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沈良军——一个穷学生的文革经历

追  忆  沈  良  军

           —— 一个穷学生从默默无闻到文革中成为

              学生领袖直至被资反路线湮灭的历程

屈指算来，沈良军已经离开我们40年了。

沈良军1945年出生于孝感祝站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63年，我们一起考入当时的孝感师范学校（今日的孝感学院），由于班级不同，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和姓，直到1964年学校召开春季运动会，在五千米长跑竞赛时，我看见一个穿着一身土布衣裳，不穿鞋，只穿一双土布长统袜在铺满碳渣路上跑在最后面一个戴着眼镜、文弱瘦长的学生，出于好奇，我打听，才知道他是631班的沈良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工作组的统一布置下，在学生中掀起了一个揭露批判老师学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沈良军就在其列，其罪名是在读书时，曾向几个报社投过稿，是有典型的“成名成家”思想的人，他不服，写出了“工作组把斗争矛头对准学生，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大字报，并在开大会时与同学和工作组辩论。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敢于同工作组作对，沈良军一下子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这时，我才真正认识了他。

1966年6月初，地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地委负责人指出：有的学校学生公然攻击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这是不能允许的。并号召党员、团员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就在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沈良军在城区贴出了“沈良军反对工作组专场辩论会”的海报，地点定在城区体育馆，海报一经贴出，体育馆顿时人山人海，先是几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和沈良军辩论，几个回合过后，这几个代表败下阵来，接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台去，他提出了“工作组是党派来的，是代表党的，你们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学生应该在学校，你们在社会闹，是不合规矩的”，沈良军走上台去，侃侃而言：“工作组是党派来的，那就应该按中央要求办事，中央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把矛头指向教师指向学生，这不是明显违背党的指示吗？而我们学校的工作队队长在作动员报告时，公开说：不要怕片面，两个片面就是一个全面了“这不是公开与毛泽东思想作对吗？至于说我们走入社会，是地委号召要与我们作斗争，我在这里，就是要同他们作斗争，是让广大群众知道真象的”。一席话，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这次辩论会后，孝感城区人也就都知道“师范有个沈良军，口才好得不得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沈良军轰动孝感乃至在全省小有名气的，是在反对抓南下一小撮的辩论会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一批学生南下串联，发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顿时慌了手脚，他们层层布置，要各级党委反对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孝感地委也紧急行动起来，号召各学校要抵制和揪出与“南下一小撮”有联系的人，沈良军坚决反对，也是在地区体育场文革接待处旁，在几千人的场面上，他与地区干部辩论，他讲：“1、毛主席号召五湖四海，地不分南北，提出抓南下一小撮，这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2、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一次大运动，相互交流经验非常正常，北京的学生把他们先进经验向全国传播有何不可；3、心中无鬼不怕鬼，你是正确的，就不怕任何人反对 ，怕北京学生，说明本身有鬼，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4、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是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湖北省委、孝感地委要揪的是“南下一小撮”，你们这样作，难道不是倒行逆施吗？5、北京的学生可以南下传播经验，南边的学生也可以到北京学习经验，南北交流，是学生运动的正常途径”。沈良军慷慨激昂，语气坚定，那气定神闲，铿锵有力的话语使在场的人无不倾服，顿时场上掌声骤起，支持沈良军的口号响彻广场，这与我平常眼中高度近视、文弱书生模样的沈良军完全变了样，多少年来，他的这种高昂斗争精神和振臂一呼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面前。

文革中，红卫兵在全国兴起，由于沈良军种种叛逆行径，理所当然的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沈良军不服气，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红兵”战斗队——孝感地区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也是他最早到工厂串联和丝棉社工人冯水清等人一起，筹组起“红色工人”的造反组织的。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造反派组织林林总总几十个，在实现大联合的过程中，由于沈良军的影响和人格魅力，最后合并成井岗山兵团，沈良军也理所当然地被公推为兵团的一号勤务员，以后又被推荐结合为东风地区革委会常务。

反二月逆流时，军宣队在学校竭力镇压学生，千方百计挑动学生斗学生，沈良军带领井冈山几百名成员，在十五军军部静坐，开始军队领导不理不睬，最后在方铭家里找到方铭（时任十五军军长），方铭见到我们后，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冲击军队，我不找你们算帐，已经算是对得起你们了，你们还要到我家里闹事，我随便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们抓起来，再说：你们反对军队，我们也是按军区的要求办的，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要错也是上面的错，你们看着办就是了”。沈良军针锋相对的说道：“我们来是向你们反映情况的，你们不理不睬，我们只好找您最高长官了，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准备被抓的，你们不解决问题，我们决不离开，你看着办就是了”。看见态度强硬的学生，方铭作了妥协，他答应把驻校军代表请回，要求他们解决问题；并说：“如果问题不解决，你们再来不迟”。经过斗争，军宣队转变了态度，再也不敢在学校挑动学生斗学生了。七·二○以后，为吴焱金来孝被围攻和对方铭在孝感支一派打一派，我们在方铭家找到方铭，沈良军直言不讳地批评方铭时，方铭又说：“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上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办，你沈司令这样乱搞胡来，以后不会有好结果的。”沈良军义正辞严地说：“方司令，七·二○以前你也是这样说的，结果犯错误，您现在不这样说，你革命一辈子，怎么还是跟人不跟线呢，我看您才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番话说的方铭满脸通红，以后历史证明了沈良军的预言是准确的——九·一三事件后，方铭因上贼船而被清查。

  沈良军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七.二○事件后，少数造反派同学因胜利忘乎所以，把原来被压挨整的怨气出在部分对立面的同学身上，使用暴力殴打对立的同学，当我们把下面发生的这些情况反映给沈良军时，他态度非常鲜明：“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打压对立面的同学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坚决制止”。他及时召开会议，对乱斗乱打同学老师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还到发生打人事件比较严重的班级作工作，向被打者赔礼致歉，656班的段邦林同学，也是被打者之一，沈良军向他赔礼致歉后，他感动的说：“学校的生活时间是有限的，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既然沈司令都向我们赔礼，我们个人之间的委屈就算不什么”。从此，他成了井冈山兵团坚定的一员，直至在六八年血洗大修厂时，为保卫学校而献出了年轻生命。在武装左派、部队向部分群众发放枪支时，沈良军也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把枪发到群众中，这是错误的，说不定今后会血流成河”。以后事态发展证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提出“武装左派”的主张，沈良军也不以为然，他说：“自古到今，军队用枪。百姓有枪，天下恐慌”。一次在议论中央领导时，沈良军曾说过：林副统帅今后不适合当领袖，他认为领袖站起来是座山，沉下来如同一片海，而林彪的形象气质都不具备这一点，后来，这还被作为他的“三反言论”之一，多次被清查。

沈良军也是一个很注意斗争策略的人，例如地区部分机关干部组成的红色造反司令部，七.二○事件前夕才从机关干部中杀出，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不是造反派，而沈良军的观点是：造反不分先后，革命不论迟早，他们从资反路线中冲杀出来，我们理应欢迎他们，一视同仁的对待他们，这一主张，得到机关干部广泛的欢迎与支持，他还主张学生应该到工厂农民中去，尊重工人和农民，要多和他们交朋友，结成同盟军。在对待机关红司和如何对待驻军部队及军分区支持地方造反派问题上，孝感地区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井冈山在社会上处于少数派。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沈良军深入到机床厂、柴油机厂、电力公司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同工人领袖交心谈心，经过艰苦的工作，得到了以熊协生为首的机床厂；以王锋、熊樵为首的电力公司；以何正清，夏华爽为首的柴油机厂造反组织头头的支持， 1968年国庆节前夕，省里分配孝感有一个参加北京观礼的名额，几个造反组织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沈良军明确表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应该推工人代表参加，最后达成一致，由电力系统推荐了一名赴京代表。正是因为得到广大工人、农民的支持，在长达几年的围困中，井冈山和师范学校能岿然而安，没有他们的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立派的同学虽然贴过他“偷鸡摸狗的沈司令”，说他把别人的衣服据为己有等等，也整理过他的“三反言论集”。对此，他淡然置之，我曾经给他说过：“这些东西非常影响你的形象，你应该写东西澄清一下”，而他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好的说不坏，坏的说不好，我是什么人，历史自会还他公道的”，从而淡然置之。

在那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年代，沈良军是十分注重生活作风严谨的，他曾经说过：“现在党委垮了，学校就靠我们撑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立面看着，老师看着，自己人也看着，各战斗队头头最好都要注意生活作风问题。要求严一点，是没有坏处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从不与女同学开无谓的玩笑，致使有的女同学说他难以接近，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学校的一部钢琴原在教室里，什么人都可以弹，弄得灰尘满面，破损严重，他找来几个人，把钢琴抬到宿舍里保存起来，然后有时间就看书写字，从不和别人扯是绊非，快毕业时，我曾经问过沈良军：“同学中追求你的人不少，愿不愿意谈一个？”他说：“我在同学中，已经是这个形象了，我不离开这里，就永远是这个形象。再说：我已经与武汉一师的孙松谈了，她是一个很漂亮很有思想的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互相了解，谢谢你的关心”。他给我看了照片，那是一个扎着双辫，眼睛大大而非常文静漂亮的女孩，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学校各个战斗队都绝少绯闻发生，为当时社会交出了“师范学生是规矩的，正派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就是这样卓越的一个学生头头，一个在文化大革命风浪中成长起来的造反派学生，一个被原军分区司令员朱建功评价为“难得的学生领袖”的人。一九六八年，我们分工离开后，他被分到孝感二中（现孝感一中），与武汉一中学老师孙松结婚后，失去了同学的帮助与开导，在宣传队掀起揪“五.一六”、“北决扬”和清查沈良军“三反言论”及不断办理学习班的高压下抓不住他的任何问题，然后就诬他与一个50多岁的医务工作者有男女作风，在这种种的舆论逼迫下，一九七一年元旦后，在孝感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死时不到30岁，可怜他的父母亲知道消息后，顿时哭昏过去，多少年后，他的家庭都背着沈良军在文革中有罪、畏罪自杀的黑锅，对他家里成员以后各个方面中制造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父母也因为思念儿子，早早离开人世。对沈良军，究其死因，我想：或许沈良军如一个斗士一样，离开了那个熟悉的斗争环境，万念俱灰了吧？或许觉得“我在师范，一身清誉，而在这里，清誉被毁，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或许：“文化大革命象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善终的，不如及早解脱为高”，等等，但真象如何，也只能“或许”了……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看着这些从草根成长起来，不是英雄而实为英雄的人离去，总觉得：活着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而应该为维护他们真实形象而努力的活着和应该深深的缅怀他们！

笔者：张捷

时年64岁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