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历史回顾与当代影响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历史回顾与当代影响　　

舒略　　

题记：本文重点在回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阶级分析理论错误、教条主义理论错误和对当代的启示，重点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刘xx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补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质上就是陈独秀 “二次革命论” 的现代翻版，是“二次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没有真正的理论渊源。由于论者水平有限，权当抛砖引玉之用。　　

一、思考的缘起　　

历史是一面镜子，追根溯源方能正本清源，回顾历史可以廓清思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　　

1978年迄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风风雨雨走过了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可谓之不大，人民生活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愿景也感到愈来愈迷茫，困惑也愈来愈多。贫富分化、生态恶化、农村破败、三农危机、人口老化、信仰失落、道德沦丧、贪腐盛行，平等、正义已从我们的旗帜上消失。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养老五座大山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性的乱象，社会危机在潜伏着！　　

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的真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都在提出这样的疑问。社会上很多仁人志士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忠诚共产主义事业的党员在思考，在回顾1978以来30年的历程，探讨我们究竟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全面性的乱象就表明出现了全局性的问题，就意味着党和国家在理论指导和路线方针上出了偏差。　　

1976年……，标志“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在不长的时间就对“文革”，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以及中共“八大”以后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结论是从“左倾”到“极左”，于是有了邓xx提出的今后政治思想上的任务主要是“反左”的论断，并坚持了三十年，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其带来的后果如何评价值得商榷，值得评估。人民群众对三十年“反左”有自己的评估，那就是：共产党过去带领人民闹革命，打倒了国民党一群贪腐混蛋，资本流氓，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国家。没想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反左”，把共产党自己给反成了一群贪腐混蛋，资本流氓。是“胡汉三回来了，共产党自己也成了胡汉三”。这样的评估令人痛心。　　

有“左”反“左”，有 “右”反“右”，是中共自毛泽东为核心以来的一贯方针。像邓xx提出的那样“反左为主”三十年不动摇，还要继续反下去，中共历史上未曾有过。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警惕“右”的时候同时也要警惕“左”，在警惕“左”时候同时也要警惕“右”。邓xx自己也说过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手不可偏废。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当前是否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存在右倾机会主义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二、右倾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也称投机主义( Opportunism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如果它有原则的话，那么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一条。　　

机会主义：也可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它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毛泽东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　　

机会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和正确路线的思潮。其表现形式是思想落后于实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拘泥保守，停步不前，甚至企图开倒车。只顾眼前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他们或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甚至主张搞阶级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势，屈从反动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甚至出卖革命，投降敌人。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在现代，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堕入空想和盲动。 “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夸大革命主观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革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三、陈独秀生平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 　　

　　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 　　

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在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4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得以出狱。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四、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时期存在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原因总结，这条右倾路线既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也有党内幼年不成熟因素，但也包含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个人的因素，同陈独秀这个人不能完全画等号，是政治学和历史学定义概述。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实际工作中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特征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尾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错误分析和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思想观念。1923年，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故一般“难以加入革命”。无产阶级则“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故“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却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资产阶级虽然是与工人、农民“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错误观念”，“便失去了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基于上述分析，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待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之后才能进行，形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分离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这种思想观点支配之下，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了一次次妥协退让投降的做法。1926年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中，妥协退让；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1927年适应国民党右派反对农民运动的要求，阻挠和压制农民运动，反对武装工农。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1927年6月，还在党内通过所谓《关于国共合作关系的决议》中规定，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的管理和训练，以致汪精卫再次背叛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大革命最终惨遭失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观原因。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国民革命的失败的历史情况回顾　　

北伐战争胜利后，陈独秀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了，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取消，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认为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取消革命。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国民革命，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家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后六天，党的“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运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事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召开前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在汉口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确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以制约蒋介石。这次会议表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　　

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威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等参加了大会。召开大会的目的，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做了主题报告。报告把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做了一个回顾，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又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无力与敌人对抗取得胜利，因此革命应当先退到西北去，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陈独秀的意见是与鲍罗庭一致的。报告还讲到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但都是泛泛而谈，没能给予明确具体的回答。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通过了接受该决议案的决议。大会并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做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事实上否定了陈独秀代表“四大”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肯定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离，“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使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无产阶级“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议决案批评了党中央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及陈独秀报告中提出的错误观点，指出：党在三二○事件前后，“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使“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北伐开始后，“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上海暴动期间，“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不是对立的，“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否则，革命的地域就会丧失。到西北去的主张，是一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恐惧失败的情绪”，是“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大会设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对如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讨论中提出三种意见：一是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劣绅的土地和财产；二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三是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会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公有的和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农业公司及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　　

《职工运动议决案》提出了“职工运动新方针”七条，其中包括：“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议决案提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组织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号召工人去当兵，以促使军队的革命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等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等十四人。上述中央委员中陈独秀等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五大”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和政策。但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阶段，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在右倾错误还没有能解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左”倾错误。尤其对于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这一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会议仍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参加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彼此意见冲突，加重了会上的意见分歧。“五大”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中共“五大”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　　

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鲍罗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①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庭是一致的。鲍罗庭这里所表明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这个建议被“左派中心”论所否定。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武汉政府曾允诺拨发两千条枪和若干经费武装工人，但党中央领导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国民政府的对立，竟没有争取其实现。　　

在对待马日事变的问题上，共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党中央则一面把责任归之于农民运动的“过火”，一面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当“查办”代表团赴湘失败后，中共中央曾致书国民党，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等的“救党委员会”系反革命组织，派军队联合民众共同推翻之；保障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自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但并未发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声称要纠正“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对于“轶出正轨”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五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坚决“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工农运动；吸收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会农会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坚持主张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①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这个指示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六月，当反动军官们磨刀霍霍、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左派”让步。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已非常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他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①但蔡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人采纳。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②。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等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忽略对革命武装的掌握。苏联曾给中国大量武器援助，但却只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工农并未能得到武装。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对苏联这样做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军队。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三十个军③，而共产党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却很少。后来周恩来曾指出，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④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缺少后盾，陈独秀等人的态度就只得以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图为转移，而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们所左右。结果是，面对汪精卫和反动军官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革命只有失败。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这一阶段的革命斗争是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口号、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基本内容而发展起来的。这次革命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叛变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而遭到失败，但它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仍是光辉的一章。它给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为革命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历史，以国共合作开始，以“清党”、“分共”告终。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标志了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的变化。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成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权。　　

这个历史阶段，军阀势力发生了重大的消长变化。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很大一部分旧军阀因革命高涨而归属于国民党旗帜之下。凭借各种机缘产生的国民党新军阀，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成了主要的反革命势力。北洋军阀的统治在逐渐让位于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的军阀的统治。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变化。此后国民党军阀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哪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究竟表现在哪儿呢？　　

表现之一：阶级理论分析错误　　

陈独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分别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分析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工人大多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因而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所以也“难于加入革命。”　　

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丢掉农民，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这个主张遭到国际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即使其“颇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则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因此，他虽然承认它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进的先锋”，但又凭想当然认为：“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了。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因经济落后，数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因此他们有两大优点：第一，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从他在这前后发表的文章看，“主力”与“领导力量”是同一个意思。　　　　

表现之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辩护　　

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准备反革命之时，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言“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以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还说要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并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助长了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　　

表现之三：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农民武装　　

1927年月底，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已昭然若揭，陈独秀仍一味顺从他的要求。下令“将工人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汪精卫污蔑农民自卫军引起地方恐慌，陈独秀就下令解除农民自卫军武装。　　

表现之四：向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陈独秀操纵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　　

主要内容是：　　

（一）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二）“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　　

（三）“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这个决议，取消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出卖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这是一个向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的纲领。　　

五、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历史教训的当代启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它对当代的启示是什么？　　

主要教训：　　

1、错误的阶级理论分析　　

陈独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分别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对中国各阶级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导致陈独秀思想上产生误区，认为只有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压制工农运动，迎合大资产阶级，才能挽救国民革命。　　

陈独秀是中共党内较早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领导人，1923年4月和12月，他分别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分析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工人大多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因而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所以也“难于加入革命。”　　

基于这样的分析，陈独秀对当时席卷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横加指责，认同国民党的看法，认为“糟得很”，直接破环了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毛泽东当时基于陈独秀和党内部分同志对农民运动的指责，专门去做了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好得很”，不但不应当横加指责，而且应该积极支持，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陈独秀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持“糟得很”的看法，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加速了国民党右派“清共”的步伐。　　

陈独秀对工人、农民阶级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但问题是不能用狭隘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工农大众。诚如毛泽东所言：“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而是能充当“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人数众多，经济地位低下，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只有首先看到他们的优点，同时也分析他们的弱点，才能得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一正确的结论。陈独秀夸大了工农阶级的弱点，忽视了其优点，那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正是因为思想上存在错误认识，陈独秀对大革命中工农运动的作用定位错误，才会把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领导者，把工农阶级看成是革命追随者。这样，陈独秀因害怕吓跑资产阶级而压制工农运动就有其必然性。　　

陈独秀在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还保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带有旧知识分子的气味和封建家长制的作风，从而产生了或多或少地轻视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思想，特别是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年轻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的旧民主主义观点没有适应新民主主义的客观现实，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由此得出了错误结论。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对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陈独秀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致使他的错误思想不断恶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尽管陈独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几分狂热，但那不过是科举制度消失后知识分子制度性地位沦丧的一种反射而已，而且是以知识分子继续在舆论上、话语权上拥有传统士大夫那种优越感为前提的，一旦革命威胁到他内心里一直以为骄傲的士大夫特权，尤其话语特权，威胁到让知识分子们吃香喝辣的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他从对农民运动喊“糟得很”到最后诋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时的共产国际同样出现重大失误，表现在：在阶级分析上，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年轻，”“工人阶级尚不强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农民“对革命漠不关心，而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重大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这就否定了工农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支柱作用，过高抬高国民党，把资产阶级当成革命的领导力量，导致中共完全放弃领导权，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造成大革命的完全失败。　　

中共党出现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始了艰苦的抗争。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遭到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批判，说该文的观点是幼稚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同年底，他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一文，这与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段》一文相对应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分析，从理论上引出他的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即以农村革命为主，而以城市革命为辅的认识，毛泽东在文中不胜感慨地说：“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12］192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这篇文章虽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但并未有获得重视。　　

当代启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阶级的错误阶级分析理论，夸大工农阶级的弱点，忽视了其优点，用狭隘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工农大众，看待工农运动，对工农运动，群众运动大喊“糟得很”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是不是解决了，消失了？值得思索。　　

中共建国以来，历次大的政策争论都可以看到陈独秀这种错误阶级分析理论的影响，过分看待工农阶级缺点，夸大工农阶级的弱点，忽视了其优点，用狭隘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工农大众，看待工农运动，过分看重和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刘xx建国初期的“天津讲话”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生产，资本家“剥削有功”的提法，五十年代合作化问题上的党内争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上的路线分歧，再往后就是对文革的总结，都可以看到这种过分看待工农阶级缺点，夸大工农运动错误的理论观点。正是这种过分看待工农阶级缺点和夸大工农运动错误的阶级分析和理论观点，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刘xx和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导致邓xx与毛泽东在评价文革上的分歧，以至毛泽东说邓xx是“右倾”。　　

“文革”从实质和其表现形式看，它就是现代版的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尽管它在实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过火和偏激，但它的实质和方向是对的，它是我党在社会主义阶段保证实现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实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的一次伟大尝试。看不到“反官僚阶层，争大众民主”这一实质，过分看待“文革”当中出现的过火行为，从而全盘否定，与陈独秀看待“湖南农民运动” “糟得很”的右倾观点如出一辙。　　

全盘否定“文革”是站不住脚的。延安时期那个“历史决议”是我党在野时作的党内决议，它总结了经验，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在我党取得执政权，成为执政党的背景下搞这样的决议，其负面效果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是非常严重的。在建国后搞这样的一个决议，就不仅仅像延安时期那样是党内决议，它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决议。用国家决议的形式将共和国的执政错误公告于天下，用国家决议的形式批判共和国的开创者，古今中外未曾有过，这是一种“自掘祖坟”的做法。在这样的决议指导下，三十年来不计其数的历史学家、党史研究者，在反思的口号下，大肆挖掘共产党、共和国及其领袖的所谓秘史秘闻，大肆揭露、曲解甚至编造所谓共产党的错误历史，从“文革”，到“延安整风”，再到“井冈山时期的所谓‘富田事变’”，一直到“湖南农民运动”。在这一系列的反思里，共产党、共和国和共和国领袖给世人的印象是如此多的罪恶、血腥和丑陋。放任这样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一，是粉碎了共产党和共和国及其领袖的神圣性，共产党不再是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而是一个错误百出，罪恶滔天的党。崇拜和神圣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确立神圣性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一致做法，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来创废立国的宝贵经验。从汉高祖刘邦“大泽宰蛇”，到清朝顺治帝福临降生“红光满屋”，说的就是神圣性，在家天下的时代，帝王的神圣性就是国家的神圣性。即使在现代社会，领袖的个人形象与国家的形象也是难以完全分开的，尤其是与国家的开创者更难以分开。文革后大肆批判共和国开创者毛泽东搞所谓“个人崇拜”，将毛泽东主席拉下所谓“神坛”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行为，这种行为违背了我们民族数千年立国执政的历史经验和一贯做法。作为共和国的开创者，毛泽东主席的神圣性就是共和国的神圣性，毛泽东主席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否定毛泽东主席的神圣性，就是否定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神圣性，将毛泽东拉下神坛其实质就是将共和国拉下神坛。前苏联赫鲁晓夫大肆批判所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肆揭露所谓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最后的结局是亡党亡国，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滋生越来越多的乱象，追根溯源，否定毛泽东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中断了权力继承的连续性，在后任者与开创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权力继承断裂。文革结束后，在如何对待开创者和开创者留下的遗产，可以有两种方针，一种是“继承、完善、改革、发展”的方针，也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方针具有连续性、完整性的好处；另一种是“批判、否定、改革、发展”的方针，当时的说法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实际进程发展成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以至一说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拿毛泽东的三十年作对照，将毛泽东时代说成是旧社会，甚至比国民党的旧时代都不如。这个方针具有断裂性，片面性的特征，将共和国人为割裂成前后三十年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三，是断送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动摇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在于其他几个因素：一是长期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等行动获胜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统一战线等。四是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以“GDP”数字为代表的经济成就。前面三项基本丧失殆尽，只剩第四项，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下，也成了问题。　　

第四，是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数典忘祖是最让人瞧不起和不齿的行为。　　

如何看待工农阶级，看待群众，历来是共产党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只有首先看到他们的优点，同时也分析他们的弱点，才能得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一正确的结论。同样才能得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力军”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历来强调要从正面和积极的一面去看待工农阶级人民大众，看待工农运动群众运动，反对用狭隘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工农大众，相信工农群众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当中克服缺点不足，逐步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运动当中学会运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个人创造历史。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才能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陈独秀夸大了工农阶级的弱点，忽视了其优点，那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同理，刘xx的“形左实右”，邓xx对待文革的“右倾”， 直到现在，在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阶级分析和理论观点的影响。在经济建设上强调专家治国、精英治国，强调工农群众的私利私心的观点，其理论基础都是同陈独秀这种夸大了工农阶级的弱点，忽视了其优点的错误阶级理论分析一脉相承的。　　

2、“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主要涉及三个要素：一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二是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得到政权；三是在二次革命中间需要一个很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党下达的第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一个错误的论断：“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2］这一论断为陈独秀所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也就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横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从而割裂了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这种观点将导致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陈独秀以其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理论性文章为标志。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其胜利亦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在文章中表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可见陈独秀的基本思想是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分阶段进行。　　

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虽然试图以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但是，他偏重于“唯生产力论”，未能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未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即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　　

“二次革命论”在哲学上是“机械论”，简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论述，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忽视了认识真理的根本目的是应用真理，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观点，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当代启示　　

对陈独秀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二次革命论”提法及其功过，党内外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近十几年来，史学界和中共党史研究者结合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二次革命论”大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2002年，党史研究者唐宝林公开发表《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在陈独秀问题上的新进展》一文，认为中国革命的历程（1945年差点成立国共联合政府——1949年民主革命的胜利——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又是一种“二次革命”；而从经济层面而言，不管哪个政党掌权，都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才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2]而改革开放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表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不仅没有错，“陈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的思想”而且是十分英明的预见”——历史发展的轨迹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陈独秀的准确预见！鉴于此，唐宝林毫不客气地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写党史，还批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在是太迂腐了”。唐宝林这个看法，代表了当今的主流看法。　　

如果说“二次革命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八年浴血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是错误的，是多余的，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违背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是违背历史规律的，是一种“空想”，一种超阶段的“左倾”或“极左”。于是，也就等于说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成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正义性也成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正义性也同样成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大折腾”，就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因为它牺牲了二千八百万烈士，迫害了五十万知识分子，饿死了三千万人，折腾了数亿人（文**革当中）。　　

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在我们党内并没有消失，它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也是致命的！这个“二次革命论”的延伸就是刘xx的“巩固新民主主义论”，更进一步就是“补课论”，其集大成的表述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中心”的提法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和片面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具有很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错误，首要表现就是它在理论上的片面性，它虽然对中国国情作了初步的分析，有一定正确判断，看到了中国社会经过毛泽东时期的三十年建设，经济上仍然相当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突出了抓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屡受干扰的倾向作出纠正。但它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巩固，十分脆弱。这种脆弱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基础不雄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更表现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脆弱。存在着广泛的小农经济势力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存在着大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资本主义旧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着旧制度复辟的危险性。而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些问题，才在晚年不惜发动“文革”，再三强调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然存在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讲得不够，着墨不多，但他关于“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的观点，用“四大”的方式保证人民群众民主权力的探索，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从理论上比较，“以阶级斗争为纲”侧重于政治层面，“经济建设为中心”侧重于经济层面，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都存在片面性。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毛泽东指出的“以三大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为纲”。因此，讲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就应当是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在科学总结基础上的自我充实、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不应该全盘否定前者，更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种全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轻率的，在客观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性、现实性和长期性，造成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软弱无力，一手硬，一手软，是导致八十年代后期学潮和动乱的根本原因，学潮和动乱的爆发，事实上就已宣告十三大概括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破产。同时导致我党在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和理论交锋当中软弱无力，束手无策，也导致“四项基本原则“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理论支持，抽去了阶级斗争的灵魂，成了空洞的原则宣示。造成“两个基本点”一点实，一点虚的尴尬境地，未能起到在经济改革过程当中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种全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做法，也是我国在国际“民主、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模糊色彩，导致我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出现大混乱，党的最高领导人甚至散布“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讲不清“的错误论调，以至理论界连番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是“乌托邦”，把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说成是违背人性的“空想”。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肆意攻击，我党对之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加以反击，简直是一个大笑话。造成这种软弱无力被动局面的根子，就在于这三十年我们基本摧毁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愿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理想，一个理论学说，也是一个历史制度变迁的理论证明，一个制度证明，更是切切实实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上，生产资料由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过程由人民共同进行，生产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上的！“把一切献给党”，党安排好一切，“有困难，找组织，”两者之间是相等式，而不是不等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道德要求，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就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在经济上，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需要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过程保障的制度安排，需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养老上的全面保障！这样的安排和保障可以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而具有不同的水平和标准，但不能没有这样的安排和保障。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和保障，转而鼓吹“剥削有功，压迫难免，造反有罪”，到处“砸三铁”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就沦为笑柄，就成了一个伟大的“空想”。 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稽之谈，无法落到实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无数共产党人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不仅仅是因为主义信仰，而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切实证明，是共产主义制度在革命队伍中的实在兑现，没有以供给制为基础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相对平等的制度安排，没有这样的安排，就不会有那么多进步青年跟着共产党走，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没有这样的制度承诺，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被动员起来，而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人民群众更不会长久跟随你。缺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保障，贪污腐化就必然成为难以遏制的政治顽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党不遗余力反贪腐，但贪腐却愈演愈烈，到处漫延，可以说现在是无官不贪，无处不贪，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党在路线上出了问题，可以说是共产党在反贪腐战场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历史上我党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牺牲了百分之九十，失去了根据地，不得不北上转移，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暴露和大失败。那么，现在我党在反贪腐战场上的所谓辉煌是不是叫胜利呢？近年来，中纪委报告中的贪腐党员高中级干部数字直线上升，每每作工作报告，都列出又处理了多少多少党政干部，并作为其工作政绩，自吹自擂，沾沾自喜，引为自豪。这种论调其实大错特错，这不是中纪委的骄傲，而是中纪委的耻辱，是中纪委工作的失败。陈绍基、王华元之类的高中级干部贪污腐化愈来愈多，所谓前腐后继，且愈来愈年轻化，本身就意味我党在反贪腐战场上的大失败，不是功，而是过！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人曾哀叹“共党越抓越多，国军越打越少”，现在则是纪检干部自嘲“反贪腐越反是贪腐越严重，焦裕禄式的干部则是愈来愈少”，这真是一大讽刺。当党的高中级干部发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安排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你再叫这些党员干部保持廉洁简直就是空想。凭什么老板们可以“先富”，党员干部，医生教师，法官律师，演艺人员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不能“先富”？于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白衣天使成了“金钱至上”的黑衣天使，病人杀手；人民法院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封建衙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成了四处捞钱的“补习教师”；多少年受人民称赞的革命文艺战士成了“达官富人”床上的“姘夫情妇”；“笑贫不笑娼”成了社会共识等等。这种漫延全社会的旧社会的丑恶现象重新死灰复燃，根子是什么，不值得真正的共产党人严肃思考吗？难道它不正是反映我党在路线上出了问题吗？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就是废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恶果。废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制度安排的共产党只能是假共产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可以说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四大分裂”：一是理论逻辑上的分裂：二是政治逻辑上的分裂；三是历史过程上的分裂；四是信仰逻辑上的分裂。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形左实右”， “打左灯，向右转”，政治上人格分裂，行为上表里不一。从大的方面讲，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其现实的政治路线相分裂；其政治信仰理念与经济改革取向相分裂；其党的优良历史传统与当代丑恶现实表现相分裂；其宣传说教与群众感受相分裂。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道义上不占制高点。讲起道理来，是理不直，腰不粗，气不壮。右派不服，左派不满，群众迷惑，人民憋气。想左右逢源，却左右不是，处处被动。只好不争论，低着头，闷着干，不问路，不撞南墙不回头。　　

它在内政上从根本说，就是从“害怕群众”到“压制群众”的一个实际过程，表现就是从取消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发展到“永不搞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就是“砸三铁”，强迫全体工人签定劳动合同，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力成了商品，成了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从此失去。在国际上鼓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主题”，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我们是处处被动，外交上出现了许多右倾投降的行为，对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不敢有理有节据理抗争，而是一味韬光养晦，畏畏缩缩，搞了许多丧气外交，如“京戏外交”、“二胡外交”、“消气外交”等。根本上其实就是过高看待资本主义，夸大资产阶级力量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现代表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只强调紧抓经济建设，不承认阶级斗争，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旧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阶级复辟。在经济路线上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对“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将这个方针逐步演变成“利用、扶持、依靠”，被工农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批评为“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道路。看看当今深圳、东莞等沿海地区，它们的发展根本不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而是为了资本家、依靠资本家、成果大部分归资本家。这就是为什么工农大众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愈来愈困惑，越来越迷茫的根本原因，根本所在。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摸索走过“三条道路”，或者叫“三种形式”：一种是“延安道路”，一种是“小岗道路”，一种是“深圳道路”。　　

“延安道路”是我党在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总结，其特征是“生产为了人民，生产依靠人民，生产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走的是“组织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集体主义道路，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建国后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的“延安道路”，后人称颂毛泽东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条道路从本质上来说，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具体经营方式上存在许多不足，如“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小岗道路”是我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总结，其特征是“责任到人，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的传统小农经济道路。这条道路选择起因是看到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缺陷，影响了效率，而企图加以改革，又由于城市里的国营企业也存在此类缺陷，而进一步推进到城市国营企业，从而导致了所谓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入展开。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小岗道路”只能温饱，不能富裕，是一条走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道路，由于取消了集体主义，集体经济，这条道路导致了当今严重的“农村破败”和“三农问题”，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这条道路也是造成大批国营企业破产倒闭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了，承包制救不了国营企业，解决不了国企效率问题，反到加速了国营企业的衰败和死亡。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是同国营企业经营方向背道而驰的，结局只能是失败。　　

“深圳道路”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以“深圳、东莞”为代表，起因是为了解决国家搞建设时的资金不足的困难。其特征是“引进外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赚些劳务费，增加地方税收，解决部分就业。由于初时效果不错，于是全面推广，更深化总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这条道路确实解决了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加快了经济积累的速度，在做大“蛋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把这条道路上升到国家理论指导层面，并且加以系统化，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就成了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分析，“深圳道路”本质上和事实上是为了资本家、依靠资本家、成果大部分归资本家的道路，它同“延安道路”是根本对立的，是与我党的根本宗旨相对立的。它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对“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将这个方针逐步演变成“利用、扶持、依靠”，并在全国加以推广，成为我党基本经济路线和经济方针，其对我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影响和负面危害是十分深远的，它的负面效应已经陆续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对“深圳道路”的纠偏。但由于仅仅是局限于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其纠偏效果如何，值得观察，值得怀疑。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事实上就是从一个片面性走向了另一个片面性，正是这样的片面性，导致当今社会出现如此多的可以说是全面性乱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