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和谐社会和“仇富心理”

论建设和谐社会和“仇富心理”

作者： 邵建唐

—— 清风皓月原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从制度设计到制度执行、从制度内到制度外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偏离了改革的初衷。主要表现为：以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下出现的两极分化为代价，赢得了少数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核爆式”发展和吸引全世界眼球的所谓“GDP”的暂时性强势增长。对于衡量两极分化标准的“指示器”，分别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5、0.47甚至0.6，尽管有所争论，但中国正走在“钢丝”，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这是较为一致的看法。因此，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这标志着，作为执政党开始考虑如何在社会资源分配的非正常差异下求得各利益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如何从过度偏重效率转向兼顾社会公平，如何减少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对得起子孙万代。有人对此持两个观点：第一，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下出现的两极分化，是国家发展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必然现象；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平民和贫民阶层“仇富心理”在执政党意志中的反映。这就引出了关于建设和谐社会与贫民“仇富心理”的问题，本文力图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分为五部分：产生两极分化的社会制度；当代中国人不存在所谓“仇富心理”； 透视中国社会不稳定现象；中国富人：何以富；结论——理论的迷失与方向的偏离。

一、产生两极分化的社会制度

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是两极分化产生并扩大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忽视了不同能力人群之间对社会的贡献差别，那时候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制度是公平的，社会是稳定的，但是这种公平和稳定是以牺牲社会效率和经济活力为代价的。

当代西方的经济社会，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残酷的资本积累，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典型的、充分市场化的经济社会，她是规范并具有活力的。虽然，这种体制造就了一批世界级富翁，但是他们大多数是从手工业者或平民阶层历经几代人残酷的财富积累才成长起来的，也有少数人是靠知识使财富成几何型成长的，比如比尔盖茨。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少部分贫民阶层，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缓冲了社会动荡的危险。非但如此，给每个人平等竞争的制度体系下，造就了一大批知足常乐的中产阶级，这样就使整个社会显得十分稳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现在这个规律几乎正在淡出历史。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使得马克思曾经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到现在仍然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而国际社会主义堡垒却在上个世纪结束之前轰然倒塌。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结论是（这个结论对今后中国社会的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从政府到一大批所谓“海归派”学者，在毫无思想和理论的前期准备的情况下，在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连他们自己都拿不准的情况下，从“摸石头过河”理论出发，迫不及待地否定社会主义中国的过去，急于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必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即不是经典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是一个“经济怪胎”。我们看到的是：

——在民族统一信仰虚无的前提下，经济领域尔虞我诈，信誉被抛弃，成为一文不值的“垃圾”，“三角债”演变为“债务链”，假酒、假药谋财害命，中国人为防假绞尽了脑汁；“老外们”也把“假冒伪劣”产品当作“ MADE IN CHINA”的代名词。

——金融混乱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毫无责任和信誉可言的信贷制度使得呆帐坏帐死帐成天文数字，被称为“金融黑洞”；一方面金融界趁机“浑水摸鱼”，中国的央行和四大商行，除了盖起了遍布全国的豪华办公楼、营业楼外，哪一个银行没养起若干贪污巨款的“硕鼠”？又有多少银行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金融市场狂赌？最近金融部门连连出事： 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800万美元失窃，相关责任人早已潜逃国外；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发生了6亿元存款失踪的高山案件；山西省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作案金额高达11亿元，银行窃贼内外勾结，令山西太原银业几乎全军覆没，令国务院总理震怒；还有早些时候发生的广东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明昌骗取银行贷款74.21亿元人民币案，以及福州黑首富陈凯通过贿赂“摆平”行长的亿元骗贷案等等。貌似严密的银行内控机制如此不堪一击，在道德沦丧的腐败分子面前形同虚设。  再看看年纪轻轻的中国股市，98年的“肥牛”让捞钱的上市公司涮尽之后，就进入了长达7年的“漫漫熊市”，真好像是经过新婚的狂欢后马上就阳痿不举，尽管政府救市、专家救市，可那顶多是给股市吃的“伟哥”而已，可怜巴巴的股民们等待着政府拿出“回春之术”。

——市场监管混乱不堪：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化，毫无责任地把一大批企业推进了不伦不类的所谓市场，导致大批工厂倒闭破产，工人莫名其妙地下岗失业，造就了千百万失业大军这一世界奇观；另一方面，在不伦不类的官僚体制下，地方割据和行业壁垒演绎了集权与分权的明争暗斗，银行、保险、铁路、电信等本该市场化的行业却在政府的支持下以随意定价的形式大刮民脂民膏，形成了一批高收入垄断行业；一些地方仰仗中央政策超速发展，一些地方画地为牢靠制假贩假和违反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经济领域的条条块块正在“各扫门前雪”，中央政府调控乏力。最近，教育部高官怒斥地方政府助学政策不到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与中央的搏奕。

——畸形的用人政策造就了畸形的官场：买官卖官现象到处可见，权力寻租禁而不止，“黑白勾结”、“警匪一家”司空见惯，一大批“政治精英”片刻之间成长为政治、经济的“双料精英”,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透露,仅2000年以来的五年间，中国检察机关查处了包括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在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20余万人。另据商务部的一份调查表明，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约合4000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3亿中国人人均300多元; 最近，曾掀起“审计风暴”审计署长李金华透露，审计署20年共为国家挽回损失4000亿元，今年以来移交金融案件平均案值5亿元以上。但是人们对审计的期望绝对不止在钱上，人们会接着问，糟蹋这些钱的人呢？用所谓“GDP”增长衡量政绩，带来的是扰乱秩序的“地方保护”、断子绝孙的“短期行为”、祸国殃民的“政绩工程”、草菅人命的“黑色矿难”以及破坏环境等等，除了制造出骇人听闻的“癌症村”外，地方大员们时常表现出的那种“俯首甘为千夫指，横眉冷对孺子牛”的大无畏气概——诸如地方政府用高压水龙头对付普通百姓的事情真让人心惊胆颤。

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的社会被迅速的两极分化了。最近，国务院官方公开承认了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其实，在医疗机构从“救死扶伤”变成“见死不救”那一天起，老百姓早就从心里宣判了“医改”的死亡，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容忍自己的一半多子民看不起病、就不起医？可惜的是，政府并没有从制度层面触类旁通，比如，“医改”的结果是老百姓看不起病，那么，教育体制改革呢？教育的市场化让多少聪明灵慧的穷孩子“望学兴叹”、报国无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中华民族会有腾飞的那一天吗？不会有的！中国的科技创新力十多年来连续下降，这就是铁一般的佐证！还有“嫌贫爱富”的房改呢？一边是“达官显贵”和“豪商巨贾”们别墅里的金碧辉煌，一边是无房族寄人篱下或“四世同堂”。直到2006年，中央政府三次下决心平抑房价，包括七部委的“铁八条”在内，口头喊的是急刹车，可是却一脚踩在了油门上，加速了房价飙升；再有那多如牛毛类似“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待遇呢？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吧”，北京的考生凭什么就比其他考生优惠那么多分数？北京人凭什么可以拒绝所谓“低素质”的人进京呢？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拒绝“低素质”的北京人进入，中国不是又回到了“封建割据”的时代吗？同样的学历凭什么政府官员退休待遇就一定比企业退休的高？凭什么全国要保护北京，北京凭什么“携天子而令天下”？就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儒家思想也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是他们所构想的制度设计核心是“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看来，当代中国的权力部门真的要学一学先哲们的思想了。

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缺乏人性化的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

二、当代中国人不存在所谓“仇富心理”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过去确实曾经有过“民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源一方面植根于儒家的“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另一方面之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想”。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存在交集：民本思想与群众史观相交；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相交。问题是还存在一个不谋而合，那就是，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间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为什么能够揭竿而起，一呼百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28年就推翻了旧政权？从根本上说就是利用了人们“民不患贫而患不均”以及“打尽不平，建立大同”的期望和理想。这样一来，为什么“民不患贫而患不均”能够在中国根深蒂固，我们就从理论上找到了答案。

历史地看，从封建社会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民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一直在民间占统治地位，否则就没有多如牛毛的农民起义，甚至连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会成功。新中国成立前，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老百姓一代又一代的感受到“为富不仁”、“仁者不富”，所以“仇富心理”自然而然在民间扎根。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并没有彻底消灭贫穷，甚至于出现了60年代的大饥荒，不计其数的人被残酷的饿死。但是，中国社会却彻底消灭了剥削和贫富差距，正是因为这样，即使是饿着肚子，老百姓也是虔诚地拥护共产党及共产党的主张，甚至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那时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是几亿中国人从心底发出的祝福。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曾经出现了经济上“大饥荒”和政治上“大稳定”并行的历史时期，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民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主流思想开始被官方和理论界广泛批判，认为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是不求进取的“懒汉思想”，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于是从改革初期的全体人民不同程度的受益，逐渐发展到改革使大多数人付出成本，一小部分人收益，贯穿着改革的全过程，官方以及主流理论家想方设法增强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接受贫富不均的现实。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著名论断的出笼，到现实社会一部分人通过掠夺公共财富而形成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绝大多数劳动阶层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中国人的“心态革命”——从“民不患贫而患不均”转变到“民不患不均而患贫”上来，进而“仇富心理”日趋弱化。与此同时，“笑贫不笑娼”在民间却大行其道。历史验证了马克思的论断：“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民间的主流思想不是“仇富”，而是“羡富”、“比富”、“攀富”、“盼富”。

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断言人民群众普遍存在“仇富心理”，而“仇富心理”又恰恰是社会动荡的原因，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既要让老百姓承担改革的痛苦，又要把改革过程中的错误转嫁给天下苍生，这不仅有失公允、违背历史真相，而且有“愚民” 之嫌，在思想动机上是非常险恶的。

三、透视中国社会不稳定现象

来自网上的一则信息：美国有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调查，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美国46%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英国36%，印度37%，而中国，只有9%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也就是说，其余91的人是不快乐的。不快乐就要发泄，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群体性事件。所以，近几年，中国社会不稳定现象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与高度关注。主要表现为：

——以产业工人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集会、游行、罢工时有发生。在南京，无锡等地，工人打出了“企业改制卖卖卖，厂长洗钱快快快”的标语，以罢工、静坐等方式组织起来抗议改制。而网络上，对国企改制的批判更是铺天盖地。2004年8月10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这被看作是对当前改革的挑战、对政府改革政策的挑战、对主导国家改革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界的挑战，不能不引起轩然大波。郎咸平的演讲真好像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刮起了一场“卡特里娜”飓风，一时间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政府集体失语，再后来郎咸平就招徕狂轰滥炸似的人身攻击甚至谩骂。令人不解的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郎咸平在遭到中国富人阶层普遍憎恨的同时，却几乎得到中国劳动阶层百分之百的支持。如果一项改革得不到人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那就完全可以说他是失败的，邓小平不是说“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为标准吗？“三个代表”不是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吗？看来，郎先生这位标榜自己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人倒真正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忠实实践者。而那些经常把“三个代表”挂在嘴上的人，真让人怀疑他们在代表谁？

——93年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了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2年呈持续上升趋势，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国家信访局局长个人认为，“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而令人尴尬的是，信访的解决率可怜只有千分之二。反过来，信访洪峰又反映了制度上的很多问题。比如，老百姓宁愿千山万水去上访，也不愿就地告状，这无疑折射出执法腐败和缺乏公信度以及诉讼成本等问题，执法人员“吃了原告吃被告”、“法院大门超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的说法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大规模集体上访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某某省、市政府门前挤满了“讨个说法”人群，苦的是，接待他们的往往不是一般信访接待人员就是成建制的人民武警。

——群众与政府冲突加剧，除了臭名昭著的湘南“嘉禾事件”外，经济发达的广东，有一个城市老百姓因不满政府不合理的搬迁政策而拒绝搬迁，面对“不听话”的“刁民”，地方政府一怒之下让高压水龙头与百姓“对话”。面对自身诸多缺陷，政府不是严格地规范那些真正让人民关心关注的问题，而是一如既往地走形式、做文章、搞炒作，最近有两件事很让人寻味：一是全国万名公安局长信访大接待，日理万机的刑部大员们能够躬亲百姓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反问一下，一直等民怨积累到非得搞万人大接待的程度，是对公安系统的肯定呢，还是对公安系统的讽刺呢？如果有人以次来炫耀，是不是有点太厚颜了？我们不妨再问一下，对公安系统内部破绽百出的制约机制和日益腐败的警风，仅仅搞一次轰轰烈烈的大接待就能解决问题吗？几乎在万名公安局长大接待的同时，几个地方却出现了几起人民警察枪杀无辜的案件，更可笑的是，最近暴出几宗新闻：一是某地黑道人追的警车落荒而逃；二是某民警在自己的派出所门前被抢包；三是一个杀人犯莫名其妙地当了警察，这不是给 “大接待”“上眼药”吗？最近河北日报报道，该省公安系统大接访硕果累累，解决了1万多件积案。可怜河北父老乡亲，如果没有这大接访还不知沉冤何时。另一件事情更是让人不知是可笑还是可悲抑或是可恨，一些省级政府为了建设所谓节能型政府，在2005年难熬的酷暑之时，公开向社会承诺，不开空调关电扇，每人一把大蒲扇，可怜平时介奢侈无度的地方大吏们又做了一次形式主义的牺牲品。我们不禁要问问，为什么不去杀杀公款吃喝、狂赌滥嫖、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这些人们真正关心的不正之风？住着豪宅、坐着豪轿，手摇蒲扇，多么好的一幅风景画！不知深浅的媒体，包括中央级权威媒体都乐此不疲的大加推崇，可能是企盼赢得老百姓的大拇指，可却让更多的人浪费了不少唾沫。

——“杀富”和“劫贫”现象同在，社会安全感丧失殆尽。不知道是纯经济原因还是掺杂其他原因，针对富人或“权贵”的绑票案此起彼伏，弄的很多人不敢露富，胆战心惊地度日。据透漏，一年中曾有近四千富豪或其亲属被绑架，其中被 “撕票”的为数不少；富人如此，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去，即使家里的防盗门窗越来越结实，入室抢劫案件仍然不绝于耳，甚至光天化日之下抢包抢钱现象屡见不鲜，现在的社会几乎到了人心惶惶的地步。这绝不仅仅是政府所言“打击不力”的问题，问题的根子在哪儿，天下人都知道，只不过谁都不想当《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天真孩子。

——2005年8月29日，经过20多天的抢险，鉴于井下矿工生还无望，抢险工作充满隐患，广东兴宁矿难的救援工作被迫停止。123名矿工被永远定格在地下的某个地方。中国矿工每年的死亡人数6000～7000人左右，占全世界的50%强，是美国的200倍，印度的10倍，面对接连不断并且越演越烈的矿难事故，老百姓撕肝裂肺哭的惊天动地，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仍然回天乏力，而作为“原罪”的改革设计者——经济学家们却无所作为甚至无动于衷。董书宁是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专家组成员，巧合的是，在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发生的前几个小时，董书宁任组长、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还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份 “专家组论证意见”，称大兴煤矿的开采是安全的（8月20日人民网）。老天跟以董书宁为组长的专家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他们的“开采安全”论证意见提交短短几个小时后，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矿工命丧深井，以董书宁为组长的专家组论证意见变成了一份滴血的“矿难许可证”。可就是这些厚颜无耻的所谓专家，稍微一“变脸”，就可以由罪人变为功臣。仅仅关注所谓违章作业、违章管理这些细节问题，无疑是隔靴搔痒甚至是转移视听，不从制度层面反思，不去寻找事故背后那些难以见人的关节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矿难事故决不会从根本上杜绝，我们仍然会有许许多多善良的矿工为制度的缺失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2006年的春节刚过，央视又抖出一起让人咬碎牙齿的事件：农民梁老汉唯一的儿子死于矿难，但黑心的矿主却蛮横的拒绝兑现任何待遇，老汉不得不求助政府，但它能够造访的所有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可怜的老汉说一句公道话。面对此起彼伏的矿难，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经引用了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老板赚票子，农民死儿子，政府当孝子” 。他的意思是说矿工死了，政府掏钱，那么政府就是农民的孝子。这话有失公允。第一，老板赚了票子跑了，除了政府之外还有谁能够给他提供一跑了之的方便？第二，死了矿工政府掏钱，政府是谁的孝子？明摆着是老板的孝子，是替老板掏钱。

——整个社会公信度降到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不容置疑，但其代价是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失缺。现实社会中谁都不信任别人，谁都把另外的人假设为骗子。对此，政府埋怨百姓，也埋怨商人；百姓埋怨政府，也埋怨商人；而商界也在尔虞我诈中吃尽了苦头儿。如果你用百元纸币去买东西，商家肯定要验证钞票的真伪，而你也一定会防备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人民教师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巧立名目从学生身上挖钱，虐待侮辱甚至摧残学生等等师风败坏的事情屡见不鲜，有些甚至比一些社会渣滓所为有过而无不及！《南京晨报》日前报道，某高校几名学生请老师去嫖娼。医院变成一个盈利性机构，所有医生的行为准则不再是救死扶伤而是获得金钱利益。在社会与经济领域，学术腐败道德沦丧现在可谓是暗流涌动已过，进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阶段。学术抄袭伪造已经非常习惯！艺术家四处走穴，经济学家们忙于领受不同商业机构的各种头衔，然后就是摇旗呐喊、混淆黑白、 为其主人捞取利益，那位出身北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就是此中杰出代表。《河南商报》报道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现象--河南汝州两个煤矿先后发生矿难，各地记者用手机短信奔走相告，随即纷纷赶赴现场，不是去采访报道，而是去排队收受“封口费”。地方官员亲自发钞，按媒体等级，明码标价，亦可讨价还价，一天480人(包括真假记者)领走20万元。如果说一般商品制假贩假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食品和药品这些性命攸关的特殊商品国家就不应该让它残害人民生命，可是事实不是这样。06年5月20日，央视《新闻调查》同时播出两件事情：一是山西某矿透水事故又有44条生命验证了中国改革的 “成功”；二是大名鼎鼎的 “齐二药”生产的药品被国家药检部门叫停，原因是他们生产的药品毒死了4名患者。我们真的想不通，为什么非得用人民的生命去检验食品、药品的安全？国家层层都设有食检、药检部门，这些国家机关花着纳税人的钱，都在干什么？这就是当今社会的真实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归罪于市场机制，并引用斯密的基本思想：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但是斯密并没有进而说明，鼓励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机制必然的会带来尔虞我诈。实际上，自然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正是人们对个人利益追求的结果，是人人都“利己”的结果。看一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在那里，人人都是利己的，然而，整个市场是公平和有秩序的。公信度的失缺，谁更应该负责？当然是政府。第一，政府掌握着制度、政策和执法权，对欺骗行为有“生杀大权”。第二，政府掌握着意识形态工具，负有正确引导和教育人们的责任。第三，政府更应该以身作则讲求信誉。现在的情况则很不乐观，从中央到地方，一些政府及其机构让百姓产生不信任感。比如前两年闹的沸沸扬扬的西安“宝马彩票案”，被堂堂政府的公证机关公证了的彩票，居然会出现假的，而公证机关却把自己洗脱的一干二净。连公证机关都不公正了，人们还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公正，社会怎么会讲求公信。2006年5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思想理论动态参考》中有一篇文章诘问：讲真话还有多大空间？文中揭露，一位女财政干部、一位人民警察，前者因揭发腐败问题被开除公职，后者则因法庭作证而开除公职。这二人都是因为讲真话被政府置于生不如死的地步。这真让老百姓欲说无话，欲哭无泪、欲告无门。

可以引发社会动乱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上述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能够感到快乐的仅有9%也就不足为奇了，剩下91%不快乐的就成为不和谐的因素，但是，他们绝不是所谓的“仇富者”。

四、中国富人：何以富？

西方富人的发迹途径大致有两个，一是从手工业者或平民阶层历经几代人残酷的财富积累才成长起来的；二是在当代知识经济时代，少数人靠知识使财富成几何型成长的，比如比尔盖茨，他们实现了由精神富翁向物质富翁的转化，验证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与西方不同，在中国的富翁中，即没有经过残酷的原始积累，又很少出现比尔盖茨似的 “知本家”,邓小平所承诺的“通过诚实劳动致富”给人们画了一张不可能充饥的大饼。那么，中国富翁是靠什么暴富的呢？富起来的大多是什么人呢？这是所有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从政府到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一个系统的“说法”，而且，我敢肯定，人民还会继续“享受”被愚弄的 “待遇”。

那么，中国富豪是怎么富起来的呢？

第一是演艺界靠“走穴”、“卖身”和偷税漏税。据报载，“明星”“大腕” 走穴的出场费是明码标价的，少则近万元，多则数万元。有人形容，“明星”“大腕”不过是一块臭肉，而那些 “追星族”不过是一群苍蝇，这倒不无道理。拿“明星”“大腕”和学子们比：一个硕士生起码要经过20年的“寒窗”之苦，当他二十六、七岁毕业时，面临的是失业；而明星们到这个年龄早已是名冠天下、腰缠万贯了，他们学过什么？他们懂得什么？真实的情况是，一些大歌星连一点起码的乐理知识都不懂，他们凭什么富？再拿明星”“大腕”和工人农民相比，后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却根本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美满的物质生活，在这里，马克思的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已经被无情地颠倒了！充斥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是：“两手不粘泥，粼粼居大厦。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们不妨对工农的收入夸大一点，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10年，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而那些用生命作抵押，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煤矿工人们，年收入也仅仅1万元左右；我们不妨再对“明星”“大腕”的收入保守一点，一小时的出场费1万元，姑且算一天收入万元，这样我们来看看差距：明星”“大腕”的收入是农民收入的3650倍！是煤矿工人收入的365倍！我们真的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哪一个文明社会、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允许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关键是，问题还不仅仅到此结束，腰缠万贯的“明星们”偷税漏税已经屡见不鲜，官方和民间时不时的流传，那些“刘氏影后” 、“毛氏歌后” 们 偷税漏税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面对共和国、面对贫困的百姓，他们的脸皮是不是“太厚”了？还有那已经成名或尚未成名的女演员们的“卖身”现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象歌坛“甜妹”卖身求富、漂亮女演员陪编导睡觉的佳话此起彼伏，演艺界争风吃醋、淫乱不堪，乌烟瘴气，可怜手握生杀大权的编导和权贵们，面对那么多渴望成功的漂亮女士们，可千万别累坏了身子骨哇!

第二是“黑道”的老大们靠欺行霸市、巧取豪夺，鱼肉乡里，称王称霸，以至于惊动中央，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集中“打黑”。前些年东北有个“老大” ，不仅有自己的别墅，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基地，自己的保镖，甚至还有敢和政府抗衡的准军事组织。据了解，对这股势力地方政府无能为力，在铲除他时甚至调动了外地的武警部队。在一些地方、一些市场完全被 “黑道”所控制，甚至一个“老大”可以对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大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有资料透漏，有个地方谁想发财，谁想当官，甭找别人，只要讨好当地的 “老大”什么事都可以解决，他被称为地下的“组织部长”。“黑道”之所以能发迹，关键还是有“白道”的支持和怂恿。前些年有个城市流传这样一个几乎妇孺皆知的顺口溜：“狗下乡，人下岗，黑白两道当市长”。白道名正言顺的收取税费，黑道则明抢暗夺的收取保护费，多少“市井布衣们”只能在黑白之间的夹缝里苟且偷安。

第三是权力寻租，巨贪丛生。封建时代，中国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那时候的知府恐怕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吧，如果来一场知府vs省长，前者可就相形见绌了。十万雪花银按照现在的白银价格不过区区30万左右人民币而已，别说是省长，就是市长、县长、乡长、甚至是村长恐怕也不是30万就能够满足的了。面对腐败现象的日趋社会化、公开化、严重化，中央开始大反特反，无奈是越反贪得越多，越反官儿越大，一直反到了副总理级别。反贪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朱镕基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所谓“高薪养廉”的高招来拔苗助长，其效果如何暂且不说，起码证明：其一，面对权力寻租，中央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其二，若再不“高薪”，官员们该都贪掉了。其三，官员之所以贪，是因为俸禄太低所至。可叹的是，当时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城乡贫困人口，我们的政府不是雪中送炭抓“低保”；而是锦上添花搞“高薪”，起码说明，当权者的执政理念出了问题。对此我们能说什么？敢说什么？

第四是国有企业的所谓“MBO”，开始了中国经济领域的“造神运动”，一夜之间，可以让人成为新富、暴富。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对于在国企中刮起的“M风”，学者秦晖认为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郎咸平则痛斥是“保姆占了主人财产”。不管怎么说，国企改革的加速，使得很多必要的程序被忽略，在这场“糊涂的爱”式的改革中，政府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企业高层相互勾结，乱中取胜，演绎了史无前例的瓜分公共资产和不义致富的浪潮。这起码证明，当前的改革进程是与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背道而驰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参加工作的员工，那时的显性收入是非常低的，因为国家对职工未来的福利做出了承诺。改革后，职工创造的大量财富和被承诺的大量福利都被凝固在巨额的国有资产里。由职工们创造出来的财富却有别人人意的、不负责任地挥霍、变卖，而真正的主人却被蒙蔽、被欺骗，任何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政府的这种做法和明抢暗夺的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吗？现在，越来越多的工潮表明，由政府造成的、被欺骗的社会弱势群体正在觉醒，他们从质询“谁动了我的奶酪” 开始，已经发展到要求“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这意味着：“新无产者”与“新有产者”开始了类似阶级斗争似的较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导因。

第五是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有一句新民谣很贴切：党的政策是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现有资料表明，垄断行业比一般行业平均收入高10倍。  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是同高额垄断利润相联系的。通过垄断生产、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取得高额利润和高额工资，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  2005中国企业500强前10名为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电信、中化集团、上海宝钢、中国建设银行，略加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们都是高度垄断行业。近几年，煤炭行业这条“饿汉”与电力行业这头“肥牛”颇有意味却又非常典型的“煤、电之争”越演越烈。煤炭行业是中央撒手活眼、任其自生自灭，而且行业集中地非常低的产业；而电力行业则是中央垄断的产业。由于利润向下游倾斜，电力行业的平均工资是煤炭行业的数倍。为了吃饭，煤炭企业纷纷要求电煤涨价，而国家电网一纸通知，使得煤炭行业如同伸开五指，与电力行业攥紧的拳头博弈，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垄断与非垄断的差别，倒让我们想起了那句歌词“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除此之外，大量的、非人道的待遇差别在改革开放中被人为的、政策性的放大。比如上下都认同的城乡差别，经济的膨胀造成的一次次新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受教育权的实际被剥夺。2000年农民上访上告的总数第一次超过了城镇。国土资源部上半年群众反映征地纠纷，占上访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人是诉说征地纠纷问题，其中87%是反映补偿不足，安置不当的问题。国家信访局2002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信初访共4116件，都是农民反映失地失业的问题。其中浙、苏、闽、鲁、粤五省占41%.农业部的来信来访中2001、2002两年有关土地征用和流转问题的都在50%以上。 失掉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进城打工沦为“新流氓无产者”，反被“京官”、 “京民”及权贵们斥为素质低下的人。这好像是先逼你为娼，然后再骂你不要脸一样。倒让人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不知道今天的聂赫留道夫，面对被自己引诱导致堕落的妓女马斯洛娃们，你们的良心何时才能“复活”。

再比如东西差别，二十几年前，东南沿海因为一个圈，就耸起一片城、就富起一批人，殊不知，正是那句话，使得“一江肥水向东流”——中央的政策孔雀东南飞，西北的人才孔雀东南飞，西北的资源孔雀东南飞，把个好端端的西北部地区“只吹得水尽鸭飞罢”！然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倒是早就如愿以偿了，可是“先富帮后富”的兑现到现在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可能是“好事多磨”吧！

问题还远远没到此为止。少部分人“喜刷刷”鼓起了腰包，他们掠夺了多少资源？消耗了多少能源？使多少人坠入贫困的行列？糟蹋了多少美丽的绿水青山？然而，这一切谁来买单？当然是平民阶层！甚至是平民阶层的子孙！国家权威部门透漏，个税的60%以上来自于普通工薪层——他们吃的是草，流出的是鲜血和奶水。有一位经济学者撰文抱怨：民企在最不被理解中发展。同时还强调：改革就是要付出成本，那就是3000万国有职工失业，5000万农民丧失土地！而我们想对他做出评价，不是想评价他有没有理性，而是想评价他还有没有最基本的人性！有些网民情急之下骂一些人“教授不如禽兽”，同感也！

五、结论——理论的迷失与方向的偏离

近几年，一个结论从经济学大腕那里出来，并且显然被执政者所接受，即当GDP人均达到万元时，社会就会矛盾凸现，进入相对不稳定期。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个对中国社会走向影响极大的结论，究竟是归纳出来的，还是演绎出来的？如果是演绎出来的，它演绎的前提或根据是什么？如果是归纳出来的，是不是完全归纳？如果不是，那么大腕们又在用小孩子堆积木式的简单游戏来戏弄政策制定者，同时也在愚弄更多的老百姓。我们不去认真审视改革开放的每一个环节是否正确，不去反思整个过程中的不足和失误，不去检讨从理论到实践的迷失，不去寻找导致不和谐的原罪，而是把所有问题简单地归咎于GDP，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无异于掩盖“罪行”。

1921年到1949年，在28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们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 “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改革的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整整也走过了28年。两个28年相比，后者的历史显得多么轻浮，我们得到了物质，却失去了精神；我们制造了一批精英，却失去了民心——得民心者的天下呀！

1980年，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因远离了原点而迷失方向，失踪26年后尸体被找到。其实追根溯源，改革的原始立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是后来的实践中，从“摸着石头过河”和 “不争论”开始，我们渐渐远离了原点，结果是不是和彭加木殊途同归，原上帝保佑吧！

中国改革走了一条毛泽东路线：农村包围城市。但无论怎样，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没有变，仍然归国家和集体。至于为什么没变，大概还是利益使然吧，没有了土地出租权，政府还拿什么揽财？

但是城市改革可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到否定社会主义，实际上大踏步推进资本主义私有化进程，从此理论的迷失最终导致方向的偏离。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致路径是：强化按劳分配→简政放权→承包制→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改制→管理层收购。从这一路径我们可以看出，改革是从中间环节开始逐渐迷失方向的。比如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我们想知道，真正的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除了劳动外，还能占有其他生产要素吗？我们还想知道，所有中国人齐刷刷的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那些以资本参与分配的人，他的资本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

可能会有人站出来反驳：谁说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从物质上衡量是否在向私有化发展，一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程度；二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比重来看，国有经济——其实这是一个被权贵颠倒了的概念，应该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现在已经不到半壁江山；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来看，我们连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的原则都抛弃了，基尼系数超过0.5。而且基尼系数从0到0.5，我们仅仅用了20多年，所以，我们不仅贫富差距排在世界的前列，而且我们跑步完成私有化的速度也是绝无仅有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什么可以排在世界前列的？

使中国改革偏离方向的，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派的出谋划策和政府官员的决策。他们的一个基本理论原点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这是当代中国出现的所有问题的原罪。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哪一个更能推进社会进步和公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解放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洋火”“洋蜡”“洋锹”“洋布”，新中国成立时我们连基本的生活日用品都依赖进口，解放后迅速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总量已跻身世界八强，而这其中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如果抛去十年“文革”，才仅仅用了20多年，这难道不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吗？

本文的第一部分曾经指出，马克思曾经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到现在仍然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但是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就死亡，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相比早已面目全非。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深层次上比中国要“社会主义”的多。以当代美国为典型，他们的制度比中国更讲求机会的平等和社会的公平，用法律来保证其在“在公平的基础上讲究效率”；而我们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且所谓的 “兼顾”早就在实际操作中被虚化的无影无踪了。“平等”和“公平”，这本来是社会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却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了。中国和美国，谁是社会主义，谁是资本主义？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回答斯汤达笔下的于连究竟是“红”还是“黑”一样困难。

再比如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所谓“大陆法系”名誉下，实行的是精英判案，实际上为执法腐败埋下了伏笔，可名誉上喊着“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这话连放屁都不如；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其成员越平民化也好，越是法盲越好，人民可以凭自己的直觉判案，判决的结果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再比如美国的股市，与中国相比有四大区别：一是全民化，二是真实的信息披露，三是严格的监管，四是保护全民的利益；而中国呢？一是少数人，二是假信息，三是无监管，四是股改的目的不是为全民，而是为了所谓的“全流通”。相比之下，哪个更社会主义化？

我们不必过多地分析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现在看来各有千秋，无论是完善的社会主义，还是完善的资本主义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其不足。但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全体人民的选择，相比之下更适合中国国情。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中放大社会主义的缺陷和资本主义的优势；一些人在经济领域大踏步推进资本主义私有化，在中国构成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的浪潮，实际上是一场少数精英阶层与广大人民的斗争，反映的是阶级矛盾，绝不仅仅是所谓对改革的认识问题，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大加指责，批判本文又再用 “文革”似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批判本文是“盛世危言”；批判本文是逆历史而动；批判本文是认识问题“意识形态化”；甚至是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是呀，这是一种惯用伎俩，只能允许他们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却不许你张口申辩。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再强调一次：人民拥护以改革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反对以改革为借口通过“私有化”使人民贫困化、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