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两重性和堪忧的文学现实

文学理论的两重性和堪忧的文学现实

蒋九贞

　　任何理论都具有两重性，文学理论也不例外。这里所谓“两重性”，仅仅是指对于实践的意义来说的，它并不包括理论本身，也不涵盖全部“理论”：真理和谬论。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有必要简单谈一下“什么是理论”和“理论的生成”。所谓理论，它是实践的产物，是人们“三大实践”（阶级斗争或曰社会政治活动、生产斗争或曰物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或与此相关的一切活动）的总结、抽象、系统和升华，是人类经验的综合。一般而言，一种理论不仅是一个观点的理性阐释，它应该是系统性的研究，至少是某一部分经验的概念化的自圆其说。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企图解释实践，它可能比实践更“高”，也可能比实践更“低”，它可能指导实践，也可能拖实践的“后腿”。

　　我的这个“定义”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理论的两重性问题，“修正”了《新名词辞典》（1953）中“理论”词条的释义。《新名词辞典》对“理论”是这样说的：“这是人类经验的综合，成为有系统的集中表现。而理论必须和实践统一，并且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所以理论是经验、实践的总括。”这个说法似乎只注意到了理论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理论的消极作用，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实践都证明了有些理论或者同样的理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理论的生成既然源于实践经验，就不可避免的有它的局限性。社会科学不必说了，其中的个人或集团倾向性（或者偏见）比比皆是，就是自然科学理论，也有它未达之处，否则，理论就不要发展了。

　　这就是说，理论往往是有“缺陷”的，这“缺陷”表现在：它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非正确的一面；既有指导实践的一面，也有滞后实践的一面；既有生发左的一面，也有生发右的一面；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甚至某些时候它就是一个面团，可以任人制作，蒸馒头是馒头，做面条是面条。

　　我是不是否定了理论的客观真理性？不，不是的！作为真的理论，它的客观真理性是绝对的。但是，无论怎样的真理又都是相对的，在具有绝对性的同时具有相对性。我的意思是，的确有人把理论当玩偶，当作任意宰杀的羔羊。

　　我的立足点仍在文学。

　　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文章，所以引出了我上边的思考。据我所知，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真正确立，标志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这种小说自然主义成分大些，但它不是自然主义，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当然它是有传承关系的，有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是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发轫于80年代中期勃兴于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主义(或称新现实主义)小说几乎形成了一次文学运动，吸引着文学创作界、评论界以及广大读者的注意。方方的《风景》，别具特色，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认为“拉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序幕”。方方喜欢写现实题材，她说，“我觉得写现实题材作品比写其他的更难，大家都活在现实里，写得好不好一看就知道了，要写得鲜活，就得有深厚的功力。”她的话说明了她的尝试，也说明了新写实主义小说试图开拓的新路，如实描摹生活的努力。这一文学现象被重视和推出，《钟山》功不可没。1989年，《钟山》从第三期起，连续刊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自此，“新写实主义”成为热点。新写实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可以归入现实主义创作的范畴之中。但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文本是驯顺的，平易近人的，叙述更贴近生活，“天然去雕饰”。它以一种协调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方式，现实生活原生态的方式，多采取白描手法，更加本质和实际的反映生活，描述生活，为生活“照相”，将现实和生活原汁原味展现给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新写实主义和周围的现实达成了和解”。新写实主义虽然也是写实，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原封不动地去复原生活的本来面目。是凡文学作品，都会对生活有所取舍，都不可能真的鸡毛蒜皮一把抓。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等新写实作品一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皆认为他写得真“细”，细到事无巨细。其实非也，他对生活仍然是有剪裁的。你看《一地鸡毛》，并没有把所有生活琐事写上去，而是剪裁得非常得当的。小说开头写小林排队买豆腐，把豆腐放家里就急忙去上班，结果豆腐馊了。作者并未把小林如何急描绘一番，那急的情景一点没有写，就略去了，效果很好，这就是剪裁。这类作品吊起了人们的口味，在阅读渐觉乏味的当时，无异于一阵清风。关于新写实作品的评论文章也应运而生，文学理论界很快把它上升至理论高度，一批新写实主义小说理论及时而迅速登台，有力指导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

　　但是，如我开头所云，理论是有两重性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两重性此后就显现出来了，有人开始在这种清新文风影响下，在新写实理论指导下，大写社会阴暗面。社会阴暗面可不可以写，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以怎样的态度、如何去写。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社会本质的东西、文学作品要不要反映社会本质？连带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社会本质的、规律性的写作和社会阴暗面暴露的关系？

　　我看的那篇文章也把余华归入新写实一派。余华无疑是很有才气的作家，先前是先锋派里的一员，从《活着》开始改弦，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作，后来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一样风行，多种语言发行国外，甚至被韩国部分人作为案头必备。有评论家认为，“长篇小说《活着》（特别是由本书改变的同名电影），从解放前的旧中国到建国后，凡是共产党取得胜利和辉煌的时候，它便惜金如墨地一笔带过，凡是共产党犯了错误遭受挫折，它便大书特书由于共产党的错误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苦难。”而《许三观卖血记》写的都是解放后，那“灾难”更是入骨三分，让人看了觉得这哪里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手法已相当娴熟，可见白描手法的穿透力，也足见新写实的作为。只是可惜作者把才气用到了历史真实的反面，同样的“新写实”导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既然叫“卖血记”，书中自然而然写了几次卖血故事，卖血的原因、过程、结果和相关的形形色色的现实。这些“现实”是不是真现实？这些生活现实是不是能够成为艺术现实？这是值得讨论的。这里不想对此展开了。但是我要说，“卖血记”的表现是不准确的，那并不是我国当时生活主流，更是一种歪曲历史的写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国民经济得到发展，渐渐有了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国家也在极力创造条件逐渐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和解放前比，已是两层天。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按理说，是应该大加歌颂的。作者却不遗余力进行鞭鞑，就让正直的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不对其用心产生怀疑。小说是历史，小说理应尊重历史，小说有责任揭示历史规律性的东西，反映积极的向上的生活，给人以希望，而不是相反。

　　令人痛心的是，曾几何时，骂共产党成为时髦，揭自家丑成为追求，利用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流行，如果有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就被说成是“打棍子”、“扣帽子”成为某些人的“看家本领”，正面的文艺作品被说成“伪生活”，真是真假难辨了！

　　堪忧啊，中国的文学现实！

　　无意中翻看一本书，是著名营销专家路长全的《软战争》，又无意翻到第二章，在一个小标题叫“《红高粱》——在世界面前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小节里，作者说：

　　我到机场接两位国外来的朋友，在从机场进北京城的高速公路上，外国人非常惊讶，疑惑道：“你们中国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汽车和高楼？”

　　“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有这么多汽车和高楼？你们心中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非常不解的问。

　　“你们应该是很落后、很神秘的国家呀！”

　　我听着心里发凉。

　　“你们这种印象是怎么形成的？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中国的？”

　　“我们看过两部中国电影，一部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已不是获得过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我们就是从这些东西里了解你们的呀，有什么问题吗？”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无言以对。那确实是我们中国自己拍的电影啊！

　　“你们看《红高粱》都记住了什么？”

　　“记住你们中国的高粱地，记住你们中国人在高粱地里发生男女关系，记住你们都很穷、穿破棉袄，记住你们都没有知识，性格暴烈。”

　　“那你们记住《卧虎藏龙》什么了？”

　　他们说：“记住你们中国人站在竹子上打架，在水上行走，记住你们发毒针害自己人。”

　　噢，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从《红高粱》里了解的是中国的穷，而从《卧虎藏龙》里了解的是中国的邪。

　　这就是我们展示给外国人的中国的品牌形象！

　　无论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有多少误区，多少盲区，我们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向外传递的是怎样的一些信息。

　　在一点一滴的行为举止和政府决策中，有意识的提升国家正面形象，有意识的塑造国家品牌，是所有公民、所有管理机构的良知和最起码的责任。

　　《软战争》的作者谈的是营销，是塑造国家品牌，不是文学，不是电影，但是对搞文学、搞电影的人来说，难道没有借鉴吗？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难道能无动于衷吗？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小说是欧洲的艺术，欧洲的小说理论不是这样的。那么，试问，欧洲的小说理论是什么样的呢？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否通晓欧洲文学史，是否真懂欧美文学，是否参透了文学本身。在五花八门的国外文学理论中，不也有现实主义（当然，理解和实行起来不尽相同）的地位吗？不是直到现在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的文学主流吗？不是写历史真实还作为他们的主题目标吗？即使有严重偏见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也多是写出历史真实的能激起人们向上的作品的作家，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抛开别的原因不说，仅此一点，我们的那些“大家”就没有资格获此殊荣。

　　还是《软战争》，接着上面所引“《红高粱》——在世界面前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一节后，是一个叫做“美国大片——向全世界都受美国的勇气和力量！”的小节，文中说：

　　美国也有不少犯罪、吸毒、艾滋病、乞丐。

　　可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国不是这样的，在许多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心中，美国是充满智慧、正义、勇气、高科技的富裕国家。

　　中国人怎么对美国形成这样的印象呢？

　　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影视媒介获得的。

　　无论是《007》、《真实的谎言》，还是《终结者》、《指环王》，这些美国大片向世界展示的都是美国人的勇气、智慧、正义和无与伦比的技术武器。

　　所有这些输入到中国的电影为什么没有一部是宣传美国人傲慢、霸权的呢？

　　为什么他们不宣传美英攻打伊拉克，造成自越战以来最大规模（超过1万人）的平民死亡？为什么没有一部片子真实地反映美国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战争？为什么也没有一部片子来宣传美国的色情、凶杀、以及种族歧视和贫穷的一面呢？

　　实际上，美国人一直在做的是有意识地向全世界打造美国的国家品牌。输出什么，怎样输出，是获得有意识的管理的，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性软战争的。

　　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品牌的塑造！

　　我大段的、不厌其烦的引用非文学评论文章，目的在于提醒搞文学的人，你们也是在打造国家品牌，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们更应该注意自己产品对于人类的积极作用。不是说功夫在诗外吗？非文学评论里的许多东西对搞文学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警醒。

　　有的作家其实是不爱国的。不爱国如何爱人类？爱己，爱家，爱国，爱天下。岂有爱天下不爱国者？有人说我是爱全人类的，你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连和你一样的国人都不爱，所谓爱全人类岂不是一句空话！

　　关于爱国的话题，我再多说两句。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包括科学家，都是爱国的。中国历史上流芳千古的不说了，就是现当代，也不乏其例。有一个叫鲍勃•赫普的人说：

　　如果我能为国家下蛋，我会去干的。（《彼得语录》第4页）

　　看，那是怎样的爱国心！

　　有的作家会说，我是写人性，写人类普遍性。算了吧，怎么就从你的作品中找不出真正的人性呢？有的倒净是使人学坏的东西，黑暗的东西，龌龊的东西，甚至读了后想自杀的东西，那只是人性的阴暗面，绝不是光明的方面，不是主要的方面，不能代表普遍人性的方面。而负责任的作家表现的应是人类共性，人类共性中的积极方面，是要引人们“朝高处走”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性，还没有强调其中的阶级性。）

　　高尔基（现在也很少有人提起他了）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家，是“从生活的发展来对待描写的客观真实性的”，因此，“在腐朽的垃圾的烟气腾腾的灰烬中看见未来的火花爆发并燃烧起来。”（《高尔基论文学》第224页）这一句话的下半句指的是在黑暗的时代。具体到我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更应该让人民看到光明，看到美好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心态。

　　亨利•詹姆斯说过：“小说乃是历史。这是唯一相当准确地反映着小说本质的定义。然而就是历史，也是反映生活的……”。（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和意识的中心》）这里的生活似乎也可以作两面解，一方面是明朗的生活，一方面是阴暗的生活。詹姆斯是被誉为“描写优美的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小说有很强烈的生活和道德主旨。如他的代表作《贵妇人的画像》，写伊莎贝尔来到欧洲，她的一个常住英国的亲戚是银行家，腰缠万贯，而他的儿子身患重病，却爱上了她。儿子说服父亲，让伊莎贝尔继承了遗产。伊莎贝尔的富有引起歹人垂涎，她落入别人的圈套，贸然嫁给美国人奥士蒙德。后来她发现丈夫是个好色、好利、心胸狭窄的人，本可以逃出陷阱的她，却回到丈夫身边。这就是詹姆斯！如果是我们的某些作家，伊莎贝尔是会“寻找自己的幸福”去的，好像那样才“深刻”。

　　好了，已经扯得太远了，而且啰哩啰嗦的说了太多，该给本文一个小结了。因为文学理论的两重性的客观存在，在文学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异议，导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根据同样的理论，写出立场完全不同的作品，其实不是理论本身的悲剧，盖由于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爱国者根据现实主义写出现实主义的爱国作品，卖国者根据现实主义写出“现实主义”的卖国作品，正直者写的是正直，淫乱者写的是淫乱，文如其人，应该是不错的。我们要求有积极的人生，也要求作家写积极的人生，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权利，希望不会被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