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中国持续大一统与孔子关系不大

中国持续大一统体制与孔子关系不大　　

Ty889网友写了个帖子说：“二千多年来中国历经劫难还能生存至今，没有变成欧洲那样数十个小国，要归功于有这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文化的存在”。认为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是“极其错误的口号”。贫道认为889网友的分析缺少相应根据，看法过于偏激。　　

一个地区在历史过程中存在几个国家，一个国家采用分权还是大一统体制，会牵涉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理因素、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意识形态统一并不见得国家就统一，而意识形态不统一也不见得国家不统一。　　

比如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是统一的，所有国家都统一在基督教教义上，而基督教教义也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仁义礼智信”，无非是说法不同罢了。当皇帝的要爱护百姓，当大臣和被分封的贵族要忠于皇室，父子关系和一般伦理观念与中国差别并不是很大。起码很难找到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证据。如果说有差别，就是基督教教义中有异教徒思想，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和族群的处置更加残酷和不人道而已。但这种想法和做法对大一统都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因此，很难找到基督教意识形态体系会促进分裂的合理逻辑。　　

还有一点很重要，儒家的系统思想主要在知识分子、官员中流行，一般农民并不了解和尊崇。这与基督教在中世纪对欧洲普通老百姓的影响要小太多了，也比伊斯兰教对普通信众的影响小很多。儒家思想是统治阶级圈子里占主导地位，而民众中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还更大。比如妈祖崇拜属于道教范畴，在东南民众影响要远大于儒家思想。把一个仅仅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思想体系看做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并不客观。现在当然能找到几句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子的话，但列举一堆流传在民众中的佛教、道教教义的话恐怕还更多。　　

其次，儒教对维护国家实现大一统并没有很明确的支持。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是说孔子对政治制度的主张是集夏商礼制之大成的周朝，但最大可能是指西周，也就是分裂前的那个分封体制。商的政治制度现在比较清楚，就是实际上商朝更接近一个中心国家和附属小国的体制，周统一后实行的是分封制，接近西方中世纪的政治体制。这两种体制都有中央控制的意味，但比起后来秦以后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味道就差很远了。东周分封诸子功臣，是后来分裂的前提。这一点早在秦始皇统一后儒家与法家在选择政治体制的争论中就辩论得很清楚。孔子复周礼，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是促进统一的思想。　　
　 　
儒家讲华夷之分，是比较温和的国际关系理论。儒家主张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只要不侵害汉族农耕区域，都和平共处，没有一定要占领并统治的思想。这种思想与基督教对异教徒地区民族的做法不同。其实，这一点并没给中国几千年带来什么福分。中国北部游牧狩猎民族的生存方式就包含掠杀农耕民族财富人口的内容。只要这些民族强大并依旧以游牧狩猎为主，就一定与农耕的汉族发生激烈冲突。这一点无论孔子还是后来的儒家都没看出来。因此历代儒家都是和平主义者，对制止北部民族的袭扰基本不起作用。贫道这里并不是要求孔子早在3000年前就对中华民族后来面临的生存环境说点什么，但对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一直一筹莫展表示不屑。尤其在大清王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时候，还是什么“以夷制夷，外须和戎”理论。　　
　 　
分裂后要有统一的理论，被异族统治后要有民族反抗理论和说法，这是保证中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但是很难看到孔子有什么可以提得起的主张。儒家思想主要是规范上下、君臣、父子、华夷等地位，统一意志可以，怎可以创业开国或保国安民？但是，所有中国古代大家都认为，中国历代实际治国策略都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法道互补”。《周书》说武王伐纣正，武王理由为：“逆取顺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尚书》赞：“汤顺天应人，逆取顺守”。但《论语》中孔子对此评价为：“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而道家主张“逆取顺守”。”《三国志》里刘备以儒家的宽、仁、忠理论抗操，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儒家思想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和满族人统治时期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反抗思想，没有成为反元起义和反清起义的理论武器。反元的思想体系是与道教相结合的明教，而反清的理论更多是来自西方的。相反，儒家理论无论对那个异族统治都是适应的，众多儒生很快适应异族统治甚至成为他们的帮凶，儒家思想甚至能成为异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如清）。　　

因此，儒家思想只能与法家、道家和佛教理论一起维护中国大一统的存在。单说儒家主张秩序、主张宽厚，结局就是谁主政就安定，那中国不仅至今还可能是异族统治，或者假如哪天美国占领后依然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欧洲之所以分裂，与欧洲本来就是多种语言和多种文明构成的。灭亡罗马帝国的是包括汪达尔人、哥特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和其他被匈奴等西迁游牧民族赶压来的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在语言、文化上不同，当年接受强大的罗马统治还可以，但让一个与自己相当的民族统治就很困难。于是他们先后分别形成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一系列东欧国家。一大堆螃蟹搅在一起，谁也不能吃了谁，任何两国间战争都没有胜利者，因为旁边还有别的黄雀在后面等着。所以除了罗马教皇在思想上统一了欧洲，政治上谁也无法实现统一。尤其是中世纪各国都是封建制，国王也就是个大贵族，国家被分裂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独立的经济体，一个国家的关税、度量衡都不统一，还谈什么整个欧洲统一。一个分封的小国因为某种原因闹独立，其他大国甚至会掺乎进去支持，一些欧洲小国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情况同中国周朝的结局很近似。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大部分时间处于大一统状态？因为中国自长城以南、天水以东、珠江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比较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区，而且具有连续性，没有地理天堑。因此，早在新石器晚期从长江到内蒙再到黄土高原的早期文化就有共性，与祭祀有关的玉文化在这么广大的区域都一致，现在考古发现的陶器等都有共性。这同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沿岸被半岛、大山和沙漠阻隔形成文化迥异的民族特性很不一致。四川盆地在中国属于比较隔绝的地区，因此只有四川会在早期存在与其他地方比较有差别的文明。差异很大宗教信仰（当时主要意识形态存在方式）和文明特性的部族实现融合就困难，接近的信仰和文明特征的部族就容易。因此上述地方就比较融合成一个语言接近、文化接近的族群并最终形成汉族。这是东西方在刚进入文明社会时就存在的差异。　　

促使汉族一直趋向于大一统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理和气候。中国受西北冷空气和印度洋、阿拉伯海的西南暖湿气流两股相差万里的气流的对抗来控制，因此稳定性很差。今年旱明年涝，三年两灾。加上北部河流含沙量都大，因此治水和度灾是中国人生存的一项内容。治水和度灾都不适合分裂体制，大一统才好实施。因此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第一次会盟，盟约就有“无曲防、无遏粜”。水利系统安全和度灾条件对大一统的意义，恐怕比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得多。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早在秦统一后就形成了发育充分的市场经济，任何割据对立都会破坏这个经济，对谁都不利。而西方封建庄园自给自足，是割据分裂的经济基础。　　

贫道并不一般化地反对孔子和儒家，但儒家几千年来对中国经济、技术、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起的作用确实有很多负面东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五四打碎孔家店，其实就是认为儒家思想不能救中国才提出来的。就算不谈政治，单纯从思想解放角度说，儒释道三家，独尊儒术，不是什么好事。况且历史上凡是主流尊孔，都是有别的想法的。　　

一个多月前强坛就有右派说，反对立孔子像在天安门的也就闹几天，但现在似乎越来越热乎起来了。也就是说，立孔子像起码没有制造和谐气氛，反而闹起了事端。难道这是立孔子像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