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情人与欧洲崛起

　　对于“西方崛起”这样的问题，依旧聚讼纷纭。多数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变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对东方世界则寻枝摘叶，不在气象。再加上西方学者惯有的傲慢，也就自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都持“西方中心论”。

　　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工业化时期，西欧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或阶级关系模式;而中国没有经历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因此始终是一个庞大而停滞的帝国。韦伯说，中国是一个善于保持技术胚胎的国家。

　　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社会危机导致二十几次的改朝换代，而且还有两个外来政权(蒙、满)，说阶级关系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聊复尔耳吧。西方崛起的一个参坐标就是东方的没落。一个帝国的没落是一项浩大工程，不可能因为东方人的“早婚早育”就把一个帝国给毁了。

　　不过，就有学者如约翰·哈伊纳尔认为，亚洲妇女(15-20岁)要比欧洲女人早婚(20-25岁)，这种积极的人口生产抵消掉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然，和约翰·哈伊纳尔不同意见的人说，亚洲人也有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比如寡妇不能再婚。亚洲寡妇的“之死靡他”居然与“欧洲崛起”扯上了关系，真是雅论粲如春花。

　　西方人似乎不太能理解亚洲寡妇的“之死靡他”。公元1000年的欧洲，教会认定“不守贞操、失去贞洁”是“仅次于杀害罪的最严重的罪孽”，不过，处罚也多是禁食、吃面包或喝生水之类，相比中国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说，马虎得很。比如，一个已婚男人去引诱一个女人，会受到两天的斋戒处罚;如果是一个单身汉去诱奸一个妇女，仅仅受到一天的处罚，而在这件事中，女人是不被治罪的。这种“开明”让一些已婚女人成为欧洲婚姻爱情故事的主角。公元988年，17岁的罗贝尔是法兰西国的王子，他向一位拜占庭的公主求婚，因为门第观念，求婚信没有寄出。不管怎样，罗贝尔同苏珊娜结了婚，她是佛兰德伯爵阿努尔新近遗孀。但是，这位新娘不再年轻，一年之后，罗贝尔王子就休了她。就在摆脱苏珊娜不久，罗贝尔又堕入情网，这一次还是一位已婚的女人，她是勃艮第的贝尔特夫人。也许在公元1000年的那个时候，男女爱情还没有达到典雅的境界，后来的骑士爱情就流溢着“贵夫人”们的优雅了。公元1580年的“第七次宗教战争”实际上与天主教派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冲突并无多大干系，只是由亨利之妻“马尔戈王后”的风流韵事引起的小插曲，所以史称“情人战争”。

　　文艺复兴时期，相当多的意大利人的爱情往往不是在夫妻之间，而在情人之间。一方面，在有文化的阶层中，对男女纯洁的爱情推崇备至。但丁对贝亚特丽丝的情感可谓一见倾心，一寸丹心。但丁年轻时候偶遇贝亚特丽丝，当时也只是一面之缘;数年之后再次邂逅，这就让但丁铭心刻骨。他为贝亚特丽丝特别写了爱情长诗《新生》，又在他著名的长诗《神曲·天堂篇》中把贝亚特丽丝作为他的引路人(后来笛卡尔的心形线r=a(1-sinθ)可以看作但丁的再版)。另一方面，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多的表现在男子和已婚女人之间的私情上。公元1455年，佛罗伦萨城里发生过一桩婚姻诉讼案，原告是一个35岁的寡妇吉罗拉莫·卢萨那，被告是她12年的情人、一个公证人家庭出身的青年乔万尼·卡萨。卢萨娜的申诉引起佛罗伦萨全城市民，包括大主教、督政、执政团和上层人士的关注，虽然教皇裁定乔万尼与卢萨娜的婚姻无效，卢萨娜却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15世纪中后期，城市上流社会追求奢靡享乐，生活日益精致化，“艺妓”应运而生。16世纪著名文人马泰奥·班代罗给了艺妓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有六至七名贵族情人，每一周的每个晚上，她与他们当中的一个共进晚餐并上床。”有史可考的第一位艺妓出现在1479年的罗马城，名叫菲亚美塔，相传她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情妇。16世纪上半期，罗马城中最有名的艺妓是英佩里亚，倾城倾国，教皇朱利乌斯二世的宫廷里迷恋者甚多。英佩里亚的仰慕者中还包括画家拉斐尔、人文学者萨多莱托、贝罗亚尔多、英吉拉米和科罗奇，以及朱利奥·德·美第奇(即后来的教皇克莱芒七世)。

　　1581年，法国文人蒙田到罗马游览。《蒙田全集》中这样写道：“罗马人最常见的习惯是在街道上溜达，通常离家外出的目的只是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一些街道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说真的，在街道上溜达的最大收获就是观看那些窗边的女士，尤其是艺妓。她们通常以撩人心魄的技巧展示自己，以致我常常惊叹：这些技巧如同她们本人一样挑逗我们的眼睛。”对于那些名流显贵们，闲逛实在有失体面，于是“沙龙”出现了。一些艺妓的家成为文学社团活动的场所，通常是在艺妓的客厅，进行各种高雅的讨论和诗歌朗诵。

　　卢梭，这位“巴黎沙龙的宠儿”，一生与多位女性有染，其中之一是华伦夫人，她在卢梭早年扮演了保护人、朋友、情妇、精神上的母亲等多重角色。熊彼特，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风流倜傥，自诩“维也纳最好的情人”。

　　如果说艺妓们的客厅里撒播了文艺复兴的风流种子，似乎也不为过。公元1546年，当图利亚·达拉格娜移居佛罗伦萨后，佛罗伦萨名流便匍匐在她的裙摆之下，包括比萨大学的哲学教授西莫内·波尔齐奥、当时的文坛巨子贝内代托·瓦尔基。她还写了一部论柏拉图爱恋的著作《论爱的无限》，一部诗集《Rime》，多是她写的彼特拉克式的爱情诗，很有点“侠女出风尘”的意思。

　　不独有偶，中国北宋时期，身为宰相夫人的魏玩魏夫人(曾布之妻)，一代风流，就自办文化沙龙，招待男性文人。她的词作《系裙腰》(灯花耿耿漏迟迟。人别后、夜凉时。西风潇洒梦初回。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 锦屏绣幌与秋期。肠欲断、泪偷垂。月明还到小窗西。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武陵春》(小院无人帘半卷，独自倚阑时。宽尽春来金缕衣。憔悴有谁知。)就相当煽情。晚唐五代以来，皇权受到削弱，社会动荡不安，伦理纲常松弛，环境艰难，物欲横流。温庭筠及西蜀词的绮艳柔媚，可做此证。

　　“蜀中百姓富庶”，“都人士女倾城游玩”，歌楼妓馆林立，北里娼风日盛，新声艳曲流行，士大夫狂游狎妓，乐而忘返，连蜀主王衍也“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

　　如果说意大利的情人沙龙燃起团团文艺复兴的香夜篝火，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的最高峰，是否也与宋朝的香艳有关，不过北宋的香艳也导致了南宋朝廷的委屈偏安?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卖淫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可以帮助良家女子免受男子淫欲的诱惑和玷污。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认同这一说法。然而，15世纪晚期，艺妓便扯去了“体面社会”的体面，有时还让体面社会神魂颠倒。那些年轻的艺妓被教导要“尽情展示动人的歌喉，巧妙地插科打诨，弹奏单弦琴和鲁特琴，还要让人们看到她在阅读《疯狂的奥兰多》，身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彼特拉克的诗，薄伽丘的小说。”这种风气影响深远，名士的书籍成为欧洲贵妇人的必备的装饰品。而名士们为博红颜一笑，又需春诵夏弦了。文艺复兴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15世纪的欧洲，艺妓情人挑拨着一个城市的神经，当年图利亚进入费拉拉城时，万人空巷。不过，能够成为图利亚沙龙座上宾的只是达官显贵，风流才子。对市井小民来说，也只是“张公吃酒李公醉”了。但是，这种“醉酒”的欲望激发着城市中下层的努力，从家庭工业者到工厂主，就是“革命性的胜利”。彼得·加斯克尔在他著作《英国的工业居民》(该书初版于1833年)中说，这些工厂的“新主人”都是放荡的坏蛋，狂喝暴饮、追逐厂里的姑娘，借此消磨自己旺盛的精力。

　　家庭工业，就劳动者的地位看来，是制造业的黄金时代。他(或她)在自己家里进行所有的工序，保持着个人的尊严，不和可能危害自己道德品质的人发生关系。这种农村家庭工业依然保有乡村的古朴自然——规矩体面、简单娱乐，但《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上说，这种小村子“在一个方面却是无效的——这就是防止性欲的放纵，它一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许多地区的农村居民道德上的污点。”在家庭工业者转变为工厂主后，这种“污点”反而光亮起来，贞洁成为一种笑柄。他们接二连三地在工厂里寻找“猎物”，被选中的大多是最漂亮的姑娘，她们居然一个个地屈服了。相比贵族情人，这些工厂主们没有那份风度与优雅，也难能崇论闳议，经天纬地，但他们懂得生产技术和商业技巧，这同样可以帮他们得到“工厂情人”。西方人常说：女人是男人的第一头牲口。家庭劳动制度下，妇女一向织布纺纱，随着工厂制度的确立，大批的妇女和女孩子第一次被雇佣离开家庭，接受那些同她们只存在雇佣关系的男人的管理。

　　15世纪时，城市上流社会日益精致化生活的需要，那些才貌双全的妓女成了贵族情人。面对这样的人间尤物，自己又无法“承包下来”，这些名流显贵们确实需要一种奇特的心理均衡。而这种“奇特的心理均衡”正是科学事业所需要的(怀特海)。贵族们的这种“精致化生活”鼓舞了中下层市民立志成为他们的后继者。这些中下层的市民则另辟蹊径，发展工商业，投资办厂，因而那些漂亮的女工进入他们“工厂情人”的序列。因为这些暴发户们粗鄙、吝啬，因而“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濒于破产的贵族比一个暴发户赢得更多的尊敬。”

　　欧洲的崛起自有它的逻辑。如果西方学者把亚洲的寡妇扯进这样一个难解的历史问题，西方的情人也应该是欧洲崛起的不能忽视的红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