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戏子”寄予厚望

不要对“戏子”寄予厚望

曲折与光明

八十多岁的谢晋去世了，对于这位电影大师，主流社会和媒体都给与了极大的殊荣。本来草民没有什么资格也没有什么兴致对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人物进行评判，但无意中看到某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谢晋：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中下面的一段话引起本人的思考，觉得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想说几句话的愿望。下面引用的就是那篇文章中的一段：　　

“尤其是电影《芙蓉镇》，它从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十几年命运的升沉变迁，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异化，来探讨极‘左’思想的渊源，来反思民族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国电影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那个盲目崇尚英雄主义、革命主义风行的时代，谢晋用自己的叙事风格颠覆和结束了它，开启了一种新的观影习惯。对于新中国的电影，他扮演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他的电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步前行。”　　

虽然说谢晋结束了“盲目崇尚英雄主义、革命主义风行的时代”的话有些大了，但谢老若是地下有知，应当是欣然受用的。是的，谢晋是拍过《红色娘子军》、《海港》甚至还有《春苗》等一系列带有英雄主义、革命主义色彩甚至是被判为“极左”的影片，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谢老主流艺术家的显赫地位；相反，因为谢老一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步前行”，也就是能够“与时俱进”，能为广大的劳苦大众拍出跟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的英雄主义电影，也能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拍出反对“走资派还在走”的电影，最后他也就能够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拍出《芙蓉镇》这样的样板影片；从而成为了艺术界的常青树。即使像我一样“思想僵化”的人也不会指责谢老缺少操守，因为人毕竟要生存，毕竟要发展，尤其是处在电影这样一个昔日曾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行业，你不想“与时俱进”的后果很可能就是你艺术生命的结束，这对于谢老这样视艺术为生命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单纯是这样对于谢老我们是能够接受的，但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有人刻意炒作，说的是谢老对《红色娘子军》中删去洪常青和吴琼花的爱情戏颇有微词，当然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有遗憾是常事，而且尤其是对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留下的遗憾更是加倍的遗憾，这些都能够理解。但偏偏是在这“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对过去的红色经典发出不够“和谐”的声音，而且还处于它的创作者之口，总是让人感到有一种对过去的年代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味道：对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因为那样自己的地位就会动摇；但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当前的社会潮流和领导者的好恶，于是就搬出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致末梢来为当年的自己进行表白，真不愧为“艺术大师”，做起这些来真是炉火纯青、不露痕迹让人佩服之至。我又想起来另一位“艺术大师”，曾经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以《赞歌》出名的那位现在白发　苍苍老　先生，他不也是在最新的演唱中把歌词中的“毛主席”换掉了吗？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类似的事例可能不只是一桩两桩，每当我想对一些类似的事情进行苛求的时候，就会常常想起当红明星　陈道明　先生的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戏子而已”（见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是啊，国人的一大谬论就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其实在私有制几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熏陶之下，国人有多少是有情有义的呢？只不过是因为性工作者（即所谓“婊子”）常常要在工作的床上表达出一定的“情”，而文艺工作者（即所谓“戏子”）又往往要在演出的舞台上表现出一定的“义”，于是生活中缺少情义的人们就把一些情义的寄托放在了本不该承担这一切的“婊子”和“戏子”身上，也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具有侠肝义胆的这方面的杰出形象。然而现实中“婊子”、“戏子”毕竟是人，也要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则行事，而“婊子”的“情”和“戏子”的“义”往往又是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的，这样就使那些想在二者身上找到真正情义的正直人士，得到的往往是失望，愤懑之余发出了“无情无义”的慨叹。其实这大可不必，大环境如此，对谁都不能苛求。

说起来上述心理又何止存在于“婊子”和“戏子”中间：市井人物中不是常常有人“一阔脸就变”吗?其实“阔”以前的笑脸是装出来的，一旦“阔”起来当然脸会变；还有政治斗争中的“XXX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着它的敌人也装扮成XXX主义者”；有不少的人就是如此：一顺了就是趾高气扬的大爷，一不顺就是低三下四的孙子；活了一辈子都在为了个人的私利去扮演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怪不得会有这种感叹：“人生大舞台，戏台小世界”。这种情形任何时代都有，即使在“婊子”全部变为其他行业被人尊重的劳动者，“戏子”真正成为被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的毛泽东时代也不能例外：当年的“吴市场”不就“左”得家里不能容下沙发，而只能容下小板凳吗？等到毛泽东时代远去，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轮回之际，有多少人被迫沦为“性工作者”暂且不论，只说一下我们尊敬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再以“戏子”的称号为耻，反过来却以这个称号来调侃社会，再次愿意以“戏子”自居，这种现象其实是代表了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在“效益第一，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占有相当比例的人们不再追求正义和崇高，而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往往会逢场作戏，从而都成了“无义”的“戏子”，所以“戏子”一称现在已不是文艺工作者的专利，它可以用来称呼有上述思想行为的所有的人，他们就是广义的“戏子”。　　

上述的“戏子”们，无论其身处在多高的位置，也不能掩盖其人格的卑下，他们在一定的场合可能会做出一种高尚的姿态，有时还留出几滴眼泪，但人们千万不可当真，千万不要把重建公平正义和回归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上根本没有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反潮流”的气魄，也没有那种扭转乾坤的能力，更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根本就不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们只是“无义”的“戏子”。对于“戏子”我们不能给予任何希望，我们只能自己起来拯救自己，起来改变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这些表演了近三十年的“戏子”告诉我们的。　　

本文收尾的时候，作者想来个画蛇添足，用两篇具体的材料来证实一下某些国人的“戏子”心理。这两篇材料均来自于某报纸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一篇的题目是《父亲越来越胆大》，写的是作为大队干部的作者的父亲开始怎样不敢分田到户，后来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才带领大家分田，尝到分田的好处后，胆子愈发大了又去承包矿山，等到赚了盆满钵平，又意识到了污染，于是把采矿权又转给了私营企业主。如果世道变了，作者会不会这样写：当初父亲是怎样想保住集体的家当，最后挡不住上级的指派才被迫分田，后来又走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个人致富之路，良心发现后没有出路只好将矿山开采权交给私人企业主。也许作者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的，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立场，我的猜测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里向那位“胆越来越大”的父亲的孩子赔礼道歉。但下一篇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戏子”精神就不是我空无凭据的瞎说了，这篇文章就是昔日的一位“工人作家”写他的写作如何开头起步的文章，当年那位与她素不相识的“大姐”对他虽没有他大的热情，但确实是给了他切实、有效的帮助，当年的他曾是那样的感激涕零，而现在回忆起来却感觉到“卑微”，真不知这位现在小有名气的作家的良心还有没有；另外，他对那个时代给曾给他带来便利的所谓“只允许好人写作”的社会环境的微词，并没有让我感到作者良知的存在，这不仅在于他的表白，也在于我二十多年前于他一次短暂的接触：那是在一次市里举办的职工自创诗歌朗诵会上，当时把他请去担任评委，在我们满怀激情地朗诵自己的诗歌的时候，这位老兄在哪里是一直闭目养神，不知睡着没有，轮到我上场的时候，我不知是不是我的嗓门较大把他振醒了，他只是翻了一下眼皮，又恢复原状了。那时他的名气比现在还小，而他对无名作者的态度确实使人心凉，我不能想象他会为别人去追求公平正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是根本没有机会成为文化人的，而其过河拆桥的行为也证明了他不过是个“戏子”。　　

附    1：吴兴刚《父亲越来越胆大》　　

父亲是个胆子很小的农民，这是我少年时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之初，穷乡僻壤里的小山村吹进了改革的春风。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对上级要求把当时为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分到一家一户感到很“惧怕”。一向对上级唯唯诺诺的他，在“怕变”中一连召开了3次大队小队干部会议，想依靠“集体决策”来确定分与不分。但老天似乎是与他玩笑，31个与会者的表决居然是15比15，依然要父亲这个大队支书做出决定。既不想分田地，又不敢违背上级精神的父亲沉默无语。在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后，在上级两天三次的催促下，直到指出再不分就要追究责任时，在兄弟大队热火朝天的“分”围中，父亲才十分不情愿地安排了全大队的包干到户工作。　　

　　包干到户，使包括父亲在内的乡亲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堆得似小山一般的粮食，看到一些乡亲把余粮换为“大团结”风光风光时，父亲才渐渐打消了顾虑，胆子也稍微大了起来，于是，卖粮攒钱的队伍中也就有了父亲的身影。　　

　　细细品味包干到户带来的“实惠”，读了党中央、国务院一个又一个关于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父亲的胆子大起来了。1985年，他带头承包当时全乡唯一的铁矿，一个个身强力壮的乡亲跟着他开山采矿，走上了“无工不富”的道路，村里几乎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一些人家还买起了拖拉机、大汽车，他也因此而多次被乡里、县里树为典型。　　

　　当乡亲们因采矿而鼓起了钱包后，父亲的思想中竟又多了份“科学开采”和“环境保护”的概念。1992年夏天，他找到乡长说：“这矿我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开采了。”乡长一愣，以为父亲是“钱多了烧手”，便惊奇地问他：“为啥？”父亲回答说：“为啥？你没看到我们现在采矿的方法原始落后，浪费很大吗？你没见到矿渣倒入江中，水都不清了？我想，今后乡里应统一规划，减少损失，减轻污染……”乡上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后来把铁矿承包给了一机械化采矿程度较高、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私营企业主，还与承包者签订了保护环境的目标责任书。据说，此后乡里的矿山采矿率和综合利用率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青山绿水再现勃勃生机。再后来，这里竟然成了远远近近一些企业纷至沓来“取经”的风水宝地。　　

　　父亲的胆子真的越来越大了。1998年的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你在企业干了十多年，对国家关于企业改革的政策比较熟悉，你帮我参谋参谋，这次中小企业转让拍卖，我能不能投标？”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一向对父亲很尊敬的我戏谑地对话筒那头的父亲说：“看不出老爸的胆子还有这么大？不怕栽跟斗了？”话筒中传来父亲爽朗的笑声：“改革年代嘛，胆子不大一点行吗？胆小才会栽跟斗呢！”　　

　　今年春节，全家人一起走亲访友，走在宽敞洁净的大街上，在外打拼了多年的小弟看着脚下的地砖，向父亲发问：“这些是不是你们厂里生产的？”父亲微笑着点点头，感慨地说：“想不到，真想不到，老都老了，我这个老农民还能火一把。”正在读初中的大孙子接过话：“爷爷，您这叫与时俱进，跟上了时代潮流。”　　

2肖克凡：写作的权利 　　
 

　　如今说起写作的权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尤其进入网络时代，写作几乎成为人尽可为的事情。诗歌散文小说以及书信日记什么的，你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挂在网上即时发表，没有门槛儿。写作，成了自由行为。　　

　　从前不是这样。我说的是我的从前。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诗歌高潮，还有后来的“小靳庄现象”。我从小喜欢文学，也跟随热爱起诗歌。　　

　　我的所谓写诗，其实是“顺口溜”而已。写了“顺口溜”想发表，便动了投稿心思。那时投稿可以不贴邮票，剪去信封右上角就行。如果不属于“邮资总付”的报刊，贴上一分五厘的邮票即可。红色革命年代，一支笔一沓纸一腔空洞的热情——写作属于低成本的劳作。　　

　　低成本劳作，发表却不容易。我几次寄出“顺口溜”均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那时我是２０岁的毛头小伙儿，却颇有几分自知之明，坚决认为自己写作水平太低。于是，我开始了寻师路程。　　

　　当时我在工厂当工人，身边多为出身三条石的目不识丁的老工人。我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操作技术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他们熟悉《三侠五义》，我却得不到什么文学滋润。我若寻找文学高人的指点，必须走出去。　　

　　我阅读当时的报刊，记住一个个工人作者的名字，内心很是向往。经人介绍，我利用公休日走访当时频频发表诗歌作品的工厂诗人。我去了汉沟的轧钢厂和塘沽的造船厂，还去了几家国有大企业，当面向他们请教。我至今还记得这些工厂诗人的音容笑貌。　　

　　还是发表不了作品。这时车间有明白人告诉我，你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写作吗？必须证明你是好人才行。　　

　　是的，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坏人”不但没有权利写作，更没有权利发表作品，比如“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怎么证明我是好人呢？我终于得到明白人的指点。你写作诗歌，先拿到咱厂宣传科盖了章，然后寄出去。人家编辑部接到这样的稿子就认为你是好人了。只有好人才有权利发表作品。　　

　　醍醐灌顶。我终于懂得什么是写作的权利。于是开始使劲炮制“诗歌”。一天，我怀里揣着诗稿前往工厂宣传科。记得我在门外徘徊了很久，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一位大姐模样的干部掌管那枚红色图章。我把几首诗歌递给她请求审查。她随手翻了翻，好像并不在意。我企盼她对我的诗歌作出评价，她却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比如是哪个车间的叫什么名字，然后她说了一句你要安心本职工作啊，便在我的稿纸上盖了一个世界上最圆最红的图章。　　

　　怀里揣着盖着红色图章的稿纸，它一下红透了我的心。我大步跑回车间，躲在角落里喘着粗气。我从心里感激那位梳着两条又黑又粗大辫子的大姐，她让我赢得了写作的权利。　　

　　一个公休日，我小心翼翼将这几首盖了红色图章的诗稿装入信封，有意贴足邮票投入百货大楼对面的邮局信筒里。那心情好似放飞了一只鸽子。　　

　　后来，我又去了两次宣传科，给自己的诗稿盖章。盖一次红色图章就好比赢得了一次写作的权利。我印象里在宣传科盖章没有遇到特别冷脸与过度厉色。于是，我驯服于权力而且从中体验到获得恩准的快感——以为得到了写作的许可证。　　

　　不知道是由于红色图章证明了我是好人，还是因为我的“顺口溜”水平略有提高，我终于发了“小豆腐块”诗歌。从此，一座无形的“门槛”筑在我的心头——告诫我写作需要得到权力的“签证”。我知道，这种“签证心理”很有可能是一种错觉，写作其实不需要什么权力。然而，它却在我的心路历程上形成曲折，使我的灵魂愈发卑微。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也进入盛大的狂欢节。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写诗，便知趣地转向小说创作。改天换地。我已然不需要那枚红得逼人眼目的图章来证明我的写作权利了。尽管我的灵魂依然卑微，然后渐渐获得了心理空间，懂得了创作自由的珍贵含义。真正的文学精神，一下照亮了我的心坎儿。　　

　　我开始以自己的目光看待社会看待生活看待自己，发现了写作的权利自始至终属于自己。你放弃这种权利，是你自甘放弃文学理想；你滥用这种权利，是你对良心与道义的不敬。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了，并且以自己的真心将一篇篇担当着文学理想的作品发表出来，而且继续下去。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３０年。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枚又圆又红的图章，还会想起那个自愿接受某种权力裁决的毛头小伙儿的局促表情。　　

　　文学是不可以被驯服的，尽管她可以从野生变为家养。至于又圆又红的形象，只有那清晨跳出大海的太阳。因此，我继续朝着东方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