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痴人说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  恩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叫得越来越响亮，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无限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似乎只有他们才具备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诣、掌握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超本领和诀窍，从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创新出一整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它惊世骇俗，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呢？这是不能回避的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之后，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恩格斯1886年2月25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一文中说：　　

　 　

“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21—297，着重号系引者加）　　

　 　

显而易见，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那末，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某个国家的产物，而是国际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着重号系引者加］”（选3—377～378）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的事实，是对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图谋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所说的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前提条件下，把它加以“中国化”呢，还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前提条件下，把它加以“中国化”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但是，这同样是不能回避的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之后，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不言而喻，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只有解决了以上两个重大问题之后，才有资格和条件谈论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回顾历史，图谋把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某个国家化的问题，不是当今中国的权贵精英们的创新杰作！这个问题的首创功绩归法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有！——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35—221，着重号系引者加）于是，“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下意识地糊里糊涂地走上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法国化的道路，结果是法国人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德国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步法国人的后尘，想把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德国化，同样没有成功。　　

　 　

对于法国人搞出来的法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曾经诙谐和幽默地评论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则四次提到过这个问题：　　

　 　

1. 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5—385）　　

　 　

2.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　　

　 　

“但是我应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尔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而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摩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7—431～432）　　

　 　

3. 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说：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拥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37—446）　　

　 　

4. 1890年9月7日，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中说：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得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81）　　

　 　

今日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想步19世纪70年代末的“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些人的后尘，试图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概也只能以重蹈法国人的覆辙而终结！　　

　 　

当然，今日中国的权贵精英们会说，19世纪70年代末，下意识地糊里糊涂地法国人没有实现“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法国化，不等于今日有强烈明确意识的、善于“与时俱进”的、极具富有“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的中国人，也不能实现“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欲火旺盛，不仅倾心钟情于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简直痴情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患上了“想思病”的程度，但是，对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来说，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如果中国的权贵精英们追逐不到自己梦境中的情人——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末，就会坠入自己精心设计出来的新太虚幻境里的火海刀山之中，无论怎样挣扎，都难逃灭顶之灾的厄运！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局，为什么将会是难逃灭顶之灾的厄运呢？让我们冷静认真地耐着性子往下看。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至少有以下7个称谓：　　

　 　

1. 马克思主义。　　

　 　

2. 科学共产主义。　　

　 　

3. 科学社会主义。　　

　 　

4. 现代社会主义。　　

　 　

5.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6. 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　　

　 　

7. 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　　

　 　

同一个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赋予它字面上不同的7个称谓呢？大部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而釆用的。我们现在分别加以考证。　　

　 　

第一个称谓：马克思主义。这个称谓不难理解。——在世界上，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以理论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理论的名称，是一个通行的惯例：如牛顿定律、高斯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如此等等。关于这个称谓，1886年初，恩格斯极其明确地解释说：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选4—238，着重号系引者加）　　

　 　

第二个称谓：科学共产主义，第三个称谓：科学社会主义，第四个称谓：现代社会主义，第五个称谓：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第六个称谓：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都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而言的。　　

　 　

现在，我们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一回事，但在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两回事：“在19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选1—244、236～237）　　

　 　

恩格斯1888年1月30日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1890年5月1日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两次解释（下面引文出自1890年德文版序言）说：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9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放弃。”（选1—244、236～237）　　

　 　

马克思1874—1875年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驳斥巴枯宁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博学社会主义者”时说：　　

　 　

“‘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选2—638）　　

　 　

恩格斯1876年5月底—1878年7月初在《反杜林论》中、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为了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使用了“现代社会主义”的说法：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名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是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需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选3—56、404，着重号系引者加）因此：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的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展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这种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选3—423～424、66～67）　　

　 　

恩格斯1877年6月中旬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使用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选3—44，着重号系引者加）　　

　 　

马克思1877年10月19日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为了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从头脑中设计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使用了“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的说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分子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着重号系引者加］《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和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着重号系引者加］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34—281）　　

　 　

第七个称谓：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这个称谓明确地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某个国家的产物，而是必须把它看成是国际的产物，从而不能把它某个国家化！　　

　 　

恩格斯1882年9月21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　　

　 　

象“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享利希·冯·济贝尔以及特赖奇克之流”“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选3—377～378）　　

　 　

恩格斯1883年在德文版上特意加注解说：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着重号系引者加］”（选3—377～378）　　

　 　

到此为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权贵精英们要把“国际的产物”即全世界公认的“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通过“理论创新”化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么的荒谬绝伦！　　

　 　

真正被世界公认的科学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是不能某个国家化的！我们在自然科学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各举一个实际例子来加以证明：　　

　 　

自然科学理论：数学科学中代数（a＋b）的平方、立方、四次方、……的系数：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　　

　 　

中国人称它为廉法表，外国人称它为巴斯卡尔三角形，叫法不同，内容一致。不管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怎样把它颠来倒去的“中国化”或“外国化”，绝对不能改变它的内容，把它变成例如：　　

　 　

2 4 2　　

2 6 6 2　　

2 8 10 8 2　　

……。　　

　 　

社会科学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的社会生产关系。　　

　 　

不管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怎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颠来倒去的“中国化”或“外国化”，绝对不能改变它的构成内容，把它变成例如：　　

　 　

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或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的社会生产关系。　　

　 　

（在历史上，虽然资产阶级在巴西、苏里南、美国南部各州推行过直接奴隶制生产关系，但是，现代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所推行的黑人奴隶制，同历史上的被封建制所取代了的奴隶制是有重大差别的：在“殖民地（种植园）中，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黑人奴隶制排除了自由雇佣劳动，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他们采用的生产方式不是从奴隶制上产生的，而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26—2—340）因此，“黑奴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46—上—174）“我们现在［1857—1858年］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的畸形物而存在的。”（46—上—517）不过，虽然“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上可能存在奴隶制，……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46—上—462）因此，“如果没有实行雇佣劳动的其他自由国家与黑奴制并存，如果黑奴制是孤立的，那么，实行黑奴制的国家的一切社会状态就会立即转变为文明前的形式。”（46—上—174）正因为如此，所以，“黑奴制——纯粹的产业奴隶制——必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不相容的。”（46—上—174））　　

　 　

过去，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说法，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说法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和保持而不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现在，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所说的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不同，它不仅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承认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和保持而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明显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设计制造出来的所谓的“创新理论”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最为核心的内容和特色，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帜，利用权力强行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塞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　　

　 　

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关于这个问题，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161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非常极其地清楚明白：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选1—265，着重号系引者加）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无疑问，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选1—271～272，着重号系引者加）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把自己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塞进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行径，说成是“理论创新”，把自己炮制出来的理论说成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但是，十万万分不幸的是，中国的权贵精英们的这一“与时俱进”地“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在把自己“与时俱进”地“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与时俱进”地把自己的理论“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进了110多年前被工人运动埋葬了的空想、冒牌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的理论坟墓！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大有人在。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圣西门、傅立叶、布雷、蒲鲁东、拉萨尔等。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大部分处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他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冒牌社会主义者。　　

　 　

在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社会主义是联合劳动和公有制的科学结论之前，即在1848年2月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诞生之前，随着工人运动实践的发展，有些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的学派，已经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和灭亡；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问世，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马克思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和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加速了一切空想、冒牌社会主义学派的衰落和灭亡。　　

　 　

历史地客观公正的说，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包括和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都是有阶级和历史原因的：　　

　 　

1. 法国的圣西门其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因为“在圣西门那里，除了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选3—58、406）在圣西门所构思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实业制度”中，把雇佣工人、资本家、厂主、商人、银行家等一起列入主导社会的工业家之中。　　

　 　

2. 法国的傅立叶其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因为他所发明创造构思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法郎吉”，需要有产者的投资才能建立起来；他向富人许诺说，在“法郎吉”中，“必须使分配这样决定：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傅立叶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11）　　

　 　

圣西门和傅立叶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产生的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状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选3—298～299、408～409）　　

　 　

3. 法国的蒲鲁东其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选2—333）“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选1—122，选2—144～145）　　

　 　

4. 德国的拉萨尔其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因为他的基本纲领是要依靠代表有产阶级的“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选1—235）　　

　 　

蒲鲁东和拉萨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则已经相当发展了。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已经有力量“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两次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蒲鲁东和拉萨尔与马克思恩格斯属于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同马克思恩格斯有交往：

　 　

蒲鲁东曾在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不久，致信马克思，详细告知了著作的内容并附带说：“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其形式的激烈竟然使”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永远结束了”。（选2—143）　　

　 　

“拉萨尔本人在和”马克思恩格斯“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选1—235）而“拉萨尔全部发明的要点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国家贷款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是从路易－菲力浦时代毕舍在《工场》上所倡导的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纲领中逐字逐句抄来的。”（32—147）“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32—557）因此，拉萨尔把“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选3—29）　　

　 　

可是，由于蒲鲁东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拉萨尔“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32—558）1863年6月24日和1864年9月4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时说：“这个家伙在关键时刻可能为形势所迫而和我们同行，也可能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30—356，着重号系引者加）“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30—419，着重号系引者加）　　

　 　

所以，蒲鲁东和拉萨尔最终都未能接受科学共产主义。

　 　

5. 英国的布雷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既和他的老师欧文一样，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又和他的老师欧文不一样，认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的社会。布雷和他的老师一样，都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条件和目的。

　 　

布雷和马克思恩格斯属于同时代的人。1839年，布雷在《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办法》（1839年里子版）一书中说：　　

　 　

“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代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4—110～111）但是，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我们的社会可以说是由无数最小的股份公司（在这些最小的股份公司中，大家劳动、大家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产品）所构成的一个大股份公司……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4—114～115）　　

　 　

上述引文转引自经典科学论著《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解释为什么要引用布雷的有关论述时说：“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其次是我们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4—110）　　

　 　

虽然布雷的职业是印刷工人，且活了86岁（1809—1895），但是，作为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他既没有参加英国的工人运动，也没有接触过从1849年起就一直住在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人，把私有制写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上，是不足为奇的，是有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的。

　 　

1848年2月，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候，法国的圣西门派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选1—236）“1874年，当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选1—243）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领导了法国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革命，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学派的创始人蒲鲁东则是一“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而公社“正如马克思在《内战》［《法兰西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1891年］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选2—332、333～334）　　

　 　

6. 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其所以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两位革命导师深刻地理解：　　

　 　

（1）“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选1—237，着重号系引者加）　　

　 　

（2）“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选4—193，着重号系引者加）　　

　 　

（3）“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选3—66、423）即阶级的生存条件是私有制的经济关系；　　

　 　

（4）“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选1—160，着重号系引者加）　　

　 　

（5）只有消灭阶级的生存条件私有制，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才能解放工人阶级。　　

　 　

正因为如此，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始终时刻注意把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与旗帜上写着包含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严格加以区分！！！关于这种严格的区分，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所写的序中，作了以下十分非常极其清晰明了的说明：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第一篇（《波兰宣言》）和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情绪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22—489～490，着重号系引者加）　　

　 　

私有制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被实践检验了几千年的一个真理，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如果私有制是社会主义，那末，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一切私有制社会都是社会主义社会！　　

　 　

信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欧文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派别，信奉布朗基、蒲鲁东、拉萨尔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派别，其所以最终被工人运动淘汰，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其所以能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全世界无产者的公认，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辉煌的伟大胜利，是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被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选1—235）　　

　 　

今天，在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等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的派别，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灭110多年之后，在中国大体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员必读》75）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近30年之后，中国的权贵精英们竟然把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十三大报告）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写在了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此论的热烈拥护者们说什么这个在社会主义理论上“走回头路”的倒退行径，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这个彻底地违背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最顽强的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孵化出来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报告）倘若马克思在天有灵，面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只能重复他在世时当着恩格斯和拉法格的面，针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说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换句话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可以利用最高权力宣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孵化出来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十分非常极其不幸的是，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所构想设计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内容，却是早在170年前的1839年，就已经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发明创造构思设计了出来的！因而首创的功绩归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布雷所有！！！！！如果说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对布雷的这个独特的创造构思设计有什么发展的话，那末，就是权贵精英们在口头上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比例作了说明：所谓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权贵精英们在理论上落后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布雷！布雷公开承认一个最顽强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代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个事实，一贯把实事求是挂在嘴边而极力主张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是讳莫如深的！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政治权力，蛮横不讲理地强行把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10多年前已经彻底消灭了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布雷、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和拉萨尔派的创始人拉萨尔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包括和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论，搬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大言不惭地号称“创新理论”，冒充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自吹自擂他们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孵化出来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因此，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把发展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一方面，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们根本不理解（至多是很肤浅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使他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上“走回头路”至少倒退了110多年，从而与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空想、冒牌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搅和在一起而难解难分！这样，就产生了有可能使中国的权贵精英们自动脱离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危险！！！！！

　 　

所以，中国的权贵精英们通过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创新”炮制出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错得不成体统的错误理论！对于这个具有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空想、冒牌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的理论的遗传基因和血统的错误理论，借用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92年7月25日评价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一句话来进行评价，恰到好处！这句话是：“社会民主联盟……在原则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38—409，着重号系引者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总而言之：

　 　

1. 在当今的中国，鼓吹复辟私有制的权贵精英们所谓的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把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空想、冒牌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的理论“中国化”，为了蒙骗工农兵大众，给它贴上了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2. 在当今的中国，只有那些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的人、对“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一窍不通的人，才会为鼓吹复辟私有制的权贵精英们摇旗呐喊，做着幻想把“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黄粱梦！　　

　 　

3. 在当今的中国，权力说：“×××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十四大报告）“×××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但是，经过30年实践“×××理论”，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事实：

　 　

（1）“尊重实践”——以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资本）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明目张胆地公开违背和破坏党章与宪法，“尊重”鼓励发展资本家私有制（资本）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实践”，“尊重”和推广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动腐朽信条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实践”，“尊重”贱卖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给私人的“实践”，如此等等。

　 　

（2）“尊重群众”——“群众”被“尊重”的具体表现是：权贵精英们可以任意剥夺“群众”的劳动权，3000万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可以被权贵精英们随意赶进失业大军；“群众”的劳动报酬可以被私营企业主和包工头恶意拖欠；“群众”的房屋可以被暴力拆迁；“群众”的土地可以被强行侵占，为强占土地可以剥夺维护自身权益的“群众”的生命；“群众”可以被逼无奈而开胸验肺；如此等等。　　

　 　

（3）“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最广大人民”要求通过实行联合劳动和公有制走共同集体富裕道路“的利益和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被压在了教育、住房、医疗新三座大山的底下；相反地，靠残酷剥削“最广大人民”富起来的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和愿望”得到实现。

　 　

（4）“继承前人”——“继承”了早在110多年前就已经被工人运动消灭了的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空想、冒牌社会主义者关于私有制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旧信条；背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关于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5）“突破陈规”——“突破”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劳动者不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联合劳动制度的新规；复辟了劳动者被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而当牛做马的雇佣劳动制度的“陈规”。

　 　

（6）“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开辟”把私有制导入社会主义、把资本家捧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旧“道路”；放弃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7）“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拓”110多年前被工人运动消灭了的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布雷等空想、冒牌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的腐朽理论复活的渠道。

　 　

（8）“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即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特色社会主义。

　 　

（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雇佣劳动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营企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私有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员职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等都可以进行买卖；剥削雇佣工人的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不必接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会信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就可以成为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而参加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

                    2009－12－15～17、22、28 / 2010－1－30、2－2、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