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娱令”还是重建媒体价值？

从2012年1月1日起，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正式实施。广电总局出台的这份《意见》（坊间称之为“限娱令”），在减少娱乐类节目的同时，要求加大新闻类节目播出比例。以媒体的新闻化代替媒体的娱乐化，这确实可被视作为一个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比单纯做到信息透明、新闻客观远为复杂的局面。

媒体不只反映现实，还在建构现实

我们已然看到：由于网络（论坛、微博、社区等等）的“倒逼”，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上透明度已大大增强。李刚、小悦悦这个层次上的社会事件得到通畅的公开报道，这一点大多能够得到保证。很多社会批评家从这里看到了进步，正如他们为广电总局出台的《意见》喝彩一样。

但是，正如鲍德里亚等当代思想家所指出的，媒体对于“社会现实”不单单只是起到“反映”的作用，而实质上隐秘扮演着“构建”的作用。

尽管“我爸是李刚”、药家鑫动刀、小悦悦惨死等事件一经披露，在社会上所激起的，几乎是一边倒的谴责声音，然而在众口一辞谴责道德沦丧的同时，人们却慢慢地在接受着“当下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彻底沦丧”这个“现实”：第一次听到此类事件，很多人可能愤而拍案；第二次听到此类事件，很多人可能还在摇头叹息，但同时已在叮嘱身边亲友“吸取教训”；再反复听到这类事，则越来越趋向将此认作为“社会现实”之“日常状态”的一部分，不复为之怵目、为之惊心..这种变态性的过程，我称之为“事件的非事件化”。

而时下大量的娱乐类“低俗节目”，则提供了一组快捷的意识形态通道，让人们快速地“消费”掉自己过剩的“感受力”、“中和”掉诸原始事件的震撼性与撕裂性。（是啊，我们确实应该痛定思痛地叩问小悦悦之死、直面淋漓的鲜血；哦，对不起，“非诚勿扰”开始了..）

媒体话语与价值重建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之根本性困境：仅仅致力于去增强新闻的客观性与透明度、告诉人们那被媒体所扭曲或掩盖的“真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项努力，即使以程序性的方式去推进，也可能辅助性地在促成“事件的非事件化”，即将撕裂现实的“事件”，转变为社会现实的“常态”。于是，媒体的“新闻化”，并不一定自然就会成为媒体“娱乐化”之对立面；相反，它们可以结合得很好，构建着我们正处身其中的“社会现实”——一个“道德彻底沦丧”的社会。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真相”。更为紧迫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和“真相”相对抗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我们须从乔姆斯基走向拉克劳。

对于拉克劳而言，抢夺话语的“领导权”（而非仅仅暴露“真相”），才是左翼真正的根本使命。那是因为，话语是“社会现实”的构成性媒介。改变话语，就是改变社会。而媒体，正是改变话语（改变社会）的战地，正是“领导权斗争”的角斗场。

从拉克劳主义的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媒体所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去追踪性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而是更进一步地去追踪与发现那些同“道德沦丧”之状态构成对抗性力量的社会面向。今天，就真的不复有仁人志士？君子之道真的彻底不存？吾不信也。问题恰恰是在于：我们的媒体，对这一社会面向已然彻底盲视，或认为不具有新闻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今天媒体人所须肩负的真正艰难与艰巨的使命，并不是简单地“去娱乐化”、以及教条性地“重建道德”，而是去重新定义“新闻价值”，重新定义那编织“社会现实”的支配性的话语形态。

“限娱令”还是重建媒体价值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广电总局的《意见》，我们看到，它要求“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还要开办一个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建设栏目”。根据《新华日报》等报刊晚近所引用的说法，从去年的9月1日起，全国各卫视频道已经开始陆续推出思想道德建设栏目。

于是，在“做什么”之外，我们不得不进一步面对一个“如何来做”的问题——如何“去娱乐化”，如何进行“道德建设”，如何重新定义“新闻价值”？

尽管广电总局的《意见》可以被看作一个对象确凿、有针对性的行动，然而，作为行政指令而强硬下达的这份广电总局“限娱令”、及其所仍然使用的泛意识形态化的刻板语调，却很难保证它真能收到“重建道德”的社会效果。

用僵化的话语，怎可能在“领导权斗争”的这个话语性的角斗场中展开有力的竞争？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抗媒体的“娱乐化”，只可能使这批在行政命令下纷纷新开设的“思想道德建设栏目”所“弘扬”的诸种美德和核心价值，进一步变成苍白无力的教条、变成没有生命力的口号，乃至使得自发性的美德实践本身全都变成“假大空”的意识形态谎言，从而在长期的社会建构进程中，催生更多的药家鑫们、促成更多的机场刺母者、制造更多的小悦悦悲剧..质言之，更有力地去巩固这个“道德彻底沦丧”的当下“社会现实”。

对于每一个在当下中国有长期生活经验的人而言，以下这种变态性状况，实是不难想见：即使真实的、活生生的美德实践，一经在那些行政指令下成立的“思想道德建设栏目”媒体报道，也都会变质为“扭曲”后了的“伦理道德观”。而在这样的变态性状况下，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很快就会尽皆沦丧成恶心的口号、乃至被等同为卑鄙的谎言。

在当下这个被认为是“道德彻底沦丧”的社会中，雷锋叔叔就是这么“倒下”的，彭宇哥哥就是这么“被判有罪”的。

可以说，若对社会构建进程进行批判性的考察的话，今天媒体的所谓“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各类“形态雷同”的低俗节目之泛滥盛行，恰恰正是此类“思想道德建设栏目”所要反思反省的。

故此，我的论点乃是：这份为阻止社会整体性-溃烂性的道德滑坡而出台的“限娱令”，很可能恰恰会促成道德的进一步滑坡、继续孕育更多的“恶花怒绽”。

想改变当下的媒体在社会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采取旧有的行政控制手段去强行命令、用意识形态化的僵硬语言去自上而下强行“统一思想”，在我看来如果不是进一步起相反作用的话，也定然是收效甚微的。真正可以倚赖的，唯是当代媒体人自身的作为。

正是在这点上，我认为，今天的媒体若将自身努力的目标，仅仅设定为信息透明、新闻客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需要再次重温马克思的“第十一论纲”——

我们以往都只是在努力地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