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目前的社会矛盾尖锐彰显平凡真理

目前的社会矛盾尖锐彰显平凡真理　　

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原有的政治危机积累不停地在蛋壳的表面呈现零星的点状爆破。这种密集的网点状迸发在奥运会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步被拖到世界金融危机的旋涡中更显出具有世界性质。国家的专政机关，如警察、司法；国家的行政机关，如各级地方政府；国家的准经济机关，如银监会、证监会等，已经和群众直接冲突了。

我们看到，在强调和谐的同时，不和谐却以更大的程度被激发出来。社会缺乏民众权益的保护渠道，也没有任何利益集团能够站在民众的利益上讲话。这种各地地方政府及附属机构，尤其是作为政府底限意志的警察机构与民众的冲突表明了某些机构已经成为民众的对立面，因而成为实质的政治统治者；而某些地方政府与资本的联盟使他们成为实质的剥削者和剥夺者。社会也发生着质变，各类带有个人利益诉求的冲突不停地结合起来，撞击政府以潜规则结织的利益网。

一、工农联盟和自身的阶级组织被瓦解以及失去权力导致失去一切权益

市场经济促使社会瓦解为各类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处于政府的进攻状态，因而不断地陷入瓦解。但是地方政府、资本利益集团却控制着从政治力、经济力、舆论力量、教育力量、军事力量等一切资源的力，从而形成了针对多数群众的绝对优势。而具有这个优势的群体已经丧失了建国初期革命干部的那种忠诚和无私，因而堕落成为利用祖辈的政治优势无偿剥夺、收割资本收益的官僚者，而其中的一部分人直接从事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这是中国的实质的统治者，这些人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出空前强大的监控手段，从而建立起可怕的专政形式。

1、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变种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绝对权力垄断

谁在中国拥有权力？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机构被资产阶级以内部渗透的形式把持以后，保留了专政的绝对化形式与依赖的官僚机构，从而建立起对其旧基础（工农群众）的统治。这种内部的叛变以依赖力量、依靠基础的颠倒和变更为主要标志的。之所以说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不能容忍的，主要是经过了以下的三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将过渡到它对面的形式：

一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时期，强调革命的纯洁性与工农的的血肉联系。为了彻底保证“造反有理”所颠倒的旧世界不会翻身，毛主义的导师发动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失败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了改变统治阶级的统治、剥削模式是多么地困难。它不是通过一场运动就能够改变的。

二是消弱革命的锋芒，扩大革命党的依靠基础，从而在现实的领域将依靠工人、农民扩展到依靠资产阶级。将资产阶级纳入人民的范畴，将知识分子为主的小资产者作为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将革命党异化为执政党，将生产力标准和经济标准作为唯一标准等等。从而模糊阶级概念、党的性质和宗旨、社会主义的定义与范畴，模糊人民、民族独立的立场。从赫鲁晓夫的“三个和平”的理论、工业农业党、物质刺激到国内的市场经济、彻底改变经济的生产目的、改变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服务目标，已经表明其正在向其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过渡。

列宁和毛主义导师的预言正在变为真正的现实。而这一阶段已经发展到后期阶段，即资产者明目张胆地掌握政治协商会议，而官僚掌握“人民”代表大会，从而在实质上建立在真正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联合体。而“生产力、人民、先进文化”代表的主体发生的颠倒性转移，土地的彻底私有化，则直接把中国推进到第三阶段。

三是取掉共产党、人民共和国的外衣，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正名。这一时期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从文化上否定革命，否定一切在建国后建立的价值体系，从而将自由主义的“升官发财”资产阶级思潮渗透到一切视听文化领域以及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上，和《共产党宣言》表达的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破坏效果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这种破坏力量的对象转移来为破坏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建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在嘲笑社会主义价值观，畜生在嘲笑人。

2、资产阶级、汉奸买办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是“官退民进”，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

有一篇网文认为，目前左派的盟友是右派。短暂的联盟是可行的，但是长期来看却是有害的。资产阶级、汉奸买办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体根本不屑于和那些不在实质上掌握任何有组织力量，而只在道义上占据上风的左派联合。左右两个派别只在其对付的目标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在呼吁政府放开权力。

但是放开的权力给谁？很显然，给了资产阶级和右派。比如那个土地流转，根本是资产阶级扩张资本的要求。还有物权法，短暂地看似乎同时给了老百姓以“物权”，但实质上给了“合法剥削了群众的劳动成果”然后合法化的渠道，也就是合法“洗钱”的渠道。不仅如此，还给了他们在政协表演的机会，给他们在金融危机面前保持利润、减少损失的机会。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有资本代言人高呼要“引进市场模式”或者“改革”，其根本动力就是资本的利润要求。

资本很聪明，通过教育的商业化或光做不说的市场化，资本将自己的利润投入到科研、教育的资助中，从而培养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资本很聪明，通过对大众网站的投资和收入诱惑，诱导“大字报”偏离真正的群众意志，从而引导对其有利的宣传和报道，甚至在事件发生后，直接将“封口费”塞到他们被吃喝玩乐撑得张不开的嘴巴里；

资本很聪明，通过党报寻租和各级小报的商业化，将自己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诉求象墨水一样泼洒在社会舆论的大画上；

资本很聪明，通过吃喝玩乐、五毒俱全的形式收买一切具有经济政治利益诉求的知识分子，给予他们财产和报酬，使他们在媒体上成为明星，使他们感激涕零地回报资本。

资本上渗透到一切的社会领域，破坏一切最后的公共产品和良心、价值。

资本已经，并将全面参与到官僚政治中来，从而建立起资本、政治、文化“黑红金”对劳动群众的绝对压迫。

更重要的，那些国内资本能够收买和渗透的地方天然地给外国资本创造了良机和开拓了便捷通道。伪军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为外国主子开辟了一条直达民众和民族要害的通道，从而扼住中国的脖子。

而一些左派分子，幻想着和这样的群众联盟，从而对付中国已经在外国代理人、政府中外国绿卡持有人和政府中的大资本家，无疑是一厢情愿。

二、“造反有理”，同时我们要大胆地呼吁“劳动者有理，民权有理”。

中国的所有要害在于，处于经济、政治下势的群众没有任何的权利，完全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随意剥夺、被人任意妄为的境地。

几位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如张宏良的五有社会，韩德强的“强大、公正、民主、法制、高尚”（可能有误，请以韩文原表述为准）理论，都是追求的终极价值。而其达到这一目的地的手段、途径，却缺乏严密的论述。

韩德强的正负反馈理论，阐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与历史的另一种表述。但是我们现在面前的，却已经是自由主义泛滥，各种利益诉求膨胀表演，民众利益处于被压迫剥削的重要时期，如果想通过引导正反馈而达到对社会的全面拨乱反正，实质是不可能的。

各种社会组织、教育机构、知识分子联合体、媒体、影视等等占有组织资源、信息号召力资源的力量群，背后都站立着各种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政府利益集团。

在市场经济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的时期，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从低级的阶段开始，为民众的权益而战斗，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

争取民权。　　

1、政治上的人民民主

在政治上，要求人民民主。

纯粹的代表制度民主在20世纪已经丧失了其基本的历史价值，继续探索21世纪的参与制民主和代表制民主相互结合，从而以参与制民主直接监督人民的代表，并在人民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直接撤除代表和代表体制。

资本攻击共产主义是专制。恰好，是那些假共产主义国家不愿意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结果。现在有人攻击马克思，说他是专制的，这也恰恰是不了解巴黎公社原则的结果。

2、经济上的劳动民主和劳动权益

在经济上，要求承认劳动创造世界，承认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对劳动者生存、就业、人身、自由、民主、言论等的保障机制“神圣不可侵犯”。

在企业内部，职工能够通过企业的信息公开化获得经济民主，进一步强化《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者有利的条文修改。抓住一切发生的工伤死亡、国有企业收购出售事件、经济危机促进劳动者利益的增加和利益获得。

支持工人、农民组织起来。

在城市边缘地区，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城市贫民组织起来，形成准工会组织。

在农村地区，支持农民结合成对抗市场经济，防止在破产的合作社和公社。既然土地可以流转，那么农民可以利用流转的土地自我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农村的土地联合体，共同对抗资本侵占农村地区的需求。

给予城市居民获得居住、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福利，以及使他们获得对股市、彩票等赌博形式的否决权和知情权。

凡是资本家所不愿意和不爽的，正是我们所支持的。凡是底层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为力量的，都要声援。凡是能够促进底层群众权益而权利增加的活动，都要支援。就是这么简单。

无论何种“先进的生产力”，如果其事物的主流方面都是促使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身心损害，都应该反对。

无论何种土地流转，只要他们破坏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就要极力反对。

3、文化上的“劳动光荣，劳动创造历史”，文化表现权，联合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在文化领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地区。但正是在这一地区，我们要争夺民权，展开文化的阵地战。

人民将借助于自由的网络形式。劳动群众自己的创造影视作品将反映劳动群众自己的生活，从而反抗文化界的卖国主义和反革命。

劳动群众将在历史上为劳动群众自己的知识分子写下传记，从而改写宫廷皇帝史、帝王将相史等英雄的历史和文化市侩、政治白痴所写的历史。

2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这样一个群体，即利用自己的智力、知识为受压迫、受剥削劳动群众建立民主权利、国家权力、人格尊严、生存发展权、文化话语权而奋斗的那些群体。

而那些走狗，不过是渣滓，终将被扫荡到历史的耻辱堆下埋葬。

自由和普遍的个人主义将本来团结的集团瓦解为容易个个击破的原子，而这些原子只有受到外力强大的压迫下才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些整体一旦失去这个强大的外力，那么其自身就逐渐出现破裂，直至完全的破碎、碎片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由于民族、国家的深刻危机，内部的残酷压迫剥削，促使劳动群众在反压迫、反剥削、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当这些革命和外来压迫的因素终了以后，内部的和平因素上升，享受胜利成果的思想发展了起来，得利思维使人民在经济利益面前分裂、瓦解为组织力量上的乌合之众。

那么，新的压迫、剥削出现以及可以预见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面社会危机，将进一步促使人民在强大的外力下团结凝聚起来。

强大外力下民众才能团结论是一种延续观点。即使是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也依靠着不停地给自己建立敌人而使自己获得发展的动力。因此历史上，那些聪明的国家总是通过外部因素来凝聚自己国家的民心。

对于新民权论者来说，不仅要依靠建立新的理论来凝聚人心，而且往往在直接的运动面前，能够直接对理论提出发展的要求。而那些星星之火的理论萌芽，受到资本重重围剿的马列毛主义，必然会重新点燃起火花。

然而难道真的只能通过制造敌人才能够团结群众吗？群众如能掌握社会化大生产，也能够获得团结的物质基础。这是马克思之所以正确的重要论断。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生产是促使群众团结进步的重要凝聚力，而不是带有封建或殖民残余的沙皇俄国、中国，即使力图通过发现“未来敌人”而提前发动对敌人的防御机制，也无法抵抗民众的不觉悟和生活的侵蚀对革命的破坏。

4、外交领域，实现人民主权，要求重新复兴独立自主、民族独立尊严的共和国。

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模式下，他们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能够获得部分施舍的“超额利润”。因此，主权是人民的，是属于劳动群众的。

张文木说，枪杆子里出主权。我要说，如果主权不属于人民，那么枪杆子保护的，不过是资本侵略的便利性。没有丝毫的意义。

因此，所谓的“新民权”，不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权利”，而是真正的底层劳动群众的权利。

新民权，是民众权利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各个领域的“占领行动”，是“名正言顺”或“循名责实”。

造反有理，民权有理，劳动者权利有理。

给予强大资本、官僚压迫下的群众（拥有资源者的对立面）以足以和对方抗衡的真正权力，是目前克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