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之书》之何新评传
文章深入探讨何新作为国家主义与新国学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影响,分析其在经济改革、民族主义及政治经济领域的独特观点与争议,突出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深远影响。
《岁月之书》之何新评传
岁月之书2006年5月23日星期二19时51分
共和国自毛时代以后,国外分析大陆的政治派别有二:一是以邓大人为首的改革派,一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虽胡赵坐居于前台,实邓陈运筹于幕后,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主掌加踩油门,一个主掌紧急刹车,两相交互,配合默契。
偶尔一个失误,造成了80年代末的一个至今不让公开讨论的事件,何新自此脱颖而出。何新,当代著名思想界异端,国家主义思潮、新国学思潮两大思潮的始肇事者。国外有媒体称何新为“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何新以思想为国为党谋忠之故,何新初起于思想界始于治史,学人多以个人学术远离意识形态自居,以示成果“科学”,何新却迥异之,公开宣称自己所有研究都是为了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大不同于“同道”,既无正统出处,又多揭露思想界之弊,于是被标签为“异端”,学人耻于为伍。然而15年过去,2005年以来,学界主流多以品格低劣原因为国人舆论抛弃,公信力几近于无,而何新却以一人之力,带动出一批民族主义、“非主流经济”等新左派学者,于国孰功孰过,于民孰优孰劣,两派学术、品格,公正评价,仍有待于后生。
学界流毒何新已久,多有着墨何新为鬼为丑之文笔,我自未壮窃以为两派为师十余年,私意为两派长者作传,以何新为首先记之。
何新,1949年12月生于浙江,5岁入京随父,文革后居北大荒9年,曾从业农民、工人、流民、教师,多有磨难而不坠求学之志,77年恢复高考考入黑龙江某大学,未及一年退学至京,次年受聘于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又一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累进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做过著名史学家黎澎的助手。
1988年,赵2紫1阳主政准备改革闯关,知识界精英蜂拥大谈“自由”“民主”,兴奋传阅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何新上书并在媒体发表经济政治改革方针有重大失误观点,发出了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混乱、动乱的预言,声明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进而描述了一个中国朝动乱方向演化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他郑重申明自己“宁愿做一个理性的‘保守主义者’” , 大声疾呼国人要对“新潮”学者们“慷慨激昂地作煽动”的利益动机及其后果保持清醒头脑;他后来以反思和超越五四传统的“革命情结”的形式使这种声音出现于次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
风波之后,知识分子采取整体不合作于政府的态度,何新不惜毁一生清誉负千载骂名,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尽才智,用心力,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等,发表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以其“爱国宣言”、“世界视野”、“世俗理性”等鲜明特征,在海内外产生了大面积、多层次、长时间的轰动效应,卷起一股深刻影响了一代青年思想转变、情绪转换的“何新旋风”——“爱国旋风”,以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政治领域来审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而生。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以当前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何新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生产过剩,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需要市场眼光“向外”和通过尽可能缩小两极分化来拓展市场。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专职委员,此前此后各一年,曾先后访探日本和古巴,真可谓“上密疏于禁宫,充谋士于内廷,何氏之贵极一时,士大夫等无出其右者”,一度成为海内外主要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
1994年,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正式“接班”,何新自此主动拒绝与各媒体接触,不再出席公开会议,不再举行讲课演讲等,逐渐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然而他那些头脑简单的后继者,却从此开始进行了弱智的“民族主义”继承,搞“中国人可以说不”那一套“情绪”渲染。)
此后,何新的迹象多不为人详知,然其曾上书1993年房地产泡沫经济、建议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认为冷战后不是多极化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国家复兴要同时复兴国学文化等等重要条陈,每年在政协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国内外形势报告。
2003年,第三代领导和第四代领导开始交接,国内外舆论异常诡谲,诸多媒体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曾经造就中国“赵闯关”的张五常被诺贝尔奖提名,进行精心煽情炒作包装,掀起一股滔天之浪。何新发表《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系统地批判了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亦即“经济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这一西方近现代赖以崛起的奥秘,实现了西方近现代重商主义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这惹得反何新势力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流氓法西斯”(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有一段名言,他说:“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同样是2003年,何新写出《论胡赵》之后的《论某公》,揭示出他曾经上书说“某公”并不真懂经济,他曾经抵抗过私有化运动和下岗运动。2年后,把何新列为“滑稽列传”的某位网文作者,也同样把“房改、医改、教改”列为“劣政传”。
纵观何新所一直反抗的“劣政”,前期为胡赵、后期为朱公,此两者一脉相承的是被称为“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新权威主义”政策,新权威主义自称是“开明专制”(或“稳健民主”),主张用开明专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市场化,通过实现市场化培养出多元化政治的承担者中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层的联盟,以取代开明专政,建立民主制度。这种理论实际的客观作用就是:掩盖了当政者的责任,为不法官僚利用改革,疯狂以权谋私提供理论依据,形成两极对立,国家生存环境恶化。
此种情形正如孙越生所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一条首先利用人民群众的合法支持、合法权威来推行政改和经改的道路,而是抛开人民大众,由强人政治新权威单方面发动“改革”,就必定是短命的“权威”,导致对抗、动乱、分裂、割据前景的“权威”。这就是继承传统封建社会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国情。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
也正如何新在《论某公》中曾经警言的:“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
岁月之书评述:当今之世界正如东周列国之乱世,何新之才有象鬼谷子的地方,他在国际战略、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均有所建树,不过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国家斗争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诞生于这个时代这个场所,是何新的大幸,诞生于这个时代这个场所,是百姓的大不幸,中国百姓虽有大难,有生何新斯人,也还算是没有倒霉到最彻底的地方。
岁月之书2006年5月23日星期二19时51分
共和国自毛时代以后,国外分析大陆的政治派别有二:一是以邓大人为首的改革派,一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虽胡赵坐居于前台,实邓陈运筹于幕后,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主掌加踩油门,一个主掌紧急刹车,两相交互,配合默契。
偶尔一个失误,造成了80年代末的一个至今不让公开讨论的事件,何新自此脱颖而出。何新,当代著名思想界异端,国家主义思潮、新国学思潮两大思潮的始肇事者。国外有媒体称何新为“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何新以思想为国为党谋忠之故,何新初起于思想界始于治史,学人多以个人学术远离意识形态自居,以示成果“科学”,何新却迥异之,公开宣称自己所有研究都是为了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大不同于“同道”,既无正统出处,又多揭露思想界之弊,于是被标签为“异端”,学人耻于为伍。然而15年过去,2005年以来,学界主流多以品格低劣原因为国人舆论抛弃,公信力几近于无,而何新却以一人之力,带动出一批民族主义、“非主流经济”等新左派学者,于国孰功孰过,于民孰优孰劣,两派学术、品格,公正评价,仍有待于后生。
学界流毒何新已久,多有着墨何新为鬼为丑之文笔,我自未壮窃以为两派为师十余年,私意为两派长者作传,以何新为首先记之。
何新,1949年12月生于浙江,5岁入京随父,文革后居北大荒9年,曾从业农民、工人、流民、教师,多有磨难而不坠求学之志,77年恢复高考考入黑龙江某大学,未及一年退学至京,次年受聘于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又一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累进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做过著名史学家黎澎的助手。
1988年,赵2紫1阳主政准备改革闯关,知识界精英蜂拥大谈“自由”“民主”,兴奋传阅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何新上书并在媒体发表经济政治改革方针有重大失误观点,发出了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混乱、动乱的预言,声明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进而描述了一个中国朝动乱方向演化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他郑重申明自己“宁愿做一个理性的‘保守主义者’” , 大声疾呼国人要对“新潮”学者们“慷慨激昂地作煽动”的利益动机及其后果保持清醒头脑;他后来以反思和超越五四传统的“革命情结”的形式使这种声音出现于次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
风波之后,知识分子采取整体不合作于政府的态度,何新不惜毁一生清誉负千载骂名,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尽才智,用心力,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等,发表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以其“爱国宣言”、“世界视野”、“世俗理性”等鲜明特征,在海内外产生了大面积、多层次、长时间的轰动效应,卷起一股深刻影响了一代青年思想转变、情绪转换的“何新旋风”——“爱国旋风”,以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政治领域来审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而生。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以当前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何新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生产过剩,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需要市场眼光“向外”和通过尽可能缩小两极分化来拓展市场。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专职委员,此前此后各一年,曾先后访探日本和古巴,真可谓“上密疏于禁宫,充谋士于内廷,何氏之贵极一时,士大夫等无出其右者”,一度成为海内外主要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
1994年,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正式“接班”,何新自此主动拒绝与各媒体接触,不再出席公开会议,不再举行讲课演讲等,逐渐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然而他那些头脑简单的后继者,却从此开始进行了弱智的“民族主义”继承,搞“中国人可以说不”那一套“情绪”渲染。)
此后,何新的迹象多不为人详知,然其曾上书1993年房地产泡沫经济、建议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认为冷战后不是多极化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国家复兴要同时复兴国学文化等等重要条陈,每年在政协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国内外形势报告。
2003年,第三代领导和第四代领导开始交接,国内外舆论异常诡谲,诸多媒体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曾经造就中国“赵闯关”的张五常被诺贝尔奖提名,进行精心煽情炒作包装,掀起一股滔天之浪。何新发表《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系统地批判了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亦即“经济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这一西方近现代赖以崛起的奥秘,实现了西方近现代重商主义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这惹得反何新势力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流氓法西斯”(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有一段名言,他说:“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同样是2003年,何新写出《论胡赵》之后的《论某公》,揭示出他曾经上书说“某公”并不真懂经济,他曾经抵抗过私有化运动和下岗运动。2年后,把何新列为“滑稽列传”的某位网文作者,也同样把“房改、医改、教改”列为“劣政传”。
纵观何新所一直反抗的“劣政”,前期为胡赵、后期为朱公,此两者一脉相承的是被称为“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新权威主义”政策,新权威主义自称是“开明专制”(或“稳健民主”),主张用开明专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市场化,通过实现市场化培养出多元化政治的承担者中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层的联盟,以取代开明专政,建立民主制度。这种理论实际的客观作用就是:掩盖了当政者的责任,为不法官僚利用改革,疯狂以权谋私提供理论依据,形成两极对立,国家生存环境恶化。
此种情形正如孙越生所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一条首先利用人民群众的合法支持、合法权威来推行政改和经改的道路,而是抛开人民大众,由强人政治新权威单方面发动“改革”,就必定是短命的“权威”,导致对抗、动乱、分裂、割据前景的“权威”。这就是继承传统封建社会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国情。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
也正如何新在《论某公》中曾经警言的:“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
岁月之书评述:当今之世界正如东周列国之乱世,何新之才有象鬼谷子的地方,他在国际战略、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均有所建树,不过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国家斗争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诞生于这个时代这个场所,是何新的大幸,诞生于这个时代这个场所,是百姓的大不幸,中国百姓虽有大难,有生何新斯人,也还算是没有倒霉到最彻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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