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第一课

伤痕文学第一课

　　 这个帖子其实主要是给小右们补课。发现很有几个小右在看了我的帖子后，边骂边说，原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你说了以后才知道了。小右的特点是，尽管他们不知道事实，但却不妨碍他们对不知道的东西进行控诉和谩骂，根据我多年临床经验，这其实是对于现实不满的一种心理发泄，不过发泄对象搞错了。对此我可以理解。但也发现有的小右上网都好几年了，小右都长成老右，胡子都一大把了，还假天真可爱的处于那种抒情发泄阶段，这就不太好了。所以我希望通过教育，先帮这些小右成为一个合格的右派，让他们尽可能有资格跟左派论战什么的。我观察到，今天的网上左派，很多都是从右派转变过来的，他们的右派功底普遍比今天还在混世的骗子右派要高，新晋的小右碰到他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显得比较惨，我看着也不忍心。
　　
　　 给小右们补伤痕文学这堂课，真有把一泡屎挑起来臭的感觉，但为了给小右们启蒙，只有牺牲一下了。
　　
　　所谓“伤痕文学”，主要是讲述一些在毛时代受到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冲击的人的悲情故事。在文学史上，伤痕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恐怕连泡屎都不如，但伤痕文学的政治功能以及伤痕派文人的起伏却很有研究价值，而且伤痕派文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人的一个最重要派别，直至今天，伤痕派都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控制权。所以，对伤痕派文人进行研究，比分析他们的“文学”有意思得多。
　　
　　这个派别按我的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老伤痕，既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开始走红的一帮，代表人物有刘心武张贤亮等，这帮人的走红基本得益于国内政治权势力量的支持。第二部分是90年代走红的新伤痕，代表人物有邓贤王小波等，这帮人的走红除了国内老政治力量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国外势力和国内逐渐成器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第三部分是从80年代至今一直占据伤痕文学主流的部分，代表人物是臭虫和耗子，他们代表了人类的丑陋和阴暗，是所有天良未泯者的敌人。
　　
　　今天我主要介绍老伤痕这一部分，对另两部分有心得的朋友最好把这个接过去，让我一个人挑这泡屎也太不人道了。
　　
　　老伤痕今天一般都已功成名就，很多都是各地名流甚至文化官僚了，是伤痕派里混得最好的一部分。但对于他们当年写的那些东西，他们自己也知道见不得人。刘心武是伤痕文学开山鼻祖人物，1977年他的《班主任》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好学上进的有志小右们可以找来看一看，四个字，无聊之极，再加四个字，狗屁不通。刘心武自己也承认：“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她（指主人公）的文学形象却极为苍白。正如现在的年轻人读《班主任》，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不就是写了那么篇东西嘛，这样的文章算得了什么呢？”刘心武还颇愤愤不平的说过：“事实上，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四牌楼》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小说，可就是少有人问津。”另一位当年的代表，1978年《伤痕》的作者卢新华后来也承认：“伤痕文学”因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他说：“尽管当年的‘伤痕文学’对当时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了控诉，并使文学回到了‘人学’的正常轨道，但由于作家与时代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
　　
　　当年的伤痕文学是在权势的保驾护航中发展起来的。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发表时即引起了一些非议，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以后，非议就更为猛烈。但是，当时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文化官员则为这种现象拍手称快，为伤痕文学辩护。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转来的“晓风致陈荒煤的信”。晓风为近年来出现刘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兴，提出“文革”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进步，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陈荒煤在致编辑部的信中，赞扬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应当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创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文坛。
　　
　　1978年5月，上海青年工人宗福先写完了伤痕话剧《于无声处》。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了。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时，远在北京的胡乔木关注着上海的报道。他的职务是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此时，他正在负责起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胡乔木读罢剧本，即飞赴上海。去机场接他的上海市领导问：你到上海有什么安排？他说：我就是来看一个戏———《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问：作者呢？宗福先赶忙走到他面前。他仔细打量了这位工人作者，平静地说：写得不错。之后，就没说什么话。其实，他返京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作出调《于无声处》晋京演出的决定。11月14日，剧组抵京，没料到接见规格甚高，竟然是文化部副部长率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更没料到的是，北京的观众看《于无声处》是那么的激动！而以后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剧组所没有料到的：16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20多年后，人们才获知：这一切都是胡乔木同志奔走京沪两地潜心运作、推动的结果。
　　
　　 1978年11月19日，剧组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演出……
　　
　　 《于无声处》在京热演期间，许多领导纷纷接见剧组，但胡乔木再也没露面。1978年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就在同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伤痕文学的起步发展很好的证明了“为文艺而文艺”以及文艺远离政治一类说法的可笑。凭着《班主任》受到的好评，刘心武从一个地方出版社小编辑在一年后一跃而成国家最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主编，80年代红极一时。而今天的刘心武早已不搞“文学”创作了，他最看重的《四牌楼》虽然从文学价值上来看，远远超过那篇《班主任》，但时过境迁，少了“政治使命”的功能，再也红不起来。刘心武现在专心红学，上了几回百家讲坛，贩卖几十年前就被批倒的胡适派红学研究思路。这里顺带说一下百家讲坛，百家大概是取百家争鸣之意，可在那里，只看到刘心武讲胡适那一家的玩意，而反对派的鲁迅毛泽东这一家的研究从来没出现过，所以号称百家，其实还是一家。对这种情况刘心武先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的伤痕文学发轫之时，虽然也是在声称“真理大讨论”的言论环境下，但实际上反对派的声音是出不来的。
　　
　　80年代另一位大款是张贤亮，自称是中国作家中最有钱的一个，而他其实是集官僚、商人、作家于一身的人物，张贤亮长期担任有实权的宁夏文联主席，属正厅级，同时还利用国有资产搞了一个影视城，自认董事长，不知道今天被MBO了没有。老实说，他的伤痕要比刘心武的痛切一点，刘心武本人其实在毛泽东时代过得挺顺，《班主任》只是他的一部自己都不重视的，为赋新词强作愁的作品，因缘际会而成了伤痕第一。而张贤亮则是50年代末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文革中一直被迫呆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张贤亮在后来多次表达他被打成右派的冤枉和错误，但其实以他在文革后直至今天的言论和表现看来，他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当年打成右派并没有冤枉他，他可以得意的说今天他们右派翻身了，由社会底层重新变成了主流精英，但不能说他当初被冤枉了，否则就很矛盾。张贤亮是在下放劳动期间把《资本论》啃了几遍后，感受到《资本论》巨大的文学魅力，并由此受到启发，由一个写几句歪诗的问题青年进步成了一个文学青年，开始写作小说。和所有伤痕文学的实质一样，他控诉的伤痕也只是证明了他本人的心理扭曲和变态。
　　
　　在他的伤痕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右派“知识分子”章永粼下放劳动，在农场的芦苇荡看见当地的农村美女黄香久洗澡，开始了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最终章永麟与黄香久结婚，然文革后章永麟平反昭雪、恢复身份之后遗即弃黄香久，最后黄香久在孤寂中死去。
　　从作品中，一丝一毫看不出（右派知识分子）章永粼愿意为黄香久献身和牺牲的精神。在故事的最后，章在想“我要不要去黄香久的墓上祭奠一下呢？”，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根本没有爱情的中国现代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的形象。（右派知识分子）章永麟也只有在落难时只剩下生理欲望时才可能会与黄香久这样一个具有“美丽胴体”的女人结婚。
　　
　　姑且不谈为什么在张贤亮这些号称平等的人看来，知识分子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受迫害，而且张贤亮还亲身体会到了，右派知识分子们在乡下“落难”的时候，农民没有歧视和嫌弃他们，农民奉献出了真诚，甚至满怀着对知识的尊重乃至于敬畏，在物质层面的相助和精神层面的呵护之余，还献出了农村女人的“美丽胴体”。同样是这个张贤亮，在知识分子右派被“解放”后，就“提起裤子不认账”了，在今年的两会前夕，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大声疾呼什么“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
　　
　　张贤亮笔下的右派知识分子们从农民那里占尽好处，而曾经哭哭啼啼玩伤痕的右派知识分子张首富初踏“红地毯”，就视农民为草芥，为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了，要求把供养了知识分子文人的农民从政治舞台上彻底赶出去了。
　　
　　所以，“伤痕”是他们的武器之一，作家身份也是个幌子，张贤亮实质是个政客，更是制造阶级伤痕的高手。认清这一点，对伤痕派文人的认识就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