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走向及战略选择

中国政治经济走向及战略选择　　

田忠国　　

代引言　　

其一　　

思想的小鸟　　

自由飞翔　　

挺进到　　

看到宇宙两头的高度　　

静观日月旋转　　

系统互动　　

岁月交替　　

社会兴衰的样子　　

展现如花的佛心　　

似彩虹飞扬　　

普救众生　　

是一种比天还大的责任　　

降落到众生肩上　　

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　　

重新畅响　　

中华民族前行的号角　　

引领世界　　

走向大同　　

其二　　

挽弓射日月，　　

横笔击狂敌。　　

民权大于天，　　

始有众生利。　　

驰骋环宇内，　　

语出定八极。　　

踏浪千古外，　　

悠然弄箫笛。　　

各位好：我的这两首小诗写得并不好，希望以后我能写出自己和大家共同满意的小诗，但我还是决定用此诗作为本文的引言，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所以，全国人民只有共同站在“看到宇宙两头的高度”，人人承担起“普救众生”的责任，人人参与定规则、设程序、立制度，中国的未来才属于中国人民的。如果大家一等、二靠、三观望，请主流精英代你当家，中国的未来就不会属于人民，而是属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也即属于权力剥削阶级的。中国未来属于权力剥削阶级，中国人民只能当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试验的小白兔，最后在他们剥削压迫制度鞭子的驱赶下，走进当奴隶的羊圈。如果那样，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前辈的鲜血就白流了。 　　

现在，我想和大家交流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问题，另一个是中国应如何在国内、国际大变局的前夜做出自己的正确战略选择。有人可能认为，这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其实，政治是一个国家所有问题的核心，不论是经济也好，军事、外交、民主也罢，都不过是国家政治的不同层面，是一个系统整体，简单的说就是，经济（制度）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把它们割裂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因为这一现象说明，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失去了系统整合机制的智慧。系统整合机制的智慧，首先体现在价值逻辑、价值秩序、价值机制的建构上，其次才是制度机制，因为，制度机制是建立在价值逻辑、价值秩序、价值机制基础之上的。没有价值逻辑、价值秩序、价值机制就无法构建制度机制。　　

产生价值逻辑、价值秩序、价值机制的基础，是战略哲学和战略思想。　　

能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是什么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去毛化成了中国主流社会努力的方向。中国主流社会为什么要去毛化？我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国家挑战”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所谓去毛化，说穿了就是去掉毛主席生前建立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以美国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的代替之，使中国主动成为美国的附庸国。”这才是主流精英去毛化的真正目的。所以，以国内言之，去毛化本质上是个阶级斗争问题，也是中美矛盾的核心问题，因为，对美国而言，中国有毛主席建立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必然影响美国在华利益。对中国主流精英而言，中国有毛主席建立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人民大众就能识破他们的真面目。　　

换言之，毛泽东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是剥削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自由掠夺的天敌。而这，也是中国主流精英同美国一拍即合，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执行美国肢解中国战略---去毛化---的根本原因。　　

郑永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危机源于思想危机。这个判断没错，但这个正确的判断有问题，因为，中国并非缺乏战略思想，而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略思想被主流社会所抛弃，但却被人民大众所拥戴、所尊崇。前者则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大力推售美国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力图摧毁毛主席建立起来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这样的结果，主流社会同人民大众间就形成了价值目标的矛盾冲突。所以，郑永年先生所说的思想危机，更准确的说法应是选择不同思想作为价值目标的危机，这是一。其二，主流社会所追求的思想，也即资本主义或者说叫私有制思想，因其生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发展到一定时期，贫富分化达到一定峰值和低谷值后，也使中国失去了发展的基本动力。所谓贫富分化达到一定峰值和低谷值就是，由于按资分配的经济机制和对外输出财富机制，占有率膨胀和对外输出财富机制挤压了普通民众的收入，使劳动大众失去了消费能力，引发了巨大潜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其三，中国应对巨大潜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方法，一是拉高房地产业，二是巨量投资，三是出口退税保活企业，四是卖，什么都卖，卖完了集体企业卖国企，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卖土地。据相关数据说，中国28个主要产业被美国控制了21个。所以，中国成了地地道道的空壳国家。什么叫空壳国家？一个国家失去主权经济的控制权，我们称之为空壳国家。这四大措施只会把中国推向更大的危机。　　

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以上所谈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但其实，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政治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机制。　　

政治经济制度机制又源于哪里呢？源于思想。对于这个观点，有人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但人类发展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回顾中国六十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源头，应追朔到一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该文全面推翻了中国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管理理论，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理论条件。　　

为什么这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被权力剥削阶级拔高到“历史转折点”的高度呢？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而起到清洗中国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理论文章，又与当时的指导思想，清除毛主义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才成为权力剥削阶级的“圣典”。什么是权力剥削阶级呢？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剥削思想，也即资产阶级思想但又拥有一定权力的社会阶层，我称之为权力剥削阶级。这个权力剥削阶级，就是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但是，他们虽然有特权，比如说下放劳动还有小车、有警卫员和厨师，但他们只是拥有权力，并无资本，所以，我认为称他们为权力剥削阶级更合适。　　

一、 中国政治经济现在的走势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采取保持政治经济继续稳定的措施，也就是主流社会所谓的政策的持续性。如果从政策管理的角度说，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固然是管理者的责任所在，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出在政策正确、管理不力上，而是出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越努力解决问题越多的根本原因。指导思想是产生政策的源头，政策是产生问题的推力，试想，这样努力的结果会如何？这样说有人一定不高兴，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是努了力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指导思想下的制度机制的力量是巨大的，能够粉碎所有人良好的心愿。从这一现象上说明，中国管理者失去了系统机制的智慧。　　

当然，我们也发现中国提出加快经济结构转变、提升人民大众收入水平的政策性转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即不是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不是经济制度的转变，而是在后三十年指导思想和制度上的“微调”，也就是说，在原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利益分配微调。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还会在经济制度私有化之路上继续走下去，而且有完善私有经济制度的可能。　　

但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正在选择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从人类发展历史的角度说，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而言是一大进步，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而言，又是一大进步。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个体资本主义而言，又是一个进步。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比之个体资本主义而言，一是增强了一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国家税源的集中，能拿出更多的财富扶助劳动者，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但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并非解除了资本主义危机。因为，从价值逻辑，即制度机制的角度说，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机制，而是科学社会主义。　　

有人可能说，什么叫价值逻辑呢？由价值观念形成的因果关系，我们称之为价值逻辑。社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是为维护价值逻辑的制度设计。　　

政府或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路径，叫程序。　　

对程序标准化、规范化，叫制度。　　

但是，程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由社会的主体价值逻辑决定的。所以，失去社会主体价值逻辑的程序是骗人的，同时也是产生邪恶之源。中国的制度建设，去科学社会主义主体价值逻辑十分严重，使程序成了空套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各种制度越来越多，而邪恶同时也成倍数增长的根本原因。　　

当然，比制度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价值逻辑的建立，因为，维护一个国家基础秩序的是社会价值机制。由价值观念形成的社会机制，我们称之为价值机制。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后三十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却走向了中国前三十年的反面，而且越走越远，远得到了人民群众无法容忍的地步。直到今天，反方向的步伐并未停止。两江居士在“一年三公加腐败四倍十年文革？！”一文中说：““文革”十年造成的损失是5000亿元，而现在一年的损失竟相当于4个十年“文革”，那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比浩劫更甚？如果说，“文革”十年，反党集团是将中国推到了崩溃边缘的罪魁祸首，那么，现在某些大肆挥霍公款、窃取国家财富的官员，则是披着改革派外衣，欲将中国推向绝境的窃国大盗！”黄卫东先生在一些文章中提供的数据证明，中国每年白送给外国的财富就达一万多亿。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不止要问一声：“文革”是灾难，还是改革是灾难？为政者如果不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人民大众就会用行动反思。　　

当然，过去，权力剥削阶级只是拥有剥削思想的权力阶层，现在权力剥削阶级则变成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在这种情况，以后人民大众用行动反思的可能性大。　　

就目前人们热衷于谈公平的情况看，中国的公平时代好像就快到来了。其实不然，因为，资产阶级的公平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不平等基础上的、劳资双方对公平的差异性认同；后者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平等基础上的、全社会对公平的权利性认证。前者的表现形式是谈判，后者的表现形式是大众共同当家。谈判是阶级斗争激烈时的温和表现形式，大众当家是个体权利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创新生活中的具体呈现。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国主流精英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追求的是政治、知识与资本精英当家目标，完全背弃了毛主义的革命路线。　　

二、 中国必须尽快解决的四大问题　　

中国之所以有前面所述的走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四大问题：背离立国原则；清除大众民主的价值秩序、制度机制；取消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军事外交去人民化。导致后三个问题的原因，是背离立国原则。我个人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立国原则就是以民为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其它的，如无产阶级专政也好，阶级斗争也罢，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既便是以民为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就是通过以上所述的手段，达到激活全民共同创造的潜在能力和共同意志，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造福人类社会。　　

所以，解决：意识形态，也即恢复立国原则问题；大众民主的价值秩序、制度机制问题；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军事外交战略调整问题，就成了中国的当务之急。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央提出要解决问题，不能说一个也解决不了，起码可以说一个也解决不好，有的甚至越解决就越加快灾难性危机的到来。或许有人认为我这是言过其实（但愿如此），那也只好由未来的现实证明了。中国经济现状到底如何？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经济结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之源，这是从研究者角度说的。　　

但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说，经济结构就不是社会问题之源了，而是思想文化，因为，不同的思想文化，产生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不同的分配机制。换言之，私有制必然按资分配，公有制必然按劳分配，也主是说，经济制度决定分配制度。　　

同样，一个国家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理论创新的主体，就必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如果反之，一个国家由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理论创新的主体更改为资本主义思想，其政治经济制度就必然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由此可知，党的最大危机是思想理论的蜕变。　　

党的最大危机也是国家最大的危机。　　

因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政治经济制度之源。　　

“新华网”有一篇叫“中国千分之一家庭掌控全国４１．４％左右的财富”的文章，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报告援引ＢＣＧ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说，这些“新贵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４１．４％左右的财富。受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推动，中国百万资产家庭总数有望在２０１１年达到６０．９万户。”该文同时披露：除“新贵家庭”出现快速增长外，中国内地金融资产超过５００万美元的“富豪家庭”数量也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０００户增加至２００６年的４８０００多户，“富豪家庭”控制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重也从１３．３％上升到２１．１％。”　　

人们不止要问，为什么中国越调整分配结构，财富集中度越高？　　

其实，这是经济私有化的必然，也是权力剥削阶级群体庞大，竭力推行私有制的必然。但现在的贫富分化并非结果，而是引发新结果的开始：政治经济危机。但政治经济危机也并非结果，而是孕育暴力斗争的开始。同样，暴力斗争也并非结果，而是彻底重新确立毛路线的开始。重新确立毛路线也并非结果，而是重新创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激活人民大众共同创造潜力的开始。重新创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激活人民大众共同创造潜力也不是结果，而是中国大发展、国家强大的开始。　　

有人可能说，这样下去是不是就没有结果了呢？　　

有，肯定有。这个结果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有与幸福！　　

国内问题同时也是国际问题的一部分，是一个系统中的不同部分。但国际交往是个斗争哲学问题。所以，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也不存在单纯的合作。　　

对于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而言，由于国家性质不同，其国家目标也完全不同，斗争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合作的开端，因为，只有通过灵活而有效的斗争，才能在对方国家拓展合作空间。有了有效而有利的、平等的合作空间，方可有利可言。因此，没有中国的斗争或者说与美对抗，就没有中美的合作空间，有的只是美国掠夺中国的空间。如果人们只谈合作而不谈斗争，或不研究如何斗争，从其本质结果上看，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存空间拱手让人。　　

所以，国际战略不从哲学层面去解决，永远只能就事论事，无法掌握整个系统枢机，从整个系统上解决问题。前面说过，国内、国际是一体的，是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各自独立运转，但又相互制约。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就是以自己的战略系统和系统机制制约对方，而不是受制于对方。　　

国际战略的枢机在文化。　　

一种能调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并自觉为之共同奋斗的文化。　　

中国前三十年，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创建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并自觉为之共同奋斗的革命文化，中国在国际上，实际形成了世界人民心中共同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就是中国前三十年国际地位如日中天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剥削阶级为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复辟资本主义是沿袭前三十年的观点，我更赞成邋遢道人在“从制度上解决复辟问题才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一文中所表达的“现有政治体制无法解决中国不发生旧制度复辟，无法解决人民民主专政变为其他性质的专政，无法解决劳动人民再次成为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是复辟旧制度的观点），无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无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疯狂的清理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并自觉为之共同奋斗的革命文化。因此，昨天世界各国人民心中共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却成了世界各国声讨的对象。这一现象是很值得反思的。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战略选择，我以为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恢复以民为国的立国原则。因为，以民为国，就必然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前者是党的执政宗旨，也是奋斗目标，后者是前者的保障。也就是说，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就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政治机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机制，其基础是经济制度。　　

而经济制度的基础是马列毛主义，也即马列毛的思想。　　

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晚年毛泽东思想，更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精华。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的话，列宁主义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并实践了如何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晚年毛泽东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型。　　

所以，中国选择晚年毛主义，就是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放弃或去毛，其本质就是去科学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某些人力挺政改，而且，得到了权力剥削阶级的积极响应。有人谈政改时，虽然还提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但是，只要是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就绝对不会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因为，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的本质是个经济制度问题。　　

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私有制度完善起来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暴力革命，因为，没有暴力革命，就不可能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经济制度。为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中国人民就必须团结起来，阻止经济制度的全面私有化。也希望高层能清醒得认识到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带领中国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既然在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你谈战略选择太过多余，因为，你所说的战略选择不是决策层现在的选择，说了白说，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才有说的必要。　　

而且，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毛主席为什么一再强调必须要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我想过，但不一定完全对，说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便于维护个人的利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为主席说过无数次。我奶奶对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解读是：众私为公。我奶奶曾经解释说，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叫私，大家共同而又平等的分享共同创造的利益，叫公。主席没说的另一层非常重要的东西是，通过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价值机制，激活全民共同的创造潜力和激活全民的共同意志。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过全国人民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的共同努力，硬是创造出世界第六工业国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原先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关键问题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基础，而是一片空白。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才有说的必要。因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未来需要有人说，而且，需要使之变成现实。所以，我在“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一文提出：　　

一） 、尽快重新规制两个所有制，即全民所制和集体所有制。　　

二） 、以城市为龙头，建构全民所制发展战略，向农村辐射。　　

三） 、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体，承担起提升消费品质量和供应的责任。　　

四） 、以高科技企业为龙头，全方位向相关产业琏辐射，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五）、以军带民，建构军民互用科技创新体系。　　

同时提了三点建议：　　

第一， 确立马列毛主义为中国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　　

第二， 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为核心，重新规制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因为，价值机制是制度机制的基础，没有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就必然没有大众民主的制度机制。　　

第三， 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是激活全民共同创造潜力的基础机制。中国前三十的社会实践早就证实了这一点。　　

因为，在我们看来：“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个吴敬琏等推广美国肢解中国战略导致的，而并非“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如果改革完全到位了，达到了美国肢解中国战略目标，中国就完全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所以，人民大众应该团结起来，坚决同卖国思维模式做斗争，整合中国社会价值目标共识。”　　

三、 以民为国是中国政改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　　

人类自产生国家以来，不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都是以奴隶主，也即以家为国，家下有官，所以以家、官为国。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就以资为国了。官，成了资本的奴仆，只有为资本效劳，帮助资本剥削压迫大众的权力，没有向资本说不的权利。如果一个官员向资本说不，这个官员就快完蛋了，因为，资本的力量就是控制一切。社会主义时代，从前苏联和中国前十七年的现实上看，是以官员为国。以官为国，就会特权横生。如果说资本机制可以把一个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的话，社会主义的特权也同样会把一个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国革命到中国建设前十七年，主席并没有完全思考成熟，虽然主席早就思考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至于如何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主席思考得还不是很成熟。经过前十七年的和平建设，我个人认为，主席才发现以官为国人民群众当不了家、作不了主，因为官、民是两元相背的利益主体。　　

要改变官、民两元相背的利益主体，使之统一起来，就必须以民为国。因为，只有以民为国才能以民驭官，使官员层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公仆。　　

但以民为国，就必须坚守人民大家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这是其一。其二，同时必须充分调动人民大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积极性，让人民大众参与到政治与民主的社会实践中来。其三，如果官员违背人民大众的共同意志，人民大众就“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个人认为，正是以上三点，才确保了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稳定和飞速发展。我提出毛主席的治国方略是以民为国的观点后，左右两翼都在留言中提出批评，因为，他们共同认为，主席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以民为国的说法。　　

所以，这只是我的个人臆想。　　

我个认为，研究历史不应光看一些主要历史人物的原话，而要综合的看他们的观点和在社会现实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通过对他们思想和现实的研究，提炼并总结出对历史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新观点。我同时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理论与思想创新。也就是说，前人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实践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础。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创新是个文化积累的过程。自然科学创新是文化积累的必然，社会科学创新，则是思想观点和社会实践积累的必然。由此可知，自然科学的创新离开文化积累不行，社会科学的创新，离开思想观点和社会实践积累同样不行。当然，习惯思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创新的最大障碍。破除习惯思维，寻找新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创新的开始，比如，按照封建主义的习惯思维，人们往往以家为国，也即人们常说的帝王制，家天下；按照资本主义的思维习惯，则以资为国，股份制民主是按资分配的必然选择。毛主席则一反人类的习惯思维，到晚年确立了以民为国的治国方略。　　

所以，我们认为，毛主席最伟大的时期是他的晚年，因为，在晚年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管理理论，这是一。其二，也是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以民为国的治国方略。纵观全部人类历史，毛主席是确立以民为国的第一人，开辟了民权驭国的新时代。　　

确立以民为国，这就像“玄空风水”中的立极。所谓立极，一是定中心点，也就是以何为中心点的问题。二是定方向。中心点确立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定方向。对于方向问题，从风水的角度说，错一线，吉凶就天差地别。其三，确立了中心点和方向，下一个问题就是结构布局。风水之所以强调结构布局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人视环境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场，也就是不等式空间结构动态制衡、动态制化和动态制胜问题。所谓动态制衡、动态制化和动态制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动态纠正错误，朝着发挥系统场最佳效果、最佳效能和最佳效益的方向转化。由此可知，中国古典哲学，不论是风水还是“易经”，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说思考，人们将会发现它们并非单向性思维理解了的。所以，认真对待古文化遗产对中国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对待古文化遗产，不是就已有文字而释义，而是发现古今人们没有发现的数字哲学含义。　　

风水中的方向问题，一线之差吉凶就天差地别，国家管理上的方向路线问题呢？我想，答案不说可知。　　

五、3.00时代的中国模式　　

我写过不少有关建构3.00模式的文章，我称3.00模式为新文革时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文革的本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基本上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机制已然形成，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他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就是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系统化、制度化、程序化，应由后人完成。　　

所以，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即，建构3.00模式时代，应在1.01（中国的前十七年，我称之为1.00时代；文革期间，我称之为1.01时代）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机制，并使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机制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规范化，也即用制度固化下来。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机制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系统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历史进程，却被权力剥削阶级无故打断了。　　

中国能否接续上被权力剥削阶级无故打断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党内健康力量同人民大众融合，重新规制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完成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机制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的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规范化。二是在2.00（我们称后三十年为2.00时代）的路子上继续走下去，最终演变成西方民主制。三是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激活暴力革命。　　

这三种可能哪种最大？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二种可能最大。　　

如果一旦第二种可能变成现实，中国就离第三种可能不是太远了。第三种可能成为现实，第一种可能，也即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机制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的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规范化也快到来了。　　

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如果中国一旦激活暴力革命，这次新的暴力革命即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暴力革命，也不同于中国革命时代，而是以全国性的群体力量完成革命任务。　　

第一种可能性也有，但很缈茫，因为，一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解决党的蜕变问题，似乎无法落实，而且，党的蜕变问题还在继续加速。二是打黑除恶，除重庆外其它地方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三是经济制度的私有化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扼阻，而且有加速完善的可能。四是由贪腐和制度性掠夺形成的权力剥削阶级掌控了各种权力，对党内健康力量形成了挤压之势，使其逐渐失去用武之地。五是权力剥削阶级与外国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扶植美国在华的“文化别动队”，通过主流媒体继续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因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核心权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被否定，就没有人民大众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权利，并控制人民大众的思想倾向。　　

这五大问题解决不了，第一种可能就没有可能。　　

当然，这五大问题的核心，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决了，这五大问题也就解决了。　　

解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必须解决对文革的判断问题。因为，对文革如何判断，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曾在“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是理论创新”一文中，重点谈了两个观点：　　

其一，我们认为，在毛主席主导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文革期间开创了第一个以民为国的时代，虽然其间有错误有失误，但在此期间所创造的大众民主的价值秩序、价值机制和经济成就，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文化和经济基础，特别是一个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价值判断标准和工业、科技、国防体系。是中国自强、发展必须具有的伟大战略。　　

其二，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就必须警惕经济学研究背后的政治阴谋，走出这个巨大阴谋所设的圈套，而不是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们之所以说经济学研究背后存在巨大政治阴谋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从兵法上说，把敌人兵力化整为零，分而击之，自己则以弱化强，是全歼敌人的最佳选择。二）、中国过去经济制度是两个所有制，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以一国之力，对付所有挑战者，集体所有制能力稍弱。世界上再大的私人企业，也无法与中国这个大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国家要想控制中国经济主权，唯一的选择就是迫使或诱导中国走私有化道路，化整为零，聚集优势兵力一举歼之。中国主权经济全面沦陷，就是这一阴谋的必然结果。三）、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垮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认为3.00时代，必须恢复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制度。有了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才可能谈得上构建3.00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机制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的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规范化。　　

因为，经济制度是建构大众民主的基本条件。　　

结束语　　

一　　

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由一个基础两个支撑点构成，一个基础即经济制度，两个支撑点则是经济制度和民主模式。但是，经济制度是民主模式的基础，民主模式又对经济制度起决定性作用。而民主模式，又是一个政治的体制机制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的体制机制问题，说到底是个民主模式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的民主模式有两种，一是精英民主模式，二是大众民主模式。前一种民主模式为精英当家提供保障，后一种民主模式则为大众当家提供了条件。精英当家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大众当家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因为，经济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价值原则，比如，私有制的国家以资本价值为价值原则，公有制的国家以劳动价值为价值原则。价值原则的不同，衡量标准也完全相反。　　

所以，客观价值是由价值原则所决定的。　　

经济的价值标准是如此，政治的价值标准同样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最大的价值原则，制定任何价值标准都不得违背这个根本性的价值原则。中国根本的价值原则，又生成了中国主体价值逻辑，并在主体价值逻辑的推导下，产生了国家性质。国家性质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二是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模式，两者合二而一，就是中国政治的体制机制。中国政治的体制机制价值核心，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因为，没有“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核心价值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就失去了保障。　　

但是，不容讳言，中国后三十年，由于被打倒的权力剥削阶级夺取了中国的领导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努力，拆除了社会主义管理的机制模式。现在有人提出必须搞适应经济制度基础的政治改革，其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清除残留在政治机制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中国人民应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现实以理论为发端。换言之，理论是未来的图景，也是未来的现实，如果一切都成为现实，人们在反对、批判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谋未来，就是在现在斗争，争取对未来的管理权、决策权。　　

所以，放弃现在的斗争，放弃现在人民大众的共同心声、共同目标、共同意志就是放弃未来。从这个角度说，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人，应站在系统战略的高度，组织理论文章，指导人民大众共同同反社会主义、反马列毛主义的人坚决斗争，共同捍卫党的宗旨和国家性质，共同捍卫立国思想和立国原则，因为，捍卫立国思想、立国原则、党的宗旨和国家性质，就是捍卫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　　

其一，必须还给人民大众捍卫立国思想、立国原则、党的宗旨和国家性质的权利。　　

其二，国家拨出专项资金，由民众创办理论刊物。　　

其三，恢复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为核心的大众民主价值机制，制约权力剥削阶级、知识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和国外敌对势力利益联合体相互勾结，强制推出人民大众一致反对的政治改革。　　

其四，坚守理论创新的马列毛主义原则，明确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方向，因为，马列毛主义是洞悉社会各阶级价值逻辑矛盾、冲突的眼睛。　　

其五，理论研究重点应放在马列毛主义的价值逻辑，特别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价值逻辑“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上，重构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　　

指导思想孕育一个国家和人民大众的未来现实。　　

所以，检验中国政治改革方向对错的唯一标准，是看其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列毛主义，还是坚持剥削思想，恢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二　　

有人成天喊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但什么是法？主流精英认为他说了定为制度为法，其实不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经过中国前三十年以民为国的时代，大多数国家都朝民心为法的方向转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不妨请看《听法国人尖锐说中国》一文。其中说，“法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分析、判断一般都离不开人权、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国家控制的严密与否、民族自决等西方观念。”令人震惊的是，西方主流的这些观点，不是出自西方，完全是出自东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思想！法国如此，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西方妖魔化中国，使用的是中国本土的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作为标准。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判断这个国家是否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是以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作为基础的。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宏大构想和彻底的民主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一切追求公平、自由、民主的全世界人民心中，指导着过去、今天、将来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为争取人权和平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中发挥胜利作用。　　

由此可知，制度建设必须以民心，也即人民大众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为基础。　　

反之，就必然导致制度建设的价值倒置，制度崩溃，最终引发社会的大冲突、大动荡。因为，人类历史反复证明，劳动大众不接受剥削压迫他们的社会制度。　　

所以，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人类社会昨天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未来也必定如此。　　

在人类社会中，剥削压迫是剥削阶级的美好理想，而反抗剥削压迫是劳动大众的共同理想、共同意志，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选择，就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矛盾。在马列毛主义出现前，人类社会一直采取完善剥削压迫制度，适度减轻剥削压迫强度解决两个不同阶级的对抗性矛盾。马列毛主义出现后，一种方法是完全推翻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另一种方法，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持资本统治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不破坏资本统治的前提下，吸收“毛泽东思想的宏大构想和彻底的民主精神”，也就是民心，作为建构维持资本统治的制度机制的重要参考。我们认为，这才是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危机四伏，但没有全面崩溃的根本原因。　　

权力剥削阶级指责中国前三十年没有法律。但真的没有法吗？　　

否。　　

因为，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时代，是一个以民心为法的时代。其价值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服务，就是第二条价值标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人民群众按照这两个标准衡量社会上的一切，民心为法，所以，那是一个天下大治的时代。　　

由此可知，前三十年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也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价值机制。我个人认为，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一生共做了两件事，第二件事中的一半，需要后人完成的另一半，就是大众民主价值机制的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　　

但是，不容讳言，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被权力剥削阶级打断了。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成了权力剥削阶级追求的最大目标。　　

中国要崛起、要发展，就必须在大众民主价值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大众民主价值机制的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但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坚决斗争。通过斗争整合价值目标，争取尽快形成价值目标共识。　　

斯坦伯格说：“战略保证建立在一个核心性的、也许是心照不宣的基础上，美国和盟国必须明确表示愿意欢迎中国成为繁荣和成功的强国，同理，中国必须让世界放心，它的发展和国际角色的提升不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的福利”。　　

从主流精英的言论上判断，主流精英有一大批斯坦伯格战略的执行者，因为，中国只有清除毛泽东思想，建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才附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些先生所谓的辩证法，其核心就是：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政权有功，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就应该主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揖让给新的权力剥削阶级，但毛泽东没让，反而同权力剥削阶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所以，晚年毛泽东犯了天大的错误，必须清除晚年毛泽东思想。　　

但事实上，毛泽东晚年建立起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也即公有制）、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形成了权力剥削阶级不可逾越的墙，也是美国掠夺中国不可逾越的墙。从权力剥削阶级和美国资产阶级的角度说，毛泽东晚年建立起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也即公有制）、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必须清除。由此可知，国内思想路线的斗争，也是中美之间的斗争。　　

三　　

中国前后各三十年，共六十年。如果从“皇极经世”的经世角度上说，六十年一甲子，经历了两世（一世三十年）。前三十年走得是科学社会主义路线，人们简称毛路线，成就巨大；后三十年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走了一条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路线，成就也不算小，但伴随着后三十年的成就是主权经济大面积丧失和卖光求富战略的推行，中国变成了亘古未有的空壳国家。这样看来，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能简单的看财富多少，而要看财富质量、财富结构和财富流向。有人可能说中国后三十年成就巨大。我们没有否定成就。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成就是中国前三十积累达到一定峰值产生放量效果，是财富积累的必然，是人口与财富增长的必然，因为，人口总量和收入水平决定市场大小，市场大小决定生产容量。　　

试想，中国的财富如果不外流，如果不补贴外国人，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就会有大幅度提高，中国现在的成就还会是这样子吗？如果仅仅是财富流失倒也罢了，但更可怕的是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空壳：主权经济的丧失。　　

下一步就是转基因了。　　

转基因是一种比原子弹、化学武器更可怕的新式战争武器，因为，它以科学的名义使全国人民失去基本的戒备之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对外敌毁灭自己国家或民族戒备之心是可怕的。而民众失去对外敌毁灭自己国家或民族戒备之心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流精英向民众输送精神鸦片。主流精英向民众输送精神鸦片的根本原因，一是对己国和己国人民怀有刻骨仇恨，二是敌国对其复制了卖国思维模式，三是出于获取个人私利的目的。第一、第三种现象大家都好识别，也容易识别和防备，第二种现象，也即，敌国对其复制了卖国思维模式就不好识别也不容易防备了，因为，从其个人的出发点来说，是为了国家和民众更好的发展，但其结果，总是走向其愿望的反面而不自知。　　

为卖国思维模式保驾护航和重复复制卖国思维模式的是不争论。　　

因为，与卖国思维模式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是破除卖国思维模式的必备条件，也是唤醒民众，辩明事非，自觉抵制卖国思维模式的前提条件。不同的思维模式源于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恢复立国思想、立国原则的根本原因。　　

立国思想、立国原则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之源，是中国思想文化创新之源。离开立国思想、立国原则搞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创新，就是自我毁灭中华民族的行为。但是，美国在华的“文化别动队”在中国占居了各种不同的要害部门，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始，清除立国思想、立国原则的政治运动一直持续了三十年，而且，，清除立国思想、立国原则的政治运动，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这一事实说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中华民族能够自强不息，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源头，在于立国思想、立国原则。　　

文革是立国思想、立国原则的新发展，文革同时也是个文化战略问题，而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中国要想找到新的发展出路，一要建构新的管理模型，二要有主席的文化战略。如果光有前者而无后者，在未来的社会中，中国会再一次产生新的权力剥削阶级。如果光有后者而无前者，就无法形成价值逻辑朝制度机制的转化，也即国家管理体系。　　

其实，管理的本质是个文化问题，而文化又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形成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社会的内在运行，是价值机制和制度机制的必然，而又以价值机制为主，因为，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不能全靠强制性制度维持，而只能靠价值机制维持。价值机制是社会自觉遵循的价值秩序。　　

所以，我一直认为，捍卫立国思想、立国原则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当然，人生的路不在别处，而在一个人心里，在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里，虽然一个人心中的路可能有千条万条供你选择，但选择哪条，却由你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决定。迷茫，是一个人失去价值判断标准时的状态，因为，一个人失去价值判断标准，也就必然失去了人生的努力奋斗的方向。所以，向着你心灵中的价值判断标准确立的价值目标前行，一个人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自由。所以，自由的意义在于承担一个人应该承担也必须承担的社会与历史责任。但承担社会与历史责任，需要站在“看到宇宙两头的高度”，以无产阶级为支撑点，但超越阶级局限。超越阶级局限并非抛弃阶级观点，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寻求消灭阶级的最佳机制。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天下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打下来的，未来的天下，也必定属于全国人民。　　

所以，共同承担捍卫立国思想、立国原则的责任，是中国人民的不二选择。　　

最后我想说的是，没有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个政治经济制度问题，同时也是个思想文化问题，因为，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晚年毛泽东思想，是生成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之源。也就是说，人民大众的共同向往、共同心声、共同意志，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现实。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用一首自写的小诗---心灵的小鸟---作为结束语：　　

心灵轻轻点击　　

每一个敏感的琴键　　

辉煌的音响　　

在宇宙中　　

一阵阵振颤　　

向往天空的日子　　

脑海中的小鸟　　

煽动着翅膀　　

开劈扶摇天地的路径　　

笑傲千年　　

因为，天大的责任，降落到全国人民的肩上。　　

201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