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到保安后，是谁在指挥西路军？

1936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带着西渡黄河的21800余人组建西路军，在张国焘授命下，进入河西走廊，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去创建甘北根据地。

从1936年10月20日张国焘、朱德与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将领分开，离开会宁前往打拉池与彭德怀会面开始，至11月30日张国焘、朱德随同周恩来到达陕北保安，张国焘一直指挥着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西路军也是向张国焘汇报、请示工作。

直到11月下旬山城堡战役胜利后，张国焘、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随同周恩来前往保安时，张国焘才将四军、三十一军交给彭德怀指挥，但他并没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11月26日，中央在任命任弼时为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的任命电里，指出“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统归前总指挥”。

1936年11月30日，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到达保安，标志着中革军委的统一。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扩大，并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我们一般默认张国焘到了保安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指挥权，这种默认是以电报为基础的。

查阅自1936年12月7日后，已知中央向西路军发出的电文，基本是使用“军委主席团”这样的组织名义签发，那么签发人就该是军委主席毛泽东。

在已公开的中央与西路军来往电文中，张国焘到达保安后以个人签名发出的只有二份：

1937年1月8日，向西路军领导指出“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1937年3月4日，要求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看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电文史料，我们极易得出张国焘到达保安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指挥权的结论，因为张国焘此时已经没有一年多前同中央辦手腕的本钱了。

于是我认为这里出现了个疑问，张国焘如果到保安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指挥权，那么在他的回忆录中，必然会出现相关的记述，会理所当然的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卸在毛泽东的身上，但我们翻看张国焘的回忆录，他并没有说到达保安后，就将对西路军的指挥权交出，中央也没有向他提出要西路军指挥权。

他在回忆录中说，“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国家大事”指的是联合张、杨的西北抗日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远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

这段回忆文字，表明张国焘到达保安后，对西路军的指挥仍然是由他在主导。

那么中共中央其他人对西路军是什么态度？

张国焘接着说，“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个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张国焘的这种抱怨，说明中央的其他人完全明白西路军入河西走廊的目的，就是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小集团利益，西路军是张国焘的自留地，中央如果叫张国焘交出西路军指挥权，必会引发张国焘的不满，难免惹来一身骚（从已知的电文看，中央也并没有当“甩手掌柜”，同样在积极地给远在三千里外的西路军想办法）。

正是中央没有接过西路军的指挥权，而是让张国焘继续指挥，使得他无法推卸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以至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只能直言，“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

就西路军的成立原因和失败责任而言，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少见的没有推诿卸责，这比某位二十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大搞篡改、嫁接史料，推卸西路军失败责任的主要负责人坦荡多了。

从张国焘回忆录看，是他在继续指挥西路军；从电文史料看，是“军委主席团”在指挥西路军。

这是个使人感到奇怪的差异，那么究竟是谁在保安继续指挥着西路军？

我认为还是得从电文里着手，分析每一份“军委主席团”发出的电文，看能不能试着进行是毛，还是张的意图归类，寻找规律。

将1936年12月7日至1937年3月17日，中央发往西路军的已知电文做了个统计，共有23份：其中毛泽东1份、张国焘2份、毛、朱、张联名1份、党中央1份、中央和军委3份、军委主席团15份。

看着这份统计表，最初我还是比较乐观，它完美的避过了1937年2月17日、3月4日中央批评徐向前、陈昌浩等的电文，中央指出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在于徐、陈等对过去政治路线错误的没有反思，这两份批评电是张国焘绝不会主动提出的。我有些轻率的认为只需要重点分析这剩下15份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单独签发的电文，根据内容细分归类就可以区分出哪些是张国焘意见，哪些是毛泽东的意见。

看易行难，发现要在剩下的15份“军委主席团”的电文里，依据内容强行分出某份是某人的，这难度太高了，而且容易被反驳者批为按需裁截，这是个无绕过的坎。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里，似乎很久之前有种说法：西路军领导层不知道哪份电报是中央的，哪份电报是张国焘的，造成了思想混乱，不知所措。

我曾经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因为四个原因：1、电台呼号频率不一样；2、电报格式里会有发出人落款；3、西路军指挥部与中央、红军总司部、下属各军的联络密码都不一样；4、发报员的各自手法也是判断发报方是谁的方法之一。

可能也是觉得这种分不清中央与张国焘电报的傻傻说法不靠谱，这些年来就再没听到有谁提出过。

哪知我现在也遇到相似问题，为了避免“按需解读”的指责，只有制定个统一的标准或假设，推论出的设想才能或可成立。

因此我大胆的以张国焘回忆录做依据，设想真如他所说，到保安后依旧是他在指挥西路军，将这15份电文，都算到他头上，是他在“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看这推论能否成立。

首先是要论证中央为什么没有解除张国焘的指挥权，而是继续安排他指挥西路军？

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面对西路军决意西去的现实，中央只能求团结，让其始作俑者（张国焘）继续指挥。

中央在11月11日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的询问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做出了继续西进的决定，并在12日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

中央得知西路军继续西进的决定后，13日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时指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中央做出了“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的决定，那么为了团结的需要，在中央这个层面指挥向西的指挥者，无疑还是张国焘合适。

第二，张国焘在党内、军内的职位，按照组织程序，中央也需要张国焘发挥其作用。

到保安汇合后，中央并没有撤销张国焘的军职，在12月7日的任命中，张国焘仍然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军职此时已经是全面超过朱德：朱德不仅仅是作为红军总司令被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管辖；朱德在中革军委主席团里只是七名成员之一，同样也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的下级。

这样在中革军委内部，此时有签发命令权力的就三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其他的主席团成员，应该没有使用“军委主席团”名义发布命令的权力。

第三，当时的国内状况，中央没有合适的人选替换张国焘指挥西路军。

虽说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都能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指挥西路军，但我们需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后再做判断。

毛泽东作为在中央政治局里负责军事的常委，兼任着中革军委主席，指导红军前敌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抗击国民党军的围剿，就占用了他相当的时间，但这还不是最紧迫的事，击破国民党中央军围剿，只能是使其暂停，是治标不治本。

在当时日寇步步紧逼，蚕食国土的情况下，促使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与红军结成抗日联合阵线，是毛泽东更重要的工作。通过大量史料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仅频繁的与张、杨联系，也在不断向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写信，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些工作才是解决红军困境的根本之策。

因此我认为这些事已经是耗费了毛泽东大量的精力，他不可能还会有精力去对几千里之外的西路军，进行大量具体的指挥。

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着中革军委副主席，作为毛泽东的副手，经常在外奔波，特别是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谈判都是他在具体的操作。在不久之后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周恩来更是共产党方面的最主要谈判者，频繁在外的工作，决定了周恩来也是不可能在中央驻地（保安/延安）对西路军进行具体的指挥。

正如张国焘回忆录中所说，“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

依据排除法，此时有资格在保安代表中央指挥西路军的指挥者，就只有张国焘了。

其次我们需要分析在“军委主席团”发出的这15份电文里，有没有绝不会是张国焘的意图。如果有，就说明这个设想有无法克服的问题，还需另想方法解决；如果没有，那么我提出的“张国焘在保安继续指挥着西路军”这个大胆猜想就或可讨论，并不是可笑的无稽之谈。

现在我们逐一的试着分析这15份“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发出的电报。

1936年12月15日电：“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中央对从新疆方向获取远方援助，毫无兴趣，中央在西路军组建电令中，丝毫没提及该部队的任务，也没有相关的政治口号和鼓励用语。看此电文中出现了“负责奠定”、“重大使命”的词语，这毫无疑问是张国焘的意图。

1936年12月18日电：西路军“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试与诸马谈判”，“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中央与徐向前等西路军将领的分歧在于先建根据地，还是先去接通远方。中央主张是先建根据地，在给共产国际电报里估计西路军要第二年夏天才能到达安西；徐向前在大靖会议上将建根据地的原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更改为先去接通远方；张国焘最初的主张也是先建根据地，但随着西路军放弃攻占凉州和毛炳文过河追击，才同意西路军速打通远方为要着。此电文里出现“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当是张国焘的意图。

1936年12月22日电：关于撤换九军军级首长，“因为他们均是高级干部，培养是不容易的”，“使他们明白错误范围与性质，是完全必要的，但给予撤职处分则不适宜”。从中央照准徐、陈提议的西北前委组成人员名单看，表明中央不会对西路军内部的人事安排进行干涉；董振堂在西路军中尴尬处境也是证明中央不会干涉西路军的内部安排。因此这份关于对撤换九军军级干部意见的电报，当是张国焘意图。

1936年12月24日电：介绍西安情况，“在整个战略方针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担心胡宗南袭取兰州，张学良向周恩来提出将西路军东调侧击胡敌，这个提议不仅符合毛泽东有关红军紧靠作战的主张，此时也是符合张国焘的利益。自红九军在古浪损失惨重，张国焘在河连湾时，就不断的收到西路军告急的电报，他在回忆录里就称“大感忧虑”，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面对可能的失败，但碍于之前一心向西的固执己见，张国焘绝不会承认路线有错，安排西路军东返，他不得不对西路军进行不断的鼓励，以期能扭转不利情况。现在能借着配合张学良的请求这个好名声调回西路军，即避免赔光老本，又保全了脸面，他当然是乐意的，因此这份电报也可说当是张国焘意图。

1936年12月27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这份电报里乐观的用到“前途甚佳”，与中央在同日对西安事变的通报有差距的，中央通报“另方面估计到日本与亲日派之压力，估计到英国之立场，蒋介石在改革内政与联俄、联共与对日抗战等基本问题上，仍有动摇或迟延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领导西北及全国革命势力继续迫蒋抗日政策，彻底的达到我们及西安事变之目的，即彻底击溃蒋介石之动摇地位，断绝其过去所谓抗日亲日以外第三条路。这是还要用很大的努力的。”因此，我认为由于之前西路军在23日12时、25日10时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表达了不愿东返兰州的意愿，再加上错误估计西安事变后的乐观形势，这份电报当是张国焘意图。

1937年1月5日电：“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集中作战”，“伺机消灭敌人”，“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1937年1月7日电：“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

1937年1月8日电：“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

1937年1月8日电：介绍河东的国军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望你们应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肃、甘、安根据地”。

1937年1月9日电：“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

1937年1月16日电：介绍西安地区情况，同意西路军“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

1937年1月24日电：“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1937年1月25日电：介绍西安情况，指出“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1937年2月26日电：“固守五十天”。

1937年3月13日电：“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

从1937年1月5日到1937年3月13日的这10份“军委主席团”发出的电报，已经是无法从内容来分析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的意图了。

最后，在张国焘回忆录里，从红四方面军将领对中央的指责中，我们同样能得出张国焘并没有被剥夺职权，仍然是他在指挥着西路军的推论。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从这段所谓主要是第四方面军干部的认为和答辩中，刨除路线之争外，我们还是可获得比较多的信息：

一、“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因为张国焘没有过黄河，是在远离河西前线的河东后方间接指挥，而河西前线的陈昌浩（徐向前）在临阵指挥上有错误，才造成西路军的失败；如果张国焘也过了黄河，在前线亲自策划指挥，就会准确的判断敌情抓住战机，指导陈昌浩（徐向前）做出正确的部署，取得胜利。

二、“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

这个有些同志的指责，我认为恰恰说明了张国焘到达保安后，仍然是他在指挥着西路军，毛泽东没有接手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因为这条看似是在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但指向的内容却是“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而不是在指责毛泽东对西路军的不当指挥，造成了西路军失败。

我们翻看中央与西路军的电报史料，内有不少“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的国内各方面情报，就知道这些同志以“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指责毛泽东，不过是缺乏证据的臆测，毛泽东有没有封锁情报，张国焘他自己最是清楚的。

    三、“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

这种少数人的指责，更似歇斯底里的情绪宣泄，纯粹就是扣帽子，但是我们从指责毛泽东“幸灾乐祸”的这种宣泄中，也是能得出毛泽东没有从张国焘手中接过对西路军的指挥权这样的一个判断。

因为“幸灾乐祸”这词在指责语境中，往往是同“袖手旁观”紧密联系的。如果真是毛泽东代替了张国焘在中央指挥着西路军，那他在这些少数人的指责中，就不仅仅是“幸灾乐祸”这样轻松的了，被他们扣上更恶毒的指责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结

综上所述，为解决张国焘到保安后，是谁在指挥西路军的疑惑，本文根据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所述，用排除法，结合电文史料，反推出张国焘到保安后，仍然是他在指挥着西路军的结论，并不是我们以前所默认的自1936年11月30日张国焘到保安后，西路军的指挥权就转移到了毛泽东那样。

当然，以上结论这仅仅是我的推测，广大读者们想必也清楚这个推测有个最大的问题，即缺少物证史料支撑，全凭“脑补”，我们需要看到这段时间出自“军委主席团”的电报原件或影印件，看其草拟笔迹或签发笔迹，才能从物证上确定究竟是谁在保安指挥西路军。如这些电报上的笔迹是出自张国焘或其秘书，则我的推论就能成立，是张国焘在保安继续指挥着西路军；根据叶子龙的回忆录，我们可以认为由毛泽东处发出的电报，应该是毛泽东亲笔拟稿的，如果笔迹显示是出自毛泽东，则是毛泽东在指挥西路军。

不过读者们也要有心理准备，这或许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有资料表明，1939年之前的中央军委发出的电报原件保留下来的很少，那时为了携带方便和保密，凡是发出去的电报，都集中抄在本子上，原稿烧掉。直到1940年才不再把电报原稿烧掉，而是保留下来。1939年以前大量的署名“中央”、“军委（军委主席团）”的电报，就不好确定是不是毛泽东起草的了。对应到是谁在保安继续指挥着西路军这个问题上，或许只有研究那段时间军委发出电报的抄本，看能不能从中找出规律，进行归类，这也许是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