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先生如此栽赃，搞错没有

 
秋风先生如此栽赃，有没有搞错？——评《谁制造了550万元的大手笔》一文

水生

    2005年12月2日，在《南方都市报》开设的北京学者秋风的“中国观察”专栏中，发表了一篇针对哈尔滨医大二附院发生“住院66天花550万元医药费”的医患纠纷而作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谁制造了550万元的大手笔》。出于好奇，笔者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令人惊奇的是，秋风先生竟然能从“疑似”医院的“欺诈、偷盗”，从而推理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体制要为此种广泛存在的冒名开药（其实是一种盗窃行为）承担责任”。秋风先生能够如此“栽赃”，实在让笔者“佩服”不已。

 秋风称，“某些医生盗用患者、尤其是长期住院患者的名义，为自已、为自已的朋友盗开药品，是医生和患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然后，秋风马上就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推论。秋风称，“有些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化’，其实是张冠李戴。原因在于，此种现象不自今日始，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非常盛行。”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秋风说，“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家医科大学附院住院的时候，就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过这种现象。只是，有些医生护士倒也颇懂得文明礼貌，在冒名开药之前，会与相关患者商量。或者大多数医师护士所开的只是价值几元、几十元的药品。”

 “事实上，正是那种医疗体制要为此种广泛存在的冒名开药（其实是一种盗窃行为）承担责任。彼时的医疗福利制度只是部分人的特权：公家的人享受着公费医疗，其它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包括医师、护士们的家人或亲朋。于是，有些医师和护士就成为国家福利泄流的一种管道。至于患者，所花的是公费，用公家的钱讨好医师、护士为自已服务，何乐而不为。只是到了今天，翁先生心疼自已的钱，所以才会大声疾呼讨要公平。假如那位仙逝的老先生享受全额公费医疗，大概也就没有维权之事了。”

秋风先生接着发挥，“医师、护士们的道德感，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丧失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少数例外，普通人多有一种有趣的心理：偷私人的东西是偷，偷公家的东西却不算偷。这种现象，很多天真的年轻人或者装傻的中年人现在不愿相信；但今天国有企业经理层的贪婪，就是那种体制的一种遗存。”。。。。。。“可以说，计划体制已经导致道德感流失，到扭曲的商业化体制下，没有约束的贪婪赤裸裸地喷涌而出，极端得让人瞠目，频繁得让人麻木。哈尔滨那家医院的做法，就是把贪婪发挥到了极致。”

     笔者并不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十全十美而无需改革，也自翊还没到“装傻”的地步，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认同秋风先生的这番是非颠倒、逻辑混乱、意在栽赃的“高论”。鉴于秋风先生的此类歪理邪说在当今那种将“反思改革”视为“反改革”的主流们中颇具代表性，特撰写此文以驳之。

 一，那种内外勾结，冒名济私，损公肥已的“盗窃行为”究竟来自何处？

 稍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从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直至解放前的民国时代，那些贪官污吏利用各种手段在赈灾放粮、水利工程、收缴税赋、光复接受过程中，以形形色色的内外勾结手段假公济私的应有尽有。读读晚清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一下解放前的报刊杂志，看看近年来描写封建王朝的影视作品，所反映的此类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当权者中执政最为清廉的一个时期。秋风先生称“冒名开药”在“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非常盛行”，仅以秋风先生自已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亲历的例子，即便是所谓的“冒名开药”那种“价值几元、几十元药品”的情况，是无法证明这一点的。或许是秋风先生健忘，因为“80年代末”那可已经是在“改革开放”后十年了，那时，对企业的公费医疗已经开始进行了改革。那么，在计划经济最为盛行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那种“冒名开药”的情况究竟如何，秋风先生实在是应当另外举例说明，而且还应当让人清楚地看出此种情况究竟“盛行”到何等地步。否则，秋风先生不但难以说服别人，反而让人觉得是在蓄意“栽赃”。笔者以为，如果将“昨天”计划经济时代所出现的“冒名开药”现象说成是因为“前天”旧社会的“遗存”还没有能够得到完全清除，或许还有点符合逻辑的话，那么，如果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量出现“前天”就已大量存在的“内外勾结，冒名济私”行为归咎为“昨天”，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昨天”已经基本消除了“前天”存在的东西，在“今天”反而能够再次重现，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今天”正在向“前天”倒退。

 
二，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福利制度是部分人的“特权”还是在低工资制度下惠及劳动者

的一种基本福利？

 秋风先生将出现“冒名开药”现象的责任归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而且称其为“只是部分人的特权”，这是十分荒唐的。因为，“特权”确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殊权利。而反过来说，部分人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却并非就一定是“特权”。在全国解放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了当时集中力量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工人中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而由单位提供住房，由国家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而且，劳动者的公费医疗一般都普惠至直系亲属。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参与就业的情况下，公费医疗基本惠及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这样的公费医疗制度怎么能称为“部分人的特权”？依秋风先生的意思，不管现实条件如何，要么大家都有，要么大家都没有，否则就是搞“特权”。这难道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秋风先生实在应当先去批批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把蛋糕做大”论。

至于农村，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能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但国家对此是一直十分重视的。直到文革中大力推行赤脚医生制度，后来又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从而使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而当时中国的人均GDP恐怕还不到300美元。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这一成就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难道这些都是“部分人的特权”？至于当时有少数干部在享受医疗福利制度上确是存在一些“特权”，但据笔者所见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还要受到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和批评的。与如今当官的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地正在使用的各种“特权”相比，又何足挂齿？只要看看当时的干部在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多少敢于擅自将公车私用，与如今的公车改革政策相比，又何止是天壤之别？更何况，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经济条件应该比过去不到300美元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何当时在医疗保障制度上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却反而做不到？这难道也是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错？

三，医师和护士们的“道德感”究竟是何时开始丧失的？

 
    按秋风先生的说法，是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体制只是让部分人享受公费医疗，从而让有些医师和护士为了让自已的亲朋也能享受这种“特权”，因而就开始“盛行”“冒名开药”，“有些医师和护士就成为国家福利泄流的一种管道”。所以，“医师、护士们的道德感，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丧失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少数例外，普通人多有一种有趣的心理：偷私人的东西是偷，偷公家的东西却不算偷。”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因为，按照秋风先生所述，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监督的话，那么“除少数人例外”，必然是偷盗成风，“公家的东西”早就被偷空了。也就更无须后来再来实行“私有化”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就必须承认计划经济时代的监督机制是有效的，让多数普通人即使有“偷公家的东西”之心，也没有“偷公家的东西”之胆。既然如此，究竟是“计划经济体制”让医师的护士们的“道德感”丧失呢，还是那种对“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的自私和贪婪心理的宣扬让医师和护士们的“道德感”丧失，从而“到扭曲的商业化体制下，没有约束的贪婪赤裸裸地喷涌而出，极端得让人瞠目，频繁得让人麻木”？秋风先生的逻辑混乱如此，实在令人不齿。在这里，秋风先生为了避嫌，又刻意将“市场化体制”偷换成了“商业化体制”，二者究竟有何区别，秋风先生何不作点说明？为了达到“栽赃”的目的，如此不择手段地否定一方，而袒护另一方，这种手法实在是有点过于拙劣。

 
    最后，回到秋风先生所论述的主题，究竟是《谁制造了550万元的大手笔》？笔者以为，如果在此医患纠纷中确实存在医院方面“冒名开药”情况的话，那么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所谓理性经济人“人性本自私”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激发了医务工作者的自私心理和贪婪欲望；主流们所宣扬的“赦免原罪论”则大大鼓励和纵容他们去实现自私的欲望。而近年来在医疗卫生系统所推行的“泛市场化改革”和“医疗产业化”，则为实施这种行为提供了大环境和具体条件。只要这种“泛市场化改革”的倾向不能得到纠正，那么，“资本”和“自私”的“本性”自会按照其“谋利”的逻辑继续运行，类似“冒名开药”的情况还将不断出现。无论秋风先生如何将其“栽赃”归咎到昨天的时代，但历史的逻辑自会有力地证明，这些令人不齿的丑恶现象的再现实实在在是今天的错。

                                  2005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