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思考——读报有感

2006年3月13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渴望带领大家随着经济学家的理性思维来理解改革中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正值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初，十届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之时，此文一经刊出可谓是对普罗大众起到醍醐灌顶之用，意味十分深长。

文章分为“学会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等五个小章节，洋洋洒洒占据了报纸两个版面。

我本着理性的态度，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

文章在开头首先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理性思考”，我总结之为：“站在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与利益纠葛之外的客观角度，以政策主张的可行性为约束条件，用实事求是与一切‘向前看’的态度来探求和推理目标未来可能的发展轨迹。”应该说，这一节为我们解释了我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的经济改革模式。按照作者的逻辑，改革的目标是现阶段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国民经济较快较好的发展，而对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发展到“生产力快速提高，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我们的改革政策不加任何考虑的，因为这个目标在目前现实中没有可行性。

为了说明这层含义，作者举出了一个收入分配的例子，认为每个居民的收入都增长，而且最终收入分配达到平均这样的结果是理想的，但是“不理性”的，因此我们就根本不应该把这类结果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

由上述逻辑，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结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乃至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群“不理性”的人所进行的一项“不理性”的事业，因此为这项事业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是不理性的举动，包括“中国的改革”。那么，作者还大声疾呼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还是否有这个必要呢？

接着，作者分析了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面临“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三个约束条件。对于权力结构约束问题，涉及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因此不在这里过多议论。对于“意识形态的约束”是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中国的大众思想中存在意识形态约束是很自然的现象，即使在西方所谓自由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知识的约束”的问题，这不仅仅存在于现阶段，而且在将来也将长期存在。随着人类社会对科学知识的积累，人类所触及的未知领域也越来越多。这正像一个几何圆，圆的内部是已知世界，圆的外部是未知世界，随着圆半径的不断增大，圆的面积约来越大，而圆的四周边界也越来越长，圆所接触的未知世界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知识的约束”是将长期存在的。

在这三大约束条件的前提之下，根据文章第一章节对于“理性思考”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三大约束条件都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应该承认它们的存在，而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看中国的改革。如果说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破解这三大约束，那么我们只能在学术上承认前两大约束条件是可以改变的，而对于“知识约束”的条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解决的，也就是说作者所希望的那种改变“知识约束”条件属于“非理性”的举动。

文章的第三章节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作者在此前曾经因为就改革中的理应补偿问题受到了许多网民的诟病。那么让我们本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平心静气地来看一看“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是怎样的。

作者在本章第二次地谈到了“改革”的定义，并拿来与“革命”作对比。文章说，“改革”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得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作者随后又举出一个实例：“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时候，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品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由此，作者为“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此后，作者又深入说明了，补偿既得利益者阶层所指的是“绝对利益”而不是“相对利益”。经作者详细的理论解释与实例说明之后，原先就对“补偿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心存疑惑的我愈加困惑了——

（一）   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本身应该就属于政府对农民（作者称呼为“农村人”）的一种补偿机制，而同时对城镇居民（作者称呼为“城市人”）的副食品补助则是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之后所带来的城市食品价格上涨做出的一种转移支付，前后两种转移支付都属于补偿机制，只存在给谁的补偿更大一些的问题，而似乎并不存在只给城镇居民补偿而不给农民补偿的情况。

（二）   作者说“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指出我们能容忍，……，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这话说得似乎有些蹊跷了。如若我们对这些现象都能认同，我们的“改革”是要改变什么呢？在我的映像中，似乎正是因为人们对这些不良现象无法容忍，才有了深化改革的基础动力！

（三）对于城镇居民的副食品补贴是对于副食品价格上涨之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既定的货币收入相对减少的一种补贴。而对于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合法经营所得或合法劳动所得。但是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他们既然已有了“暗补”又何来“明补”的需要呢？如果说，要仅对守法的政府官员进行补偿，我们以何种标准来量定这个具体的补偿价格呢？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补偿价格从理论上都无法说清其依据标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不理性”的补偿措施了。

文章的第四章节阐述的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如果说发展能够消灭贫困，那么我只能同意发展市场经济能够消灭绝对贫困,但决不可能消灭相对贫困。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与贫民阶层。如果从绝对贫困的角度来理解，发达国家可谓是天堂。在那个社会里，即使你失业了也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一些救济金，这些救济金足够一个人填饱自己的肚子，裹上一件没有什么补丁的西服，照我们的话说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他们仍然住在贫民聚居地区，他们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众所周知，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完备程度大大超过我国，有良好的奖学金制度和助学金制度，既有私立学校也有公立免费的学校。若按照作者的看法，那里的确就是“极乐世界”了。

收入差距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这是一个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能够理解的道理。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马太效应”。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则正好相反，如果没有政府那双“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后果无人能够想象得到。作者所倡导的“发展是消灭贫困与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这一命题“硬”在何处呢？我不禁理性地思考。

《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希望能够通过完整而理性的分析，将改革的前进方向解释得更透彻；希望通过理性的理论探讨来使大众真正理解学者所研究的论题；希望教会我们大家学会理性思考的态度；希望领着我们在理性思考的大道上寻找到改革的出路。然而，理性的我在读完这篇理性的文章之后，再次失去思维的航标——概念的混淆，逻辑的混乱，带给大家的只有困惑与迷茫。

看到这样一篇洋洋洒洒的“理性”之作刊登于大报之上，我不得不开动理性的大脑做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