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礼自毙”与“作法自毙”

　　鲁国始封君主伯禽的父亲是周公旦。周公旦制礼，重要一条就是“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如果君王亲近信任疏远的因而也就是地位卑下的人，这种人就被称为“嬖人”，似乎在暗示君王与之搞同性恋。

　　鲁国除了短暂的东门氏家族外，有三个家族最尊最亲，即季孙、叔孙、孟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子孙，被称为“三桓”。三桓家族世代把持鲁国政权，撵跑了两任国君昭公、哀公，并且宣公极可能死在他们手里。《左传》记载语焉不详，想来是在为尊者讳：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大意：宣公刚想倚重公孙归父并借助晋国力量收回政权呢，就挂了。)

　　司马迁评论鲁国说：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史记·鲁周公世家)

　　说周公旦“作礼自毙”，是完全合适的。

　　但从汉代始，帝国尊崇儒教，所以人们只记住了商鞅的“作法自毙”。

　　假如商鞅不向秦国移植三晋的法律，秦国早就被魏国灭掉了。施政作法，只求有利国家，不计个人得失，这才显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宗臣之风。

　　商鞅的死，是因为惠文君的挟私报复，责任不在商鞅，所以更为“作法”增添了几分悲壮色彩。後学文人动辄以“作法自毙”用于讥讽，只能暴露自己的不识大体和恶毒。

　　假如大家都不愿作法，那社会就是原始丛林;假如大家都不敢对权贵行法，那国家就是寡头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