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八十年代”乌托邦、文化自戕与经济大流血

摩罗：文化自戕与经济大流血

记者：《中国站起来》所说的中国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是怎样发生的？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旗手，谁是背后的最大赢家？

摩罗：一位极其著名的西方学者（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另一位不太著名的西方学者（布克哈特）说，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毁灭一种宗教和文化。

西方世界的殖民历程，实际上就是将地球上所有角落组织到一个国家政权之中的过程，原先的国家降级为州省，即使你有广土众民贵为帝王，也只能做西人的儿皇帝。

世界体系国家化，是五百年殖民史的大趋势，控制国家的那个种族肯定要将他们自己的文化树立为唯一正统的文化，而其他文化都必须受到压制、贬抑乃至消灭。

统治阶级消灭异族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常常不得不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努力学习统治者的文化和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化热，以及至今长盛不衰的全民英语热，都是这种文化适应行为。

要问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推手，那当然是西方殖民者。至于旗手，那当然要在中国人中找。我认为蔡元培比较合适。

正是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法令，不许中国所有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化的经典（废除读经），以此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从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树立为文化领袖。

跟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此极其谦卑地成为西方人的学生，而且不断地将西方文化和种族道德化、神圣化。

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让谁从中得利呢？

首先得利的当然是那些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这个道理很简单。以基督教治国，肯定是耶稣地位最高，以儒教治国，肯定是孔子地位最高。既然我们选择了西化之路，最强烈主张西化的人自然拥有至尊之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国的选择沉稳一点，则文化领袖一定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等人中诞生的。

当然，以上“得利”之说不无调侃之意。中国文化崩溃的最大受益者，毫无疑问是西方权贵。我最近反复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利，是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兑换为金钱的。

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后，我们会自觉地接受甚至会请求他们的统治，将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保留地奉送给西方国家。

举例言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度崇拜外国公司，中国有关部门主动将中国的评级市场敞开奉送给美国评级公司，甚至在相关政策中明确规定，评级业务必须首选外国机构。我们以为这些外国机构可以公正评级，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进行经济博弈的一颗棋子，公正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

比如，美国国民平均资产值为15万元，可是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仅仅国家债务达到人均22万美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美国已经是一个破产国家。可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都将美国的国家主权级继续评为最高，也就是AAA级。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好，金融危机中堪称中流砥柱，可是美国评级机构依然将中国国家主权级维持在BBB级。

BBB级与AAA级相差大约10级，中国要爬上十级台阶跟美国谈判，踮着脚尖也难于平等。美国人在十级之上跟我们说话，放个屁就能卷走几百个亿。由于中国国家主权级特别低，所有的公司即使完美无缺，也是下三流，他们在与外商谈判时永远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美国三家著名评级公司已经占领了中国评级市场的三分之二业务，中国自己成千上万的评级公司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再看中国的审计业务。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家外国（当然是美国）审计公司的业务占40%，而5600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加起来只占60%。外国公司的一笔业务往往是几亿元，中国公司所能承揽的业务，往往只有几千元。同样的审计业务，外国审计师每小时收2750元，中国审计师出场，只能收300元，是外国审计师的九分之一。

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歧视中国企业，曾经提出，即使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已经完成的业务，也必须请外国公司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职能部门竟然立即采纳这样的建议，制定这样的洋奴政策。这种“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政策，把外国公司养成了太上皇，把中国公司压成了乞丐。

中国的银行不但由外国公司评级，还全由外国公司审计。银行信息其实是国家的最高经济机密，可是我们把所有的经济机密，全部无保留地奉送给外国公司（他们几分钟就可以转送给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担心他们不愿意看，必须送上几亿元的审计费，请他们占有我们的机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一场傻乎乎的裸奔。美国人一边看笑话，一边夜以继日地数钱。中国送给他们的意外横财太多了。

经济学家江涌在《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书中指出，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国有银行狂赚了7500亿美元，加上他们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分享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获利1万亿美元，而那一年中国的GDP只有2.6万亿美元，而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家仅从咱们银行业掏走的利润（而不是GDP）就达1万亿——这得多少年的积累，才有这1万亿美元的财富供他们掠夺啊，我们这杨白劳当得实在太称职了，太死心塌地了。

经济学家张宏良就此指出：“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我想对张宏良谈到的原因做点补充。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我们必定会不由自主地以西方的利益为看待事物、评价事物的立场和标准。站在西方的立场和标准上，西方人占有世界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仅仅在一个行业就为他们奉献1万亿利润的行为，在中国精英曾看来，绝对是理所当然，而没有反思的余地。

一百年来，我们的精英群体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立场和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义和团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当今执政者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国有企业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中国资本家和西方掠夺者之间，他们永远站在西方掠夺者一边。持此立场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买办，有利可图，有的纯粹是文人，与利益无关，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脑所致。

他们天天批评中国皇帝“教化”背后隐藏着权力和利益的阴谋，却丝毫不承认，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教化背后，隐藏着更加彻底的权利与利益阴谋。他们同样也不承认，面对西方掠夺者的掠夺，我们无论如何跟清王朝、义和团、当今执政者、国有企业、中国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更加紧密一些。

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是这样沦落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个称号，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永远跟着西方人说话，不但要把香港澳门青岛海参葳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把海关控制权、国家评估权、企业评估权、银行审计权、碳排放控制权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最终将把银行的钞票都说到西方人的手里。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归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经残破也必须修复起来。

摩罗/“八十年代”乌托邦可以休矣

记者：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国门重启、思想解放、洋溢浪漫气质的年代。您在《中国站起来》中表达了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80年代？

摩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摄入知识的阅读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界的躁动和潮涌。八十年代完成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遗产简单化、庸俗化的过程。五四建构了西方文化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构了西方国家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国家的崇拜，和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崇拜。

五四运动强烈反对由英美控制的国际秩序，对他们在巴黎和会中勾结日本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发出了严正抗议。可是，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带着对中国的极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国家和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没有机会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们指着香港说，如果英国当年不只占领香港，而是占领全中国，咱们早就富强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

稍有知识的人就能够弄明白，香港并不是用英国的财富建设起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会的过程中，遗留一点点将香港建成了一个中转站。

印度被英国人殖民两百年，不但没有像香港那样富裕起来，而且手工业生产体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毁，整个印度进入了一个“逆工业化”的状态，成为西方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他们的贫穷比中国还更加严重。

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比五四时贤倒退百步，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信奉着、消费者和推销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实是中国被组织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此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少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敦促中国加入到这个“文明的”国际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特征较少，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较多。所关注和研究的真实问题较少，兴趣较多集中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上。

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对中国从社会到文化到人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卑贱化描述，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和“酱缸蛆”意象得到广泛的认同。而这种自轻自贱自虐的另一面，恰是对西方强势国家及其文化的简单崇拜。

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士人，甘愿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而不能立足于本土，从容地建构自己的文化，八零时贤这一代就这么无奈。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富裕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环节，其中满含热情和希望，但是也不无浅薄、曲折和失误，我们没必要刻意建构八十年代乌托邦。

最后引用祝东力先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所说的一句话给八十年代作结，祝东力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