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崭新阶段

——纪念毛主席逝世32周年

甄岩

魏巍同志在时，我每次去看他老人家，他总是提出要我写一篇阐述毛泽东哲学、批判还在走的走资派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直到去年九月我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去看他时，他还是这样说。我总感觉自己才疏学浅，力不从心；但我始终记着魏老的谆谆告诫，总想把这篇东西写出来。在纪念毛主席逝世32周年之际，有许多的话要说，但是，我还是试着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写出来。以表达我对毛主席的深深怀念之情，对魏巍老的怀念之情。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

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总的观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人类历史进入到19世纪中期，无产阶级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他们独自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出世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西欧特别是德国成了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因而德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生产的有计划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消费上是表现为资本家阶级越来越富有和无产阶级相对越来越贫困化之间的矛盾。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因而这对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871年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英勇的尝试，庄严地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尽管她只存在了72天，但却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世界进入到20世纪，俄国逐渐成为各种基本矛盾斗争的焦点。又一位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分析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的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不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往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条件反而不容易具备，）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领导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演习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不断战胜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党内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经过12年的准备，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列宁主义阶段的主要标志。

20世纪20年代之后，斯大林继续列宁的事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基本上按照苏联当时国情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建设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世界人民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继列宁之后，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同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人类历史的发展以深刻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其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性世所罕见。中国革命继十月革命之后为世界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国革命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华民族的壮举，在东方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客观辩证法创造出主观辩证法。中国社会特为尖锐复杂和曲折激烈的矛盾运动必然会反映到认识上，开出灿烂的哲学思想之花。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其特殊性。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革命怎么搞，在马列主义“本本”上找不到，照搬苏联经验也是不能成功的，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运动十分尖锐、曲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才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不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时势造英雄”，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民可歌可泣、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产生了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成为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卓越领袖和人民军队的英明统帅，这是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具有良好的理论思维分不开的。他善于从哲学高度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分析与总结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与中国革命过程中涌现出的其他领袖人物相比，他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主要是中国革命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概括。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的诞生，除了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外，也离不开前人的丰富的哲学遗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典籍浩瀚，具有实事求是和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军事、文化等有着很深的造诣。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成为时代巨人的一个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和那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们以及那些不学无数而又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主要是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三者融合的产物。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且也是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他又是一个善于将传统理论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加以革命改造，创造性地开创一个崭新理论体系的巨匠。毛泽东哲学不仅属于中国的，而且属于世界的，确为全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一部分。以其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矗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情有独钟。他在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哲学世界观贯彻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并写出了大量丰厚的让人爱不释手的杰出论著。他真正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讲话是很多的。任何人只要认真研读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就不难品味和体会到毛泽东为重新改造哲学体系，构造了一个系统而又严密且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的哲学体系——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除了以极大的精力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之外，他思索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指导革命建设的需要，便于人民群众掌握的需要，加以根本的革命改造。他认为，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说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而且毛泽东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他在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等谈话时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并希图用认识论来统率整个哲学体系，使原来的“两大块”或“四大块”改造为一元化的统一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哲学宇宙观体系。正是在哲学世界观地指导下，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从青年时期开始的。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为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事宜，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同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此时可谓“百家竞起，异说争鸣。”青年毛泽东广泛接触和阅读介绍各种学说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加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他这次到北京极大地拓宽了视野，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尚无定见。他既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受到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村主义等影响。1919年4月回到长沙，同年7月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中，他热情地赞颂十月革命。赞颂由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革命，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劳动群众力量的伟大，发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号召。在思想上，他更加趋向注重实践，认识到世界上“吃饭的问题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要踏着人生和社会实践说话，要深入实践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但他此时仍未摆脱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主张“温和革命”，“无血革命”，而不主张“激烈的革命”，“流血革命”。1919年12月，他为“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决定暂不出国，先对中国国内的情形“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同时，他试图从当时的各种“课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中，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毛泽东早期文稿》P474页）1920年5月，他由北京到上海、与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多次交谈，讨论社会主义。7月，离开上海，回到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下半年，他与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以通讯方式，共同研讨学习马克思主义心得，讨论社会主义和建立共产党。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使毛泽东抛弃改良主义，新村主义和唯心主义等影响，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我党哲学的根据。”到1920年夏天以后，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即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动摇过。从此，毛泽东把救国问题放在世界范围考察，把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放在人类历史的总进程里来认识和解决。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指导中国革命。他坚信：“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有了这样的科学世界观，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党人相比，不知道要高出了许多。

第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运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用于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1925年12月，他发表了第一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从而确立了党的基本阶级路线和政策策略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5月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率领300多名学员深入考察海陆丰农民运动，汇集并修改学员的调查报告，亲自作序，编辑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同年11月4日，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针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指责，他实地考察了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他又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毛泽东既亲自从事工人运动，又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并参与中央领导工作，所以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要比仅从事工人运动，或仅从事农民运动，或仅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全面而深刻得多，并有着过人的独创性的理论建树。

毛泽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一篇文章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简洁而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的大问题。后一篇文章，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驳斥了社会上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批评了中共内部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两篇政治文献，而不是哲学专著，但它们却鲜明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它们的哲学意义在于：

其一、贯穿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毛泽东在前篇文章开宗明义即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如何才能分清真正的敌友呢？他接着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页。）他始终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各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如何决定了其对革命的态度。以此，分别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农民中的各个阶级和农民中各个阶级阶层都作了透辟地剖析，特别他对中产阶级和农民中各阶级阶层的分析最新颖深刻也最具创造性。

其二、体现了辩证法的分析方法。

首先，表现为对同一阶级内不同阶层的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并不停留于社会各阶级一般的分析，而是深入到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不仅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而且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联系较多，因此当革命斗争紧张时会很快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一部分与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因此，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这是左翼。但这部分对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极易妥协，对革命不能持久。毛泽东的这种分析，要比陈独秀把中国资产阶级简单地区分为“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部分，要深刻得多，辩证得多。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析尤为细致。他分别将他们的经济状况又区分为上、中、下三个细别，并进而说明不同阶层对革命态度的差别。他的那种具体细致的分析，在那时是独一无二的，是他明显的过人之处。毛泽东对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战略策略提供了可靠 依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其次，表现为从运动中分析阶级。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相对稳定的，但一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动而变化的。因此，不能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时，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右翼）一定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成为我们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完全为1927年的事变所证实。他还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平时与革命高涨时期对革命的态度是变化的。在平时小资产阶级右翼对革命取怀疑态度，其中派则取中立态度，但到革命高潮时，不但小资产阶级左翼可以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的农民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表现为在注意阶级性质分析的同时，还顾及数量的分析。要正确估量阶级关系，正确地制定政策，除必须正确地分析各阶级的性质外，还必须注意分析各阶级的人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列举了各阶级阶层的大略人数，并在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一个五百万的团体，依然敌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

最后，表现为运用分析和综合的辩证方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大略的人数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逐一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在最后加以科学的综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显现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联系的总貌。文章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运用分析与综合方法的范例。

此外，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始终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积极引导群众的思想。

总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公式”出发，而是完全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因而丝毫没有将马列理论“公式化”“神圣化”“教条化”的痕迹。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早期结合的优秀代表。它们虽然没有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所接受，但却为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作了理论准备。它们虽然是政治论文，但又鲜明地贯穿着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辩证的分析方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准备。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在斗争实践中建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最重要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冲破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斗争实践中开辟并逐步认识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个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的唯一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法国巴黎公社至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始终是在城市，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工人运动。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根据地也是以大城市（如广州）为中心的。以城市为中心，首先武装夺取城市，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观点。武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发生在城市，结果遭到失败，剩下的起义部队不得不转入农村。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亦是计划夺取湖南省城长沙的。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决定放弃攻取长沙，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山区农村——井岗山进军。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打破了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首先武装夺取城市的观点，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建立上，他从当时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现实矛盾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一省数省的一小块一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和主观根据。当某些人在困难面前，发出“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悲观失望的疑问时，毛泽东眼里看见的是革命力量潜在发展的形势，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他在1928-1930年多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一悲观论调作了回答。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当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把中国国情作了科学分析，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作了英明的预见之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他热情地欢呼：中国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1966年7月改横排本，P96、103）

第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它标志着党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

中国革命所以能够胜利一个“很要紧的条件”，就是“党的政策的正确”。所谓党的政策的正确是指党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践情况。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残酷性更显得主观指导正确与否的重要。主观指导正确就能打胜仗，红军就能发展壮大，根据地就能巩固扩大。主观指导错误，就要吃败仗，人头落地，根据地就要丢失。毛泽东以1927年10月至1928年7月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和1928年8月边界割据的失败为例，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说明上述真理。

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了保证主观指导的正确，毛泽东特别注重深入群众，向社会作调查。他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上井岗山不久便作了永新、宁岗两县的系统调查。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红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红四军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红军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作调查工作，弄清当地的状况，然后再决定该地的工作，提出适合当地群众需要的口号。这样可使红军不致不顾环境，只凭主观决定政策。

毛泽东善于从认识论上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他从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第91页）正因为如此，他把反对主观主义当作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一个问题写进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他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此，就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重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对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第92页）毛泽东这些简洁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联系，揭露了主观主义（亦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是党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主观主义不仅在红四军的某此党员中严重存在，而且在整个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严重存在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未能揭露产生这种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因此，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反右的时候，走向另一个倾向，犯了“左”的错误。这部分同志在指导革命时，不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情况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第三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了反对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这篇文章思想内容极其深刻，它集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即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大问题。它是一篇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檄文。

首先，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高度反复论说了调查研究的意义。他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又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10-111页）如果有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那他一定要产生错误办法和错误主意。他批评有的领导人，不作调查，看到一点东西，一个枝节，能指手画脚地发表意见，其结果，“一定要弄坏情况，一定要丢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第110页），他针对党内存在的不作调查便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风气，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响亮口号，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第109页）他根据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血的教训，从反面来说明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又说：“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12页）这就深刻地说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根本途径。搞不搞调查研究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反对教条主义时反复说明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本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围绕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出现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影响。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们反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科学真理，也反对把马列“本本”与本国的实践情况相结合。这种以“本本主义”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毛泽东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第一次被“夺权”（选举中他们勿视毛泽东是中央和湖南省委任命的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而将他选掉），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对，应该说‘共产党员最有发言权’”；还指责毛泽东讲“把马列主义理论要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是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坚定。”毛泽东在批评这种本本主义时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恰恰相反，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同革命实践的密切结合，不断地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还尖锐地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同上第111页） 他激烈地反对本本主义，丝毫也没有否定读书的必要，更不否定马克思的伟大指导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第111-112页）

毛泽东进一步结合我党的工作实践指出，对待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也不能搞本本主义。他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第111页）所以在执行上级指示时，也必须要调查研究，必须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决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发现上级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就应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说明情况，建议改正。这是对待上级机关指示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毛泽东为批评陈独秀所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为在实践中探索和认识中国革命道路而写的给中央的报告等著作都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正确的原则和态度。

在当时，不少人也知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甚至一些教条主义者口头上也说理论应该和实际结合，但他们不知道理论怎样才能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找到这种结合的根本途径：“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第112页）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或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者们是根本不懂这一点的，也从不愿意向中国社会实际作调查，只知盲目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联经验，结果只有在实践中碰壁，使革命遭受极大损失。

再次，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15页），为此，他特别强调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117页）当时党内一部分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种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烦。”（117页）这种人不懂得客观实际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客观情况又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必须要随之变化。拘泥于原来的“本本”，按“既定办法”办，这种人的思想方法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形式的空洞的唯心主义的。为了使思想适应新的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那种错误思想，指出：“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第116页）这里，毛泽东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那么，什么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呢？《反对本本主义》的整篇文章说明，那就是“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的路线。亦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到斗争中去，“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的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共产党员只有实行这种思想路线，才能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才能使革命不断胜利前进，理论不断发展。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盛行的“教条化”、“神圣化”，逐渐形成了共产国际包办中共一切的局面。而中国党内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则只知盲目地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都直接与共产国际有关。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尔后的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真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由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说很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和中国革命。

最后，毛泽东论说调查研究的方法（即调查的对象、目的、方法和技能等）。根据当时革命实践斗争的需要，他指出：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主力，那些阶级是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他还指出调查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他认为调查工作的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继“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口号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的口号，补充和发展了调查研究思想，调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个别访问和谈话，搜集现有的各种资料，制定表格直接进行统计等，但他把邀集一部分人开调查会作为社会调查的最基本的形式。此外他还指出，调查要事先写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自己动手作记录，要深入，一个一个问题进行。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从认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第一篇著名哲学论文。它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怎样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怎样克服和防止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作出了范例。这篇著作已孕育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及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所接受。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反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狭隘经验论”，把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他们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正确的领导。结果，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教条主义受到了一次历史性惩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分析的方法，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怍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睹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P142、143、151、152、153、154、155）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同上，P186）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1936年12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1936年1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篇重要的军事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辨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的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辨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前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的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真正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的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的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

第五，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辨证唯物论的。”

毛泽东到陕北以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斯诺：《西行漫记》P67、68）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毛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也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新水平的标志。毛泽东把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批判了曾经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不重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特别是把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用以指导革命实践。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P9）《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么，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P284、285、290、291）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

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中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自1927年8月-1937年7月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力挽狂澜，顽强战斗，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英勇地进行了武装起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在这期间，党领导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政策英勇斗争，连续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又在党内连续反对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使人民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但由于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党内达四年之久，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第二次历史性转变是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长征中又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

两次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同这样强大的敌人斗争不可能一举成功。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党内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干扰），找到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路线（在总的路线指导下，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方法、政策、策略、战略战术，等等）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顶住巨大压力，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哪怕只剩下一个人，都要坚持斗争下去，努力探索符合国情的理论和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工农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正确地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正确地解决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这样，从20世纪的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而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

毛泽东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各个革命阶段，在革命斗争的各方面，其中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等各个方面，无不闪烁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芒。

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运用上的光辉典范。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部活的教科书，那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无疑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上的活教材，并且科学地揭示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放战争时期，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时刻把握形势发展的脉搏，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人民，实行人民战争，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在军事上，他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根本要义，就是着眼于从实际出发，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矛盾的相互转化，以弱胜强。毛泽东的意图实现了，实现的那样得心应手。完全可以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

第六，社会主义矛盾论的创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另一极其重大的创造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和平方法实行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他继续着眼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对照抄苏联的一套，总感觉不满意。

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毛泽东以极大精力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世界观去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而不是继续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为此，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情况。先是在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矛盾关系及其解决办法。继之，他又在1957年2月发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无论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深远的政治思想理论意义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奠定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资本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论。它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列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关系，发表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论》，即是帝国主义矛盾论。它科学地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矛盾运动状况，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少数一个或几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列宁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在1937年7、8月所作的《矛盾论》把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构造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严密的完整的科学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同时他又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情况以及当时国际社会的矛盾状况，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不断将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的矛盾、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矛盾，矛盾还是不是发展的动力？斯大林自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后，就提出了苏联只有团结一致而没有矛盾了，矛盾已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了。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这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的原因所在。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辨证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这就集中体现在1957年2月他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它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麽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首先，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

　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了经典作家的深邃的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根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实践经验，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他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兼有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及其特点；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等等。但是，由于列宁辞世过早，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实践，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和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斯大林还比较多地讲到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包括已经大量表现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这时所讲的矛盾，主要是指过渡时期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但是，当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斯大林就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才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要领导者经常注意发现矛盾和克服矛盾，并认为如果注意不够，搞不好的话还可能发生冲突。但这时他还是没有把它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及矛盾的根源，并且指明它同样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理论的创新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实践（包括历史经验总结）就不会有理论的升华；没有继承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这充分显示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最近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只讲“和合”、“和谐”，而反对“矛盾”、和“斗争”，要用所谓“和合哲学”来回避矛盾，取消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建设所谓“和谐社会”。

其次，毛泽东创造性发展了马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表明，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包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它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继而，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其三，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

我们所以说我国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概括地讲，一是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二是社会制度还不完善。这种不发达，不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低级阶段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正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从而为解决上述两大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其中适应是主要方面，不适应是次要方面。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所谓相适应，就是指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他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认定，我们之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    应该指出，一些论者在分析毛泽东尔后在经济建设上失误的原因时，归结于是他不重视生产力，或是只抓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从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表明他不仅重视发展生产力问题，而且还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根本性任务，提到全党面前。众所周知，他在临近民主革命胜利的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问题，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这个著名原理的重要性，为以后的实践所证明。1947年，毛泽东进一步把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重要标准提了出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广大干部提出：“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全国胜利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工作重心准备由乡村转入城市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全党立即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工作提到首要的中心位置上来。他明确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他在领导制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上举数端，说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在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工作部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 他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尽管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诸如经济体制须要转换等问题，但指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的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不相适应的方面是次要的，它不是对抗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是说，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自我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点阐明，为确定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为改革的进行提供了理论的根据。就后者而言，他提出要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进行自觉的调整，调整也就是改革。这时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提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这里，他是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提出改革和建设的任务的。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各类新问题，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同时又指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应该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核心，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基本规律。

应当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一般都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就是对抗和非对抗的矛盾。但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阶级社会和由有阶级向无阶级转变的社会中，两类矛盾运行的特点不同，在社会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阶级对抗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处于主要的地位，这种矛盾的对抗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地位，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整和解决，是为了团结人民内部，服从和服务于反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这种矛盾不是主要的、突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历史，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个经济基础被动摇、被摧毁，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逆转。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还存着敌我矛盾，但它已退居为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大量的、突出的矛盾，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成为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盛衰成败的全局性的问题。这种状况也决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在指明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前提条件的同时，进而指出，两类矛盾虽然有明确的严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互相转化。这是对两类矛盾运行规律的一个深刻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同样，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激化，发生对抗的形式。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形，在社会生活中是时有发生的。显然，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并指明这个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出现长期的、全局性的对抗。但毛泽东在指出这一基本特点的同时，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少数人闹事这种新现象时，又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他满怀信心地说：“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告诉我们，要善于创造条件，使矛盾的性质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要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向不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

不同性质的矛盾，决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毛泽东强调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一种是“收”的方针，这就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不承认矛盾的存在。专横武断地声称“不争论”！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即使是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也往往要由领导来作结论，不许争论。这样，从表面上看是空前的统一、稳定和“和谐”，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团结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和掩盖矛盾，一旦矛盾出现，势必采取压制的方法，或是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而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还要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所以，这是一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构建所谓“和谐”社会的错误方针。另一种是“放”的方针。这就是说，在对待矛盾问题上，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样做，从表面上看，似乎不那麽和谐和统一，但实际上有利于正确分析和解决矛盾，能够“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他认定前一种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采取后一种方针。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扬大民主的治国方略。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坚持这种民主治国的正确方针，才能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 。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科学地总结了苏共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叛徒集团，推行现代修正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共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教训，以及他带领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作斗争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础上，进一步创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其基本要点就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了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文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一理论具有自己严密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有它的哲学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有它的中心任务——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有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它的主要革命对象——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它的斗争形式——全国范围内向走资派造反夺权；有它的根本纲领——斗私批修，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第七，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曾着力于对哲学体系进行改造。其核心是：“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末，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指出要对哲学体系进行改造的问题。他强调了哲学要为政治服务。之后，在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对哲学体系的改造问题。他“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在此，对哲学体系的改造，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深入社会实践活动，到工厂农村去，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线去，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脱离实际是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理论的；二是不要照过去那样写。过去的教科书，很长很深奥，又脱离实际，工农兵根本看不懂，所以毛泽东特别指出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三是不要写那么多。这就要求写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大众化，真正“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首先，毛泽东对改造哲学体系，率先垂范，作出榜样。他在1963年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应该说在《实践论》里都有了，而过了26年后他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一方面是为指导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则使认识论在过去几十年的反复实践、认识基础上的提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仅仅用了1100多个字，所阐述的人的认识过程以及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认识规律，比起《实践论》，更加准确明了，而又更加系统化、理论化、通俗化，因而也更加大众化了。这可以说是他为改造哲学体系作出的一个光辉样板。

毛泽东在这篇论文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提出并作出肯定的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这是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这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紧接着，毛泽东运用极为通俗大众化而又精炼的语言阐述了人对事物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毛泽东接着进一步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他说：“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在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之后，这就必然揭示出了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发展规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最后号召，要“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其次，他进一步强调了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他在1937年所写的《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地严密地解释和发挥后，新中国建立后他曾多次谈到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并且强调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要对干部和党员进行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到1965年在他所书写的一篇手稿中更加郑重地强调了“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这篇手稿中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摘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这篇手稿的重要理论意义，它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改造提供了一个总纲。

其三，他强调要深入实际才能改造哲学体系。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他尖锐指出，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对分析和综合，他运用哲学和实践的辨证关系作了全新的阐释。他指出，“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去，我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它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女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

其四，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

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各个阶级哲学的发展都是这样。

在中国古代，典型的例子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从其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为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创立了以“仁”“正名”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说教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秩序，企图以德治、教化与惩治相结合，达到“克己复礼归仁”之目的。孔子创立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是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反之，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曾涌现出一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家。他们宣传“商鞅变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韩非）。他们创立的法家学派，为地主阶级革命的政治服务。其后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领导了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壮举。而当地主阶级确立统治地位后，至汉武帝时代，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牢牢禁锢和束缚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镇压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当时儒家学说集大成者、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董仲舒又提出“三纲五常”，流武帝即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教便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服务了两千余年。

在中国古代是如此，到了近代、现代也是如此。从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邹容、陈天华、章太炎，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时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他们最有生气，他们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为革命大造舆论，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谭嗣同、陈天华、邹容为宣传革命，不惜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

后来，蒋介石建立 反革命政权的时候，同样也是须臾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哲学，为其反动统治服务。冯友兰在其《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为了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取些什么哲学来骗他人。他讲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他用自己的经历驳斥了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在世界近代史上，无数事实都说明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为其政治服务。英国曾出现了培根、霍布斯这样的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为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斗争服务；在法国，狄德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百科全书派”，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先导；在德国，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为当时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造舆论，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还有，俄国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为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党里曾有人（以杨献珍为代表）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它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俄国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去世后，又需要斯大林，写出了《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战初期，写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一批重要著作，都是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而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适应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最好理论武器。尽管他逝世后，由于华国锋等人从没有远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一己私利出发，被一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然而，即使如此，仍然出现象南街村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典范。这就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南街的方向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宣传南街道路，宣传南街村所遵循的科学理论，正是在当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还有，为纠正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是错误了的某公“理论”，梅俏同志发表的重要著作《毛泽东的“珠峰”》，周秀宝同志发表的《正评》以及他发表的《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了的问题》的文章，无疑为当今宣传和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伟大实践，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此特别提及的是魏巍同志，可以说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坚持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伟大实践指引下，反对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引路人和马克思主义英勇无畏的斗士。他今天离我们而去了，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

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党内的右倾复辟势力占据了领导地位后，他们正是打着“务实”，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号，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他们所要检验的真理，正是经过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是真理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为他们砍旗丢刀子，背叛马列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服务。因而他们反对哲学为政治服务，理论为政治服务，其目的就在于从思想政治上麻痹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反革命的理论对抗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御用“理论家”们鼓吹“座标论”，“目的是没有的，走一步，看一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公开叫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近几十代没有希望”，搞资本主义不要“犹报琵琶半遮面”，急切地想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必然”“要来”的希望。他们的用心和当年赫鲁晓夫如出一辙。赫鲁晓夫之流反对哲学为政治服务，大讲没有政治的经济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贩买“三和”“二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扑灭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对内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纵容和支持自上而下一小撮背叛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上台，历经勃涅日列夫，戈尔巴乔夫，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高举的“理论”和“旗帜”，对外宣扬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反对当今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科学判断，推行其“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共产党领导几十年的革命武装斗争。即使如此，仍然出现了象尼泊尔以普拉昌达为首的尼共产党（毛主义），领导十年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光辉典范！在国内搞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根本背叛了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背叛了社会主义，鼓吹“不问姓资姓社”，也“不问姓公姓私”，逐步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现实。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正是经过千百次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突出阐述的科学真理。让我们高举着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对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而且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都作出了创造性地新发展和新贡献。毛泽东在1964年8月24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P389、390）

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这是我在毛主席逝世32周年之际,最想说的话，写出来算是对毛泽东同志永远的纪念！也是对魏巍同志的永远纪念！

                     2008-9-9

                            2008，10，2（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