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毛刘极高明而道中庸——卷旗不缴枪

极高明而道中庸

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源（刘少奇之子）

　　这本书（注：《刘少奇与新中国》）原来是电视理论系列片的解说词。一个整体谋篇布局，文字表述，不能不跟着被采访人的口述和镜头画面走。2002年电视片制作完成之后，本书文字经过多次修改，又与原稿有了许多差别。
　　按本意，是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探讨建设新中国的理论问题。为了这个探讨，1969年，父亲被关押迫害致死，全家饱受磨难。作为后代亲人，很难做到视角绝对不失偏颇，笔端完全不带感情。始料不及的是，电视片和剧本在小范围征求意见，各种反馈极其强烈，令人感动不已。“死而不亡者寿”。30多年时间过去，不同角度的强烈反响，使我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老一辈全身心投入的伟大实践，属于中国共产党，属于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书中涉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为此，就出版
之际，补充几点意见。

一、卷旗不缴枪
　　王小强说，“卷旗不缴枪”是邓英淘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

　　在建国以前的历史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内的形象一直偏“右”。在“左”倾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毛、刘两人分别吃尽了被左派斗争的苦头。在党内长期政治斗争中，毛、刘结合成红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包括刘少奇在“七大”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精髓，都是坚持表面上貌似偏“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统一思想，在意识形态上，摆脱苏联指手画脚；在统一战线中，打破国民党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束缚；1为日后三年内战推翻美帝全力扶持的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值得强调指出，这个实事求是的“右”，不仅与言必称马列的左”相对立，而且与陈独秀、王明缴械投降的机会主义，具有本质区别。1927年宁汉分裂，为了团结汪精卫坚决反蒋，舒缓对共产党的戒心，陈独秀命令刘少奇将武汉三千工人武装解散或交给国民党左派政府。刘少奇不同意，又必须执行，结果交了几条破枪敷衍了事，精锐部队连人带枪，送到贺龙和叶挺的部队，成为后来南昌起义的主要力量。这件事的处理，表现出刘少奇之“右”，与陈独秀之右的原则区别 — 卷旗不缴枪。
　　抗日战争期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应当是卷旗不缴枪的经典之作。从形态上说，红军与白匪杀得血海深仇，摘下红五星、红领章，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出卖原则”再过分也不过如此。把古人说的“反经合道为权”，用到了极致！事情做到如此程度，一片“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也罢，蒋介石也罢，谁对谁都不可能再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了。“右”得无以复加，体现出“左”得无比坚定。这就是辩证法，也是产生“61个叛徒集团”的路线背景。相比之下，韩信的胯下之辱，刘邦的“分一杯羹”，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儿科了。
　　毛、刘绝不投降的坚定信仰，建国之后，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进程中，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党内党外新的各种意见的“左右”之争。张春桥概括修正主义有“两个投降”：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毛泽东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反右而后大跃进，“四清”而后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得面对现实，“抓革命促生产”，起用邓小平，欢迎尼克松。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大力推行“三自一包”，经济刚刚恢复，马上发动“四清”运动。在“一大二公”、普遍饥荒的农村基层引进市场机制，许多干部多吃多占，以权谋
私，脱离群众，作威作福。“桃园经验”证明，一般的调查研究不够了。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弄虚作假成风，有当地官员前簇后拥，老百姓不敢说实话。必须背靠背“扎根串联”，才能解除群众顾虑，了解真实情况。不论从现象还是程度上，那时的“多吃多占”比起今日之腐败蔓延，恐怕是小巫见大魔了。同样道理，今天恐怕连“扎根串联”都不够了，祇有深入持久的民主法制，才能约束执政党干部以权谋私。同样出于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毛泽东当时得出判断，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根子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全面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
　　一意孤行的理想追求也好，死不改悔的实事求是也好，同源于一个无比坚定的政治信仰。毛泽东的理想追求，更多基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深厚土壤，政治斗争不择手段。从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出发，搞到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无论如何不能说服人。刘少奇的实事求是，更多来自一线工作的具体实践，经济要运转，人民要吃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事实。但是，从刘少奇对干部欺压百姓的疾言厉色，从刘少奇发动和领导的“四清”运动，从建国以后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真诚检讨“右”，一次又一次真诚希望跟上毛泽东，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少奇实事求是的所谓“退”、所谓“退够”，与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不可同日而语。务实而求真。刘少奇坚持的实事求是，仍然是“卷旗不缴枪”的坚定政治信仰。正是因为不仅理解而且认同毛泽东鲜明的爱憎，为人民谋利益的急迫心情，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从来不反毛泽东；才能理解党内高级干部对不正常的家长作风、理想主义的浪漫激进，为什么一再迁就、退让、姑息，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

二、两手都要硬

　　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近30年时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分化、物欲横流、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机，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分裂势力明火执仗。“六四”风波创巨痛深，黄赌毒黑变本加厉，FL功呼风唤雨，陈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似的内忧外患纷来沓至。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克杰，居然成了十恶不赦的贪污犯，问题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简单的反腐败范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原则，当时针对的是彻底否定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接着，邓小平又先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两手都要硬”。有多硬？连“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都枪毙，还能怎么硬？难道只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回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全国人民都穿清一色的蓝制服，只看八个样板戏，农村三分之一人口饿饭，城里人吃饭穿衣凭票限量供应，粗粮细米、肉蛋禽鱼、油奶酱茶、黄花木耳、花椒大料、糖果布匹、花生瓜子概莫能外，自行车要票，缝纫机
要票，手表要票，火柴、肥皂都要票？
　　充分经历了左右两个方向的彻底实践，可以理解，“两手都要硬”，是不能走偏锋，搞极端，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左右适度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此之谓也。拿捏火候的分寸，过一点老了，缺一点夹生。电视片中有同志感慨当年的“三自一包”，说如果能够从60年代一路坚持下来，农民的生活注定比今天更富裕。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下来？当年经济刚刚恢复，刘少奇就发动“四清”运动，放到今天，岂不是典型的“老左反改革”？比起“大跃进”后期的浮肿病，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但是，统计数据显示，打
上每年的物价指数，从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不前了。2004年，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庄、小刘庄、华西村、韩村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加上卖煤、卖地、“农家乐”，中国农村人均收入2936元。按一美元兑8.1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与国际惯例接轨，全体属于日均不到一美元的赤贫人口。
　　中庸之道不等于左右逢源，不讲政治方向。穷人或相对而言的穷人，永远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面对镰刀斧头宣过誓的。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工人、农民沦为无助的“弱势群体”，明显具有挑战性的理论意义。回顾老一辈革命者靠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靠人民的努力建设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仍然需要工资收入只抽得起“大前门”香烟的“平民主席”。学习践行“三个代表”，共产党必须为民执政，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按刘少奇的话：“革命不是白革了？”

三、放活民生，狠抓“国计”

　　在民族振兴的问题上，“发展是硬道理”不等于说“挣钱是硬道理”，“发家致富是硬道理”。中国积弱，一盘散沙。过去历史上，可能的和平环境里，勤劳节俭的中国人，开餐馆都能过得小日子殷实富裕。风调雨顺，无为而治，天下太平。鸦片战争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了。李鸿章大声疾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提出跻身世界民族之林，非强国无以存活的历史任务。2 　　从156个大项目到电视片里所有振奋人心的产品镜头，除了房地产焕发出来的高楼大厦（靠国家贷款），统统不是民营、私营、合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市场调节的伟大成果。电视片里有刘少奇70年代组建托拉斯试点的故事。成立大企业集团，开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比部门行政管理更贴近经济实际，是刘少奇考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同时，更具意义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国家战略产业的国有化浪潮和苏联东欧的托拉斯浪潮，目的都是扩大企业规模，发挥规模效益，与美国大企业的效率优势相抗衡。
　　实践证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饭馆、理发店、修鞋店、小商店等服务性行业，没有必要统统国有国营。县办国营、街道办集体企业的改革，完全可以多种形式。但是，军工、石油、大化工、铁路、造船、航空等等这些过去没有的战略产业，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全球资源，割地赔款没完没了的背景下，靠民营企业市场调节，是调节不出来的。所以，156个大项目，自主开发的两弹一星，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依据。否则，理论逻辑上，共产党就成了简单的杀富济贫，这段历史就成为多余的弯路，当初就应当缴械投降，帮忙蒋家王朝搞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台湾的“经济奇迹”证明，只要条件改变，国民党也能搞土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本来是三民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出史无前例的动员力量，不仅推翻三座大山，而且用最短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完成私营企业市场调节（包括台湾的“经济奇迹”）无法企及的历史任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军工、石油等战略产业，就是在美国，也一刻离不开国家的导向、扶持、输血和管控，仍然是政府高度介入的“国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像日本、南韩一样，需要政府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深入参与。更何况，中国从来不是列强刻意帮助的国家，而是“巴统”严密防范的对手。如今，割地赔款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不抓强国，单讲富民，注定走不了多远。东部沿海“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石油、铁矿等高度政治化的传统资源越来越依赖进口，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触及到列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争夺垄断性战略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不强国，人家早晚都琢磨着把你给分了！
　　这20多年，西方军工和重化工业技术进步突飞猛进，企业规模越兼并越大，战略产业高度集中，研究开发大规模投入。连波音和麦道都合并起来，阿尔斯通也出入兼并大潮，计算机、IT产业、银行的合纵连横就更不足为奇了。市场竞争全球化，企业兼并全球化，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组建大企业集团，振兴军工和战略产业，是生死存亡的紧迫任务。老一辈辛辛苦苦建立的重工业基础，包括军工、重型机械、造船、航空、航天、大型设备等等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生产能力，应当发展壮大。在放活民生的同时，狠抓战略产业之“国计”，是经济建设方针上，卷旗不缴枪的标志性体现。

四、求真务实，强国富民

　　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乎所有办公室里，都挂着毛泽东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3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求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务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革命本色。求真的政治方向越坚定，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越灵活；战略战术越灵活，越要坚定求真的政治方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低三下四到给夫差尝大便的程度，反而焕发出强国富民的同仇敌忾。共产党人所求之真，是为人民谋利益。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强国富民的伟大振兴。
　　在这个政治方向的实践探索中，过分理想主义，容易浪漫激进，— 偏左；过分实用主义，可能拉车不看路，— 偏右。艰难复杂的实践探索中，无论左右，真理往任何一个方向多走一步，都可能变成谬误。务实忘了求真，可能迁就迷失方向的投降；求真忽略务实，势必遭受事与愿违的挫折，甚至让人民付出惨痛代价。
　　在第一线实践决策加理论探索，搞得不好，很容易两头不落好，里外得罪人，不仅需要大公无私、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而且需要政策界线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智能，这就离不开屈己从人、任劳任怨的境界修养。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庸之道，不能装胡涂，打哈哈，和稀泥，当老好人，而是两手都要硬 — 左右开弓，既防“左”又反“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4
　　回顾建国以后，刘少奇倾全力推动全面工作的同时，一方面狠抓156个大项目、两弹一星、大托拉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壮大战略产业；一方面在城市安抚资本家开工生产，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一方面扎根串联，四清四不清，严惩奸商投机倒把，反对干部多吃多占；一方面反复提倡党内民主，积极推动社会法制建设……。刘少奇的主张和实践，反映出两手都要硬的客观要求。这可能是刘少奇建国实践中，时而表现出“左”、时而表现出“右”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过去偏“左”偏“右”的老干部，绝大多数站在刘少奇一边的根本原因。是天灾人祸饿殍遍野，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下定决心，死不改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5同样，是十年浩劫满目疮痍，让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毅然决然，一百年不动摇，坚定求真务实的指导原则，走向新时代！
　　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抽象概念化的理论争论曲折婉转。从建设新中国的直观看问题，能够带来民族振兴的产品，是军工、石油、三峡、大化工、飞机、造船、重型机械、大型电网电厂，是铁路、航运、电讯、环保等遍及各地的大型基础设施，是由南水北调全面展开的西部大开发。日本、南韩的经济振兴，靠的是政府扶持的大企业。虽然已是不同于西方的东亚模式，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中国战略产业的脊梁骨干，从苏联援建156个大项目开始，发展到“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完整体系，靠的是国有国营的自主开发，靠的是“有条件
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功、人均GDP已六七倍于昨天的今天，我们在继续提高效率之时，是否要给付出巨大代价的“弱势群体”，流血流汗的劳苦大众“分分红利”了呢？在公平致富之中，我们是否需要给改革的主导中坚 — 国有大企业“扩扩股份”了？深化改革，以民为本，建立13亿人共同小康的和谐社会，恐怕没有比这更突出、更重要的内容了。
　　一大二公，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盘散沙，唯利是图，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搞活民生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的国际竞争中，焕发国有大企业的新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卷旗不缴枪还是缴械投降，沦落成胡传魁式“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实用主义，这就是试金石。求真务实，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手放活“民生”，一手狠抓“国计”，强国富民的历史任务统筹兼顾，是我们应当持续探索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感谢张木生为本书写〈引子〉， 并提供1981年的文章作为〈序言〉。感谢王小强，同意把1979年的文章当成本书的〈后记〉。张、王二位，曾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智囊”。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他们“右”得够呛，现在似乎又“左倾”了，我想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用张木生的话说，无论当时文章写得怎样，我们投身改革开放，不是向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投降；我们参与拨乱返正，不是返回蒋家王朝、美帝惯例，而是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之正；我们倡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昨天的初衷，今天的目的，始终一贯，都是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恐怕没有人会捡回文革的口号和大棒。我们今天的“左倾”，是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继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剧，在“右”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苏联东欧解体易帜的大灾难！
　　电视片的制作和这本书的写作修改，从头到尾，是一个集体参与的创作过程。衷心感谢何家栋（原工人出版社副社长）为电视片和剧本的写作，投入巨大精力，并为本书写了〈校阅后记〉。衷心感谢薄一波（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谷牧（原国务院副总理）、刘杰（原二机部部长）、杨波（原轻工业部部长）、吴冷西（原新华社社长）、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与父亲在不同时期共过事的老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中央联络部部长戴秉国等在任领导（当时）和史学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的老师们、同志们。衷心感谢《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家宽、部队作家海波、武警出版社副社长李安东、武警影视中心周家戎和几家刘少奇纪念馆的朋友们，积极参与和投入本书写作与电视制作。
　　本书的写作修改，认真学习和参考了杨尚昆（原国家主席）、薄一波（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邓力群（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许多老一辈的回忆和评述，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香港东海集团董事长黄楚标独家赞助电视片制作。感谢香港大风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所做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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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罗会议，中国名列“世界四强”，废除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民统一抗战。苏联希望中国抗战拖住日本，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民党针对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以及其它民主党派发展，提出“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总裁）”。

2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第5页。

3 1938年6月，毛泽东为抗大写的题词（《毛泽东手书真迹》上卷，西苑出版社1998年，第433页）。
4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右第五章）。 5 包括发动扎根串联的反对腐败的“四清”运动，成为文化革命的序曲。在真理多走一步的关口，毛、刘之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公开对抗。在以后打倒刘少奇的运动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名不见经传的投机分子，绝大多数老干部跟不上形势，统统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