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的梦-----寻找历史新的突围

　　后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白光，降临在宫殿的中央。明帝正要开口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飞去。第二天朝会时，他向群臣详述梦中所见，大多数人都不知其由。有个博学的大臣说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

　　君无戏言，君也无闲梦;皇帝的梦，应该不同于平民老百姓，也不是随便做的，其中蕴含着顶层设计着治国方略。

　　战国初起，位于中原西部一隅的仍然羸弱国蛮的小秦，求生存奋发图强，变法重刑，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最终骑到了其他抱残守缺的六国的头上，武力填平六国的深堑壕沟，耀武扬威在原齐楚韩燕赵魏田野上驰骋纵横。入主中原后，虽然拆除了原六国的森严壁垒，整合了华夏，意图始皇起，万代传，可是仍然信奉法比天大的经验信条，暴制天下，重刑重罚，天却不再佑秦，很快被历史的浪潮席卷，扔到了垃圾堆。万世传承秦只是一场残梦，二世都没有到头。

　　原泗水亭长小心翼翼走进咸阳，走群众路线，广泛征求意见，听到了一片呼声“天下苦秦久矣”，立马承诺，除“约法三章”，其余一切枷锁全部打烂。很快天下归一，汉王朝崛起在东方大地上。

　　以秦亡为鉴，西汉初始，为了“长久之术”，学者建议开国皇帝刘邦，不要“用刑太极”，不要“极武”，要“文武并用”，被采纳。政治制度方面，虽然汉承秦制，皇帝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中央设置三公九卿，没有变化。但地方行政，却实行郡国并行制。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对外关系，和亲，羁縻，安抚为重，以此减少他们对边境地区的侵扰。法制上，从约法三章起，“务在宽厚”，“刑法大省”。理念上遵循“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都是为了适合战争后政治形势，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数十年努力，汉朝迎来文景盛世时代。钱多了，粮多了，社会繁荣了。可是，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汉武帝又废除抑商国策，形成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现象，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社会矛盾也开始由潜伏到恶化。为了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汉朝廷一方面制定宽松政策，如推行代田法，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另一方面，独尊儒术，加强思想领域里的大一统和维稳。可是，由于政治日益黑暗，最高统治者不问政事，追求享乐;贵族、外戚奢侈腐;一般官僚乘机鱼肉人民，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王莽自以为天降大任，从五个方面顶层设计，大规模改制，可是未能解决土地和奴婢问题这些社会动荡的根本问题，反而给劳动人民增加更大的痛苦，终于爆发了人民大起义。前汉，包括王莽的“新”朝瞬间土崩瓦解了。

　　后汉立朝初的刘秀和西汉开国初的刘邦有所不同，如体现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光武帝求贤若渴，晚上睡觉，任一介布衣穷酸秀才的脚搭在自己的肚子上不气恼，反而笑眯眯问对方，自己是不是有所进步。尽管如此，有担当的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却大多不愿意辅佐朝廷。中华国土上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是要有所依附的，此时普遍不愿意锦衣秀食是有原因的，我认为，他们渊博的学识感觉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却无力拯救，即，全民思想处在大崩溃之中。

　　当位于六国之一之时，秦的重刑，是为了富国强兵，不然的话，不需逐客令都跑了。独霸天下后的重刑主要功能偏重在维稳镇压反抗，直接导致九州黎民不敢言而敢怒，秦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除了必要的物质生活，思想的空间、精神的需求越来越被释放，再加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抓思想领域，集中民众大一统的舆论导向，逐步成为是当政者的重中之重。西汉初，刘邦鄙视穷秀才遭到义正言辞的辩解，却也能幡然醒悟，捧能为自己所用知识分子为座上宾。同时也有大量的以已修齐治平为目标的读书人们，认为能伸展十年寒窗积攒的抱负。至此，西汉阶段的学者们基本上是顺风顺水的。陆贾指点， 不要“用刑太极”，刘邦说照办;董仲舒说，除了儒家，其余都给灭了，汉武帝及时跟进，下令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

　　其实，此时的儒学早已不是原生态的孔孟之道的，是经过统治者改造，以儒学做招牌的思想体系，包括以正宗大儒自居的董仲舒，他的儒学理论是用阴阳家思想重新解释的儒家经典。至于最高统治者虽然大声疾呼民为重，现实仍然大修宫殿，生活奢侈，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残酷的现实促使人民逐渐觉醒，听其言观其行，原来统治者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西汉中后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思想危机渐渐汇聚形成共振。为了挽救危机，当时的公知、精英们不从儒学基本理论入手，合理化建议、指导最高权力者要“为政以德”，而是为了讨好当政者，把原来已经被肢解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道理的经学，引上了谶纬治国的邪路。所谓谶纬，就是假托神意解经。在解经、述史、论天文地理过程中，更多的是宣扬神灵怪异，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统治者昏天黑地，公知精英胡言乱语，残酷的现实却是不买账。

　　刘秀在武力复汉打天下的过程中，头脑是清醒的，认为天下必须归一统，符合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顺利地建朝立国。作为实干家，刘秀还算一位明君，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裁并郡县，精简官员。结果，裁并四百余县，官员十置其一。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可是权力在握，思想却继续僵化走偏，意识到前朝“五经”已难于服众，虽然躬身求教于读书人，却难得真知。清醒的学者们预感到民心思想精神处在大责疑大崩溃之中无力回天，纷纷以逃避的方式以示清高。有利禄熏天公知们不远虑不耽近忧，继续把统摄人们思想意识的经学理论往谶纬上引，竟然由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成为法定的经典。刘秀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发诏班命、施政用人引用谶纬为常态。谶纬，最接近于宗教，渗透着迷信，可是由于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即预言和结局大都不符，随心所欲地乱解释不能服众，所以极大地限制了自身的广谱性和普适性，解决不了人心散乱的社会危机。王朝统治者长期言行相悖，也应该长期处在迷茫索求之中，历史需要寻找新突破，光武帝的继任者不敢昏然，自然而然起梦见佛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前、后汉共有二十多位皇帝，算得上有作为的没有几个，除刘邦、刘秀立朝，武帝扬威，文、景、宣、明尚可圈可点可赞。真正有危机感的，明帝是比较突出的。秦苛暴施行，使民不堪命，使信奉法比天大神话破灭，化作历史尘土;汉朝反复夯实的家天下的政治制度决定任何改良、改制、改革，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内固有的对立矛盾，只能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通过暴力革命改朝换代;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特别是礼入法后，不仅行为举止受到压制，言语思想也被封闭禁锢，导致窒息，精神世界从此暗无天日。

　　虽身皇太子的释迦摩尼，却深感权力无力彻底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又不愿意躲避社会担当，发愿为民尽心，以佛教普度众生，开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新领域。

　　佛教的轮回和因果报应说，为受苦受难的民众提供了一扇精神寄托的窗口，忏悔说也为上层贵族、统治者减轻罪孽提供了重新转世的机会，普遍能被接受。这样，中原思想的渴望与西域佛陀的说教相遇了。经过统治者对佛教的定向性改造，把华夏原有的文化融入其中，把它改造成为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并且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的中国佛教。从此，佛学成了中华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影响至今。

　　做梦引佛入中原，是汉明帝的为化危机感的一个战略举措，试图开拓思想精神一片新领域。可是继任着们依然惯性昏聩，且也不能真正化解社会根深蒂固的压迫与被压迫水火不容的阶级矛盾，汉王朝必然灭亡就是做梦都化解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