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老兵的人生春秋

        毕老兵其实没当过兵。他随哥哥逃往台湾时，是刚刚结婚一个月的农村青年。我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我们那一带农村，把从台湾回来的人都叫作“国民党老兵”。

        毕老兵就是我们村的人。解放后，村里人偶尔会念叨他。这种念叨，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媳妇，——他在台湾他的媳妇却在大陆。解放前夕，毕老兵全家逃往台湾时，唯独把毕老兵的老婆扔下了。他媳妇，在毕老兵逃往台湾后，生了个男孩，而且一直没改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媳妇在我们那十里八村是个有名的人物。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说，这孩子是毕老兵的吗？对这些不怀好意的话，也有人站出来反驳，说别瞎嚼舌头，你看那孩子长得多像他爹。总之，村里人每见到他媳妇和那个叫“全岭”的男孩，就会想起毕老兵，就会议论上两句，比如毕老兵死没死、如果活着今年应该多大了、知不知道老家还有个儿子等等。

       毕老兵行三。他的两个哥哥都比他有出息。大哥黄埔军校毕业，官到国民党飞行大队长。二哥是国民党部队的连长，1947年在一次战斗中被共产党部队击毙。他的父亲解放前夕连惊带吓病故。他的家庭当然是地主。他们全家逃往台湾后，家中基本上没人了。那个没带走的儿媳妇，大部分时间在娘家住着，只是偶尔回婆家看一看。昔日的深宅大院，解放后被用作大队部的办公地点。
        全岭——毕老兵从没见过面的儿子，在那个大家伙儿阶级觉悟都特别高的年代，三十多岁了，还找不到媳妇。谁家也不愿将姑娘嫁给一个地主的后代，何况他爹还在台湾呢。

        毕老兵刚刚结婚一个月，便被大哥生拉硬扯到了台湾。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党政官员人心惶惶，有门路的纷纷外逃。飞机票成了热门货，据说，一根金条才能换到一张。毕老兵的大哥尽管是飞行大队长，有特权，但全家六口人也只搞到五张机票，只能不顾弟弟的苦苦哀求，狠心把弟媳妇扔在了大陆，带着老婆孩子、母亲和弟弟仓皇逃到了台湾。
        关于这一家的消息，随着岁月不知不觉间地流失，人们逐渐淡忘了。每天进进出出的大队部，也早忘记了曾是毕姓地主的豪宅，正可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在“忆苦思甜”和见到毕老兵媳妇的时候，才勾起人们对这一家说不清什么滋味的回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中美建交之后。1979年的一天，一封来自美国的信轰动了整个村庄。这封信是毕老兵寄来的。因台湾和大陆还不通邮，这封信通过美国转寄到中国。这封信的邮寄地址非常有意思，不是“**省**县**公社**大队”，而是“**省**市东70里**集，**集西北3里**庄”。当时，大陆农村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体制。也许是考虑到行政区域名称的变化，寄信人用了这么一个地址。当然，这封信被准确无误地寄达。

        1979年，对毕老兵的媳妇和儿子全岭无疑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先是地主帽子被摘掉，他们不再是地主出身；后是接到毕老兵的来信，得知他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再后来通了几次信之后，毕老兵给他们寄来了一万元钱。——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笔钱是很大的一笔。最最值得一提的是，全岭结婚了，看到全岭一夜之间成了“万元户”，立即有姑娘找上门来嫁给他。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他们都可以扬眉吐气了。

        最高兴的是全岭。现在，他不仅在政治上能和其它人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有钱人，是个有“海外关系”的人！“海外关系”，以前是臭狗屎，现在可是香饽饽！

        地主家庭出身的帽子刚被去掉时，全岭仍旧是胆胆缩缩的，好像一个人从漆黑的环境中突然来到充满强光的地方，好长时间不能适应。随着“大平反”高潮的到来，全岭的自卑感逐渐消失，胆子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和毕老兵联系上之后，他简直有点狂妄了。有一天，他昂首挺胸走进大队部，说了句让村里人十分震惊的话：“这是俺家的房子，应该平反还给俺。”大队支部书记像看怪物一样看他，眼瞪老大，好长时间才说：“你去找上边吧，上边说还你就还你。”可能上边没发话吧，那个房子后来还是大队部。

        结婚那天，全岭那个高兴啊，可能因为想显摆显摆咱也有今天，也可能因为喝了点酒，他牵着新媳妇的手，大声说笑着，昂首挺胸，目中无人，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又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如此往返四五次。如果不是“五保”杨老头的羊群冲散了他，估计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杨老头实在看不惯他那个张狂劲，赶着一群羊迎头走过去，在接近新郎新娘的时候，对着头羊连抽三鞭，一群羊乱纷纷地往前涌，使全岭示威式的散步没再继续进行。

        人不可失意忘形，更不可得意忘形。后来毕老兵一家被全村人抛弃，其中原因很多，全岭这时的张狂，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8年春天，毕老兵在离开家乡三十年后，从台湾回乡探亲。毕老兵回来的消息不迳而走，引起极大地轰动。他回来那天，大家都跑去看热闹，许多外村人闻讯也赶了过来。村里人以极大的热忱欢迎这位三十年才回家的游子。接下来的日子，各家各户对毕老兵开始了轮番宴请，先是王家，后是李家，再是张家。就连曾在毕家大院里扛过长工的“五保”杨老头，也不计前嫌请了一次。

        和毕老兵闲谈时，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台湾和大陆相比，哪个更好。毕老兵总是回答，台湾不行大陆好，在台湾生活困难吃糠咽菜。有一次他这样说时我正好在场，便对他说，不对吧，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比大陆好得多，老百姓还不至于吃糠咽菜吧。毕老兵用非常诧异的眼神看了我一下，不再吭声了。当时我想，如果你探亲回来时，台湾当局告诫你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此说话有所保留可以理解。但你回到自己家乡了，怎么对家乡人还说假话呢？看来还是对家乡人有戒备心。后来我听说，毕老兵向别人打听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别人告诉他，这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回家看望父母正好碰上你了。

        回来第二天，毕老兵即到他家祖坟上祭拜，烧香上供、拍照片、还装了一塑料袋祖坟上的土，说要带到台湾。并且告诉大家，他母亲已在台湾病故，临死前留下一句话，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带回来，和他爹埋在一起。

        几年后的冬天，我把父母接来，准备让两个老人在我家过冬，因为农村老家的房子没暖气。和父母东拉西扯闲谈时，偶尔问起毕老兵，父亲告诉我，毕老兵每年都要回来一次。不过，现在没人请他吃饭了，不但不请他吃饭，连理都懒得理他，他和村里人生分了。

        我问为什么？

        父亲说了以下几点：1、他和老家的人不交心，和大家总象隔着一层皮。2、不懂人情事故，回到家也不知道给大家递个烟问个寒暖，你给他说话，他就哼一声，不给他说话他就不理你。3、全岭更狂了，给人说话眼皮往上翻，走路都掂着脚尖。作为父亲，对儿子这种张狂不制止。4、没有人情味。前年他回来，刚好他的一个邻居去世，他却连问都没问一声，更甭说烧纸祭拜了。

        对这种现象我思索了好久，这到底是文化和观念的冲突呢，还是阶级仇恨在作怪？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说是前者，台湾和大陆尽管属于两个阵营，但文化同根同源，风俗习惯大致相同。如果说是后者，家乡人对毕老兵的老婆和孩子还是很照顾的，在大家眼中，他们更多的是孤儿寡母，如果她家有打墙拉土等重活，大家还都伸手帮一把。纯朴的农村人，只有在“忆苦思甜”时才想起他们是地主家庭，平常都当作像张三李四一样的邻居看待。国共两党都可以“相逢一笔泯恩仇”，何况是乡里乡亲呢？我呢，更愿倾向于是文化观念的冲突。据说，毕老兵一直生活在金钱味很浓的台北，大都市和农村的人情世故观念能一样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看重的是金钱而不是亲情。我想，导致他和村里人生分的还有他儿子的因素在内。像全岭这种人，即使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凭他这种目中无人的张狂，也注定在社会上混不下去。

        在埋葬他母亲的骨灰时，毕老兵和村里人的矛盾爆发了。

        毕老兵的母亲病故在台湾，临死前交待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把她和丈夫埋在一起。这个任务，随着毕老兵的大哥在台湾病故，自然而然地落在毕老兵身上。

        豫东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白事会”，专门负责殡葬事宜。会主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如果家里有人病故了，殡葬前，孝子找到“白事会”，将有多少资金多少亲戚多少朋友同事等基本情况告诉会主，“白事会”会根据这些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在整个殡葬过程中，孝子因有重孝在身不便出头露面，一切事情全由会主俗称“大总”主持。“大总”让孝子干什么孝子就干什么：拄着“安魂棍”接客、谢孝、磕头、哭丧、摔“老盆”、出殡、插“引魂幡”等等。还有一个风俗，孝子无论见什么人都要磕头。即使孝子是爷爷辈，见了孙子辈的也要磕头，这叫为死者“尽孝”。埋葬的前一天晚上，孝子在村中要挨家挨户磕头。往往是“大总”领着孝子到某家大门口高喊：“孝子磕头了！”大部分人家会隔着门说：“免了”。也有和孝子爱开玩笑的人，故意走出来让孝子磕头。无论让不让你磕，这个程序必须是有的。通过这个行动，表明孝子请求大家帮忙。第二天埋葬时，所有村民都会出来，帮助忙活葬礼上的各个事项，即使和死者有仇恨的人也不例外，“死者为大”，如果你不出来帮忙，全村人都会看不起你。

        可能毕老兵不知道家乡的风俗，可能他们一家不愿对村里人低下好不容易才扬起的头，也有可能因长期生活在台北太相信金钱的力量，他像做生意一样，对殡葬时的每一项活动都明码标价：挖墓坑、拿花圈、放鞭炮这样的轻活是多少钱，抬棺材、抬石碑这样的重活是多少钱等等等等。总之，他没有去找“白事会”、没找德高望重的会主商量、更没有见人就磕头和挨家挨户去磕头请求大家帮忙。

        村里人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乡情亲情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吗？浓浓的乡情就值那么几个臭钱吗？太小瞧人了！

        出殡那天，令毕老兵一家人万万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除了几家至亲和十来个看热闹的小孩儿，村里没有什么人出来。墓坑没人挖，花圈没人拿，鞭炮没人放，石碑没人抬。没人吗？加钱！还没人？再加钱！如是加了三次钱，抬石碑的价格由一千变成三千，仍旧没人愿意抬。毕老兵和全岭父子两个开始还一付胸有成竹的模样，见此情景，渐渐的头上冒汗了。拿花圈、放鞭炮这样轻来轻去的活儿还好说，那块沉重的石碑不会自己飞到墓地去。更严重的是，按照迷信的说法，日落之前必须把人埋下去，否则将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极大的不利。太阳已经转到西南方向，一切还是老样子，父子俩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村里几个年轻人出现了，说，石碑我们抬，但价格要加到五千。全岭倒吸一口冷气，乖乖，五千！在当时的物价下，这简直是天价。望望西去的太阳，和父亲商量后同意了，五千就五千吧。原来，这几个年轻人准备捉弄他一家，你小子不是有钱吗？你小子不是什么都用钱来衡量吗？那好，我们劳动力的价格就是五千块钱，爱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拉倒！

        石碑快抬到墓地时，碰到了一条小沟，宽不过两米，深不过半米，几个年轻人把石碑放下，找到全岭，说原先的五千块没考虑到特殊情况，像沟啊坎啊什么的，现在碰到沟了，按照实际情况要再加一千块钱。全岭气得鼻歪眼斜，说这不是讹人吗？几个年轻人说，好，我们不讹你，五千块钱也不要了。互相挤挤眼，哼哧哼哧又把石碑抬回去了。

        太阳逐渐西斜，眼看着就要落下去。此时，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毕老兵父子俩一点都不夸张。也是在此时，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把全村人召集起来，说教训教训他爷俩就够了，毕老兵的娘毕竟是咱村里的人，咱不能让外村人看笑话。然后，几位老人找到毕老兵，狠狠将他训斥一顿，说你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不得了，有些东西用钱是买不来的，你现在有钱，你家过去不也有钱吗？要是钱能办事，你们还往台湾跑干什么？想把你娘埋掉，给老少爷们磕头去！

        全村人整齐的站成一排，毕老兵、全岭和其他孝子们，乖乖地向全村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几个老头一摆手，大家伙儿一涌上前，七手八脚，该干什么干什么，一会儿功夫把葬礼完成了。

        自那之后，毕老兵再也没回家乡。他在省会买了房子，将全家人都迁过去，再从台湾回大陆时，直接到省会自己的家。村里人呢，各家忙各家的生计，日子不咸不淡的过着。随着岁月流失，人们渐渐把毕老兵忘了。只有我，因看到一篇反映国共之间战争的文章而想起了毕老兵。于是，才有了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