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学》第二章 一、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

一、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

在十九世纪后期，构成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

或许，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性范畴，用于把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这个概念首先出现的二战期间的美国，在战后的十年里，它在美国被广泛的实施，随后又传布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地区研究的基本含义非常简单。所谓地区是指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它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出现的这份清单上的是一些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地区：苏联、中国（或东亚）、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东欧和中欧，以及后来加上的西欧。在某些国家，美国（或北美洲）也成了地区研究的对象。当然，并不是每一所大学读精确地采用了这类地理范畴，事实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变化形式。

按照人们的设想，地区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领域，同时又是一个教学领域，它在一种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的“地区”（或该地区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的学科——主要来自各门社会科学，但有时也来自于人文科学，偶尔甚至来自于某些自然科学学科——集合在一起。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领域，从起源上说，它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动机。美国因其在全球方面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亟需了解不同地区的当前形势，从而也就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在政治上正变得如此活跃。地区研究计划的宗旨就是要培养这种类型的专家。随后，首先在苏联和西欧国家，然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某些拉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计划，并且其宗旨也是完全一样的。

地区研究将有关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学科联系，完全跨越了上述三种界限：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面对着人类学家和东方学；历史学家面对着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每一类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则面对着其他几类社会科学家。不仅如此，某些地理学家、艺术史家、研究民族文学的学者、流行病学家甚至地质学家间或也加入到这个行列。这些学者共同制定课程表，在各自学生的博士培养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参加地区研究专家们的学术会议，阅读对方的论著，在新创办的地区研究的专业型跨学科杂志上发表论文。

姑且不谈这种学科间的相互促进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它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组织方面的后果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地区研究是以多学科（这是一个在二战期间已经展开过讨论的概念）这一受限制的形态而呈现出来的，然而它的实践却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第一次（至少从研究者的人数来说）开始了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某些在过去仅仅研究西方世界的学科现在侵入到非西方世界，这样就颠覆了以往为诸如人种学（ethnography）和东方学之类的独立学科领域提供辩护的种种论据的逻辑。这似乎意味着，历史学和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洲，而且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的地区。在20年的时间内，人类学家放弃了人种学，不再以它来作为界定自己身份的活动，并开始为这个领域另外寻找根基。东方学家走得更远，他们索性连“东方学”这个名称也不要了，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将自己并入到历史系、哲学系、古典学系、宗教系以及各新建的以地区文化研究（不仅包括传统上归东方学家研究的文献，而且还包括了现代文化成果）为宗旨的系里。

地区研究也影响了历史系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的结构。到了六十年代，这几个系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教授开始致力于对西方以外的地区进行经验研究。就人数而言，历史学所占的比例最大，经济学最小，政治学和社会学则介于两者之间。这意味着，这些学科的内部讨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下述情况的影响：学者们所争论的问题、他们要求学生所修的课程、合法研究的主题，从地理覆盖面来说已经比以往扩大了许多。事实上，不光是研究主题，学者的来源也同样有了地理上的扩大。因此，可以说，在1945年以后的那段时间里，知识结构内部的社会局势经历了一番重要的演变。

对西方地区研究与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之间的学术壁垒已经瓦解，这样便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并带有更深远的政治涵义的学术问题。这两个地区本质上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假定是，这两个地区很不相同，因而需要由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来对它们进行研究。现在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相反的假设：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根本不需要采取一种特殊的分析方法来研究非西方世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所争论的问题是，他们一直试图建立的普遍法则（规律）是否同样也适用于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对于更加注重个别性的历史学者而言，这场争论的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非洲有历史吗？抑或只有那些“历史上闻名的民族”才有历史？

对这类诘的学术应大，本质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妥协性质，它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论点：从分析的层次上说，非西方地区与西方地区是相同的，但也不完全相同。这一论点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现代化理论。自然，它使建基于早先的社会科学文献中的诸多讨论和前提（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之上的，不过，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献却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并且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变得非常重要。其核心论点是，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它们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在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因此它们又不完全相同）。从国家政策来说，它被转化为对“发展”的全球性关注，而所谓“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沿着普遍的现代化道路行进的历程。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对现代化/发展的关注倾向于将各社会科学集结在一起，形成一些共同的研究规划，并对当局采取一种共同的姿态。国家的发展的政治承诺为将公共资金用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

现代化/发展的特点是，通过把西方的历史发展解释为一种不断递增的、早熟的现代化成果，这一模式也能够适用于西方地区。由于这个缘故，以往面向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便开始为使用非现代的材料寻找正当理由，尽管这类材料更不完备，而历史学家也开始思考：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各种普遍法则是否有助于阐明他们对过去的理解（甚或阐释性理解）。人们试图填平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史学和注重以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不过这一努力并非始自1945年，而是可以寻绎出一条更早的轨迹。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所谓“新史学”运动以及法国的一些运动（年鉴学派及其前驱）便明确地代表着这种努力。然而，只是到了1945年以后，这类工作才开始得到史学家的实质性支持。

的确，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寻求史学（的某些部分）和社会科学（的某些部份）的紧密合作甚至融合的努力，才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史学领域，那种认为该学科的常规形态已经无法充分满足现代需要的信念获得了一定的根据。史学家一直都比较擅长于研究过去的政治，而不太擅长于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机构的动机，而在分析处于历史长河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结构和过程似乎完全被忽略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来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必须加大经济与社会史的比重，并赋予它一种独立的品格，使之成为理解一般历史的一把钥匙。

历史学科内部的各种变化借助于毗邻的社会科学而得到辩护。社会科学为过去的那些处于历史制度、事件和观念“下面”和“背后”的维向（如经济变迁、人口增长、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群体态度和行为、社会抗议，以及选举模式）提供了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研究工具：定量方法；诸如阶级、角色期待和地位差异之类的分析性概念；社会变迁模式。某些历史学家现在试图利用各种“集合数据”，如婚姻登记簿、选举结果以及税收单据。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求助于社会科学。随着历史学（和人类学）更加开放的采纳定量研究方法，出现了一个循环增强的过程，金钱、学者人数和社会合法性得以相互支撑，强化了对社会科学概念之学术理据的自信。

寻求历史学科变化的努力有时还与从事社会和文化批判的愿望携手并肩。据认为，历史学家往往过分地强调共识以及各种制度的运作，而对冲突、剥夺、阶级不平等、种族关系和性别则重视不够。对公认范式的批判与对本专业内外的既定权威的挑战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在德国，这种修正主义倾向进一步推动历史学家朝着社会科学的方向转移。采用分析性概念和理论方法这一举动本身便是对既定的“历史主义”范式（historicist paradigm,它强调阐释方法和语言必须尽可能地贴近原始素材）的一种反对姿态。某些社会科学传统似乎为发展一种“批判”史学或曰“批判的、历史的社会科学”提供了特殊的工具。然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社会科学方法对激进的修正主义史学家的吸引力相对要小一点，例如美国的情况便是如此，在那里，人们不仅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不那么具有“历史主义色彩”的史学传统，而且还可以发现一种不那么具有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传统。

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战后发展得很兴旺，部分原因在于，这几门学科都沐浴在自然科学的放射光芒之下。它们享有崇高的声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吸收它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有趣的另一个原因。与此同时，某些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进入以前保留给历史学家的领域。不过，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朝着史学领域的扩张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一方面，他们将相对比较特殊、狭隘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和程序，用于分析有关过去（有时甚至是来自于过去）的材料——例如对选举模式、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他们像处理经验社会科学中的其它变量和指标那样来处理这类材料，也就是说，将它们加以标准化（时间序列）、分离并相互关联起来。有时这被称为“社会科学型史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这些社会科学家扩大了自己的材料来源，但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以某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研究程序。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既不期待、也未曾发现多少有关过去的新东西。恰恰相反，有关过去的材料似乎证实了，或顶多时略微修改了作为它们的基本兴趣所在的一般法则。有时，这类研究的成果对史学家来说变得极其重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解释过去。

然而，另有一些社会科学家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向史学。这些社会科学家所感兴趣的是去描述和解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他们有时遵循韦伯的传统，有时遵循马克思的传统，有时则介于两者之间。由于他们的努力，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各种类型。这些社会科学家对其同行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他们已经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许多最好的早期传统失去了联系。他们所做的工作不太具有“科学主义”的性质，而更多地偏于“历史主义”的方向。他们严肃地对待各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将社会变迁放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核心位置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主旨并不是要检验、修正和制定普遍规律（如现代化的规律），而是要利用一般规则去揭示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现象，或从这些一般模式出发对他们加以说明。在六十年代，当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家转向社会批判时，他们也开始日益地表露出非历史主义的这种批判态度。他们对“主流”社会科学的批判包含着如下一个断言：这类学科偏爱共识的神话，忽略了社会变迁的核心地位；他们在将西方概念用于分析各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和文化时表现出了一种天真的、甚至是傲慢的自信。

就“社会科学型史学”而言，社会科学家是由于他们学科的自身逻辑和扩张性的动态机制而转向历史学的。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填平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鸿沟，而是要扩大自己的数据库。“历史社会学家”则不一样，他们的工作牵涉到对流行方法论的批判。许多历史学家则提倡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一般法则时也抱有同样的动机，历史（或历史化）社会学家的著述与“结构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出现了某种趋同的态势。尽管两者在风格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在七十年代，这种趋却开展得十分顺利，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原始材料的确切把握、概括的水平、叙述性描写的程度、甚至脚注的方法。

历史学和其他几门社会科学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不过，这一举动仍属个别现象。而且，除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所展开的讨论之外，历史学与其它几门社会科学中的每一门也展开了一些独立的讨论：经济学（如“新经济史”）、政治学（如“新制度主义”）、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这种趋同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科学传统的材料来源被简单地扩大了，二是某些基本的方法论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讨论。

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日益地相互重合，不过这种重和所引起的争论相对要少一些。社会学家成了开路先锋，他们早在五十年代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该学科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步其后尘，将它们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他们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之囊括了一切具有政治寓意或政治意图的社会过程：如对压力集团、抗议运动和社区组织的研究。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普遍规律的研究。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充分地关注经济过程。在战后的初期，凯恩斯（Keynes）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局面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后来，有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当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科学的各类主题，如家庭或社会犯罪，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在战后的初期，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他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被削弱了。当社会批判开始引发这些学科的内部争论时，每一门学科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在流行于本学科的实证主义学说中所发现的局限性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不过，在此同样没有必要夸大其辞。从组织方式上来说，三门学科仍然存有很大的差异，而且维护这种区分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在，在这些年里，就每一门学科的主流及批判性翻版而言，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方面确实是在日益地趋于重和。

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群。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学（administrative science）和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

社会科学面临的各种问题，人们对学科的结构方式也从学术上提出了一些异议。很多人认为，对多学科越来越多的强调表现出社会科学对此所作出的灵活回应。他们感到，社会科学的某些部份与历史学的某些部份朝着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方向汇合，一直都是一条创造性的途径，它业已产生出了丰富的多学科成果，因而值得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另外也有一些人对已经取得的成就不那么感到乐观。他们认为，“跨学科”这一退让形式不仅克服了现存学科之独特性的逐渐式微的逻辑，而且也将这些学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重新确认了它们的合法性。他们敦促对各门学科进行更加激进的重建，以摆脱他们所觉察到的思想混乱。

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作怎样的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性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各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书目。

各门学科之间的区分是否具有有效性，这个问题或许算得上是五六十年代批判性讨论的焦点。到60年代末，70年代更明显，战后出现的其它两个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科学（事实上所有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Eurocentric），因而社会科学遗产有着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偏狭的？第二个问题是，给现代思想包上“两种文化”的外壳而对其进行分类，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学术活动的有效方式？现在就让我们的讨论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