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的模范人物是不会被遗忘的—《皇天后土》附文、前言及后记

　　全民族的模范人物是不会被遗忘的
　　——《皇天后土》书前附文

　　献  给
　　伟大的祖国母亲——60周岁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胡锦涛总书记慰问老劳模
　　2008年1月14号晚上，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总书记胡锦涛去合肥考察的报道：
　　12号下午……胡锦涛来到阜阳区逍遥津街道西康社区考察……家住西康社区71岁的楚维道老人是安徽省劳动模范。带着对老劳模的深厚感情，胡锦涛来到楚维道家中看望慰问。胡锦涛同楚维道一家坐在一起拉家常。楚维道告诉总书记：国家给劳模的各项待遇自己都享受到了，现在日子过得很快活。胡锦涛动情地对老人说：“您是老劳模，我今天到了合肥，特意来看看你。你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你和千千万万的劳动模范一样，是国家建设的功臣。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的。我每省到一个地方，我都提出来，要看看那些老劳模、老先进。大伙不也这样强调吗，我们各级党委、各级政府要尊重劳模、关心劳模，要弘扬劳模的精神。现在，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仍需要弘扬这种精神。”
　　（据录音记录）

　　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
　　毛泽东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致热烈的祝贺，并向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庆祝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庆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纪英林，这个典型是不会被忘记的
　　——访中共中央党校（时任）常务副校长苏荣
　　陶  冶

　　写纪英林我很高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中国几亿农民中，有这样一位优秀的代表，在长期实践中作为我们党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实属不易。可能一个人一生中会做一些好事，但永远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红旗不倒，不容易。
　　与纪英林一起共事5年时间，从1975年8月到1980年8月。我那时是从那金公社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岭下公社任乡党委书记，市县委常委兼党委书记。31个社镇就我一个人是县委常委兼公社党委书记。那30个党委书记大多是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当时社镇党委书记归地委管理，老同志担任社镇党委书记比较多。我去的时候，纪英林所在的红石岭就很有名气了，搞得很好，已经全部实现水利化，而且是自流灌溉；全部实现机械化，完全是机械化播种、机械化耕地。人均收入也是很高的，不仅在公社、在县里，就是在吉林省也是收入最高的大队之一。纪英林当时就是吉林省乃至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所以不是因为他与我相识他才出名，而是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影响了。一直到我离开吉林省，相识相知近30年。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看，我认为纪英林仍是个好农民、好党员、好的农民带头人、好的基层干部，是历史性的人物，为我们党在农村的发展富裕，甚至可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个农民应有的贡献。我想，后人是不会忘记的。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但是，纪英林仍将占有他应有的历史位置，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光环就会泯灭，乃至被人们忘记。不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纪英林对他这个大队百姓的那种感情，是共产党人对百姓最质朴感情的体现。纪英林满脑袋装的是怎样让他的社员们富起来；满脑子装的是怎么将这个大队的集体经济搞起来；满脑子装着的是到过年过节时，鳏寡孤独的农民兄弟也能像正常家庭一样享有人间的欢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
　　我在与纪英林相处的5年时间里，没发现他有以权谋私的行为，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去谋取私利；而是把他的良好人际关系都用在为红石岭大队的群众利益上。比如让百姓看电影，就购买电影放映机、定期取拷贝；想方设法去买比较便宜的种子和化肥，节省成本、节省开支。当时是以工分计劳日值的。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要想分得多就得降低成本节省开支，时时处处都得注意。纪英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红石岭是人均产粮最多的生产大队。我在的公社是全县产粮最多的公社。1977年的时候，全县31个社镇中，我们公社交售的征购粮等于全县的三分之一，就是一个公社等于10个公社交售的粮食。我们岭下公社是全县交售征购粮最多的，而红石岭的人均产粮和交售的粮食大概是我那个公社人均的几倍。百姓普遍能吃饱饭，还能吃好饭，吃细粮。他们当时有水稻，能吃饱，能吃好。红石岭人普遍有自行车，普遍戴手表。当时我记得是上海表，120元一块。自行车、手表，这是从个人的富裕程度上看。红石岭人的穿着当时比较讲究，穿的比较好。再就是过年过节，纪英林都把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找到自己家去吃饭，而且每年一次，不容易啊！那时不是集体的东西，全是个人的东西，找家去吃饭，他做到了。每天起早，他去打扫大队那个院，就是大队部。每次开会回来，他都在红石岭的田地转一圈，看看渠道有没有漏水的，庄稼长得如何。这样的事业心、这样对百姓的一片赤诚，在今天也仍然是农村干部学习的榜样。虽然他讲不出什么更多的道理来，但是他的实际行动显示了他的品格。这是当时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方面。
　　第二，他不仅想本大队百姓怎么富，还想怎样加快发展集体经济。他不仅想本大队的集体经济发展，还为全公社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当时，红石岭粮食生产收入占的比重什么程度呢？多种经营占的比重和粮食的比重一样多，各占一半。这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主要是沙石，办沙石场拉沙石。并且在本大队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建议公社办企业。所以在他的建议下，我去了之后办了公社沙石场。当时是全县最大的社办企业，一年净利润60多万。关于这个，公社老同志知道，现在的人不知道了。为什么？当时办沙石场得有人买沙石呀。用现在话说，你得有市场吧！当时是计划经济，没有人买，你不拉倒吗！现在叫先有市场，先销售，先有订单后生产。那时没这个概念啊。所以，纪英林用他良好的人际关系，找当时计委的领导，也就是地区计划委员会的领导，把沙石先销出去。当时白城地区第五、第六建筑工程公司，货都订好了，之后我们办了沙石场。是1976年办的，我走的时候一年利润都60万左右。我走了5年以后，叫一些败家子儿给整黄了。当时我们公社买了两台汽车、4台60型推土机，整地造田；两台业特28，就是胶轮拖拉机，特别富裕。全公社16台放映机，一个大队一台，都是用沙石场的钱买的。之后，还办了农牧场。农牧场有60多头牛、300多只羊，种100多垧地。又办了一个酒厂、一个豆油加工厂。所以，公社干部都愿意上我那公社去。为啥？一到新年，给公社干部分100斤小米，一毛钱一斤，那时候不得了！100斤黄豆，一毛钱一斤；1000斤白菜，一分钱一斤；1000斤土豆，一分钱一斤。所以，我公社伙食最好，副食好。全县每年社镇党委书记现场会在我那至少开三五次。我哪年都搭进去3万5万的。我给提供伙食和方便条件。这些都来源于社办企业的利润。社办企业开始谁办的？是纪英林给我出的主意办的。渠道是纪英林跑的。没有沙石场，就没有岭下公社的小农场，就没有榨油厂，就没有酒厂。我记得当时好像叫“割资本主义尾巴”，1975年开始的，我心里也胆突突的。纪英林对这些事看得明明白白的。纪英林在百姓得实惠和政治运动上处理得非常好。他对政治运动不讲、不沾边，专干百姓得实惠的事。很了不起呀！别看不能说不能讲的，很有政治智慧。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这些，他不沾边。不发言不反对，我干我的。干老百姓得实惠的事，而且节省每一分钱。就像买车轮胎，他是一直推到火车上去的。不是一次两次啊！因此，岭下公社社队企业的发展，乃至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纪英林，就没有当时那些利润，几十万的效益。
　　第三，纪英林干事不做官。他只想干事，不想做官，实实在在，实心实意。1977年8月，他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从北京回来，我们都迎接了。公社组织几百人，有机关干部、学生、社员。当时还有岭下镇，书记是牟长山，我们俩组织岭下公社、岭下镇的机关干部，红石岭大队、镇西大队的社员和学生，大概几百人。迎接完之后，地委书记张凤岐和县委书记刘永江检查工作到岭下，我向他们汇报工作。当时纪英林不在场。我和两位领导汇报，我说，纪英林长期做大队领导，是我们党培养的模范，是党多年培养的农村基层干部。当时纪英林响应总理号召，做了结扎手术，男性结扎，计划生育。像这样的共产党员比较少。当时有一句话，大意是：能领导好一个大队，就能领导好一个公社；能领导好一个公社，就能领导好一个县；能领导好一个县，就能领导好一个地区。他现在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比我任职还早。我高中毕业返乡了，也当过大队会计、党支部书记，后来到公社做副书记出去的。我那时在那金公社新立大队，离他那有60多公里呢。后来做那金公社书记、县委常委，1975年8月调岭下。这样，我就跟张凤岐书记和刘永江书记提出来，我说纪英林的人品和能力，领导这个公社没问题。他现在是中央候补委员，能不能叫纪英林做公社书记。张凤岐书记就问了：“苏荣，他做书记，你干啥去？”我说我做副书记，工作我干，出问题我负责，就由纪英林在前边挑头就行。这样对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中央候补委员怎么能在我领导下呢？我当时是县委常委，他当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公社党委副书记。我让位由他当公社党委书记，张凤岐和刘永江觉得我的想法挺好。两位领导说我，年轻干部有党性、有觉悟，主动让出位置。我说没关系，工作我负责我来干，班子协调我来办，不团结的事我负责。纪英林只要在前边领着就行。也不光是打旗，主要考虑他当党支部书记比我早。这样有好处，中央候补委员嘛，做公社党委书记，将来能当县委书记当县委书记，能当地委书记当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张凤岐和县委书记刘永江对我的话挺感兴趣。于是就说：“那就把‘老虎’找来吧！”当时大伙不叫他纪英林，都叫他“老虎”。想不到找来一谈，纪英林急了：“苏荣干这么好，我哪能干这缺德事？我不当书记，副书记我也不当了！”拍屁股走了。就这样，也没跟两位书记告别就回家了，跑回红石岭了。不容易呀！一个老农民，放着党委书记不做，竟然达到了有点儿失去理智的程度，和地委书记都掰脸了。别说那时侯，现在也办不到啊！所以，我说纪英林是只给百姓谋利益，不图官名，不要官利，不当大官专干实事。难得呀！他当时是五十年代的红旗手，是五十年代中央人民政府送到苏联去参观访问的青年老虎突击队队长，到1980年，当全国农民的先进典型已近30年了，有如此风格，多么可贵呀！
　　再就是纪英林对农业技术人员特别尊重。当时在我们公社蹲点的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地区农研所的。县里叫站、地区叫所，来这蹲点有20多人。他经常招待他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尊重人才，尊重科技，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红石岭由双交种到单交种，由机播到科学施肥、配方施肥。这些，纪英林是完全不胡干。这个人是比较老实的，完全听科技人员的，对他们很尊重。别的没有，那就杀只羊、杀头猪什么的，弄顿饭、喝点儿酒。他们当时有个招待所。那是我去时给建的。我考虑红石岭负担太重，为此，我公社拿大头，他拿小头，建了红石岭招待所，专门接待省、地、县来参观的人。他就把技术人员找到一起吃顿饭，大家觉得很温暖。
　　另外，我觉得纪英林是个老实人。纪英林从不说谎，不说假话，不虚夸成绩。他能干十分，只说六分，而且说得很朴实，政治术语他不会说。所以我看纪英林是个老实人、忠厚的人，对人民忠诚、对党忠诚。也可以说就是“三个代表”的模范践行者。
　　关于纪英林我就知道这么多。也得感谢你呀！退休之后为我们党的劳动模范树碑立传，做宣传。其实是对共产党的宣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对人民共和国的宣传，毫无个人利益呀！之所以你打几次电话我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我有我的考虑。这几年我没题过一个字，没写过一句话。我不愿意上报纸、接受采访，这次是例外了。为什么？因为我挺喜欢纪英林，也可能是农民情结吧，都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关系。那么纪英林为什么佩服我呢？我当时搬到四家子，他到我家去，没想到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家境如此状况，他很惊讶。另外我到各大队不喝酒，除非到纪英林家。我在岭下工作5年，没办过伙食点。所以他挺佩服我。可以说我俩的关系是纯洁的。
　　你放心地写吧，好好地写吧！祝你成功，但愿早日看到你这部作品！
　　（根据口述整理后经本人审阅）

　　2007年3月2日于中央党校

　　说真话咋就这么难——《皇天后土》前言
　　陶   冶

　　《皇天后土》本来是我正在写作中的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到第六章了。由于受到一位朋友的推荐，我接受了吉林省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的委托，采写一位老劳模，旨在通过这位劳模的事迹作为开发区的一个亮点，来宣传开发区。和这位老人一接触，我就被他的经历和事迹吸引了。他是个普通的翻身农民，是一个小人物；他的命运和全国人民一样，跟中国共产党，跟毛主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融为一体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他这儿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这个人。他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是实实在在的，是发自内心的。在他心目中，共产党就是天上的太阳，毛主席就是搭救他的大救星。他发誓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共产党提倡的，毛主席指示的他就得马上行动，而且干就要干好。共产党、毛主席是代表广大人民，尤其代表劳苦大众的，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党中央、毛主席日夜为老百姓操心，为老百姓着想，咱老百姓也要为党中央、毛主席分忧，为党中央、毛主席着想。党中央、毛主席想到了的咱无条件干好，党中央、毛主席未想到的咱也该主动去干。为什么？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呐，主人不为这个家（国之大家）着想那还算主人吗？尤其是自己入了党之后，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了，就不能满足于自个干好了，还得带领穷哥们共同干好。共产党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可共产党是个组织，是个队伍，她关心人民，为人民谋幸福得靠全体共产党员来体现。自己已是共产党员了，那就得把党的温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表达出来，送给大家。这是没说的。他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报答共产党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因此他要把自己这百十多斤交出去，交给党，交给当地的穷哥们。他只知道干活，只顾种地打粮，这是庄稼人的本分呐。旧社会想种地自己却没有地，新社会共产党给你地了，你不好好种那不是傻子嘛！这的的确确就是自个的事儿，没想到干好了还得到了表扬，而且这表扬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高。原来是为自个一家老小活命拼死拼活的事儿却成了为国家做贡献，和原来一样土里刨食儿的活却是在干社会主义。他兴奋了，他乐坏了，他浑身是劲儿，总觉得有劲儿使不完。他觉得白天太短夜间太长，他觉得人不用睡眠8小时，睡一半就够了。他觉得活儿不够自个干，但又觉得这活儿怎么干也没个完，怎么干也没个够。对他来说，劳动确实是人生的一种需要。他不能闲下来，他害怕闲下来。他好像个陀螺，必须不停地转动才自得，才自在，才舒畅，甚至扬眉吐气；一旦不转了就无法承受，就要倒下来。所以，他害怕停下来无事可干，他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实在挺不下去了，转得慢一点儿也不能停下来。他认为病是呆出来的。他认为劳动可以治病。所以他到现在，都77岁了，还早早到单位上班，本职工作做完了，就四处踅摸，看到应该伸手的地方就动手。身强力壮时他这么干，不知不觉成了劳模；成了劳模之后，他还是这么干。因为，无论省劳模也好，全国劳模也好，他这个人还是原来那个人，就是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是他。所以，他必须照样劳动。当地人还叫他“老虎”，可我觉得“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老虎还有失去虎威虎气的时候；可他却像个机器人，不知疲倦，永不言累。其实他身体并不是那种健壮棒实的样子，看当年的照片也看不出来。可是能得到大家的这个赞誉就是他艰苦奋斗的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不获全胜决不停息。这种精神就是毛主席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有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以他也就得到党和政府的嘉奖，于是，他更有了不断拼搏的动力。毛主席不在了，党还在。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没报完，还得继续报，于是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面对这样一位平凡而又杰出的小人物，我震撼了：我不仅是“小巫见大巫”了，而是燕雀见鸿鹄啊！我原本想通过个人的经历和阅历写共和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在纪英林跟前太不自量了。尤其用《皇天后土》作书名确实是大题小用了。眼前这位就是个很好的载体，为啥不有效利用啊？我如获至宝，决定把这个书名给他用上，并且觉得相当合适，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我原来写的是小说，是有虚构成分的；而他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写他就是写实。他身为农民，却能和领袖们一起开会商讨国家大事。他本是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却能进党的最高学府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班，而且享受省军级待遇。一个从农田里走出来的庄稼人，住在京西宾馆里就可以打电话要专车，而且被工作人员恭称为首长。这是一个下拄地上拄天的人，是个称得上顶天立地的巨人。他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知道自己是干啥的，能干啥，仍甘愿做棵小草，做棵万年青草。他勉强接受兼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为了表示不离开穷哥们，仍死心塌地并肩奋斗。他不要工资，不转成国家干部。公社党委书记要把一把手的职位让给他，甘于给他当助手，他拒不接受，说“那不是人干的事，人家干得好好的”，便愤然离去。面临当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还是到地区当分管农业的农业处处长，他像不是对他说的似的。实在问急了，就是“我不离开红石岭！”谁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他没离开红石岭，红石岭也离不开他。红石岭这块土地是他的生命源，是他的命根子呀，他不能自我拔根啊！正因如此，他还是他。他没“上去”，也就没有“下来”。他还是当年那个“老虎”。后来由于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要减少工农的指数让给科技方面，他不当候补中央委员了，他毫不在乎，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也好，可以安心和专心把红石岭搞好，这才是本分。他逐渐认识到光靠种粮再高产也提高不了收入了，他相信毛主席的教导，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棉油麻糖菜丝茶烟果药杂，能种啥就种啥。他把工副业搞起来了，使种粮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一半，就等于一年庄稼种两茬，社员劳日（10分工，有时一天不止10分）值高达三元六，一年到头普通社员的收入竟比公社党委书记还多得多。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社员们也开始享受劳保了，全大队社员的生活都衣食无忧了，他可以长出一口气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干成功了。可是他哪里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能达到他们红石岭这程度的是微乎其微呀！有的别说三元六（为增加公共积累实际没按数分），就是三角六，甚至连三分六都分不到手，为了如数领回全家人一年的口粮还得倒找钱呐。新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来的“分田到户”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红石岭成了孤岛。大势已定，谁能扭转乾坤？他终于屈服了，红石岭也淹没了。他不忍心放弃，但他知道自己是党的人，无论遇到啥情况，走到哪一步，他都该无条件听党的。人民公社解体了，他也到年龄了，该交班了。社会主义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他相信共产党不会垮，社会主义道路还得走。新社会就是新社会，会越来越新，不会回到旧社会。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日益提高的，他不必担心，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他又开始帮助当年的穷哥们寻找致富路。作为共产党这个队伍里的一员，老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给群众谋利益。于是，他又踏上新岗位，本应赋闲在家养老了，却仍然发挥余热自愿上班，甚至身兼四职，结果照样先进事迹不断，照样参加表彰会拿奖牌。他是老有所为，为而有成，成而有乐呀！
　　对于这样一个老典型，一个不倒的老典型，一个还有新发展的老典型，我确实该为其大书特书。不！不仅仅是为了他，而是为咱九亿农民，为咱中华民族大书特书。据说蒋介石生前也曾很后悔：他之所以失败于毛泽东，就是亏待了农民。他说得不差！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得益于农民；建国后的起步和发展也得益于农民。农民为国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甚至牺牲，是空前的。在他们填不饱肚子，甚至走路都打晃的时候，还不忘兴修水利，不忘支援工业和国防建设。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啊！他们认为这是应该应分、理所当然的。他们不仅不感到亏了，而是感到光荣。直到新世纪，国家哪项建设没有农民兄弟的参与，哪个建设工地没有农民兄弟活跃的身影？他们还在奉献，甚至还在牺牲。他们不管进城干了多少年，干到哪一步，却还在戴着“农民”的这顶帽子。他们毫无怨言，他们认了：咱就是农民嘛！咱怎么能和城里人比呢？农民是国之根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亏待农民。共和国的农民太好了！太听话了！太顾全大局了！
　　自古以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那是本分啊！可农民一旦离开土地进城做工了，也就是工人了；可是现在不行。好在现在中央领导人（正是我们这代人）心里有数，不仅对农民工，就是对整个农民这个群体，这个阶层，都开始实行了不少“得实惠”的政策，让农民也享受到新时期的社会成果。我想，作为农民的老代表，我的主人公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我们的党确实是伟大的！如果说我们的党也曾有过失误，毛主席也犯有错误，那也是为了咱农民呐！咱农民心里有数，咱们到啥时候也不能责怪党，责怪毛主席。直到今天他还念念不忘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也许，这就是他仍然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他也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毛主席有错误，那咱农民，尤其是农民党员，甚至还有在农村工作和为农业工作的所有人，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有关呐？他在老人家遗像前缅怀时，总免不了有点儿自责。他也多么想与他一样享受老人家恩惠乃至庇护的中国人都客观地为老人家想一想，再看看老人家后人的现在，作为当年一直“紧跟”，无论顺利与否，至今仍然还在享受计划经济遗留而延续下来的劳保、养老待遇的人们，将会做怎样的感想啊？盖棺定论，有的人不到盖棺时就可以定论了；可有的人盖了棺也定不了论，或者说虽然给他盖棺定论了，也还未定准，也还得重新定。那么重新定的论就保准了吗？实事求是、靠实践验证理论，是老人家一贯提倡和强调的。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言论统属于毛泽东思想之内，并非后人的发明。检验是否成其为真理那不是主观愿望，也不仅仅在于实践的过程，而在于实践的结果。老人家那么热衷、欣赏、提倡和爱惜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但也不认为人民公社十全十美会不垮。他希望全国农民，乃至全国人民（当时也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大办城市人民公社）都在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政社合一的组织之内，工农商学兵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均等享受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人们问及他提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生命力时，他的回答是要看实践的结果，也包括让“时间老人”给判定。那么，作为后来人等，你就管保你的思想作为都是准确无误，甚至成为真理吗？“千秋功罪，只有后人评说。”一个人是这样，一件事是这样，一段历史也是这样。看我的主人公，不仅仅是看他个人，而是看他经历的这段历史。
　　历史是面镜子，也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更是谁都无法解开的谜。但历史总得有人写，特别是比较（绝对的事物不存在，只能是相对的）真实些。正因如此，我才大量地借用师东兵先生的书目，他得到了我的信服。历史也总要有人读。老人家就从历史书中悟出了不少“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但他是真正的纯粹的彻底的无产者，他不“齐家”。他可以像上帝一样，为中朝人民献出儿子。他可真是“没有对不起全国人民的事情，只有对不起自己的儿子”。他提倡和示范的是大仁大爱，效仿的是大贤至圣。他要“齐”的是国之大“家”。他终其一生都在读书，当然不止是历史。他在临终前几个小时还在让身边人给他读书。我也想给人们拿出一部值得一读的虽然称不上史书的书。为此，我尽量用实名。于是就得诚请入书的众位多多理解和谅解。细节不能不写，没有细节就没有情节，细节关系成败；但写细节，别说联系不上你们，就是面对我的纪老先生也很难记忆和道出。那怎么办？就得靠我了。请你们放心，我决不胡编乱造，我也不埋汰你们。你们应觉得你们能伴随我的主人公入书，是你们今生的荣幸。当然，有的已经故去，那就请其后人代读并接受我的谢意！
　　要写纪老，就要写好。写事迹不用我写。写传记吧，可是他的传记怎么能避开一些时下的避讳，单写成好人好事呢？那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无论如何我不能那样写。因为那样不符合作家的职业道德，也违背中国人起码的良心。为了写好（主观愿望，不一定能达到），我必须把他放在社会大环境里，甚至还得放到国家最高层里来写。可是我只是采访了他，而且他也只是记个大荒；这么多年了，太具体太细了，是难为他，强人所难。于是我不得不四处淘弄参考资料。问题是我不仅仅是参考，因为那是史实，我不能据此再编或生发，我只能引用，有的就是“拿来主义”，是借用。这样就遇到个问题，写文章引用了人家的原话打上引号，注明就行了。可我不仅仅是原话，而是原书里的具体表述。所以我得跟原作者商量，得到人家的认可。费了好大周折，我终于找到了我引用最多的一位原作者。出乎意外的是，不仅得到了这位作者的认可，而且他对我写这本书表示支持，要提供无偿的帮助，甚至承诺在百忙之中为我的《皇天后土》写序，联系出版。这简直是给我送来东风，是扶上马，并且送一程。我必须把书写好，才对得起为此书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
　　我的能力无法跟人家相比，我不奢望我的这本书能像他的书那样，让读者想方设法抠门挖窗去淘弄。我只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能理解我书中的支离感和走题感。因为我毕竟是写纪老，我得突出他；可我又不满足于和囿于他，我是借他写他置身这段鲜活的农民史。坦承地说我写的不仅仅是纪英林传记，而是写八亿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大传。所以我冠名为《皇天后土》之后，又不伦不类地附上个必不可少的副标题。若不加副标题也许就无所谓“支离”和“走题”了。没办法，也算是个新生事物吧。其实我的这种文体大家也可能头一回看见，“电视报告文学”？要说也不奇怪，有了“电视”这个新鲜玩意儿之后，有多少新形式、新事物、新东西相应地跟着问世了，不都被人们当作好东西接受了吗？我相信我的这个文体和我这部书，也能幸运过关，获得世人的认可。也许，我又奢望了！对不起，我的话太多了。可能也有些人，多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生在旧社会（还不懂事儿），长在红旗下（走进学校，开始学做人了），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按照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感情太深了，一旦谈及就刹不住车拢不住嘴，至于分寸是否得当，能否招惹什么是非，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了。主观凭良心，客观凭“时间老人”吧！老夫子有言：“知我者，惟其春秋乎；罪我者，惟其春秋乎。”
　　眼看老人家的诞辰要到了，也算是对老人家的怀念吧！对于我们这一代与其上的老辈们，怎么能不怀念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操劳终生的老人家呢？他心里想的是全国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想的是劳苦大众而不是有钱人。他急于让中国的老百姓均等相齐地步入共产主义，彻底摆脱被剥削、压迫，摆脱不公、不平等，摆脱贫困共同富裕；尊重了人民的首创精神大办人民公社，小心翼翼，想方设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谋划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国内外、上和下、经济和政治），纠正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从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从肃反，镇压反革命到反资产阶级右派，到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国民经济发达，国家强盛，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世世代代、心情舒畅地过上“天堂”般的日子，享受人间最美好的幸福生活。当时尽管还吃不饱肚子，可是大家（从下至上）同样节衣缩食，共度难关，都毫无怨言；尤其看到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领导人的世界威望超过了苏联，中华民族的腰杆直了，那可真是扬眉吐气呀！觉得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有盼头，也就有干劲，苦而不苦，苦中有乐。人是社会人，人是当世的人。无论小人物还是大人物，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因此，我们不应该用后来的需要和标准苛求他们，评判他们；只能审视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借鉴。
　　为了不忘弃这段历史及其教训，我经常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缅怀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老人家躺在水晶棺里还为咱们做贡献（甚至创收）呐！于是，我才萌生了写《皇天后土》的欲念。就在我秉笔开书期间，意外地遇到两位贵人，向我提供了写这部书的由头和载体，我便一改初衷，弃本图新……就此打住。谢谢众位！

　　2007年12月

　　该说句真话了——《皇天后土》后记
　　陶   冶

　　这本书终于付印就要成书了，《皇天后土》才算做成，用文道说法“面世”了。其实未面世之前，去年《白城日报》已经把前半部分连载发表了。如果说它的出生时间，还不是去年，而是2007年7月份。那时就已经写就完稿了，可是由于邀我写书的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的领导人被调离，新任者没能接续下来，《皇天后土》就成了“私生子”或无人认领的“流浪儿”。而我既不会办事，又不肯低头，出书的事就搁浅了。因为，按当初约定，我是只管写的，书稿写出后我负责联系个出版社，一切工作和费用就不用我操心了，擎等拿劳务费的。但是（我最怕“但是”），好事是多磨的，也是多劫的，不磨是成不了的。到底还是由儿子求得朋友（孙氏兄弟）的帮助，总算劳有所得，拿到了多一半的劳务费。去年几个月的磨难，我就由青丝变成华发，成了“老爷子”，享受了公交车的让座待遇。我幸得一次人生教育，我真的成熟了。因为，我懂得了时下官场上常用的词汇：“运作”。也才意识到，自己的书生气太足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跟不上了，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本来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李天卿编辑相中了这部书稿，要赶在6月底前成书，以便报“五个一”工程获奖项目，只是要把后半部分削减一些。但是，我明白，他的简化目的是避讳。而我这人是不讲避讳的，是讲实际的。况且，开发区已经不认可负责出书了，这个“运作”也就没必要争取了。直到共和国60年大庆在即，我按捺不住了，这是向祖国母亲献礼的好东西啊！于是开始运作了。
　　孩子尽管有人夸好，但是爹妈是自知的。我知道我这本书在内地是不宜出版的。我不想连累别人，又不想割爱，就只好交私人出版社了。可是，内地没见得有私人办的出版社，也只好给香港这家出版社了。我知道，虽然官方大搞“国退民进”，老百姓对民进国退是不看好的。而我，则更不赞成“以民代国”的“推进”和“创新”。可是，为了这部书得以面世，也只好屈就了。同时，我也做了被责难的准备。因为我的书属于纪实文学，那就要实事求是，说真话写真事。可是，真话不一定是对话，假话不一定是错话。所以，说真话容易犯错误，是有风险的。
　　对于“错误”到底怎么来看？我是有自己看法的。我认为真正的错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而现在人们常说的或是一再注意的错误不是是非之错，而是得失之错；不是主观对错，而是客观（评判）之错。其实到底错没错，不是看实际，而是听人，尤其是听掌权人认定。这就没了是非标准了。如果由人，或某人来认定，那就取决于认定者了。倘若由我来认定的话，我就来个“泛错”论。除了天和地，是人就有错。人就是在错中生长出来的。人与人的结合应该是同性的结合。两性的人结合就错了：异性结合了，异就是不同，不同就错了。所以说，错误的结合，才生育了新生命。所以说，没有错误，就没有生命。因此，不要怕错误！其实，生也是错。有生就有死，不生就不死。你看那多好！没有欢乐，也就没有悲伤了。
　　通常说“完美”，毛泽东给否了，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是大能大成的人也免不了有错。就是真的没错，有时候也被认为不对。七千年前的伏羲氏搞出了个阴阳八卦来，就曾被否了。具体到《易经》，就很长一段时间被看成迷信。被无产阶级认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不信了。被中国人民认定“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现在被修正主义者放弃了。新中国的60年史该怎么写？写成什么样？该不该实事求是？现在是问题了。
　　因此，尽管说真话写实事有可能被看成错误，我也不能说假话写虚事。但是，我宁肯犯“错误”，不能牵连无辜。我写的人物只讲了他的经历，或者说是事迹，没让我这样写。我给他看了，他也没逐页看。因此，如果有了问题不要责难他。这本书的两个策划人只是邀请、启发和建议我写纪英林，并没具体说我该怎么写，我写出来他们也没细看，因此也不要责难他们。一切责任由我自负。
　　还有个问题，我这本书没有序言。师先生是答应给本书写序言的，可是我不能指望他。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写序言是要看书稿的。我怎么忍心逼迫他在很短的时间给我看完？倘若是有再版的可能倒是可以实现的。后来想拿苏荣的访谈录代序言，那个访谈录是经过苏荣本人审阅认可的。但是，他同样没有看到我的书稿，他只知道我写的是纪英林，纪英林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是没问题的。可是我怎么写的，写成个啥样子，他是不知道的。我怎么能把他拉来为这本书说三道四呢？况且，我不想“拉大旗做虎皮”，没必要请什么有影响的人物给题写书名、题词；序言由什么人给写，有没有，我就不在乎了。但是，苏荣的访谈录是说纪英林的，他的看法和评价是公允的、恰当的、准确的，不放在书里可惜了。于是把它列在胡总书记的相关谈话和毛主席的相关讲话后面。同样原因，我的书若 引出任何问题都跟苏荣无关。
　　为什么我要有言在先？因为还没有成书呢，查干浩特开发区就有位朋友说话了，他扬言说《皇天后土》是反邓的。我真得感谢他，他抬举了我。我居然敢反邓？胆量过人哩！可是，我反不反邓他怎么能认定？再说，邓小平先生已经仙逝了，我反他有什么意义呀？别说是死人，就是活人，我也不会反的。我是从来不与人为敌的，对抗都不搞。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在单位，谁当领导也轮不到我，谁当领导都可以领导我。何况国家了？谁当皇上也轮不到我，那么由谁当，关我什么事呀？至于他是怎么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李世民是正常继位吗？不是。但是他的历史贡献是无法否认的？朱棣的皇位是怎么得到的？他是从侄儿建文帝手里夺来的，不也把皇帝做得很好吗？还有雍正，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能，也没必要用常人之间的处事或处世原则来要求他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谁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可是有什么用啊？我们不赞成的事情照样要出现。我们不赞成的人照样还那么干。有时候不赞成的却值得佩服。我就佩服邓小平。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批臭了的人，却能“返韶”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还不算，还能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把自己已经尽人皆知的那套主张变成尽人接受的治国之道顺利推行。他的韬光养晦，他的能屈能伸，他的善于应变，他的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的一套策略和能力，表明他的城府之深、机敏之强、智慧之高，是无人可比的！他能活过90岁，他能指定隔代继承人，保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地继续下去，还想达到一百年。他的成功度，现在看已经超越了毛主席。他的存在、他的经历、他的作为、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是值得研究的。我敢说，若研究邓小平的话，我们还是会有所得益的。
　　我现在心里是坦然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邓小平的启示。当然都是属于《易经》所涵盖的。世间的“圆满”是不存在的。成功也不是绝对的。即使圆满了，就会跟来缺憾，成功了就会跟来失败。所以，我尽量不用“最”字，我可以用“更”字。好坏、高低、上下、尊卑、大小、是非、曲直、对错、正误、善恶、智愚、贫富、毁誉、乐悲、圆缺、成败、得失等都是互相对应和转化的。所以，我不怕非议，不怕责难，不怕犯错误和失败。要像小平同志那样，小而平。倘若少奇同志能小而平，活过90岁，那会怎么样？如果高岗不自杀，那会怎么样？就是江青也不自杀，那会怎么样？都是个变数。所以，毛主席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太有必要了。小平同志就是这句话的受益者和成功的践行者。由此可见，我谈不上反。反和批是两回事。何况批，也不一样，有批判，还有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党内提倡的。别说党员可以批评党的领袖，就是批评共产党也是可以的。批评使人进步嘛！但是绝对不能反。共产党在中国就这么一个，共产党为人民争来的天下就该共产党来坐。其他什么党派是没有资格取代的。别说我不反，就是有人反，我都不答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反对共产党让共产党下台就是要出卖或灭亡新中国。共产党有缺点，或是犯错误，我们共产党员都有份，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尽什么责任，党章是有规定的。我们在誓词里也表示了：永不叛党。就是批评领袖批评党，目的也是为了使领袖决策不失误把正方向，使党兴旺发达。这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愿望的。因此，我诚请那位朋友和持那位朋友同样看法的人们想一想，我说的是不是“歪理邪说”？
　　再说，我写的这本书名为《皇天后土》，就是不只写纪英林，而是写造就这个典型人物的时代（准确说是时势），其实就是写那个时期的天地人。也就是写的是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三，三生万象万物，那叫中华。生不好，或不让生，就回归为一。如果这个一是三中间的那一横，并且一分为两段，那就是人了。上一横是天，下一横是地。有天才有地，有地才有天，有了天和地，才有了人。我们都是那断成两截的一横，把这两小横撮起来，就是人了。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不分高低上下、尊卑、贵贱。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个职务分工不同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谁若是觉得或自认自己了不起了，简直可以主宰世界甚至宇宙了，那就违背自然规律了，他就要垮台，最终狗屁都不如，只能是狗屎一摊。人与人的不同，只不过是有的不是平躺的，而是拱起来了，还有的是树立起来了，那就是立人了。我为什么如此欣赏、热爱我的主人公，就在于他是自立起来的，是直立的，是顶天立地的人。他可以上去，但他不上去。没有上去，就没有下来。无论世道怎么变化，人事怎么样更替，他还是他。这就是守本的结果。守本务本就是正道。未能守本就归本，返朴归真。当时也有很多人说他傻，可是他毫不在意。这就对了！在一些人眼里，雷锋就是个傻子。按着他们的逻辑来审视人间，不仅雷锋是傻子，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烈士们全是傻子。为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嘛！人生也是该计较投入和产出的，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呀，要弘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人有私心、私欲不是坏事，可以激发和调动人们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呀！于是，我觉得毛主席称道的和那个时代宣传学习的都可列入傻瓜之列。张思德是小傻瓜，白求恩是大傻瓜，而且是国际大傻瓜。老愚公也是傻瓜，门前有座山挡着出路，搬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他就是不搬家，而是要搬山，并且发誓世世代代挖山不止，成了傻瓜世家。刘胡兰、董存瑞是傻瓜，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都傻到国外去了。真丢人！当今的焦裕禄、孔繁森是政界的傻瓜，郑培民是党内高级大傻瓜。其实共产党就是造就傻瓜的组织。毛主席就是带领傻瓜队伍赶跑了聪明绝顶的蒋介石，才建立了新中国。而心怀感激的，一心要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搭救之恩的苦孩子纪英林怎么能不一傻到底呢？他不是没有“商品意识”，他不是没有经商做买卖的本事和道行。他能带领红石岭人富起来，又能帮助岭下公社富起来，为什么就不能在人民公社解体后自个富起来？为什么在不需要或不提倡“螺丝钉精神”的当下，还甘当螺丝钉，自觉寻找和创造岗位，仍然拧在国家这架机器上，奉献不止？全国那么多老劳模，有几人还在岗上照常工作，尽其所能，真正的老有所为，继续登奖台得奖章？这是什么精神？靠的是什么动力？激发他的动力源在哪里？不值得深思和研究吗？！我为我的主人公而荣，我为能有机会写他而感到幸运。我拜倒在他跟前，心悦诚服了。由此，我也破例地傍了一次“大款”（精神财富）或“明星”（道德操守），跟他合了影。
　　想说的太多了。纪老的故事或事迹还在继续。我还在关注他、观察他，积累他的后续素材。由于我的书稿没能及时面世，推迟至今，就得以补充些后续内容。完稿是2007年7月，在书稿付梓前又把其后的内容续写进去了。但是遗憾颇多，由于篇幅所限急于杀青，1982年之后就不能逐一细写了，实有“蛇尾”或“草草了之”的感觉。我自知看这样一部厚书本是够累够烦的了，再听我这样絮絮叨叨就是浪费人生了。实在于心不忍，只能谢谢开卷的朋友。祝愿各位心情愉悦，工作顺遂，衣食无忧，生活美好！
　　不能不说的还有一点，我书中借用了不少史料，有的还是大量的。为了征得原书作者（编者）的同意和支持，我只联系上一位，其他几位就请担谅了。如果你们看到此书借用了你们的成果，可跟我联系，我是准备付酬的。倘若也能像师先生那样大度宽容，我则不胜感激了，衷心地谢谢你们！

　　2009年9月9日深夜搁笔

相关链接：
《皇天后土》书评：一部翻身农民的成长史，一曲人民公社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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