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思——读《流产的革命》

读完　易劳逸　先生著《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书中对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失败原因的考察与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解读大不相同，作者是认为受深层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国民党未能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因素,反而继承了传统的政治文化，使得这个一度革命的政党迅速丧失革命理想，陷入恶性的派系斗争、贪污腐败、行政的无效率，并最终导致它的失败。 

从书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孕育于此的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很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他认为中国漫长王朝统治中，传统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政治行为模式，他将此称之为“权威——依附模式”。以“权威——依附模式”为特征的中国，是一个身份取向很强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社会地位，有些是天然形成的,如性别年龄、血统等,有些则是社会的形成,诸如对财富的拥有及对权力的接近程度等。而每个人都想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就费尽心机占有更多的财富和接近掌权的人。在王朝统治时期,官僚阶层中就表现为对上级和当权者的谄媚，对权力的追逐，一切进取的活动都表现为争夺权力。

作者说道“权威一依附模式”的关系尽管是不平等的,但却是互惠的,对于权威者来说，它能保证形成有效的势力,在追逐权力的斗争中加强力量；对于依附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巨大的靠山和保护伞，也是进身之道。在“权威一依附”模式这样一种互利关系中，权威者要求依附分子绝对服从,依附者我了进身也都乐于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在这样的模式中人人都埋头于编织个人关系网,以寻求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为维持弥漫于官场的人际关系网,应付“ 人情”,官员的薪金也是绝对不够的,这使取得某种额外收入成了完全必要的事,因此腐败泛滥。“权威一依附”模式中为了权力、财富、进身，官僚之间会出现残酷的斗争，官员们不讲原则,有令不行,为帮派团体私利和人情关系栖牲原则、无视法律。

国民党在北伐中向旧军阀势力妥协,让大批军阀分子进入党内,并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大批北徉政府的旧官僚加入国民政府,形成所谓的“ 军队北伐,官僚南阀” 的局面，并将敷衍塞责、贪污腐化、裙带作风、文犊主义等旧习气带入革命阵营里，这些官僚习气在南京政府内部蔓延,很快瓦解了国民党的活力。而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清党行动,清除了比较富于理想主义色彩、更能以革命原则为考虑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这使得国民党内留下的都是寻求“升官发财” 的人,国民党的掌权地位也使大量怀有个人野心的人钻进党内。这样丧失革命理想、被旧习气浸染的国民党政府，导致工作无效率、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足为怪。加之派系斗争严重，国民党这个以“革命” 为标榜,但其政治行为方式却完全是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那一套,　易劳逸　教授认为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古代农业社会很适应于中国人,但对时代已经巨变的国民党来说却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这个事实正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作者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很适合于相对变化缓慢的农业社会,但却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易劳逸　教授从深层的文化背景分析国民党革命的失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不仅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漫长的改革和革命进程有价值，而且也对我们认识当下中国的社会多有裨益。传统的政治文化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开放的近代社会，实现近代化的沉重包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其羁绊，因此在寻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中，革命者和改革者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革命和改革中警惕这种负面因素对革命和改革的影响。中国如此悠长的传统社会，传统的羁绊自然就更深重，作为革命者和改革者，对中国的向现代转型的困难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该将中国的转型视作一个漫长的征程。当下的中国确乎如此，在近代化转型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不知不觉中压垮了国民党的那些传统的政治文化依旧没有被后来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清洗掉。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传统的因素在其历史中的巨大影响，在检视历史和认识当下的时候，都不可忽视传统的因素的存在。我们在批判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不应该仅指责其腐朽的表象，隔靴搔痒，还应该从一种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传统来思考。这无疑是　易劳逸　先生研究国民党的独具慧眼之处。

但另一方面，在认识历史和当下时，亦不可将一切历史上的和当下的文犊主义、敷衍塞责、贪污腐化、裙带作风、派系争斗等习气都归之于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若是如此，我们便深深的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潭了，那中国又有何未来可言呢？（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我们的传统已经决定了我们前面没有出路。文化决定论的谬误更消解了创造那些历史的人物的作为和存在，如此一来，没有了丰富多彩、棱角鲜明的人物，历史彻底被线性化一元化了，历史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然而，历史是人的历史，任何历史皆是历史中的人创造的，并受制于历史时势。

国民党在清党之后，党内的怀抱着革命理想的党员和共产党员都被清洗掉了，留在党内的多是些追求功名利禄之徒，完全丧失了革命党的理想与朝气。这一点固然有其根据，但恐怕也不能以偏概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依然有不少留学海外，具有高度学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国民党的元老们也多抱有强烈的救国理想。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影响不可小视。那么有这些富有救国理想的元老们和新知识分子的国民党为什么会如此脆弱呢？我们更应该从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和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的过程来认识这个问题。

　孙中山　先生在世时，国民党党内尚未出现严重的权力纷争，但是那是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拥有近乎绝对的威望和领袖魅力，能够以领袖的身份对国民党事务最后的裁决。当然这种威望和权力在国民党内也只是相对的，而且时间也比较短。黄兴在世时孙黄之间不和是尽人皆知之事，只是黄兴作为党内元老顾大局识大体，才使党内没有发生严重的权力斗争。但尽管如此，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因政见、人事等诸种因素也出现了事实上的分裂。二次革命之后，分裂更加表面化了，以至迫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孙之首唱共和革命、建党领袖都无法平息党内纷争，何况蒋介石这位骤然崛起、在党内并无深厚根基和人望的新秀，又岂能平息党内纷争统一国民党呢？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转型中，一些传统的派系、地域等观念依旧存在，更关键的是长期以来国民党没有一种以合理方式产生领袖的制度，仅凭孙中山的威望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权力迅即分散，而孙中山逝世之时也未明确指定接班人，使国民党出现了权力真空。孙中山逝世之后，接班人无法以合法令人信服的方式产生，这在长久皇权统治的中国必然造成严重的权力斗争。因此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呈现多头政治的格局，各个派系各有所恃，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在政治上，有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李济深、邹鲁、谢持等为首的各个不同派系；在军事上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龙云、刘湘等各个大大小小的军阀盘踞地方。抗战开始后，地方军阀和蒋介石党内反对派在保家卫国的大旗下与蒋介石集团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暂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表面平静，但各派系之间权力斗争并未止息。虽然在几次激烈较量之后，地方势力和蒋介石政治上的反对派势力开始式微，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个人权力有较大加强，但蒋介石始终未能够如其所愿建立一个稳定的强大的由其所掌控的国民党权力体系。

同时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过程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通过北伐国民党从一个盘踞广东一省的地方势力发展到席卷全国的国家执政党，表面上国民党对旧军阀如同秋风扫落叶，但实际上旧军阀势力并没有因革命风潮而消逝。他们名义上归顺中央，而名正言顺的继续操控地方，把持地方大权，通过各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与中央抗衡。在这种状况下，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是极其有限的，国民党中央集权制度是十分脆弱的。因此，即便是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以后，它的统治也始终是不稳定的，一只需要花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应对地方诸侯的挑战。

在认识国民党革命流产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把目光聚集于政治文化传统、清党、贪污腐化等因素，也有必要从国民党自身的权力结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的过程和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的过程这些角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透彻的理解国民党为何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旧军阀，统一中国，而又为何在抗战结束仅四年时间就被共产党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