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组统计数字，让资改派们尴尬无比

悟宇　

 我就喜欢自说自话，我本来就是清洁工，我不在乎那些权霸学霸如何对待我。我自由的思想，就是自由的做人，不做精神奴才。

几组统计数字，证明资改派官员成了中国最大犯罪群体。毛泽东是人民领袖，是爷爷们的领袖。毛泽东领导爷爷们严厉管教官员和知识分子儿子们，用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他们要学会做人，做好人民的好儿子，孝顺人民。看到儿子们有不良发展现象就严厉惩罚，防止他们变成不忠不孝的腻子，防止他们犯罪，防止他们与爷爷们为敌。人民的儿子们假装老实，在韬光养晦等待夺爷爷们权的机会。他们欺骗了爷爷们，夺了爷爷们的权。儿子们开始重点保护自己了，儿子们变成了特权阶级。还教育孙子们仇恨爷爷们，编造爷爷们的专制，编造爷爷们过去教育他们学做人，是对儿子们的浩劫，让孙子们也仇恨爷爷们。

人民的儿子和孙子们变成了重点保护的特权阶级，要高薪养廉，要不接受爷爷们的监督管教。还要对儿子和孙子们的职务犯罪给自己减刑，缓期，免刑。还要法院不受理人民群众的起诉。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爷爷们严厉管教儿子们，儿子们夺了权以后就对孙子们宣传说爷爷们是迫害他们。吧儿子们孙子们重点保护起来了，结果是，儿子们孙子们变成了最大犯罪群体，进监狱了，被枪毙了，被减刑了，被免刑了，被缓刑了，还是在向爷爷们示威，你看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我有权，我就当重点保护的宠物。

 他们一边自己专制，一边攻击专制，把自己宣传成民主精英。任志强就是这种精英代表，任志强在利用专制权掠夺财富，还攻击专制腐败，把自己宣传成民主领袖。这就是阴谋。

他们一边宣扬自私，一边表演自己在为公争取民主的私利，谋取公众对自己的支持，自己成为民主领袖。他们宣扬自私是用自己的表演为公拉拢欺骗公众的支持。他们想当民主领袖，所以需要公众的支持，所以他们要表演为公，宣扬说，公众们，你们都自私吧，愚蠢的人就会认为，这个民主精英在为我们公众的私利说话，自私是正确的。其实就是满足了精英们当民主领袖的自私。白岩松就是这种精英的代表。白岩松一边宣传自私，一边表演关注人，表演说人话，表演装个人。

一边说要捍卫常识，一边掩盖常识。白岩松敢捍卫浮夸风是谁搞的常识吗？白岩松敢捍卫毛泽东反对、揭露、批判、打击浮夸风的常识吗？

毛泽东时代，官民比例是1:600，1976年是1：300，增加的是知识分子队伍。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建国以后，中国警察因公牺牲人数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０年是警察牺牲的低发期，年均仅为３２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先后有10768名民警光荣牺牲，151468名民警英勇负伤；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至2007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因公牺牲民警总数为8682人，平均每年牺牲334人。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警察因公牺牲的人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每年多死警察300多人，30年多死了15000警察，应该是人民的儿子和孙子们负责。

1950-1976年间中国社会犯罪率统计，一般按每年每万人口平均发案率为7或8，这一数字大大低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同期水平，中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1956年中国每万人口的犯罪率仅为2.9，1965年这一数字仅为3

20世纪50-60年代是建国以来社会治安状况最好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警察数量最少的时期，这期间国家还曾多次缩减公安队伍的编制。中国每万人口警察数量仅为3人左右。

50-60年代每万人口犯罪率为3，现在中国的犯罪率每万人口为36。50-60年代每万人口警察数量为3，全国警察数量是不到20万，有人口七亿。现在的人口是14亿，说明现在中国警察数量最多应该是40万。现在是200万警察，而且还有协警没算在内。

【中国现阶段最大的犯罪群体,是反毛反党的资改派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反毛泽东的资改派官员。这些官员破坏宪法，以鼓吹改革开放为借口，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贪污腐败，搞垮国企，侵吞国有资产，砸破工人铁饭碗，一方面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一方面用专政工具、法西斯式地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他们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三座大山。他们签订加入wto的卖国条约，大肆引进外资，让跨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眼下，他们正按照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旨意，在中国大力推动转基因主粮。资改派推动的这些政策大都违背宪法，但却符合资改派自己制定的政策法规，因此，这些行为没有得到具体法律的惩罚，可称作合法的犯罪。

资改官员在国企改革中，伙同资本家瓜分了国有资产，使几乎全部国有资产流失殆尽，而剩下的几十家央企也被改革得丧失了社会主义本质，成为资改官僚牟利的工具。资改派在国企改革中的腐败，其规模，是一般性贪污受贿腐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资改派官僚控制的司法机构，对工人揭发国企改革中的腐败、反对国企私有化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是共和国第一大腐败案。中国的国企被私有化、工人几十年积累的血汗被资改派联合资本家瓜分，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此产生。历史如此相似，中国国企被瓜分，和英国羊吃人圈地运动、美国资产阶级屠杀印第安人一样，是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资本家阶级制定的法律的保护。剥削有理，这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

除此之外，这些资改派官员不信仰社会主义，迷信美国，信仰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信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逻辑，因此，这批资改派官员也是中国贪污腐败官员的主力军。他们抛弃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拒绝走群众路线，他们进行了一系列与美国接轨的政治制度改革，废除了毛时代劳动人民享有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的权利，资改官员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为资本家服务，并谋取私利。因此，这批资改派官员群体一般性腐败也更加严重】

其一，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其二，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以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遗憾的是，遍查近几年“两高”通报数据，找不到这两个犯罪群体侵呑国家财产的具体数目的统计，找到的却是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义。极具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些年来也正是当政者“反腐败”调子越唱越响、越唱越高的几年。门面上，反腐倡廉、惩治腐败几乎当作了“国策”与“党策”。国家统计局数次发布所谓“民意调查资料”均说，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主流媒体更是不厌其烦宣称：“十六大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确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无奈事实的演变，并没有给当政者一丝一毫的脸面，失去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就象一个精神亢奋、欲望强烈的嫖客，将各种反腐口号、文件宣传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腐败现象不仅呈大面积、全方位扩散趋势，且涉贪人数之众、犯罪层级之高、贪污数额之巨，以及窝案之深、牵连之广、手段之劣等等，年年都在“创纪录”。　　

仅以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公开信息为例，1月4日人民网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有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27343名领导干部，上交1。99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违纪人员，平均每人“违纪”15万元以上。　　

1月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去年已有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创历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记录。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2009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　　

具有“反腐律师”之称的王荣利先生，继发布长达50万言《中国反腐败报告》后，最近又发布了他依据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撰写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列举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与刑事犯罪有关企业家相关资料，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余人，共贪污、受贿9亿3000多万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近13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亿4376万元。涉案人数与金额，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而这些涉案的国企企业家，绝大多数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中高层领导干部，大都拥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其中，官至副部级以上的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除原中移动副总经理的张春江案件仍在审理外，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1.9亿余元，并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而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　　

我们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公检法、国企官员以及军队贪腐的所有数据，实质上也无须知道便足以观察到腐败现象已至临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