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为何对经济学家产生“道德质疑”

《燕赵都市报》：公众为何对经济学家产生“道德质疑”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8 月08 日 | 文章来源：燕赵都市报 
 
随着科龙董事长顾雏军的倒台，舆论界再度掀起一阵对国企MBO改革方式的质疑。在痛惜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忧愤中，人们再次对“顾雏军现象”进行声讨，再次对那些当初鼎力支持顾雏军的经济学家进行追问———敦促他们快些站出来，就当前的局面作出解释。然而，那些在短短的十个月以前还在力挺顾氏的经济学家们，却并没有人站出来作答。

大家知道，如果在一场辩论中一方逃席，则这样的“辩论会”难免就会成为一场单向的批判会———当前，舆论与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的“辩论”就进入了这样一种局面。在这样的过程中，言辞越来越激烈总是难免的。而应该为此担责的，当然是中途逃席的一方。但是，有人对此看不过去了———却不是对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站出来看不过去，而是看不过去人们对那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如一位著名的经济评论员8月4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对当前“进入全民对顾氏本人以及曾支持过顾氏的大批经济学家的集体声讨阶段”表示遗憾，要求大家“对与己相左的意见进行冷静的思考”，“对顾雏军恶言相向不如理性以待”。纵览全文，虽称是对顾氏要“理性以待”，亦颇有些为“被顾氏之火殃及”的经济学者鸣不平之意。

对该文的逻辑，笔者不能认同———顾雏军式的改革曾是如此轰动，被视作“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路径”，许多企业改革奉其为圭臬，现在这么一次改革却失败了，由此可以想到其带来的损失之巨。对这么一次事件，难道不该“集体声讨”么？而且，难道“声讨”就注定是“不理性”的吗？人们追问支持顾氏改革的理论是否正当，这难道要算是“恶言”吗？

退一步说，即便真是有些“恶言”又怎么样呢？在MBO过程中，一些企业家、以及为企业家提供“理论支持”的经济学家，固然是饱尝了一顿盛宴，其他很多人们却是不堪回首，没有、也根本无从享受到这场改革的成果，有些人甚至因此生活水准大为降低。在这样的时候，即便他们“恶言恶语”地骂上几句又有何妨？而且，如果是真正坚守学术良心的专家学者，难道还怕骂么？真理是骂得倒的么？难道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辩驳么？

无独有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名博士后在8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也就“对经济学家应该怎样进行批评”讨论了一番。作者先借经济学家盛洪之口指出，在学术讨论中，批评者应该恪守两个原则：“不能怀疑对方的动机、不能怀疑对方的智商”；然后作出自己的强调：“有价值的、理性的批评应该是对逻辑的质疑，而不是对论者道德的质疑。”

在我看来，“不能怀疑对方的动机、不能怀疑对方的智商”这两句话就委实大有问题———首先，人的动机总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智商也确实大不相同，那么，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认定某个经济学家的理论中藏了私货，如果已经公认某人经常犯常识性的错误，凭什么就不能怀疑其品行或智商？而且，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是每个人、每次讨论都应该尊奉的原则，那为什么一些以权威自居的经济学家，却经常在普罗大众面前显出一副“吾为智者，尔等不足与语”的样子？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之间经常会有那样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因而，这句话更准确的表述，显然应该是“不能先验地怀疑对方的动机、不能先验地怀疑对方的智商”才对。如果要求大家不加任何条件地“不能怀疑”，则是对居心叵测者的默许、助力。

鉴于此，再看该作者所强调的，“有价值的、理性的批评应该是对逻辑的质疑，而不是对论者道德的质疑。”此言本身诚然无谬，但联系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对“道德质疑”的反感，以至贬抑。其实，人们对某些经济学家的“道德质疑”，并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发出的，而是有着充分的“逻辑质疑”基础，是“逻辑质疑”发展的必然，所以，这样的批评同样是有价值和有理性的。

经济学是“入世”的学说，其话语逻辑不能背离现实太远。如果某些人打着“经济学家”旗号睁眼说瞎话，以“专业”为幌子指鹿为马，本身就不讲逻辑，却要求其他人一定要遵守着和他同样荒谬的话语方式和“游戏规则”，便是对他人话语权的剥夺。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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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家应该怎样进行批评
 
 
第一财经日报： 苏振华    2005年08月05日
 
　　在公共领域之内，每个人都可以就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过程与人生感受各有不同，对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说谁的看法就更接近真理，因此相互之间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诚如德国当代大哲哈贝玛斯曾指出的，在公共领域之内，唯有明达理性的讨论，方有可能形成“主体之间”的“共识”，以期达成对事物的正确理解。
　　时事评论家水皮先生最近撰文《吴敬琏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先生提出了批评。吴敬琏先生是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或者说，吴先生拥有比普通人更大的“话语权”，就此而言，对吴先生的言论保持批判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大概是在1999年，周其仁先生因撰文抨击电信垄断，而受到了某位据说是自居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题目非常的俏皮——《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这与水皮先生的文章题目可谓各有擅长。之后盛洪先生发表了一个看法，大致指出，在学术讨论中，批评者应该恪守两个原则——“不能怀疑对方的动机、不能怀疑对方的智商”。
　　如果同意盛洪先生看法，那批评应该怎样进行？我认为，有价值的、理性的批评应该是对逻辑的质疑，而不是对论者道德的质疑。比如我说：“我喜欢大象、不喜欢狗。”如果不怀疑我是在奉行“狗歧视主义”的话，可能就很难对此予以批评了。但如果我说：“我喜欢体重更轻的动物，因此我喜欢大象、不喜欢狗。”这一论断就要面对批评了，问题不在于我的“歧视主义”，而在于作出这一论断时的逻辑推论是错误的。
　　这些年，批评经济学家似乎是很时髦的事。如果我们愿意把某一群体称之为“经济学家”，也就是说把他们看成是依据经济学逻辑而发言的人，那么对他们的批评就应该围绕其所依据的经济学逻辑而展开。如在去年的国企改革争论中，很多经济学家就受到了公众的严厉指责，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很多批评没有意义，因为此类批评大抵都不是在质疑论证逻辑，只是流于情感宣泄的道义批评。
　　对经济学家一种常见的批评是说因为“经济学不讲道德”，据此“经济学家”也奉行“不讲道德”的立场。本文无意陷入对“何谓道德”的冗长讨论，只是简单指出，这是一个假命题，是对经济学的误读。经济论说奉行的价值准则是“效率”，“效率”须落实为对个体福利的改进，经济学判断某一经济行为是否“合理”，就是看这一行为能否改进个体福利，这当然是“求善”的表现，如何可以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呢？ 
       经济逻辑要研究的问题是：在预设了某些特定的目标时，经济逻辑可以就此类目标可否实现给予解释。实施某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些很富“道义感”的目标，可是经由经济学的逻辑分析或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或许会是实施这类政策事实上并不能实现其前定的目标，据此，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会反对实施此类政策。在这里，经济逻辑反对的是“手段”、而不是预设的“目的”；但极易引起误解的是，批评者往往会无视其中的逻辑推理，就此批评经济学是在宣扬“不讲道德”的价值观.

　　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比如从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这一角度出发，设置“最低工资标准”能否达致这个目的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种非常有影响的看法是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真正改进低收入者的福利状况，据此反对在现实中实行这一政策。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是有理论的逻辑推演，一方面也可以寻求实证的支撑，但是，反对最低工资看起来是很缺乏“道德感”，由此在争论中往往会将对实证的分歧转换为对道德伦理的质疑。

　　当然，毋庸讳言，并不是所有的对现实政策的分歧都可以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会有自身的价值准则，或许会有“不讲道德”的论述，但这不是作为“经济学家”所特有的价值准则。为此，对经济学家进行批评时须区分两类问题：其一是某些经济学家是以“效率”判断消解其他伦理原则，对此进行批评应该着眼于伦理准则的讨论；其二是某些经济学家作出判断时存在逻辑推论上的矛盾，对此进行批评时应围绕逻辑本身展开。（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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