源,如贷款,土地,环境,特殊经营许可等等,当然需要政府审批,完全否定审批是不对的。当然政府管制的方式应该改善,把必不可少的额度指标进行公开拍卖,政策与操作公开透明,防止腐败和寻租,关键是限制权力滥用,但不是取消必要的管理。
这次民营企业刚成为投资主体,就出现严重失控,特点是:1。投资方面的成本软约束,成为暴利的来源。2。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制造经济泡沫。3。政府的利益是卖地收入。4。房地产企业的利益是大规模运用银行存款和回扣成为经营者,风险则由银行承担。5。权力,资本与黑社会联手系统掠夺城乡居民,危害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6。拉动高消耗产业,浪费资源和能源,制造环境污染,增加社会成本。7。拉动进口,增加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8。进一步形成利益集团,寻找政治和理论代表,控制舆论,破坏学术的严肃性。9。泡沫的破裂将增加银行呆帐,在外资银行分流存款的背景下,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问:你这9条环环相扣,很合逻辑,如果成为现实那就太可怕了。房地产泡沫确实存在吗?许多经济学家并不承认有房地产泡沫,理由是:中国人口这么多,土地这么少,对住宅的需求这么大,地价当然会持续上升,怎么会暴跌呢?
答:日本土地比中国更紧张,为什么也有房地产泡沫破裂?十几年了经济长期一蹶不振。有没有经济泡沫,要看供应是否超过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绝对需求。否则怎么会有生产过剩危机?为什么要把牛奶倒入大海而不是低价销售?因为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是利润而不是满足人民需要。为了保持垄断高价,市场经济需要经常毁灭一部分过剩生产力。这种过剩当然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
按照绝对需要,中国再过50年也没有泡沫。我国城市住宅建筑面积60亿平方米,4亿居民人均住宅面积20平方米,需增20亿平方米,一般不到人均50平方米就不会停下来,城市人口还要增加。每年新增建筑面积4亿平方米,可不是要盖50年?直到城镇住宅面积达到150亿平方米为止。
问题在于相对购买力。中国房地产价格过高,质量过剩,一是由于房地产商追求高额利润大盖豪华住宅写字楼,二是政府追求豪华办公楼,其购买者都不是真正的居民;三是供应方面的问题,中间环节炒高地皮,层层回扣,腐败严重,成本自然高昂。
问:3年以来消费信贷所支持的居民住宅大量发展,能说也有泡沫吗?
答:根本指标是收入与房价之比,住宅价格中位数与居民家庭收入中位之比合理水平应为3∶1到6∶1。东京房价收入比4.8∶1。我国大部分城市8∶1到15∶1。上海、广州8∶1,北京房价11∶1。今后5--10年城镇房价与家庭收入合理是5∶1至8∶1。据最新统计数据,2004年上半年,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36.4元,人均消费支出5748.7元;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13元,人均消费支出为6329元。北京市目前有关部门公布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4900元,上海为每平方米5100元,实际可能分别为5500元和6000元左右。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5万元,还包括通讯、交通、饮食、服装、医疗等开支在内,而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就要50多万元,大多还是毛坯房,简单一算就知道买房对普通百姓的负担有多重,还要装修,还有子女、父母、教育、交际及日常开支等等。 2003年,长三角15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平均工薪收入为8312元。
消费信贷几乎占3年以来购房款的一半,利率高达5%,比美国还高。利率太高,贷款买房子的就只能是不想还款的人,想还的就不贷款了,因为根本上是还不起的。目前大部分中国人是盲目贷款,超额贷款。25岁结婚,都是一次到位要100平米房,至于能否偿还,并没有认真考虑,这就是追求享受,不负责任的新生一代。他们的预期收入,是根据新自由主义鼓吹盲目乐观的"高增长高收入高消费"模式的一种梦想。一旦经济增长不能维持,大部分人就难以偿还贷款。房子给了银行,银行就变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部,同样卖不出去。消费信贷最怕系统风险,而中国的确有系统风险,负责任的政府在此阶段就不宜大量放贷,尤其是首付款太低,引导居民特别是年轻人超前高档消费,使他们的负债长期超过收入水平。到时候大家都还不起,只好延期,危机就集中到银行。
问:泡沫因素还有什么?
答: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地价泡沫。土地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拉动及炒作,土地价格出现虚涨,虚涨的部分就是泡沫。二是房价泡沫。房价中的地价泡沫、房地产投机和炒作所哄抬的价格部分、开发商正常期望值以上的期望值等,组成了房价泡沫。三是商品房供求泡沫。商品房供大于求,超过部分的供给增长则为虚涨,构成商品房供求泡沫。五是房地产投资泡沫。因我国房地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空置商品房增加、大量资金沉淀等,使房地产企业还贷、还债困难,导致了房地产投资泡沫产生。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空置率(注:空置率=空置面积/近三年竣工面积之和*100%)从空置率看:国际通行的标准是10%。考虑到我国国情及房地产开发业正处于大发展阶段,可以认为20%以内尚属正常。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1至7月份,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总量已达1.2亿平方米,约合1000万套住房,其中半数空置了一年,占压资金超过2500亿元。2003年前4个月,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又增长9.6%,累计空置面积超过1.25亿平方米、占压资金超过3000亿元,居各行业不良资产之首,已引起中央银行的警惕。其中,空置期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同比增长4.5%。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却仍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空置住宅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大。2003年全年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8亿平方米,增长2.2%,比上年回落8.7个百分点。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面积为54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4%,占全部空置面积的比重与上年相比增加4.5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商品房空置面积保持负增长,而西部地区增幅超过16%。
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2004年4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96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6%,增幅回落6个百分点。其中,空置商品住宅592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8%。从空置时间来看,空置一年以上商品房面积为5529万平方米,所占比重为57.6%。5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970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为561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7%。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商品房空置面积601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2%;中、西部地区的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较快,增速均超过10%.。另外,根据上海最新发布的数据,至6月末,申城商品房空置面积下降了58.2%。6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969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2%,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为5672万平方米,所占比重为58.5%。按用途分,商品住宅和办公楼空置面积,分别下降了7.4%和3.9%;商业营业用房空置面积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21.3%。
答:更加不稳定的因素,一部分住宅不是最终消费而是投资品。许多有钱人购买多处豪华住宅,只是为了等待增殖以后出售。上海《解放日报》披露一个抽样调查,25个小区23694户,其中3885户,即26。5% 的购买者是投资或者投机的。更大数量的居民购买新房以后把旧房出租,以房租支付新房贷款,也是投资行为。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降价,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五星级饭店降价到四星级的水平,那么四星级将被迫降到三星级的水平,三星级降到二星级,在边际水平上降价将导致总体性降价。
问:如此道理,是不是汽车贷款也有泡沫?
答:从总量看,我国汽车的家庭普及率不到1%,发达国家达到40---60%,当然远远没有饱和。但相对过剩很快会出现,标志就是大幅度降价,而降价预期一旦形成居民就会推迟购买,加剧过剩。加上石油涨价,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因素,汽车的发展速度也会降下来,许多汽车厂会倒闭和被兼并。如果房地产和汽车的增长率下降,就会影响上下游产业。当然可以启动国防,环保,水利和农村城市化来弥补,中国现在资本严重过剩并且净外流,但这些领域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需要国家的开放和鼓励政策,也需要国家为主导才行。
问: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甚至必然破灭,为什么还要制造房地产泡沫,难道房地产商自己不怕亏损倒闭吗?
答:房地产公司会倒闭,但经营者的私利却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并不似人们所想与企业发展一致。在市场经济规则极不完善的条件下,经营各环节都有非法回扣,这是经营者收入的主要来源。至于房子卖不出去,最终风险银行承担,受损失的是存款居民。国际惯例是如果无限责任公司到闭了,投资者要以自己个人财产全部赔偿,政府要监控你的生活水平,不得拥有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要损失自己的投资。中国也是这么规定的,而且有限公司特别多。问题在于自有注册资本太少,企业主要用贷款或上市圈钱,经营者实际上不负责任,这是乱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必须健全关于投资,贷款和破产的法律,使那些乱投资乱贷款的人,真正对自己所运作的项目负责任。
问:商业银行为什么要贷款给他们?
答:当房地产业泡沫处于上升时期,对商业银行来说,房地产信贷的确是一种"优良资产"。不良贷款比例本来就过高的商业银行,正好利用房地产信贷降低此比例。因此,拼命地向房地产业放贷。这样的结果使得商业银行其实与房地产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处在"同一条船上"。1993年以来中国长期储蓄大于投资,银行存款大于贷款数千亿,急于放款,特别愿意对消费者进行车房信贷,似乎消费者比较老实,有实物资产抵押,比较保险。深层次的原因是银行经营者也有自己特殊非法收入来源,如违规贷款炒股票炒地皮,吃回扣。银行绝大部分的钱并不是银行自己的钱,而是居民存款。银行最怕呆帐。如果一个银行运用100亿资金,它依靠吃利率差而盈利,假设1年一个百分点,利润是1亿。出现一个百分点呆帐,就消耗1年利润。我国商业银行大约有25%呆帐,经过这次房地产泡沫洗劫,可能到40%,就是说将吃掉正常经营40年的利润。现在之所以没有发生居民挤兑存款,是因为中国储蓄率非常高掩盖了呆帐。更大一次危机在2006年以后外资银行分流国内银行储蓄。如果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影响居民信心造成挤兑,外商撤资,就不仅是商业银行危机,而是全国总危机。
问:商业银行非常愿意进行住宅贷款,他们认为有房产做抵押,没有风险。
答:这是指非系统风险。少数人不还帐,银行收回住宅进行拍卖。如果是系统风险大多数人都还不了帐,银行收回一大批房子如何拍卖,以什么价格拍卖?
到时候价格跌得一塌糊涂了。银行经营者也可能吃回扣。不考虑这些因素,只用国际货币银行学那一套是不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假设前提,就是国内政治稳定,法制民主健全,没有国内动乱和外部战争,这些假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未必都能够存在,许多政策包括房地产消费信贷必须慎重,而前几年是过松了。房地产开发资金过多依赖于银行贷款,使其市场风险和融资信用风险集中于商业银行。据估算,80%左右的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商业银行信贷。房地产贷款额则从1998年末的人民币3106亿元,急速放大至2003年9月的人民币2万1327亿元!在房地产市场资金链中,商业银行基本参与了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通过住房消费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性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等,商业银行实际上直接或间接承 受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各个环节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张曙光老师指出,中国银行不良贷款有60%与房地产有关。这一点在江浙与上海更为突出。从1995--2002年,官方统计的上海房地产业自有资金占本年度资金来源从16.4%,一直降低到10.5%左右。如此低的自有资金,使上海房地产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赢了就是自己的,亏了就是银行的。这也是江浙与上海房地产如此迅速发展的秘密所在。但却将最大的风险转嫁给了银行。
问:那么,地方政府利益又在哪里?
答:基本利益是卖地。所谓"经营城市",是把居民拆迁到郊区,政府和房地产公司获得级差地租暴利。一方面,高档楼宇是地方政府官员最大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在其他产业发展困难时,快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正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征地"作为地方财政最大的钱袋子。政府廉价从百姓手中买到土地,然后转手以高价卖给开发商,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拿土地来招商,已成为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在这方面,土地资源最为宝贵的江浙、上海抢了先机,尝了甜头。官方公布的数据,仅浦东征地就为市府带来高达100亿元的收入。这引来其他地方政府迅速跟进,最典型的是天津。戴相龙上任后,提出所谓"经营城市"的口号,让政府垄断土地市场,让百姓搬出黄金地段,低价征地,高价出售。2003年一年间,天津累计拆迁量接近500万平方米,涉及两三百万人动迁。政府从征地中所得收入让穷惯了的部门一下子不知所措。一位官员甚至对记者说:"过惯了苦日子,一下子富了,还真不知道钱怎么花。"所以,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发展的又一最大受益者。此次中央宏观调控,提出要从源头上控制房地产发展过热,严格地方政府批地政策,半年内暂停审批全国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这无疑一下子收紧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所以地方政府肯定会反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
问:难道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不是需要占用土地吗?
答:问题在于土地有限,卖完了如何维持可持续增长?只能有计划有控制地逐步开发,不可任凭地方政府短期利益过快处置;第二,政府收入增加过快会加剧腐败,乱盖楼堂馆所;第三对居民补偿不足,产生严重社会问题。
仅仅把房地产泡沫归为腐败和有法不依是错误的,更深层次是法律和制度模糊,没有明确承认城乡居民的土地使用权。我国宪法规定,农村耕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长期承包给农民,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强行征收;出于公共目的征收应予补偿,补偿标准按照农产品6年收入定,未免低得离谱。几万元就把农民的耕地给征了,经过整理卖给外资,价格可翻数十倍。上海开发浦东政府赚了上百亿,暴利所在,各地纷纷仿效,开发过度是必然的,没有项目地就卖不出去。我国耕地很少,高产田集中于沿海地区,如果以暂时经济效益为原则,把耕地占用过多,粮食生产要出问题,失地农民增加太快,有说上千万,有说上亿,他们没有能力进城安居,就成为流民,流民是最大社会动乱因素,大家看看历史就可以明白。因此中央政府坚决控制耕地的占用,是符合长远利益的。
问:问题在于暴利所在,有法不能执行。
答:严重性不仅是有法不行,而是法律不明确,有的地方政府私自公布违背宪法的地方性法规,不承认居民土地使用权。农民的承包土地是有使用权的,农民有说话的权利吗?
问:城市拆迁也是一块大肥肉,居民上访者甚多,究竟是什么问题?
答: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计划经济下的惯例是"居者有其屋",只要住上了,无论是单位还是政府,都不能强行搬迁,房屋不许出租买卖。计划经济限制土地使用权流动,没有经济效益,但保障老百姓对土地使用权的实际占有。
问:80年代修改宪法说,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
答:宪法少了一句注解:"不动产,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可分离"。我在天津开发区参加了中国第一块土地使用权对外商的出让,为制定法规学了3个月,看到外国,香港,台湾的土地法,都有这条,我是一条条反复琢磨的,少一句就可能造成巨大问题。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土地使用权属于谁?按照常识当然属于住房子的人,无论房子是买的,租的,或者是计划经济下分配的,他占有住房所有权或者所有权,同时就拥有下面的土地使用权,因为房屋是不动产,不能象桌子随便可以搬开,这就是法律上的:房屋所有权与地皮使用权不可分离。否则房屋为什么要比桌子贵,而且越来越增殖?增殖是土地增殖,房子只有折旧是越来越不值钱的。所以在售房时,政府有权利征收增殖税,专项投入城市建设使地皮再增殖。
一些地方政府法规说城市土地所有权和所有权全是国家的,令人啼笑皆非。北京有许多四合院是私人产权,已有上百年历史,现在增殖不知道多少倍了。结果在拆迁时候说,你们只有四壁和房顶,地皮是政府的。那还有什么可补偿的?30年折旧已分文不值,搬家者还要付拆迁费。这是通过违宪的地方法规,系统剥夺居民私有财产呢。
问:奇怪,许多人谈修改宪法,都没有谈到这类实际问题。只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求赦免暴富阶层"原罪"。
答: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是必要的,但不能说"神圣",神圣意味着不能追究来源,这是为暴富阶层服务的说法,根本没考虑老百姓的财产保护。法学家只是从条文上看问题,他们不了解在中国,最主要的财产-----土地使用权是公是私没有分清楚,结果在拆迁中,居民的土地使用权被人剥夺,转变成为暴富阶层的私人财产。你说保护私有财产,原则上永远没错,但在实际上是保护谁的私有财产?是保护老百姓的实际财产,还是保护剥夺者的财产?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问:恐怕没有这么单纯吧。
答:如果说法学家不了解经济运行,有些经济学家却是投靠暴富阶层为他们做代理人的,这就是所谓"精英联盟",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法学家,与权力和资本相结合,替剥夺者辩护,他们所谓保护私有财产,实际上是保护剥夺者而不是被剥夺者。对立双方的财产不可能都保护,好比我昨天抢了你的钱包,今天已经是我的了,法律应该保护谁呢?
正因为地方政府法规有这样违宪规定,根本不承认城市居民实际上的土地使用权,所以才有拆迁中种种欺骗,威胁,甚至对居民使用暴力。政府把属于居民的土地使用权,不经居民同意甚至不打招呼,直接划拨给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把拆迁任务承包给社会上的"房虫子";这些人掌握房源,专门帮助居民换房子,奖金来自承包收入,越能欺诈居民奖金越多;拆迁本来是政府行为,这样的"市场化承包"实际是权力承包,是权力资本化最恶劣的形式。地下黑社会本来是填补政府职能真空的,现在变成为政府行使一部分职能,这可不是一般的"腐败"可以概括的。
问:拆迁中出现殴打居民,派出所只作民事纠纷了事,最多赔礼道歉。如按违反社会治安条例拘留,按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刑,他们就不敢了。政府部门得到什么,可以查查他们的房子。
问:法律自身有问题,腐败就特别严重。
答:房地产业最大违法行为是炒卖地皮。法律明文禁止炒卖地皮,土地要经过招标拍卖,两年之内不开工即收回。但各地就是不听,连天子角下的北京市也不听。现在的权力资本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系统掠夺居民,掠夺资源和贷款,如果不能彻底整顿,全国腐败会升级,中央权威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干预公共决策将获得成功。
问: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坚决支持中央政府把宏观调控进行到底,并且深入下去。
反对权力资本化要依法动员人民群众
答:深化整顿的根本是依法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权力资本剥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法律要明确和支持作为弱势群体的居民一方。2003年政府颁布了居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有权利选择物业管理公司的法规,是很好的先例。还应该制定"住宅合作社"法,让购买者参与住宅建设的全过程。
反对腐败,健全市场经济规则靠政府,更要依靠人民群众,只依靠中央政府的大权力和条文法律,无法制止越来越多的小权力资本,只有依法发展民权,制约资本权力和权力资本,才是根本的出路。
问;记得您在1998年发表文章揭露权力资本化,影响很大。到今天大家都批判"权贵和裙带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证明了您的预见。
答:我在1998年指出,中国渐进改革的起点是权力,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假定的"理性人"。市场化的过程实际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在改革中没有受到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行政权力在改革初期起到市场经济助产婆作用。
国家财政分解成80000 个政权主体:利改税形成了部门利益,拨改贷形成了单位利益,财政分灶吃饭形成了地方政府利益,72000 个镇,2780 个县,460 个地级市,28 个省市自治区,有了独立利益和发展经济的动力。
问:您还计算了权力变资本的方式和数量?
答:我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研究资本发展的必然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农村承包土地时,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商业,旅游的回扣和外汇炒卖,20年大约3万亿人民币。外贸总额折合20年18万亿人民币,有2万亿回扣,商业资本形成中,贸易渠道为私人掌握,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九十年代初期中央一级正式双轨价差每年700亿;五年3500亿,按10% 回扣350亿。
第四个阶段是90年代的金融资本,原始股票流失,上市额度分配,股票证券市场操纵,产权交易与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借款不还.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人民币。据说上市公司审批过程的费用是1亿,得到一块好地皮的关系费是500万,这已经被称为行业的"潜规则",谁也不许说的。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乱罚款乱收费,估计20年中权力资本给少数人带来非法好处不下于30万亿人民币。
问:中国2003年的GDP才11万亿。房地产泡沫是否为第五个阶段?
答:房地产泡沫本质上属于金融资本,也可以划归第五阶段,因为其规模和危害都远非90年代可比。大贪污案件大多与房地产有关。我在1998年预言房地产泡沫将成为权力资本的新阶段。因为国家财富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只剩下国有土地,经房地产开发向市场转化,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是权力资本最后一次瓜分机会。
基本的制度寻租的以各种名目的优惠协议出让土地,出让金远低于市场价8倍。1999年,全国招标拍卖土地只有1000万平方米,收到土地价款114亿,平均1057元/平方米;1992---1999年,出让土地30亿平方米,土地收入仅有1000亿,单价只有130多元/平方米。只有通过权力关系才能得到最优惠,最好的土地。
问:你没有估计瓜分的数量,但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房地产和建设项目中的腐败是多么严重。
"北京五环路工程暴露巨贪毕玉玺 10年受贿6000万 "
"2004年08月10日02:50 华夏时报
"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及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毕玉玺于1994年至200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上谋取利益,涉嫌收受巨额贿赂6000万元人民币。仅从毕玉玺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而在审讯过程中,毕玉玺起初咬定只收了些
"如今,首发公司员工队伍7300人,资产总额306亿元。负责北京8条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包括京石路、八达岭路、京哈路、京沈路、京开路、京承路(一期)、六环路、五环路(已停止收费)。2001年五环路工程招标,全国77家施工承包商和18家监理单位购买资格预审标书。五环路2003年11月通车,毕玉玺却黯然身退--2003年5月26日免去毕玉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名单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江苏、安徽九个省份,成为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今年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半个月,正在查处中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外逃;江苏省交通厅长章俊元被宣布免职;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因"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被立案审查,并免去其厅长职务。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高速公路投资太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从中捞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不显山不露水。没有科学的制衡机制和制度,必然害死干部。"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它不可能通过什么"赦免原罪"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解决。这次宏观调控就是一次限制权力资本与反对限制的斗争,如果失败,一场大瓜分就会蔓延,不仅是瓜分国有土地和财产,而且瓜分大多数人民的个人财产。金融危机就是总剥夺的实现。为防止危险前景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
问:你还提出了反危机的8条措施,其中有"降低价格以启动居民对于住宅和汽车的需求"。
答:我是这样说的:住宅和汽车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房改将带动万亿产值。 按 1997 年全国新建住宅 3 亿平方米估算,住宅投资 3000 亿,可带动相关产业 10000 亿产值。
要从供给体制改革着手,有效降低住宅造价,本身可以扩大需求。政府从价格中免除市政大配套费用,减免其他税费,可降低房价 30% ;鼓励住宅合作社,让购买者参与住宅设计,施工监督和售后管理,再降低 20%。再辅之以消费信贷,才能逐步启动居民家庭住宅需求。关键在于有效清理中间环节。在官商垄断的房地产供应体制下,充满中间环节利益,难免再来一次泡沫经济,豪华住宅积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缩水。房地产商利益已打入成本,将呆帐转嫁给银行。必须以经济民主化法制化的方法,改造官商结合的房地产供应体制。
问:我明白了,你的基本思想是消费者主权,依法建立住宅合作社,来控制房地产开发中间环节的腐败,降低腐败成本和价格。
答:这也是国际惯例,但6年过去了,不但没有实行,甚至连说也没人说了,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年25%的超高速增长,没有改造供应体制,而是单纯依靠消费信贷扩大需求,这也是一种总需求膨胀,必定要有苦果子吃。
问:第六个阶段应该是国际资本阶段。
答:是的,应该说是买办资本阶段,以2006年加入WTO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准入为标志。
不能仅以物价水平判断宏观调控的成效
问:您把问题归结为结构和腐败,是不是总量方面没有问题?
答:宏观经济存在长期不平衡,一部分是我刚才所说的结构和腐败问题所造成的。目前中国经济不是一般性的宏观经济过热,提前调整是可取的,但不能轻易得出宏观经济全面过热的结论,我们估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不能依据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来判断宏观调控是否取得成效,消费物价变化滞后于经济周期1年,又遇粮食水电涨价时期,不可能明显下降。如果以消费物价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就会进一步控制投资和信贷,造成大起大落,而消费长期低迷,我国经济再度陷入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是有的。
问:请解释一下成本推动。
答: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的物价上升属于需求拉动,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的需要,是典型的通货膨胀。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首先是垄断因素,如政府垄断部门的涨价,工会提高工资等。其次是农业因素,再次是进口因素。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控制总需求,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下降,可以说在总量方面的调控确实取得阶段性成果。
是否继续总量控制如提高利率,有一种说法,要看物价状况,这是不准确的。
消费物价指数很难下降,就是因为我国的物价上升压力中很大一部分是成本推动,收缩总需求和货币发行不起作用。
第一部分是以食品和水电价格为中心的消费品物价。2004年5月,物价上升的压力已经完全来自于食品价格。我国连续5年粮食减产,库存接近1974年水平,粮食缺口大约10%,因此粮食已进入涨价期,必定推动食品,肉类,酒类价格上升。
第二部分是进口价格。我国经济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40%,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近年国际经济发展较快,国际市场价格上升,特别是石油,竟然突破每桶40美圆。
如果说宏观经济真有不平衡,就是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贸易条件恶化,国际通货膨胀向国内转移。可考虑在3年左右以浮动形式,把人民币汇率升值20---30%,降低进口价格。
进口价格降低可有效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是因为中国大量进口资源和技术。2003年中国出口4250亿美圆,增长30%,进口增长37%,4050亿美圆,顺差200亿美圆。进口增长率将长期超过出口增长率,造成贸易逆差,但不会很大,因为出口产品大量采用进口原材料,进出口变动是正相关的,相关程度在
0。8以上,可把贸易逆差控制在每年300亿美圆左右。人民币升值30%,进口价格降低30%,每年节约1200亿美圆,如能够控制奢侈品进口,集中外汇进口短缺资源,扩大石油储备,就对国家大为有利。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国家物价局涉外司工作4年,专门计算汇率与物价的关系,当时正值人民币连续贬值,调查结果,进口原材料对国内物价的推动系数是1:1。55,即人民币每贬值一个百分点,以成本推动形式使产品成本上升1。55个百分点,加工程度越高,推动系数越大,在通货膨胀背景下推动更大。现在情况相反,是人民币升值促使国内物价下降,只要能够集中进口能源原材料,在国内加工程度大幅度提高,进口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必然能够促进国内物价明显下降。
人民币升值不会打击出口,是因为可以促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从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根据我们的模型和计算,加工贸易会随着人民币升值而减少中间产品的进口,提高在国内的加工程度;一般贸易则会增加原材料和设备进口,提高生产效率。处于大量引进技术和设备的中国,是可以在货币升值中间获得利益的。国家应该采取配套措施,包括以出口退税,设备折旧等财政措施促进出口,
控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改善收入分配等。如此可保持9%经济增长,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
多年以来鼓吹人民币贬值,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利益集团,是出口贸易集团和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外贸体制改革,出口利益集团已经瓦解,出口和进口,外贸和内贸已经融为一体,鼓吹贬值的只不过是其残余影响而已,不足为凭。我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完成,全面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升值的方式与配套政策。建议中央政府不要随美圆而升息,减小投机资本进入的压力,然后选择时机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在浮动升值时期严格管制投机资本。借人民币升值改善贸易条件,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这可以说是保持国内外经济平衡的中期政策。
问:货币升值期间因政策失误导致股票和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之后经济长期低迷,已有日本和台湾的教训。人民币即使坚持不升值,升值预期同样吸引投机资本进入,近年来大约进入数百亿美圆之巨,低价购买人民币资产,成为泡沫经济的一个来源。看来,应该重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
答:人民币升值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对增加了中国人均GDP,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带动城市化进程,对房地产发展带来新机遇。如果任由市场来调节,就会重蹈日本和台湾房地产泡沫覆辙。
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时间里,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台湾的地价和住房价格也快速上涨。据台北、高雄、台中等城市的资料显示,这20年里,住房价格(含地价)上涨了十二三倍,同期这几个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十倍多。也就是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房价的涨幅相差不大。并且,在这20年中,台湾先后采取了两次调控措施。第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政府组织建设国民住宅,其售价比市价低一半多;第二次,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收购台湾糖业公司空出的种甘蔗用地,用以建住宅,其售价也比市价低一半多。这两次用经济手段进行的调控措施,较好地产生了阻止房价快速上升的作用。
因此,在人民币升值后,必须对地价和房价进行适度调控,控制房价的涨幅。
另外,人民币升值后,会有大量的国际投机资本涌入,一方面他们是为了赚取人民币升值的差价,推动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另一方面,他们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持有人民币资产,制造泡沫,最后抽逃,把泡沫留给国内的投资者。国际资本的进入说明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了信心,但同时也给国内的金融、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所以,人民币升值后如果不能较好的控制国际国内投机资本的冲击,不仅对房地产市场,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是一场灾难。
如果政府调控适当的话,升之后房地产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首先,从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带来进口的增加,促进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从而提高了居住水平的提高速度。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而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肯定高于这一水平,因此,如果控制房地产投资和国民经济大体保持同步增长的话,未来5年内我国房地产发展速度可稳定在10%-15%之间。5-10年内可能会加快,可提高到15%-20%。
其次,从收入房价比这个角度来看,收入房价比是居民年收入和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所需支出的费用比,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普遍认为收入房价比在1:6至1:8较为合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1:10,而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收入房价比已经超过了这个警戒线。但是由于从总体上讲,我国目前对住房有三种需求: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拆迁房屋形成的需求和城市化加速农民进城的需求,这些都使我国目前的住房需求缺乏弹性。这三种需求的力度都不会减弱,而居民收入则在不断增长,只要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房价的上升速度,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要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结构,增加经济实用房的供给量,并启动二手房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以平抑房价。另外政府也要发挥"有形的手"的优势,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长期战略应以国家经济安全为核心
问:2003年经济暴露出的中长期弱点,就是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的制约,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不能回避。
答:中国资本与劳动双过剩,但基本资源不足,而且使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方式巨大浪费,进口不稳定不安全,构成资源危机的四大内容。人均石油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铝为9.7%,水25%,铜26%,耕地40%,铁45%,煤炭86%。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进入重化工业时期,消耗资源惊人。
2015年中国人口14。5亿,经济总量26000万人民币,4000亿美圆,为美国的1/4。人均GDP从1500美圆增加到3500美圆。上海北京达到5000美元,按城乡收入1:6,城市富裕人口2000美元,为13亿的40%,60%农村人口是300美元。经济结构按照霍夫曼系数:重工业比轻工业,进入工业化中期为1:1,完成工业化,为2:1。20世纪70年代日本是3:1,80年代亚洲四小龙是2:1;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达到3:1。现在是1。25:1,重化工业与第三产业并行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发展。城市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12000万农民进城,每户4口,5000万套住宅。每套20万需求,10000亿,相当于GDP的6%--7%。私人轿车400万,家庭拥有率0。35,发达国家是70%。假设全体人民进入小康,经济发展当然大有潜力,但需要多少资源呢?王建有一个计算:
-------土地:人均城市化占地1。23亩,2015年城市化绿达到45%,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2。5亿亩。中国19亿亩耕地,平原只有12%,优质耕地只有9亿亩。粮食依靠化肥增产潜力已挖尽,改造中低产田的集体力量已经瓦解。全国现建设用地2500万公顷,有开发区6015个,总面积3.54万平方公里,超过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仅2003年就设立3500个开发区,用地36000平方公里,涉及4000万农民失地。
---------中国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及其严重,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38.2%);彻底荒漠化国土(沙漠、戈壁)和不能维持人类生存(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300万平方公里(约占33%),剩下300万平方公里(占28.8%)。与五十年代相比:人口翻一番,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一番半,50年内人均生存空间被压缩到原来1/5。
--------粮食生产: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年1000公斤,亚洲只有500公斤。2015年中国人口14亿,按照人均500公斤计算,需粮7亿吨,进口1。5亿吨,全世界粮食贸易量现在是2亿吨。自由派经济学家说没关系,只要有市场,价格猛涨,全世界就会为中国种粮食,
这是不是天方夜谈?
------钢铁:2015年人均1吨钢,共14。5亿吨。铁矿砂全世界3500亿吨,中国2003年钢铁产量2。5亿吨,进口铁矿砂1。5亿吨,2015年钢铁14。5亿吨,进口铁矿砂10亿吨。目前世界产量是7亿吨。刺激全世界产量提高1倍。
------石油:全世界石油可贸易量16亿吨,发达国家人均消费石油1吨,美国4吨,日本2吨。10年以来中国石油消费量年增6。7%,国内产量年均增长1。75%,1993年开始净进口,2003年产量16980万吨,消费量24570万吨,净进口7680万吨。来自中东3439万吨,占50%;西非1580万吨,占23%;东南亚1049万吨,占15%。未来10年,年进口需求增长10%,2010年进口15000万吨。2015年人均1吨要14。5亿吨。进口12亿吨,相当于世界3/4贸易量。
------水:农民进城生活用水要25倍。生产1吨粮食要1000吨水。服务业也需要大量的水。
问:北京市水价从每吨2。8元涨到3。7元,许多浴池就亏损了。开始使用中水冲厕所,浇草地。看来还真是养不起那么多的高尔夫球场。
答:到2010年北京市使用汉江的水,成本是每吨10元,许多沿海城市可能要试用淡化海水。大家对资源短缺就有切肤之痛了。我国资源还在大量浪费,环境污染难以控制。1997年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3倍;人均资源是1/2;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量为3倍;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为数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每年利用资源环境价值应在国民生产总值数倍以上。 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几乎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问:胡鞍刚计算过中国土地资源潜在自然生产力:年生物生产量72.6亿吨乾物质,2030年人口达到资源承载极限,除非大规模地输入农副产品,别无他途。7亿人口是生态平衡点,9.5亿是不计生态代价的粮食安全点,16亿是生态容量耗尽引发总崩溃的临界点。中华民族已越过国土正常承载力,向生命支持系统的总崩溃逼进;距离中国生死界线还有20年;生态环境各子系统全面告急,可能因一环断裂引发总体崩溃。
答: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口安全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二是国内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三是环境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我们刚才计算的数字是人均数字,看起来十分惊人,实际情况是:所谓"中产阶级"即以沿海地区4亿人口,1亿家庭,汽车拥有率达到100%,就是1亿辆轿车;人均50平方米住房,就足以消耗全部国内和进口资源。再提高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有两种前途,一是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资源,大多数人陷于困境甚至难以生存,另外一种是重新选择发展道路。这在本质上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市场万能并没有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得出为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辩解的理论。
问: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先要生存,后是安全,以后才是发展,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安全问题。
答:因为西方经济学里没有安全问题,他们只讲利益最大化,总需求拉动,前提是资源无限,自由贸易,没有战争。这样的前提是假设的,它可能符合一定时期中国的现实,所以改革开放可以取得成就,但它未必符合未来时期中国的现实。比如,台湾和日本问题,就可能破坏30年以来中国和平的外部环境。如果发生经济封锁,那么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什么状况?除去能源资源不说,经济发展过快,造成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就足以使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电子行业年增长率是40%,但芯片受制于人;造船突飞猛进,但曲轴需要进口,即使和平时期也有供应紧张的问题, 何况出现经济封锁?
届时我们经济不能独立支撑,能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
问:有人甚至说,国家统一和主权算什么,只要有洋房汽车就行。
答:这种人为什么不移民美国,要留在中国捣乱?如果我们不能遏制台独,那么国内还能不能保持一致?还有什么条件去发展洋房汽车?中国现在内外部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应该在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进行利益格局调整。我提出的战略要点有:
---人民币升值集中进口世界资源。
------海外投资带移民。
------以大国防理论发展国防,保障发展权利。
------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战略产业。
------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清除腐败。
------全面进行国土整治,加速水循环,进行劳动积累,改善农村和就业。
以上战略的实行,既需要市场也需要中央的权威,这次宏观调控就是一个检验,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的确是由房地产畸形发展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我们的结论是:为防止房地产商、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在经济与政治上对中央政府进行要挟,中央政府必须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
中央政府应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因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央政府应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应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
一、房地产业畸形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的真正起因
这次中国经济过热来得十分突然:2003年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还在立足解决经济紧缩阴影,而到了年底却变成了防止新一轮经济过热。对此许多人无法理解。但只要看一组数据就可以理解了:2003年1年之间,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80%到1倍以上。2004年1-4月,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比又增长35%-93%。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些领域投资增长如此之迅速,经济过热突然出现就毫不奇怪了。
但我们认为,这种过热仍然是结构性的:即有些行业过热,而有些行业与产业仍然很冷。过热是行业主要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业;电力、煤炭、石油等产业仍然供给不足;而中央放在头等大事看待的农业则过冷,如今年第1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4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5.8%,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钢铁、水泥行业分别增长107.2%和101.4%,而农业投资只增长了0.4%。
再进一步深究,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的更深层次动因,则是由房地产业的畸形快速发展造成的。过去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19.5%,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2.7%提高到17.9%。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更是达10106亿元,比上年增长29.7%。还有统计表明,中国房地产业去年间消耗了世界55%的水泥,使中国大陆耕地面积减少了253.7万公顷。与此同时,全国房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其中,房地产投资与价格上扬都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据上海市统计局有关资料,从2002年起,上海民间投资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在建筑业增加值中占24.5%、房地产业增加值中占59%。2003年上海的房价以24.2%的增长速度,平均房价达到每平方米售价人民币5118元,超过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也成为全国房价增长最快的地区。
正是由房地产业的畸形快速发展,带动了作为其上游产业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的快速增长,这些产业却都是
二、 房地产业已发展到足以要挟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地步
房地产的畸形快速发展不仅耗能极高的产业,据统计,每生产1吨电解铝要消耗1.5万度电。同时,这些产业在中国同时又是能源利用率非常低的产业,其能耗率比世界先进国家超出30%以上。因此,尽管这些年中国电力与煤炭生产增长率也不低,但相对于这些快速增长而又能耗极高的产业增长,自然会出现十分短缺的局面。煤炭产量在去年达到16.67亿吨历史新高的基础上,今年前两个月同比增长13.9%,但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发电量虽继续保持15%以上的高速增长,但仍有不少省份拉闸限电,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停三开四"的现象。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铁路货运请车满足率只有40%左右。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就是如此出现的。
二.已经威胁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从宏观经济形势看,由房地产业的发展已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化危机。今年3月18日英国《经济学人》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中国经济成长超过75%来自固定投资之累积,而房地产开发对GDP最终贡献度竟然高达47%。文章同时提醒,日本在泡沫经济形成之前,也曾经有8年左右的时间出现房地产对GDP贡献度增高达50%到60%。
其次,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原本就存在诸多危机的金融系统更加脆弱。房地产开发资金过多依赖于银行贷款,使其市场风险和融资信用风险集中于商业银行。据估算,80%左右的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商业银行信贷。房地产贷款额则从1998年末的人民币3106亿元,急速放大至2003年9月的人民币2万1327亿元!在房地产市场资金链中,商业银行基本参与了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通过住房消费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性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等,商业银行实际上直接或间接承 受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各个环节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经济学家张曙光在5月31日的《中国经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银行不良贷款有60%与房地产有关。这一点在江浙与上海更为突出。从1995--2002年,官方统计的上海房地产业自有资金占本年度资金来源从16.4%,一直降低到10.5%左右。如此低的自有资金,使上海房地产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赢了就是自己的,亏了就是银行的。这也是江浙与上海房地产如此迅速发展的秘密所在。但却将最大的风险转嫁给了银行。
本文且先不论房地产业在引发中国"圈地运动"中的角色,也不论其在中国利益格局调整中如何恶化贫富差距(对此我们将有另文阐述),仅以上两点,就足以使得房地产业可以要挟整个中国经济。一方面,如果国内房地产崩盘,整个国家经济就可能发生危机。如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香港,房地产一出现问题,使得整个经济很快进入衰退期,而且10多年都无法振兴。而且,即使没有宏观调控,任其发展,房地产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当房价高得不能再高,任何人都无法接盘;空置房的供给达到最大,根本无法消化;人们对房产的投入也达到最高,无法继续投入。到了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产业崩溃的时候了。而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最后承担风险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那个时候,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全面爆发。
所以,宏观调控完全有必要。不然,整个中国经济总有一天将会全盘装进一个十分脆弱的叫"房地产"的篮子里。
三、 房地产利益集团在政治上讨价还价已威胁到中央政府权威
这次宏观调控,谁在公然对抗中央政府?连《经济》杂志这样公开发行的大众媒体都忍不住捅破"窗户纸"。该杂志在一篇《谁在抵制宏观调控?》的署名文章中矛头直指三地:"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对中央抑制投资增长的政策往往采取规避甚至抵制的态度。今年首季上海GDP增长18.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3%;南京GDP大增21.6%,固定资产投资更达72.8%;杭州市GDP增长15.5%,固资产投资增加48.9%。"
而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正是中国房地产业出现疯狂增长的地区。说得更白,反对中央宏观调控的就是由房地产商、商业银行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房地产利益集团。
房地产商反对中央宏观调政策情有可原,因为直接涉及到他们的利益。而银行与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就值得思量。
首先看看商业银行。当房地产业泡沫处于上升时期,对商业银行来说,房地产信贷的确是一种"优良资产"。不良贷款比例本来就过高的商业银行,正好利用房地产信贷降低此比例。因此,拼命地向房地产业放贷。这样的结果使得商业银行其实与房地产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处在"同一条船上"。但谁都清楚,房地产泡沫从产生到破灭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对任何一个局中人来说,当花传到自己手中时,都希望鼓点千万不要停止下来。可以说,只要"鼓点"没有停下来,手中的花能传出去,就只会赚不会赔。而中央政府此次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指示将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提高至35%及以上;中国银监会要清查房地产信贷等。就像是鼓点即将停止下来的前奏,自然使得尚未收回贷款的商业银行比房地产商还要着急,心里还要慌。他们反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点不奇怪。
再看地方政府。一方面,高档楼宇是地方政府官员最大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在其他产业发展困难时,快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正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征地"作为地方财政最大的钱袋子。政府廉价从百姓手中买到土地,然后转手以高价卖给开发商,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拿土地来招商,已成为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在这方面,土地资源最为宝贵的江浙、上海抢了先机,尝了甜头。官方公布的数据,仅浦东征地就为市府带来高达100亿元的收入。这引来其他地方政府迅速跟进,最典型的是天津。戴相龙上任后,提出所谓"经营城市"的口号,让政府垄断土地市场,让百姓搬出黄金地段,低价征地,高价出售。20031年间,天津累计拆迁量接近500万平方米,涉及两三百万人动迁。政府从征地中所得收入让穷惯了的部门一下子不知所措。一位官员甚至对记者说:"过惯了苦日子,一下子富了,还真不知道钱怎么花。"所以,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发展的又一最大受益者。此次中央宏观调控,提出要从源头上控制房地产发展过热,严格地方政府批地政策,半年内暂停审批全国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这无疑一下子收紧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所以地方政府肯定会反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
这其中还涉及到个人的因素。商业银行有权或负责放贷的官员、地方政府有权负责批地的官员,过去几年一直是房地产商重点寻租的对象。不知有多少官员已经卷入了黑洞之中。中央宏观政策一收紧,原来被掩盖的就可能被暴露出来。一个房地产商倒下,必然有一大批银行与政府的官员跟着倒下。周正毅案已有先例。在这种情况下,使得那些屁股不干净的高官十分害怕,于是他们更紧地与房地产商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以表面上堂而皇之的理由反对中央宏观调控。
更可怕的是,从前几个月扑朔迷离的政治经济格局看,这个由房地产商、商行银行与地方政府高官组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确已经具备了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
四、 中央政府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
如果我们以上分析可以成立,那么,中央政府此时更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
首先,籍此次宏观调控,改善中国经济宏观结构,使中国经济发展避免泡沫化局面。对房地产业,早整顿带来的后续损失越小,越往后可能带来的损失越大。因此,中央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既定政策,哪怕这种调控政策可能影响到当下的经济增长率,从长远看,也是值得的。
其次,籍此次宏观调控,打压强势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对弈的气焰。近几年来,新一届政府在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诸多改革举措都遭到某些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果此次宏观调控继续半途而废,只会助长这些利益集团的威风,使他们更肆无忌惮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在这方面已经有教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央行2002年为防止房地产过热,出台了"121号文件"。但在房地产利益集团强大的压力下成了废纸一张。结果,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因此,中央政府此次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宏观调控政策,以保证今后政令畅通。
当前需要做的有四件事。
第一,在中央政府内部统一思想。由于各方博弈的结果,连中央政府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中心以及发改委研究中心一些官员与专家,前一阶段也放出了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不和谐音,这对外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此,有讨论必须局限于中央政府内部,但一旦形成了决议或政策,就不允许他们对这些决议或政策说三道四。
第二,不要急于宣布宏观调控将结束。最近中央政府有官员频频放话,认为宏观调控已取得成效,认为不需要再出台新的调控政策,甚至认为下一步宏观调控有必要防止投资增速的过快回落,以保证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这也给外界形成了很坏的印象:如此快就宣布宏观调控政策结束,要么此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是错误的;要么中央政府已经抗不过沿海势力的反对。因此,当前最好的作法仍然是要坚持既有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要放软,尤其在舆论上不能放软。
第三,中央政府有必要澄清三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一,有人说,"此次宏观调控伤害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的元气"。对此,中央政府应该讲清楚,即使没有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用电、用煤与用水的紧张也将迫使这些地区放缓能耗极高的钢铁产业发展。《经济》杂志近期封面文章《浙江经济模式面临全面危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说服力。其二,有人说"铁本事件"伤害了民营经济的元气。对此,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将"铁本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尤其要强调,铁本公司以三亿元自有资金竟然带动四十多亿银行贷款,即使不搞宏观调控,这种做法本身也违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列举数据,证明宏观调控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以及外资受宏观调控直接影响较少。其三,有人说宏观调控伤害了市场机制的元气。对这种说法要坚决反驳。因为在任何市场经济体国家中,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熨平经济周期,都是政府主要功能之一。而且,还要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当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拆迁,为房地产发展推波助澜时,这些人从来没有说过这种做法才是真正损害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
最后,对于开放经济环境中如何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必须及时加以研究。这次宏观调控不同于此前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受到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对抗,而且受到某些外国势力的对抗,同时宏观调控的客观效果也大为降低。在此次宏观调控中,外商对中国投资数量与领域,包括对中央宏观政策严控的领域都没有任何影响。据称,全球排名前五的欧洲金融机构--荷兰国际集团、总部在新加坡的东南亚最大房地产开发商凯德置地、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等都在继续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房地产产业;全球最大的彩涂钢板生产企业--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落户苏州工业园,总投资2.8亿澳元建立一条生产线;而全球铁矿石巨头哈默斯利公司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订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每年向宝钢供应最多为700万吨的铁矿石。外资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外区",不仅仅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力,而且直接影响国企与民营资本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接受心理,对此,中央政府不能不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