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美国议员枪击案何以不可避免?
美国议员枪击案何以不可避免?
宋鲁郑
就在全球各地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尚未淡去,新世纪以来从未令世界消停过的美国惊爆针对议员、伤及大量平民---包括一位九岁女孩的枪击案。这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今年是“九一一”十周年纪念,而这位小女孩就出于“九一一”这一天,象征意义极为浓厚。
枪击案发生后,国内的自由派人士大多保持沉默、平和,似乎是微不足道、不值一评的“小事一桩”。但除他们之外,全球一致----特别是美国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无论左右----的反应是强烈震惊、无比震撼。总统奥巴马愤怒谴责之下声称“一个自由的社会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众议院议长贝纳说:“对一名在职立法人员的袭击是对全体在职立法人员的袭击。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美国政府则下半旗哀悼死难者。1月10日在嫌犯出庭之日,美国人民集体哀悼的场面再次占据全球各大媒体首页。
从美国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应看,此起枪击案绝非“小事一桩”,而是重创美国的悲剧。正如奥巴马总统说:“这不只是那些被害人的悲剧,它也是亚利桑那州的悲剧,而且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悲剧。”
我是很赞同奥巴马这个结论的,这起枪击案确是整个美国的悲剧!然而,在悼念死伤者的同时,一个疑问自然会挥之不去:一个号称自由社会绝不可接受的事件,何以就眼睁睁发生?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根据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每年竟然有三万人死于枪口之下!平均每天接近一百人!枪击案甚至发生在教堂、陆军基地、国防部。这个数据与政治人物声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成了反讽。按照这个逻辑,要么美国不是自由社会,否则何以自由社会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频频发生?
既然奥巴马也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哪么,悲剧的原因何在?
法国的费加罗报认为,美国是一个持枪自由的国家,目前至少社会上有两亿支枪存在,应该为每年三万人的受害者负责。确实,纵观全球,实行持枪自由的国家是少数。而且持枪自由确实是和枪击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度。欧洲特别是北欧极少发生严重的刑事案件,更别说枪击案了,但2007年和2008年,芬兰接连发生两起震惊欧洲、死伤惨重的校园枪击案(而且都是持枪一个月后就作案),就与芬兰是欧洲允许私人持枪的特例有关。法国对枪击管理之严格还可从一件“小事”窥一斑而知全貌。2010年,法国巴黎华人社区曾发生一起抢劫案:参加婚礼晚宴的宾客在走出餐馆大门时遇到一群劫匪,逢人必抢。甚至一位参加婚宴的所在区的警察都丝毫不起作用(从中也可见法国对警察持枪的管理严格程度)。后来一位年青的侨领愤怒之下从车中拿出一枝非法持有的枪击,将一名歹徒击伤,其余人即做鸟曽散。但令人惊奇的是,报案迟迟不见动静的警方,闻听枪响,迅速赶到,将这位英雄拘捕。这从而引发了华人历史上首次大游行:要安全、反暴力。(注:法国治安整体上还是相当良好,但在首善之区巴黎却是例外。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健民、全国人大副会员长乌云其木格都受到抢匪的袭击。虽然没有抓到歹徒,法国政府也不得不公开道歉。不过法国媒体从不炒作甚至不报道此类事件。至于长期生活在此地的华人,鲜有没有被抢劫和被盗的经历。)
在全球绝大多数对国家对枪枝都严格管理的今天,何以美国面对如此频发的悲剧: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平民百姓,表现的如此“麻木和不作为”?
黑格尔说过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其意无非是说,任何事物都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当然这句话并不完整,如果再加上一句:合理的,未必是不应该改变的。就更为“合理”。如果用这句话来考察美国的持枪自由,则是再恰当不过。
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之初,在一个陌生的大陆,既无国家,也无法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原始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之地。于是为了生存,为了自保,一群为躲避***追寻自由的上帝信徒,不得不人人持有枪枝。等到美国独立之时,连正规军都没有的美国人民,就是凭借民间武装,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到后来奠定美国今日版图的西部大开拓,枪枝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传统和历史贡献,持枪自由便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当然也进行了各种的限制,如持枪实名制,有精神问题或犯罪前科的群体不得拥有枪枝等。)。 所以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这样写道: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这不妨看作历史特定原因塑造而成的文化。不过,一旦成为文化,哪怕再有落后时代之处,也往往很难改变。像西班牙的斗牛,其血腥与残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社会也屡有取缔之论。然其生命力依然勃勃。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燃放鞭炮欢度春节的习俗虽然有污染环境、易发火灾和造成人身伤害,整个社会却依然乐此不彼。都说中国政府强大,但在文化面前仍然难以有所作为:各地纷纷立法但不久即便开禁。最典型的是南非的一夫多妻制。现任总统祖马在参加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时,不讲环保,先讲它的文化一夫多妻制,并斥责西方无权就此指手划脚。
当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除了文化因素之外,对持枪自由影响最大的就是制度。
主导美国内外决策的因素有二:一是选民,二是财团。选民有选票,财团有资本。任何一个候选人要想出线,赢得大选,这两者不可或缺,都必须要百般讨好。显然两亿多枝枪背后的选民是极其庞大的,是绝对多数。没有哪个政治人物会愚蠢到政治自杀般的挑战他们的利益。所以,哪怕总统遇刺(如大难不死的里根),甚至死成千古迷案(肯尼迪),他们自已或者继任者,也不敢拿此开刀。至于平民百姓成为枪下冤魂,更是无济于事(想想2007年4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死亡32人的校园悲剧之后,美国可有任何改变?就在议员遇刺之前,美国还不是发生持枪袭警案?)。政治人物顶多会像奥巴马做秀般的讲讲:自由社会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发生。但也绝不会提出任何改变之策,尽管奥巴马的竞选主旨是改变!而且还是“yes, we can”。当然作秀的还有他的大选竞争对手麦凯恩:拥有枪械是宪法赋予的人权,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让枪械落入“坏人”之手。完全都是政治正确的废话。
当然不仅美国如此,所有民主国家都如此。我们的近邻印度是世界上最早试图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但由于是民主制度,任何想推行这个政策的政党都会被赶下台。于是获得权力优先压倒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责任感。所以,尽管印度在各方面都落后于中国而且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唯独人口是例外!然而,正如印度健康与家庭福利部长阿萨德近日所说:“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如果人口快速增加,我们将很难确保教育、医疗、食物、住房、清洁饮用水以及卫生设施质量,无力维持健康的生活环境。”
不过与一些议题不同的是,取消持枪自由,不仅选民不赞同,财团也一样。美国武器制造商和枪会组织拥有庞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该组织拥有300万名会员,掌握大量选票和游说资源,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而这个协会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宪法和他们的口号:“杀人的是枪,而不是人”(非常奇特:好像和麦凯恩唱反调,但目的却一样)。当年戈尔角逐总统不敌布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倡议收紧枪械管制。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在美国不是什么秘密。既非经济中心又非文化中心的华盛顿能够如此繁荣,就要归功于长驻此地的两万多家利益集团(实是美国的驻京办。中国的驻京办还是要为地方谋福利,美国的驻京办则是百分之分的在为自己谋私利)。于是美国人自认自己拥有“金钱买来的最好的国会”。而且“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财团对政治的影响力可从安然丑闻得知一二。当时71%的参议院、众议院能源委员会23名委员中的19名都接受安然的资助。联邦能源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在安然的推荐下才获得任命。所以安然的问题才可以纸里包住火玩到最后。就是今天,奥巴马调整经济班子,摩根大通公司高管威廉・戴利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则是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当然,许多高官退出政坛后,便留在华盛顿(比如著名的K大道上的办公室)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咨询费高达一小时五百美元。
不过,放眼全球,实行持枪自由的国家并非美国一家。但枪击案如此突出和频发却是美国所独有。比如加拿每年死于枪下的人只有一百多人,排除人口比率因素,也远远低于美国。显然,持枪自由和无法禁止持枪只是发生枪击案的前提条件之一,更重要的还是美国的社会问题。
美国虽然号称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裕的民主国家,但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种族歧视,一是贫富差距。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堪称这个国家的原罪和挥之不去的梦魇。美国历史上两次大的对抗和分裂都源于此:美国内战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风起云涌、遍布全国、激烈冲突的黑人维权运动。到今天,法律上的歧视已然不存,美国也选出了首位黑人总统(不过奥巴马堪称美国历史上获得死亡威胁最多的总统),但整个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仍然无所不在。屡见报端的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并由于判决不公引发骚乱就是明证。美国社国家对黑人的态度,可从参议院通过的一个法案做为参考。美国出现第一位黑人总统后,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向过去受黑奴制和种族隔离制度迫害的黑人道歉。但同时声明,这个决议不具法律效力,也不得做为赔偿的依据。其诚意如何,不言自明。
美国一百多年以来都牢牢占据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地位。然而,其贫富差距却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甚至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超过0.4,就是警戒线,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而美国则长期处于警戒线以上。当然,中国也处于警戒线以上,但比竟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更是美国的四倍,人均GDP更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完全不具可比性。
所以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才是在持枪自由、制度困局的前提下造成悲剧、也是议员枪击案不可避免的的真正原因。
不过,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发生在今年的枪击案还是有其时代背景。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到今天为止,尽管美国投入上万亿资金救市,同时又不顾全球反对,大搞“量化宽松”,但直到今天,最重要的失业率仍然高居不降,一直逼近两位数。经济危机背景,一般会导致极右分子粉墨登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的希特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跃上历史舞台。这次枪击议员的嫌犯就是极右翼的同情者,而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凶手洛克耐尔在三年前曾在一场活动中向这位议员提问:“如果话语毫无意义,要政府有什么用?”,但未得到吉福兹的回答。后来他得出的结论是:“她又蠢又没脑子”。这也令恼火的凶手种下了仇恨的远因。
另外和过去许多枪击案不同,凶手针对的是政治人物,有很清晰的政见、异见表达色彩,不是私恨,而是公共分歧。要知道就是里根总统遇刺案,也和政治无关。洛克耐尔最常谈起的政见是“周围到处都在精神控制和洗脑”。其矛头直接针对美国的现行政治制度。
美国冷战后,其制度模式似乎成为全球唯一的选择,“华盛顿共识”甚嚣尘上。然而,从“九一一”至今,美国一直在走向全面的去合法性,特别是在它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达到顶峰。不仅如此,美国在其它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其救助的条件是要求“紧缩开支、让经营不善的银行倒闭、充分市场化不得进行行政干预”等等,而当美国发生同样的事情时,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可谓软硬实力公信力的空前破产。今天的议员枪击案,预示着对美国制度的质疑已经不仅仅是存在于美国之外。如果说此次枪击案九岁的受害者是在来自境外的另一种文明的攻击的背景下诞生,而她却在“九一一”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死于自己人之手。这或是美国文明世纪走向终结的隐喻吗?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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