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米的猜想》：“金钱至上”时代主旋律的自供状

《李米的猜想》：“金钱至上”时代主旋律的自供状　　

这世上是凡什么不是好东西，都可以与毒品来等同。如股票。人们常说，远离股市，犹如远离毒品。　　

毒品意味着什么？在《李米的猜想》中，毒品等同的是钱。　　

影片里的所有人物，最后都不约而同地卷入到毒品的冲突中去，包括李米。如李米给予的那一片止疼药，导致了中年毒贩大裘的死。实际上，这一情节像电影里大多数情节一样，同样令人质疑，因为用肛门运毒的人，至少可能在运送前得到一次提醒，不能服用任何东西吧。但既然电影《李米的猜想》需要李米意外地杀死毒贩，那就让剧情再次弱智一回吧。　　

但影片里的所有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吸毒者，他们对毒品的迷恋，是看中了毒品所蕴含的巨额财富。二裘，是运送毒品的，他们并不了解毒品，他们需要运送毒品后的高额工钱；方文不吸毒，他离开李米四年，也是为了贩卖毒品。电影最后交待给我们，二裘贩送毒品，是由方文操纵的，但似乎方文也只是毒品贩送链中的一个小喽罗，不过，从影片的范畴里看，方文基本代表着着一个毒品贩。二裘是出于生计而被动介入贩毒，而方文出于何因贩毒？实在看不出来，这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电影没有交待，而最为关键的，决定着李米的所有痛苦与追求的这四年，电影却拿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告诉我们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分手究竟是谁造成的？我们能够原谅方文吗？难道李米的苦苦追寻的四年，方文不知道李米究竟需要什么吗？二裘因为没有基本的生活权利，无法回到家乡，无法找到自己的爱情，在他们那里，暂且可以说是“毒品大于爱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对家乡的爱，对小香的爱，都必须借助于毒品背后的金钱来支撑，但是，方文的爱情，没有金钱就不能存活吗？电影在二裘的处理上，由于把他们处理成两个带有滑稽性质的傻瓜来表现的，所以，尚让人不应该煞有介事地讨论真假，但是，当电影把它的基调放在李米与方文的爱情上的时候，便显得立论站不住脚了。　　

出现这样的天大漏洞与破绽的原因，恰恰是编导胡编滥造、教条化地衍生剧情所生成的。从电影背景介绍中得知，电影原来的故事原形，就是两个毒品贩，绑架了出租车司机，后来，毒品贩放了女司机，而女司机感佩毒贩的手下留情，看望毒品贩，终至好友的故事。这基本是电影的前半部分故事，因为取材于新闻真实，给人一种很合理很真实的感觉。但是，编导自作多情地在这个原型新闻上，又炮制了一个莫须有的爱情故事，就是李米四年来对男友的追寻，而这个男友就生活在她的身边，从事着另一种贩毒的罪恶生活，而他这四年隐名埋姓的努力，就是为了挣钱让李米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故事的立论基础，就是当今中国电影非常流行，乃至现实生活里普遍风行的一种理念，就是为了金钱，可以抛弃掉感情，可以没有诚信，可以不择手段。为什么毒奶粉事件能够出现在中国？就是商家为了追求利润，丧失了基本的诚信观念。用金钱衡量价值与成功的潜在意识，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　　

《李米的猜想》是歌颂爱情的吗？表面上看，李米与方文分手四年，两个人在两个空间里，各自关怀着对方，一个天天在城市里寻找昔日的男友，另一个影子似地偷窥前女友的一举一动，不过，叫不叫爱呢？我看，这叫监视女友更为合理，目的好像是防止前女友红杏出墙。但是，他们的爱情的隔阂是什么？如果在三十年代的故事，会说是父母反对他们结合；如果是四十年代的故事，会说是战乱导致了分离（《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果是五十年代的故事，会说成是反右造成了分手；如果是六十年代的故事，会说成是文革导致了爱情破裂，但是发生在当代，找不到迁怒于人的理由了，于是，便像时代的主旋律一样，归罪于对金钱的向住。好像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更大的伟大的指挥棒，就是金钱。为了这个金钱的目的，任何爱情，都可以弃置在一边。　　

从方文这一面来说，当年他与李米没有考上大学，可能失去了一种理想实现的机会，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谋取生存的可能。从影片来看，李米从事出租车的工作，自食其力，其实生活也是其乐融融，虽平平淡淡，但也属正常吧。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平凡而带着一点辛苦地工作吗？没有太多的意外之财，但是拥有亲情，活着很快乐。　　

但是，在电影的理念中，或者说在精英的悲悯的眼光中，这样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必须有钱，必须有自己的产业，比如方文赚钱的目的，按影片里的说法，就是让李米能有一家超市，也就是说，李米的追求，是一个产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产。为了让李米成为一个女大款，方文离开了四年，去艰苦奋斗，去满足女友成为富婆的愿望。　　

这就是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最普及的理想。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去贩毒。用毒害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成为资本家的梦想，所以，《李米的猜想》里的价值理念，恰恰是当今现实社会“金钱至上”主体意识的一种折射。甚至我们可以在最近遍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中看到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要成为资本家，就必须损人利已，即使制造毒品也在所不辞。就像方文为了所谓的爱情，而去贩毒一样。　　

方文与三鹿奶粉的董事长有没有精神与追求的一致？　　

所以，有人说《李米的猜想》是歌颂的爱情，实在是令人可笑，如果说电影里有爱情，我们只能说那就是矫情。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典范就是“不爱江山不爱美人”，就是抛弃富贵享受唯我的两人世界，就是远离尘世，拥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清境。但是，影片里的方文竟然视爱情不见，而踏上了追求金钱的不归路，虽然他表面上是为了爱人的目标实现，但是，他懂不懂得，他的离去，直到他的死去，给予他的爱人，是一种怎样的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他就不懂得爱情就需要维护，而不是撕毁吗？就不知道爱情更需要的是两个人的相依相偎，而不是一笔并不干净的财富吗？　　

用这样的根本不知道爱情的珍贵的男人，用最后李米的含情脉脉的原谅，来说明爱情价值，总使人感到，中国电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了。明明那一份很美的爱情在身边，不知抓住，却去铤而走险，涉入毒海，就像中国的奶制品业一样，明明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在这里，却不知去善待它，经营好它，反而一次次投毒，彻底地伤害了消费者的心。　　

中国电影的爱情意识的落后，并非是在本片中第一次出现了，周迅当年出演的《恋爱中的小宝贝》在作为情人节特供片放映时，曾经让情侣观众看的毛骨悚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爱情片的美好与温馨程度，甚至不如好莱坞电影对爱情的执着与理解。实际上，这本质的原因，还是中国社会对爱情接受的太迟太慢，我们太缺少对于爱情一些基本元素的执着了，至少如果我们在使用爱情这个概念的时候，也应该接受一下爱情概念中约定俗成的“爱情至上”的观念吧。在我们这个仅仅走入近代社会才一百多年的古老国家，我们其实是相当缺乏“现代爱情”的观念的，真正的现代“爱情”定义，完全是西方舶来的，这就导致了我们“爱情”理念上的落后性。回想上一世纪初，当中国人发现了爱情之后，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为了爱情而去盲流到城市的现象，像丁玲就是一个代表的典型，因为逃婚来到了上海与北京。巴金的小说中也多写到这样的类型。初初来到中国的爱情概念，一下子启蒙了中国青年男女，让他们抛弃了家庭与财富，而去选择纯粹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在新世纪拉开帷幕之初，我们依然看到陈腐的中国爱情沉渣依然不断地泛起，在我们的银幕上充斥着“金钱高于爱情”的无耻说教，令人痛感中国电影的意识观念已经落后西方何止于百年？　　

《李米的猜想》中，一个有着原形的现实故事，一旦回到爱情概念上的时候，便让“金钱”压制了“爱情”，集中地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体思想。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在胶片里，苦口婆心地传导着“爱情不敌金钱”的理念，实际上承担了一种资本主义野蛮阶段的道德说教功能。《李米的猜想》里缺少着情，并大言不惭地为一个毒品贩子抛弃爱情歌功颂德，这与我们为三鹿奶粉的毒死婴儿而大声叫好，其实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影片从技术手法来看，承接了一点好莱坞电影的最流行技巧，如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中那种多头线索交叉递进、合成一线的方式，被影片学舌了一回，但外国人运用得很自然的这种手法，被中国电影人用起来的时候，就给人一种破绽百出之感。城市很大，但阴错阳差似的，几个有关联的人，都突然间在城市里相碰撞了，或者说叫“撞车”了，这种概率大概与神七飞船碰到流星雨一般渺小吧。李米找了男友四年无果，但是，在一座立交桥上，所有的人物，包括：她的男友，男友雇佣的二裘，二裘寻找的接头人——那个所谓的诗人，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刹那间“撞车了”。这里面有两个环，李米的环，李米男友所在的那个贩毒的环，突然在这一刻，发生了交叉。而四年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两个环在城市里相安无事，但在一秒中内，全部爆发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从戏剧性上看，确实是前无古人，甚至比《雷雨》中来得更不可思议，毕竟《雷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家庭在那里，而《李米的猜想》中的所有的交叉点，都在没有固定着陆点的城市街头，在动荡不定的城市街头，找到有着前因后果关系的一帮人的“撞车”那是何其概率渺小啊。因此，《李米的猜想》中对戏剧性的追求，看似符合艺术规律，但却给人一种“伪”的感觉，带着一种人为的楔合的硬伤。如果说周迅的表演太过火的话，那么，编导何尝不是在情节上做的太过了一点呢？编导的主体意识过于强大，甚至压制了电影所追求的纪实效果，导致电影有一种伪真实。　　

再细看看电影里的两个“故事环”，每一个环的合榫程度，几乎在达到一种“增之一分则长，缩之一分则短”的地步。就连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空中表演，都无法达到这样的匹配神效，所以才导致了一位舞蹈演员的失足。在影片里，二裘来到立交桥约会，恰好那位疑似接头诗人掉下去了（为什么自杀？电影懒得交待了），恰恰好又落在毒贩联系人方文的车上，而二裘则刚刚在李米的车里，拿到了那本夹有方文照片的书，在立交桥上观看的时候，又落到了方文的身边，于是，这一切，都在这一“秒”里，神奇地不可思议、绝无仅有地相撞了。依靠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概率的一瞬来构置故事，是任何编导都知道的险棋。其实这种设置方式，已经相当不流行了。现在西方电影里比较流行的倒不是这种牵强附会、强奸式的巧合，而是突出一种不可控的意外。像科恩兄弟电影里，一个始终标心立异的基调，就是事件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走向不可预知的可能之外，其特点就是“反巧合”。因此，我们的编导越费力、越吃劲地编造这样的巧合，越可以看出中国电影的生编硬造、缺乏柔性的劣质风格。　　

至于周迅的表演风格，应该说，在周迅眨动的大眼睛，用颇为探索性的好奇与二裘沟通的时候，尚带着几分周迅气质中当年曾经感染过观众并确定其在影坛地位的清纯气质的影子，反映出周迅本色表演中，还是有着一种展现清纯女孩的天赋。但是到了被绑架的时候，她的结结巴巴的夸张表演便把前面的游刃有余给破坏得一干二净了，表演带着一种过去的夸张，并且失控。而之后，再次在监狱里看到小裘的时候，她与王宝强的那种既回避又无奈的表现，颇有喜剧风味，也把握得富有节奏，体现出她身上对演艺技巧的技术性的成份，而这种技术性的演技，如果能匹合她的气质，还是相当富有潜力的，而一旦离开她的角色需求，就必然导致她的失败。像她在出演黄蓉时的失败，就是因为她的气质上除了清纯一样的感觉之外，根本缺乏的是一种女性的睿智式的聪明与智慧，她越吃力地表演，与本色拉开的距离越大，她越吃亏。要知道，周迅真正得到大家的承认，还是在《大明宫词》中演的那个带着清纯的少年公主。周迅戏路并不是无限广阔的。这一点，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至于王宝强，我觉得他可以作为脑瘫型的弱智运动员去参加残奥会，这不是他的本色，只是导演需要他这样，而导演对农民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对城市一窍不通的、说话傻里傻气的、从不计较前因后果的这样类型。如果你带着对王宝强的这样的概念，到城市的工地上去找一找，你会发现那些与王宝强穿着同样的衣服的一类农民们，其实他们的谈吐相当正常人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一定要通过痴汉一样的表情体现出来，他们对爱情的享受与执守程度，并一定就像电影里那样和盘托出。一个男人居然可以把女友“睡觉”的事情，都可以向一个陌生的司机说出，这可能只能存在于电影学院导演的想象中吧。　　

影片的镜头追求流畅，切换频繁，在中国电影中属于镜头比较流畅的吧，远景、近景交差递进，令影片尚不觉得生涩。但有几处值得商榷。如硬切的地方较多，同一镜头下，人物表情不连贯，硬跳跳到下一镜头中去了，特别是在外景时较多。同一组镜头的连贯，在视觉上，会给人一种时间衔接的感觉，但人物的表情不同，就会产生一种“跳针”的疵点。看看好莱坞电影里，就少见这样的毛病。本片导演在镜头运用上多与好莱坞接轨，应该在这些细节上再要求严格一点吧。还有的一些主观镜头用得不够合理，如王宝强下车的时候，镜头跟在他的后边，是一种主观视角，但反切到王宝强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王宝强后面并没有人。此处就不应该用跟拍王宝强的镜头，看看柯恩兄弟的电影中，他们甚至采用过一只狗的视角，快速地扑向人物，跟踪人物的纪实镜头可以代表一只狗，但不能代表无物，不然就会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