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

关 于 中 国 公 共 卫 生 的 危 机

李 菊 石

公共卫生，即整个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理解为医学科学的分枝之一。但公共卫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已超出了医学科学的范畴，而具有极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这是容易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进步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人类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生命的健康发展，这就是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生命的不断延长，而这主要是通过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如果人群中公共卫生状况很差，各种疾病流行失控，健康水平低，人均寿命短，那么，这个社会中的经济和科技不管如何发达都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卫生问题不能解决，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存，即使经济发展取得一些发展，也会被消耗殆尽。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病了就要就医吃药，人病了就不能从事生产劳动而损失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人力资源，等。如果公共卫生事业获得发展，人群中各种疾病的控制有巨大进步，人均寿命和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则是社会获得发展进步的权威而可靠的证明。因此，公共卫生的指标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更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公共卫生发展指标应该是评价社会发展进步的综合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
中国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公共卫生事业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却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变化。目前，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正处在严重危机之中。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让我们看一看当前的现实。

一、 关于传染病
目前，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最为关注的传染病是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病。世界新千年首脑会议也在宣言里表示要在新的世纪里与这三大疾病做斗争。我国在建国后三十年里，曾在控制一系列危害最烈的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结核病方面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疟疾病控制在极低的流行水平，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这种优越性已经不再体现出来（如艾滋病）或正在迅速丧失之中（如结核病、疟疾病）。
我国在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而后，它就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每年以几何级数高速度传染蔓延，现在已经从传入期、播散期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且正在迅速从高危人群扑向普通人群。2000年以前的15年间，中国艾滋病年感染增长率为37.3%，而2001年已达58%。我国中原腹地大省河南省已经成为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省份。目前，由于长时间的漠视、掩盖导致防治措施上的无能为力，我国已几近失去彻底控制这种疾病的机会。最近官方报告，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而据有关专家估计，实际感染人数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我们已无法避免这场真正的浩劫的到来。
结核病，在建国后三十年曾取得患病率下降60—70%、死亡率下降90%的成就，由于在八十年代进展缓慢，自九十年代起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加上配套资金共约13亿人民币，开展结核病贷款项目。在2000年全国进行第四次结核病流调证明，疫情几乎没有下降。而近年来，多见媒体报道一些地方的疫情均呈复燃上升之势。
疟疾病，两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还把对这种疾病的控制作为我国的一种光荣。因为目前世界上该病年发病仍在2亿人，年死亡200万人，而我国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经过全国一盘棋的十多年协同作战，到八十年代后期，发病率极低。发病率曾高达30%的山东省，在八十年代末的两年中只检出159例。然而，今年6月25日《健康报》报道，我国疟疾的主要疫区苏鲁豫皖鄂五省的疟疾病"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我国的血吸虫病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卷土重来，以后媒体一直作为"政治病"低调处理，鲜见报道。今年四月份的《健康报》透露，在血吸虫病高发的湖北省荆州地区，曾长时间处于“年年灭螺、年年来螺、群众反复感染”的“胶着状态”，提示形势并未见显著好转。
作为控制传染病的关键措施的计划免疫工作，我国曾获得被WHO确认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仅近来的20来年里，就减少计划免疫控制的六种疾病发病3亿多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人。但是现在计划免疫工作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据今年召开的全国计划免疫工作会议透露，该项工作目前面临着滑坡的危险。

二、 关于非传染性疾病
二十多年前的流行病学是以研究传染性疾病为主的，当时刚刚把非传染性疾病引进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现实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大行其道，与传染性疾病并驾齐驱地突兀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请看如下数据：
1． 1999年5月，我国八城市调查35岁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46%，比1991年同一人群调查的18%的患病率高出28个百分点。
2． 2000年据卫生部负责人宣布，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大幅度上升。我国目前有高血压患者在1亿以上，近十年增加了25%，人群知晓率26%，治疗率12%，控制率2.9%。
3． 目前，北京市15岁以上居民中，高血压患病率19.2%，高血脂流行率38%，35岁以上居民中糖尿病患病率为7.8%。按这个比例，目前北京市拥有高血压200万，高血脂350万，糖尿病80万。
4． 报载，广东省目前有冠心病1000万人。
5． 1996—1997年全国11个省市调查报告，糖尿病患病率3.21%，比1980年的0.67%增加了近五倍。我国目前有糖尿病患者4000万，占全世界的约三分之一；而血糖增高又尚未达到糖尿病程度的有近6000万；我国的糖尿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
6． 1994年全国用在糖尿病和心血管病方面的治疗费用419亿人民币，2000年猛增到1216亿。
7． 江苏省目前肿瘤年死亡13万人，占总死亡构成比的四分之一。北京市肿瘤在总死亡构成比与江苏省相同，35—59年龄组中肿瘤居于各类死因首位。

三、 关于环境卫生
1．空气污染
据有关资料报告：华北地区12个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高达869微克/立方米，为纽约的20倍、伦敦的40倍、WHO允许浓度的9.6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悬浮颗粒物污染都超过了WHO的标准。全国城市平均值为309微克/立方米，相当于WHO标准的3倍、纽约的7倍、伦敦的14倍。全国降尘量平均值为每日16.2吨/平方公里。
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氮氧化物污染急剧上升。1997年报告，酸雨面积已占全国国土的近40%。从1985年至1993年的八年间，酸雨面积扩大了60%以上。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人民币。
因空气污染，深圳市65%的学生体内铅含量超标，与此相类似的太原为64%，广州为83%。在包头附近地区，因氟污染，牧民生活极端困难，纷纷洒泪离乡背井逃荒；该地党政干部说："氟污染让人病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出来，引起恐慌怎么办？"
据卫生部1998年公布的报告证实，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别是导致城乡居民死亡的第一病因。在各种癌症中，肺癌名列第一。
2．水污染
黄河干流2000年枯水期四类水质占31%，失去使用功能的劣五类水质占55.2%，多数主要支流已成重灾区。
长江流域的水污染呈迅速发展趋势，并有向下游流域转移趋势。
安徽省沿江八个城市中仅有一个城市建了一个日处理6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其余全是空白。
广东省54个城市中只有10个建有污水处理厂，全省污水处理率只有12%，使流经城市城镇的80%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该省19条城市附近江河水质达标只有7个，21个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达标的只有4个。
我国目前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已达620亿吨，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之中。太湖与淮河均列为国务院限定2000年底治污达标，但都未能实现。据估计，太湖水质至2010年实现恢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需资金2000亿人民币，这笔费用需要多大的经济规模才能赚取？从何而来？昆明的滇池据说需要80亿人民币才能得到治理，现已投入了40亿，仍无明显好转，13个检测点的全年检测结果均为劣五类水质。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近海水域开始出现赤潮，九十年代后加剧，从每年十数起到数十起；在深圳、香港、浙江、渤海等海域接连发生。大量无机氮、石油类、重金属类、化学需氧量等污染指标的剧升使近海海域超四类和四类水质占46.5%，一类水质仅占14.1%；由于海域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近海渔场均已无鱼可捞。
3．其他环境与生态问题
垃圾污染。2000年全国产业垃圾（不含乡镇企业）11.5亿吨，生活垃圾2亿吨，垃圾堆放量170亿吨，加上乡镇企业，共约在200亿吨，人均15吨。
医用垃圾。根据石家庄市统计，本来应该焚烧的医用垃圾中的50%以上被改头换面后又流入市场。
由于土壤被重金属和农药污染而造成的食用植物毒物残留问题也日益严重。
除了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外，其他的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还有：森林之毁绝、水土流失、荒漠化、水资源枯竭、气候与地质灾害、物种灭绝、矿物资源耗尽等，使得13亿人口的环境生态生存危机日趋加重。

四、关于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由于工人地位的事实上的下降，由于某些方面出于所谓稳定的需要，有关职业危害的系统、全面、真实的资料较少见。在今年6月《职业病防治法》颁布时，政府官员的有关讲话还是承认了严重的现状：“当前一些地方职业病危害十分严重，农民工、临时工遭受的职业病危害尤为突出，有些企业和个人目无法纪、见利忘义、草菅人命，在职业病防治、安全生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
据报载，2000年各类职业病例数比上一年增加14.5%，中毒死亡率从去年的13.7%上升到21.5%，验证了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的严峻形势。我国加入WHO后还将遇到境外企业把职业危害向我境内转移的严重问题。
我国目前仅患尘肺病就有42.5万人，可疑尘肺60多万，几年后我国的尘肺病总人数将等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20多亿人民币。
今年春天很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北京、河北白沟、广东东莞、浙江温岭等地苯中毒事件，使我国的接触苯作业危害的严重问题暴露出来。我国年产鞋子约30亿双，其中70%的生产为接触苯作业；在著名的河北高碑店一带几十个乡镇接触苯作业的箱包生产从业人员有30万之多；据记者调查，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个人私营企业，普遍不重视劳动保护。我国目前的苯中毒危害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虽然没有全面调查报告，但肯定是极为瞩目惊心的。
我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这样几个特点：1、劳动卫生监察力度弱化。卫生部负责人坦承，各地粉尘作业工人受检率低于三成以下，有些只有一成左右。据报载，重庆283万个企业定期给工人做体检者不足5%；有某一建材厂，十年不做体检，2001年市职防院检查该厂石棉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0%。2、个体私营企业职业危害严重。据沈阳市调查报告，80%以上的乡镇和私营企业存在突出的职业危害，1996—2001年间报告的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在私营企业的占66%。3、职业危害的祸水被引向农村和农民。目前全国每年约有1.5亿农民在城市打工，累、苦、脏、差、毒的体力劳动基本上都是他们干的。八十年代一些国营企业即开始使用“农民轮换工”，各种个私企业大量招收使用农民临时工，被称为“新时代的包身工”。河南商城县一个小山村年轻人1992年开始外出打工，2001年自费体检查出矽肺100多人，其中三期就有20多人，已死亡7人；有70万人口的该县每年有15万人常年在外打工。又据报道，云南西畴县一个仅200来人口的山村从1991年起已有20多青壮年采矿工人死于“矿业病”而成为“寡妇村”。象这些大面积发生尘肺病、石棉肺各种严重职业病的案例屡见不鲜。

五、关于营养与食品卫生
民以食为天。13亿人口的每日三餐，是一个巨大的需要，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巨大商机。于是，在基本上由个体私营企业组成的食品生产行业中，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为了降低成本，为了便于销售，便发生了一系列丧尽天良的坑蒙拐骗行为，例如用禁用的有毒物做添加剂，用有毒非食用品假冒可食用品，近些年已经不断披露的就有：毒油（用矿物油冒充食用油）、毒米（用有毒物质加工加色）、毒面粉（用有毒致癌物作增白剂）、毒酱油（用毛发等物发酵水解或用致癌物做添加剂）、毒米粉（用致癌物做添加剂）、毒酒（用工业酒精、甲醇勾兑或冒充），其它还有毒馒头、毒奶粉、毒盐、毒蜂蜜、毒芥末、毒瓜子、氰化钠月饼、氰化钠狗肉、用牛血加洗衣粉做鸭血、用有毒化学品做臭豆腐、用膨大剂避孕药瘦肉精做种植养殖的肥料饲料、使用禁用的化学农药，等等。这些严重违犯食品卫生的事件常常数量巨大，如武汉市曾调查全市93%的米粉含吊白块，安徽曾调查八成粉丝不合格，毒油一次能查到350吨甚至3100吨，毒酱油一次查到76吨，甚至出口欧洲的16000吨酱油有近半数因含致癌物而不合格，山东省诸城有个公开的病死猪交易市场三年来每天进场交易的病死猪有200来头，有的地方水果蔬菜因含残留农药超标不合格率占45.4%。因此以致有媒体称“五毒闹中华”、“中国在哭泣”，全国人大代表有提案“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揭露了中国当前食品卫生的严重状况。
与食品卫生问题同时存在的营养问题也同样的尖锐。据报道，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而成为诸如结核病、肝炎病一类疾病流行的原因。而城市和其它先富起来的地区的先富起来的人们，由于奢侈、过营养化、营养不平衡，而成为本文前述的糖尿病、心血管病一类疾病流行的原因。

六、关于精神卫生
中国精神卫生的状况与其它公共卫生领域里同样严峻。
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中国二十多年“不搞”政治运动了，“不搞”人斗人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人们的生活“都大大改善了”，到处歌唱的是“让人间充满了爱”，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本来应该是更舒适、更愉快、更健康才是合乎逻辑的。然而，结果与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据《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报道，上海市精神病发病率20年间上升了3.5倍。
据其它有关报道，800万人口的武汉市有精神病人10万人，患病率1.25%，其中每年自杀300人。广东省全省精神病患病率已上升到1.5%，广州更高达2%。深圳市有五成以上的白领阶层患脑功能失调症。
据卫生部公布及国外《LANCET》杂志报道，中国的自杀率为23/10万，远远超过13/10万的世界平均水平；妇女自杀率超过男性25%，是世界上唯一超过男性自杀率的国家；农村自杀率超过城市3倍；在15—34岁年龄组中，自杀已成为第一位的死因。
据世界精神病协会2001年报告，目前中国有50%的人存在不同心理疾患；13%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精神病人总数高达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600万，并且以每年至少10万的速度增长。因精神障碍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的疾病总负担中居第一位。报告称：“中国的精神疾患时代已经到来。”

七、其他公共卫生问题
儿少卫生：据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最近联合报告，孩子身体越来越差，与1985年、1995年相比，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呈全面降低趋势。
妇女卫生：据报道，过去25年里，乳腺癌发病率上升51%。乳腺癌已成为城市妇女的第一杀手。
口腔卫生：据《健康报》今年报道，我国常见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60—80%，且有逐年上升之势。
性卫生：全国各地、大街小巷的野广告和堂而皇之的报纸广告已经说明性卫生问题的严重性。
药品问题：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它的研制、批准、生产、出厂、销售、使用等都是有一系列严格的控制程序和措施的，本来是绝对不允许不应该出现问题的，然而，由于金钱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神圣纯洁的领域，产生了一个带社会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的药品问题可以用“假、冒、伪、劣”四个字概括，还有另一个特点，80%的假药案发生在农村，80%的查出的不合格药也在农村。据报道，近年来因药物不良反应年均住院病人总数都在3000万以上。至于药品问题造成的其它后果，在目前只能推理想象而无法具体统计确定。

八、关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问题
在日趋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公共卫生事业机构本身是个什么情况呢？
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网与城乡防病体制早已瘫痪或崩溃，是众所周知的情况。
全国范围内“重治轻防”的思想严重回潮并笼罩着整个医疗卫生界，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分布畸形发展，经济效益、金钱第一是每个单位的首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人民利益连挂在嘴上说说都是很勉强的了。
关于全国县级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转情况，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曾这样评价：三分之一在运转，三分之一在挣扎，三分之一不行了。
有两个典型例子：1、河南省卫生厅在1992年为了加快改革开放搞活多挣钱，提出“内靠血浆，外靠公章”，“外靠公章”即利用权力乱收费，“内靠血浆”则是利用河南人口多血源多，广泛建立采血站，向国内外卖血浆挣大钱，由此而造成河南艾滋病流行并直接危害全国的罪恶后果，在1995年经国内专家确认证实后又掩盖了五年之久，严重贻误了防制时机。2、前不久又有报道，辽宁省一个职业病防治院的院长利用职业病诊断权从日益贫困的工人身上敲诈勒索受贿100多万。
这些典型例子说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早已不是一块净土，这里的腐败现象是和社会其他领域同步的，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前述大量确凿事实说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且这种危机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它是当前中国社会总危机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实质、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危机呢？笔者提出如下一些认识观点，以作出探讨与分析。
（一）、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极其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赤贫基础之上，在科技、教育、文化、经济都处于开创振兴阶段，各种资源仍较匮乏薄弱的条件下，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二三十年间成功地消灭了或有效地控制了或遏制了性病、天花、丝虫病、麻风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社会性传染病，加上其它各项社会和公共卫生成就的综合作用，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35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接近甚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至今，13亿中国人民仍在享受着这个巨大成就遗产的赐福。然而这个成就目前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局面。以结核病控制为例，在建国后三十年间，患病率降低了60%至70%，死亡率降低了90%，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在防治技术和手段更加成熟、更加有效、化疗药品更加有保障、资金更加充足之后，疫情的降低先是进展缓慢继而陷入停滞的状态。性病的情况更加严重，本来在六十年代当世界上性病仍在广泛流行时，中国就已在全国的范围内彻底消灭了性病并维持了二十来年之久。同样的防制措施本来也可以将艾滋病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现在，不仅各种性病复燃并泛滥成灾，还把这个超级杀手引狼入室猖獗传播蔓延，一场真正的浩劫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着。血吸虫病早已卷土重来，其它多种新旧传染病也在蠢蠢欲动，伺机反扑和进攻；如前所述的其它公共卫生问题，如精神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以及肿瘤病、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等，都变得日趋严重，令人震惊而生畏。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虽然越来越先进的进口设备充斥了越来越豪华的医院大楼，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到这里解除病苦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上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在这二十来年的公共卫生事业中，除了原来一些工作成就的继续发挥外，原来已存在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开创性的彻底解决，还产生了一些更为严重的新问题，几乎全方位地日趋恶化。十三亿人民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同胞无辜致病、致残、过早的夭亡，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笼罩上了浓厚的阴影。生态、资源的破坏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现实的、长远的、已知的和尚不可测的危害。面对这个严重的有关人类生存发展前途的公共安全问题，每一个关心全人类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每一个关心自身生存环境的人，都不能不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中国公共卫生戏剧性变化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中深层次的原因。
（二）、目前中国公共卫生面临的危机是不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而不足以战胜这些自然病害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象疟疾和结核病已经是“病因明确、防有措施、治有办法”，而且国内已经有象控制疟疾那样的成功实践；即使如艾滋病这样新发现的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但在预防上则是有完全把握的手段措施。其他的公共卫生问题也几乎全是人为的，只要采取有效预防控制措施就能加以解决。就这样，就在“能够解决”、有的是“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发生了严重危机。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为什么会出现当前这样严重的危机呢？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关于全球结核病重新蔓延的总结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其中原因的线索。该报告指出：“科学工作者为全球防治结核病工作已尽心尽力，但是政治家却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他们的成果。在100年前就已发现结核菌，在过去50年已几乎可以治愈每一个结核病患者的药物源源不断，但是这些医学成就并未得到广泛和正确的使用，许多结核病治疗项目未得到很好地支持，以致细菌越来越强，病人越来越弱。”二OO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世界卫生组织又进一步指出，结核病控制在“许多国家进展缓慢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不再是技术方面，而是政治和经济原因。”象疟疾、艾滋病一样，结核病由于被许多国家的政治家认为“仅仅是穷人的问题”而“缺乏持续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在经历了无可奈何的努力和曲折之后，发现并坦率地揭露了问题症结之所在。
这个认识是非常实事求是的。象结核病控制一类的公共卫生问题不能得到进展和解决，又产生了其他一系列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并且也得不到解决，这已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对于“穷人的问题缺乏持续的关注”的政治家和政治制度的问题；说穿了，就是维护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富人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人们没有共同理想，普遍只顾眼前利益。政治家们鼓吹的倡导的身体力行的就是一切都是为了金钱，为此，他们诱导人们搅尽脑汁与同胞进行所谓生存竞争。他们真心谋取并全力去做的是自己统治的稳定、官运的长久、名利的双收，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和享受，而对于与他们的这些目标无关的基层劳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虽然也讲一些为民众谋利益的美言，但大抵上都是些“片儿汤”之类的东西。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这种现象无法改变，公共卫生事业根本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象前面披露的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的问题，哪一件不是为了榨取超额利润而把祸水引向社会和劳动人民？有时候，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下，不得不做些公共事业，要么象发达国家那样依靠资源资金的优势，少慢差费地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要么象不发达国家那样，经济物质资源十分有限，即使有点外援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利用，贪污、腐化、官僚主义、敷衍塞责、懒惰马虎能消蚀吞没所有经费投入。资本家和特权官员们可以耗费巨资用于个人享受，但要是拿出点钱来解决点穷人的燃眉之急，就要锱铢必计。正是他们极力维护的剥削制度和反动政策，正是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才造成了当前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
（三）、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公共卫生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取得充分的发展。经济发达了，固然可以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经济有限发展，仍然可以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并反过来也可促进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的有限发展和公共卫生的显著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同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的充分发展自然会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充分发展。
公共卫生事业是社会上全体成员以至全人类的事业，它必须宏观上从整个社会群体着眼，微观上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做起。依靠着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和精神作用的威力，充分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限的经济物质资源得到最高效率的利用和发挥。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效益之比值常可达到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许多专家曾对此做过专门论证，也已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历史中，人们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旗帜下，象焦裕禄、雷锋那样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抱着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和完全彻底言行一致的工作态度为人民谋解放、谋建设、谋发展、谋利益，在他们身先士卒的带动下，广大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在革命与建设中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改天换地的伟大业绩，也包括在公共卫生领域里的巨大成就。
象疟疾病、结核病的控制理论和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不过是疟疾病由于化疗效果的原因其治疗周期要短得多，其控制手段成熟的时间要比结核病早十多年），要消灭根除它们，只要在社会上组织落实就行了。在它们的控制战略中有一个关键措施，即彻底发现并正规化疗现症病人，而其中的“正规化疗”就是按一定的治疗方案对每一个患者足量全程用药；为了确保这一点，就要在有关专业人员的指导和监督下“看服下肚”；否则病人就难以治愈而不能消除其对社会的传染性，还可能产生耐药性而对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防洪堤坝的安全保障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不能有一个“蝼蚁之穴”的隐患。其他如食品、环境、劳动卫生问题也一样，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组织领导体系和社会上各方面万众一心的积极配合，需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度协调和谐统一的集体主义精神，需要全社会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和风气。实践已经证明，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思想组织体系下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包括公共卫生事业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巨大成就都是这样取得的。
（四）、必须指出的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生的严重危机，是在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学习、引进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管理制度后出现的，是和其他社会危机同时发生发展的。这提示，中国的社会制度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是朝着不利于社会发展、不利于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的。这种变化的结果必将加剧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社会危机。
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揭露出当前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归结到一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到底孰优孰劣？这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即对历史与现实结果的认定问题。中国公共卫生现实存在的危机已经清楚而简单地认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除人民的生存危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生存发展；而资本主义只能使国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死路一条的水深火热的深渊。
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们，为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天经地义的万世基业，喋喋不休地鼓吹和渲染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污蔑、歪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步和光辉成就，千方百计地掩盖和淡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和血腥罪恶。而一些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现在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人，对自己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丰富经验，不去认真研究总结继承和发扬，而是或者百般利用、挥霍、浪费，或者搁置、封杀，甚至昧着良心地加以攻击污蔑，把资本主义包括卫生福利制度在内的一些陈旧垃圾甚至骗局不加分析地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美其名曰“学习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果真还有如此的“先进性”吗？对此，笔者再说明以下一些事实和认识：
1、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相对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解放与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一系列文明成果。但这种文明从开始产生至今，一直都是“宫廷文明”，即维护对整个世界和社会统治和剥削的中枢控制区域内的小范围的少数人享受的文明，是建立在对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剥削压迫基础上的。没有这个基础，他们的这种“宫庭文明”一天也享受不了。这种文明就其广度、深度、发展速度而言，是根本无法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明相比的。当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世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就相形见绌声名狼籍地现出了它腐朽、落后、丑恶的面貌和本质。这本来已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论述过并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不是和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同步的，恰好相反，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公共卫生的严重危机。以结核病为例，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促进了结核病快速蔓延，那时欧洲的结核病年死亡率高达900/10万；而日本在明治时期结核病死亡率为50/10万，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中，高达200/10万左右。因此，马克思揭露，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结核病的大流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和所谓全球化控制世界经济，为了贪得无厌地榨取超额利润，造成国内外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日趋绝对贫困化，造成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病、肝炎病等所谓“穷人病”的流行 ；另一方面鼓吹放纵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因过于安逸、过营养化而所致的糖尿病、心血管病等“富人病”的流行；以及穷富不分的肿瘤病、毒品以及烟草等一类健康危害的流行。总之，所有公共卫生危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印记。
3、资本主义国家卫生保健一类公共福利事业的某些发展是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对统治阶级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压力的结果。资产阶级如果不是感受到人民的反抗斗争使得他们维持统治、获取利润的欲望有招致危险的压力，是绝对不会拿出一个破币施舍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既是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史，也是劳动人民的反抗史。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之后，资本主义的战略家们感受到了灭顶之灾的威胁，才很不情愿地、十分吝啬地、挑挑拣拣地、分等级地采取某些怀柔政策，从它们榨取的超额利润中挤出一点点用于国内和国外的公共福利事业。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核病控制一类公共卫生事业是一直到五十年代以后二三十年间才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并取得一些进展。世界上其它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在这个时期的某些成就，也是在推翻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殖民统治后取得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无一不是在新制度建立后，在经济基础仍较为薄弱时，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创造力，取得了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望其项背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不得不应对竞赛，从而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福利事业的某些发展。而十分戏剧性的是，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八十年代末陷入低潮后，不仅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也是旧传染病复燃、新传染病蔓延，不仅卷走了原来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化，使这些国家卫生福利事业日渐式微。
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事业中取得的某些进步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这种高投入大约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几十倍甚至于数百倍，在经济效益上是少慢差费。这毫不奇怪，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没有向心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奉献精神，一切只能用金钱来换取，只能如此。众所周知，美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大约五十倍，这种典型的“宫廷文明”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和人民根本无法效仿的，也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学习的。
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他们那里性病是一直在流行的，象结核病的复燃也要比中国早十多年，至于其它的如吸毒等从来没有解决过。而且，由于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结果，广大劳动群众、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的卫生保健一直很差。十年前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许诺解决3000万穷人的医疗保险，八年过去了，不仅没兑现，反而增加到4600万。百万富翁们享受着高度先进而奢侈的医学科学的文明，而穷人却不得不靠卖血、卖器官维持生计，造成了医疗卫生技术资源的极大浪费。
6、更为严峻的局面是，资本主义制度为追求少数人贪得无厌的超额利润，诱导人们无限制地盲目地进行于自身生存发展无利甚至有害的消费，使生产无限度扩张，不仅造成地球资源的浪费和枯竭，也使整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加剧，并把这种灾难祸水转嫁到贫困国家和人民，如：空气污染、水污染、水资源紧缺和枯竭、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森林过度砍伐和植被减少、生物绝种、基因的变异和损害，病原微生物抗药性增强，等等。例如，世界头号污染大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36.1%的美国政府为了少数人的巨额利润而置六十亿人的生存环境恶化而在所不惜，不顾全世界人民众目睽睽之下的愤怒和谴责，一直拒绝在控制全球空气污染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所有这些，不仅给整个人类文明笼罩上一层又一层祸害莫测的妖云，而且预支了子孙后代的代价，使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险象环生。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又一次把世界推向了生死抉仄的悬崖，推向黑暗叵测的深渊。

幸运的是，当我们面对中国与世界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各种危机的空前严峻挑战跨进二十一世纪时，面前已不是一片黑暗。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的光辉已经照亮了全世界，人们已经从那光辉中看到了世界的光明前途。虽然由于它的敌人的强大，由于它的任务的空前艰巨，由于它的政党和领袖的失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正陷于低潮之中，但是，迷雾终究遮不住太阳。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所有诬陷和诽谤都必将不戳自破、烟消云散。在资本主义给人类制造的生死存亡的灾难危机的逼迫之下，经过艰苦实践的探索和正反两面教训的启示，人类会更加一致地选择共产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制度砸碎了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枷锁，使整个人类都获得了自由、和谐、解放。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所有资源都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人类将彻底战胜曾使他们难堪和窘迫的各种病害和危机，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物质精神高度文明的新生活，创造出一个无比幸福美好的新天地，实现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


2002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