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谁在反改革？——兼与包心鉴先生商榷

谁在反改革？

——兼与包心鉴先生商榷

红 木

6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来自首都和有关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在北京聚集一堂，共同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不少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展开了积极和热烈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包心鉴先生就本轮反思改革思潮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人）挑起要不要改革的争论……在反思改革的理由下，的确产生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思想。有些人把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劳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统统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社会的万恶之源……尽管我们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如果倒退到所谓的计划经济时代，显然问题更加难办……”。

作为一位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学者，包先生的看法显然代表了近一段时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理论家”们强加在本轮“反思改革”思潮上的一些观点和态度，这些观点目前严重地干扰了中央的决策，也对人民群众总结这次思潮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结合包先生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包先生做一点商榷：

第一.是谁不要改革了？

和“主流学者”刘吉、周瑞金一样，包先生把这轮思潮定位为“要不要改革”。这对于包先生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学者来说实在是一个低级错误。从哲学层面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即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需要，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从政治上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普遍接受的改革共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条政治底线是“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然而近年来，改革之所以受到广泛质疑乃至反思的就是这三十年“主流精英”要求生产关系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倒退到全盘私有化；要求上层建筑从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倒退到人民群众沦为资本奴隶的资产阶级专政上去。而总设计师为改革划的两条底线更是被全部打破：公有制早已不占主体地位，共同富裕更是变成了极少数人暴富且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大部分人生活改善缓慢甚至于严重倒退。

在本轮反思改革思潮中，三场“旋风”是亮点和焦点所在。以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反对国有资产通过MBO被大量流失引发的“郎旋风”，实质是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怒斥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边缘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引发的“刘旋风”，实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巩献田同志质疑企图使国有资产被瓜分合法化的《物权法（草案）》引发的“巩旋风”，实质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这三场“旋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捍卫改革的政治方向，如果包先生承认改革的原则、底线、方向、目的，又怎么能得出他们“不要改革”的论断呢？

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以“唯我独革”的“改革家”、“改革派”面目出现的“主流精英”们才真正“不要改革”。邓小平同志说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称，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的‘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显然邓小平同志所言的“不争论”并不包含是否要争论改革方向问题。反观在本轮反思改革思潮中叫得最响，跳得最欢的“改革家”们同境外的民运、邪教、颜色革命这三股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国内偷偷摸摸地召开“新西山会议”，攻击共产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执政地位“违法”，要“图穷匕首现”，在国外乞求美国总统发动颜色革命颠覆我社会主义政权。请问包先生，他们就是您说的“要改革”的人吗？笔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改革”，他们根本不配当什么“改革派”。他们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敌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今中国，根本没有“新西山会议派”宣扬的所谓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对立，更没有包先生提出的“要不要改革”的争论，有的只是捍卫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观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改革派和和平演变代理人极其主子的尖锐斗争。自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攻防拉锯战，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赢得这场事关改革成败、国家兴旺、人民幸福的战争，决不辜负为社会主义事业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先烈，决不辜负亿万人民的重托。

第二.“市场化改革”果真完美吗？

包先生说：“有些人把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劳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统统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社会的万恶之源。”6月5日“钟轩理”文章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待市场经济，一方面应该承认其的确对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市场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正如刘国光老所说的那样，这些年，我们市场经济讲多了，讲到了不该讲的地方，而社会主义讲少了，该讲的地方没有讲到。我们不能从一种教条滑向另一种教条，极端迷信市场，认为市场万能，那么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落入发展陷阱，变成现在受新自由主义危害最深的苏东、拉美和南亚。因而，包先生所言的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劳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的根源就是不讲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市场化改革”，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更社会主义”。笔者注意到，包先生研究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连马克思主义这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都要“中国化”，何况是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新自由主义呢？中国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解决，一切照搬西方、一切依靠西方庸俗经济学家的本本出发来指导改革，没有任何出路！

第三.中国再搞计划经济是倒退吗？

包先生说“尽管我们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如果倒退到所谓的计划经济时代，显然问题更加难办。”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因此笔者理解包先生是想说中国不能回到1992年以前。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那么包先生显然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即关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相适应的规律。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但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党选择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归根结底是利用市场经济这个手段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力极大发展，市场经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计划经济道路上去，那是一条能够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通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发展道路怎么是倒退呢？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国现在重新转轨到计划经济道路上去，由于市场经济已经较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早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更加适应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关系，又怎么可能“问题更加难办”呢？当然，现在抛弃市场经济道路显然还不太现实，我们还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约束下充分运用这个“手段”。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没有剥削的社会代替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历史的必然，包先生不必对此瞠目结舌，“主流精英”们想阻挡这一历史大势更是“可笑不自量”！

我们党很快要迎来她85周岁生日了，回顾我们党85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真理，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我们党就会永远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先进性。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者，包先生显然应该更理解这一点。在课堂上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员如果自己都不懂、不信马克思主义，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