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1953年的中国社会

1368——1953年的中国社会

一、从自然（战争：狩猎）经济到计划生育及经济

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在贵州学政任上写的《治平》和《生计》中阐述了他的人口理论：

1，                生活资料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可以增加5倍至20倍，而由于受土地面积的限制，生活资料只能增加3至5倍。

2，                像洪水、饥荒和瘟疫一类自然控制不能消灭剩余人口。

3，                依靠别人为生的人比参加生产的人多。

4，                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但由于人口比货物多，支出和消费力会更大。

5，                人口越多，劳动力将越不值钱，但货价将会越高；这是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而货物求多于供。

6，                人口越多，人民维持生计越难。由于支出和消费力越来越大于社会总的财富，失业人数将增加。

7，                人民中财富分配不均。

8，                在饥荒、洪水和瘟疫之类自然灾害中，那些无财无业的人将先会受冻饿而死。

（计划生育是传统人口自然增长的理性规划，而以理性自诩的西方人权分子的攻击试图让中国堕入明清战乱及印度、非洲的深渊。当然，洋奴们又攻击起计划经济时代了，然而没有那时的人口基数和宏观调控，在海外封锁的情况下国家工业基础从何而来（煤油与人力及杂交水稻），可以对比一下对“美”开放以后的进口产品为何？而世界工厂的基础到底在哪里？）

二，土地国有及集体管理之基础地位

一位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经济史家陶尼（TAWNEY）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提

到：“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农民的革命还有待爆发。如果他们的统治者继续剥削他们，或听任他们受剥削，残忍无情和前此一样，那就可能有不幸的结果。果真如此（政府和地主）也是罪有应得。”

他的预言可加一个历史注脚，1927年的国民党也还是资产阶级的事，资产阶级化到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所热切追求的革命目标之一——平均地权。CC派领袖陈果夫在死于台湾前不久对抛弃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最终做了理论辩解：“（在30年代）我们除了整理地籍、税率、租额，使其公平合理外，对地主并没有特别加以限制，可以说根本没有注意这一问题。”根据中央农业实验站在30年代后期所作的调查：56%的农户每年必须借贷，48%的农户每年必须借粮才能维生。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更依赖西南未占领地区的粮食供应了。

三，税赋与汇率

缙绅与地方官府吏胥勾结，施用种种诡计将赋役担子几乎完全转嫁到贫苦的、目不识丁的百姓头上，以致造成日益严重的农民逃亡。由于农民逃亡而使当地人口降至最低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某些地区，削减地税额的好处早已被过度的杂征所抵销。正是这种日益加重、越来越不公正的劳役负担，将许多天良未泯的地方和省级官员引向所谓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的方向。

而从19世纪初年开始，由于白银与铜钱兑换率的改变（墨西哥银圆），农民更受其害。如果说农民在晚清的赋税负担已经很重，那么他们在民国初年的境遇可能更糟。军阀肆无忌惮，完全是无耻的勒索者，他们几乎随意加征捐税并增加新的捐税，到本世纪30年代初，四川某些县份的地税甚至已预征到几十年后。

四，仁政与法制

雍正更依靠法家严格执法的信念，而不是儒家的德化空谈。雍正和汉宣帝一样，认为法律与实际严重脱节必定会引起官员的腐化，而官员的腐化必然使国民中最无能力抵制官吏和土豪欺凌的人们遭殃。他在位期间通过对各级官员的严密监察清朝中央及省、州、县的行政效率达到了最高峰。

1735年（十三年）他一死之后，保守的官员间立刻就掀起了一场“翻案”运动。他的继任人急于博取声望，对转向儒（道）家放任主义采取默许态度。乾隆皇帝的挥霍，对边疆的用兵及嘉庆元年至七年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长期军事行动，到道光三十年户部库银已跌至800万两，而雍正年间的库银是6000万两。

五，要有“拿来主义”的改革开放

（鸦片战争以来）88年的关税特惠条约使许多货物只能值百抽五，使中国的新旧产业对外国产业和在中国的外资产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在1860年至1890年期间兰开夏将中国土布完全逐出了城市时常就是例证。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内斗），新建的中国棉纺织厂始终无法匹敌。海关史学家HB莫尔斯：“1905年，棉纺织占中国全部进口值的（不包括鸦片）44%。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棉布的流向是自中国流向西方。”

18世纪初的教士林赫德：“各省都有其独特的财富，中国内地的贸易规模如此巨大，以至整个欧洲的商业都无法望其项背。各省就如许多王国，互相交流各自的物产，这促使各地区的人们融化为一，并促使一般城市都繁盛充裕。”另一欧洲商人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人很少关注对外贸易的一种极妙的理由是他们的国内贸易规模是非常巨大。”

                 （  参阅何柄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