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时代

眼前寒冷的大街上　　

我听得见　　

追名逐利者的叫嚷　　

和名利那愤怒的回响　　

                      ――《致假想朋友的一封信》托马斯·麦克格拉斯　　

也许，当代那种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缺失并不仅限于中国，但这种缺失所带来的后果与严重程度，在这个正处于社会矛盾极端复杂又极其尖锐的社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魅力远远赶不上“李宇春”，当“政治责任”的魅力远远赶不上“一夜成名”，当“雷锋”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语时，一方面意味着走资派几十年意识形态灌输的成功，另一方面他们又得吞下自己这一手培育出的这枚苦果。如今，在资产阶级日渐高涨的攻击之下，已没有多少人在为其说话，已处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攻击之下，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可能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最后会落得这么一个孤家寡人的凄凉境地。同时也更显示当前出社会价值的错位与精神信仰的缺失。　　

也许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世界在他们概念中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充满着斗争与矛盾的词语，也许现实世界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当他们高举着“毛主席”的头像，手捧着《毛主席语录》的时候，就早已把思想献于有关于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去了。在他们看来：“人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变成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的自由没有区别。”那种为了真理和理想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在这一代人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叫人赞叹。　　

而观当今中国之社会现状既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也不是西方文明社会的变迁，而是二十世纪在战争中形成的那种革命精神的嬗变，一种逆向延续，是一种对于过去社会的反动，一种基于被一群无耻汉奸文人，自以为是的精英们歪曲的革命思想，一种几乎歇斯底里地自我丑化和对过去的反攻倒算。他们一方面拒不承认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极端厌恶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又即使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们之所以要否定二者的存在，真实的目的只是因为他们想获得绝对的垄断地位，好凭借这种地位继续愚弄人民，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他们深知一旦人民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不再需要他们的指指点点，一旦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掌握政权，他们就将又一次失去曾经在文革中失去的那点可怜的，又是极其可耻的优越感。　　

因此，这些见不得人的预谋都使得他们这种貌似“深刻”的反思更像是一次对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对私有制的疯狂求爱。这种给予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已经强大到可以横扫一切信仰，以及和信仰有关的所有东西，在一夜之间变得虚无缥缈，仿佛整个世界除了嘲笑还是嘲笑。这种现实与理想中的巨大反差使得人们很容易迷失方向，一些原本是理想主义的人则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嘲讽这个社会，而其内心却怎么也不能摆脱普遍的社会意识。这些都使得批判性和关怀性，这两个有关于理想和信念最重要的东西在今日的中国丧失殆尽。他们不仅要替自1840年以来的汉奸，反动势力翻案，更要替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汉奸，反动势力翻案。他们口口声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进步”，把“愚昧”的中国改造成所谓“文明。”但可笑的是他们用来改造中国和中国人的东西里面几乎没有一样是中国自己的。所谓“艺高人胆大”，他们今天能为国民党反动派翻案，为汪精卫，李鸿章，慈禧翻案，甚至为日本人翻案，明天就能为洪承畴翻案，为秦桧翻案，甚至反而把尧舜禹汤之辈也打入决绝人类统一，反对世界公民的反普世价值的队伍里。　　

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走资派们终于通过种种手段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扫清”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表面上把西化派隔离起来，其实真正被隔离起来的是信仰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更加荒唐的是，西化派却趁火打劫，二十年如一日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广受迫害的“小媳妇”样，以此博得很多善良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伊索寓言》里有一则“农夫和蛇”的故事，善良的农夫用自己的体温救活了被冻得奄奄一息的蛇，而蛇却在苏醒后反咬农夫一口。因此，事到如今，一来西化派，普世派已经日渐羽翼丰满，不需要再披着那本来就使自己极端不自在的羊皮，露出饿狼的本性，把曾经那些善良的人民弃到一边，使之沦为“屁民”。二来，人民经过这前后三十年的对比，更加认识到了事情的本质，在惨淡的现实面前，即使包装的再精美的理论也一钱不值，只能换来人民敌视。　　

精英们打着“为了真理而战”的幌子，其实质却是“为了利益而战”，并且这“利益”不论在其“名”上属于何者，但却在“实”上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济利益，由社会特权而产生的利益相关。因此，精英们提倡什么是一方面，社会现实是什么又是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担心的一样，知识虽然可以破坏原有的社会体系，可一旦当它与现有的社会体制，权力结合起来时，又成为最严密的关系网，极力保护着现存的一切制度。本来知识份子的精英性只应体现在知识本身当中，现在却几乎体现在社会的所有方面，使得知识份子摇身一变，俨然成为改革最大的利益既得者，然后一步步的沦为政治的共同体，最后很自然的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这样，他既不能代表知识的严肃性，也丧失了作为社会代表的典范性的资格。精英的价值不在于拥有权力，享受权力，更不是替权力辩护。所以当精英成为权力最大的拥护者时，这样的精英还能称其为精英吗？　　

康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藐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了一切人的公共权力，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这句话就算今天看来也仍旧不失其对于现实的意义，而这也许才是康德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吧。　　

随着上述一切的发生，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突出，本来应该站在民众一边的精英却往往以对立面出现，这样当敌对代替了支持，当信任变成了怀疑，就更谈不上关怀普通民众了。其实，这也难怪，因为，二者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又怎么能指望属于利益既得者的精英站在民众一方呢！当知识份子把批判性远远的抛在脑后之时，那么关怀性的缺失就成为一种必然。　　

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当它完全丢失了精神与信仰，那么它也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物质生产，放在这唯一使其获得快感的物质享受之上了。　　

现在的中国社会就像一个被快速吹起来的气球，不过虽然看起来是很花哨，但却缺少了必要的支持。自己不是经济学家，没有能力说中国的经济将会怎么样，但作为一位哲学研究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当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文化与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它自己就会停下来，甚至爆发一些激烈的冲突，经济问题就会演变成社会问题。而这时，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引领者的知识分子，精英却堕落成为腐朽的贵族主义的代表，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可避免的庸俗化，低级化了。　　

人类必须要要生存，但生存的目的不是生存！　　

不知从何时起“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成为一句时髦的话，整个一狗皮膏药，哪痛贴哪，并且成为很多人用来无度敛财与大肆挥霍的挡箭牌。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稍微有点钱的人就都以为自己是精英了，社会的模范了，还真就比别人高一等，甚至于藐视一切社会道德与规则，有钱，能赚钱似乎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但我想说得是，经济发展固然重要，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前进的物质基础，没有了经济一切的都是枉然，但这如同唯心与唯物这两个概念只在最狭隘的范围内有意义一样。如果以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创造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无穷动过程，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将伴随着人类存在的整个历史，因此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点，然后说“好了，我们可以暂时歇会了！”虽然，财富本身没有属性，但在很大程度上财富为人性中恶的一面提供了最佳的发泄场所，它虽不是万恶之源，但如果就此认为它是善善之地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很多人那里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那么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作为具体的社会单元，也只有在有了物质基础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更有效的社会改进工作。这个看似严丝合缝的逻辑却隐藏着一个天大的荒谬：资本的本身不会解决任何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是人。可是当人已经变得萎靡又自私，贪婪又无耻的时候，又凭什么态度和立场去解决问题呢？　　

以“五一”劳动节来说，本来这个节日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斗争的纪念日，但现在却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意图，变成了资本的狂欢日，人们只在乎“五一”而遗忘了劳动。五一，十一等节日的蜕变其实正反映着国民的心理以及整个社会现在的价值取向，因为它们不再意味着劳动，建国，只是一个众多人都盼望的休息日。这样的进步并不是说不好，它说明时代的进步。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讲，又多少有些遗憾，旧的东西死去了，新的东西却还没有跟上来。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资源的消耗，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小至个人，大到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会在生存与发展之前面临严峻的考验，谁都不想输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完整性，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将决定今后人类世界的战争与和平，能否和谐的发展。因此，理想与信念决不能不能沦为一种社会的附属之物，不能变成谁想起来了就喊两句，累了就放到一边的可有可无之物。谁抛弃精神和思想，也必将被精神和思想所抛弃，因为它虽赢得了现在，却输掉了未来。 　　

不可否认，一个时代应该，也肯定有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为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与信仰缺失做辩护的一个口实呢？难道只要祭这这面“令旗”就真的可以无视大地江山在浑浑噩噩中变得面目全非，任他“血海滔滔”而号令天下，一统江湖？面对着众多对于人的精神的责难，不禁让响起一句非常著名，但却又极容易被忽略的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所以，一个时代可以有韩寒，可以有易中天，甚至还可以有木子美，但不能只有韩寒，不能只有易中天，更不能只有木子美！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即使不去看，但至少也象征着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附庸风雅，至少说明有雅可附。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的匮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许算不上最可怕的，因为最可怕的是丧失了对思想的追求。　　

    在一夜间富起来的一部分国人，复仇般地寻求利润，不仅自己这么做了，还要求所有人都来配合他们那贪婪已极的行为。但凡谁有半点懈怠，便被扣上“反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帽子。他们嘲笑那些还认为现代国家的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嘲笑那些还认为公民应该以“存在的价值”承担社会与历史责任的人，甚至嘲笑一切偏离于“经济中心”的人。不仅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甚至是波恩斯坦和克鲁斯兰德提倡的社会民主，进而连凯恩斯的温情自由主义，都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把这些都当作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把要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培养一种平民文化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无法治愈，荒唐可笑的幼稚病。　　

基于这些现实，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被一批精英们无休止的告知：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差异化”的世界之中，最重要的是不论用何种手段和方式都要保住自己的独立身份。于是，享乐主义的自我体现从以前被劝说年轻人接受的信条，终于变成今天的年轻人主动接受的信条，并被深信不疑的执行了。所以当看到今天中国文化之现状，不用过于苛责年轻人，因为这一切正是走资派，乃至卖国贼汉奸们所希望看到的，至少曾经是这样。只不过，现在对他们来说，自己的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来尝了。　　

走资派为了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把曾经中华大地上欣欣向荣的大民主无情的扼杀了，消灭了。他们一个害怕聆听对这个制度的不满，也就往往希望和鼓励人们远离那种人人都能分享的政治，只是这样做得后果不仅断送了现在，还有将来。真正活着的政治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而是明天。因此，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好，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尽管有错误和幼稚，）要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的，马克思，毛主席所真正希望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但他们失败了，而失败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整个时代。但正如辩证法所揭示的，在否定中必定包含着肯定种子，所以那一切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是，直到现在，当大部分人沉浸在由娱乐，MTV，酒精和香烟等等物质基础制造的“幸福和快乐”中时，当他们可以在吵闹而昏暗的灯光中体验着“生理的快感”时，也许他们可以变得无忧无虑，潇洒快乐，特立独行，甚至让人亲近，但或许他们的内心也是痛苦的。这种接近于癫狂状态的歇斯底里，并不是缓和剂而是麻醉剂，是为了掩盖这空洞无味，而又糟糕透顶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因为忘了世界，而变得狭隘自私；因为忘了还有战争和压迫，而变得萎靡颓废；因为忘了人类还有未来而变得空虚彷徨。到最后，当连自己做为一个人而存在都意识不到，忘了的时候，那么等待着我们的就只有虚无了，那个萨特本来用于说明存在的先验条件……　　

于是，我们被剥夺了，更确切地应该说是主动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尽管有这个能力，但在这样一个右派资本主义的精英，汉奸卖国贼充斥的话语体制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那点所谓的“独立思考的权利”也基本限制在这些普世派的手里，任何对于普世价值的异议都是被禁止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天普世了杀你全家”“把所有毛左都拉去炼肥皂”等在我看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语言。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就只好把社会与政治问题庸俗化，低级化，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关于权力转移到诸如消费，娱乐，丑闻和犯罪上去。如果说这不是迫使一部分人保持缄默，又能是什么呢！这不是在警告那些曾经有着，现在有着，或者未来将要有着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们：你们只要管好自己的肚脐眼就行了吗！　　

这个过程的本质和中心是反民主的，它把了解真实信息的权力都完全的留给了那些已经成为改革利益既得者的知识分子，而反过来，这些知识分子又在厚颜无耻的为这些可耻的行为做着更加可耻，更加令人作呕的辩护。　　

人类社会发展的无数历史事实都已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没有一些意志坚定，思想深刻而不失人性的，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那么在这种社会和文化中只能并且注定要产生出像桑丘这样胆小怕事，轻信而又人云亦云的人来。　　

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的伟大时代，在这里，希望和精神似乎正在泯灭，恐惧和失落似乎充满了整个世界。但是，还是希望和理想仍将促使我们行动起来，唯有行动才能拯救未来。恐惧只能产生冷漠，消极。谨慎和保守又可能让人无所作为。当觉得举步为艰，进退两难时，我们必须清楚的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人活着，他的说话，走路，思考每时每刻都处在矛盾中！其中的很多人发现这一过程太过痛苦，因此也就毫不在意的选择停留在由别人划定的有限的自由区域里，并且将之看成一种“安全和幸福”。因此，当在每一条战线前都放弃了战斗的时候，他输掉的不仅是一次战役，而是整个战争！　　

   “开口说，你的双唇是自由的；　　

开口说，你的舌头还是你自己的；　　

这笔直的身板依旧属于你…..　　

开口说，你的生命依旧是你自己的。　　

看看在铁匠的煅炉里，　　

火焰怎样跳跃，钢铁怎么变红，　　

挂锁张大他们的下颚，　　

每一条铁链把怀抱敞开！　　

这短暂的一刻就足够　　

只要身体和舌头还未死去；　　

开口说，因为真理仍然活着……　　

开口说，说必须说的一切。”——法伊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