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不错与偏颇

韩非的不错与偏颇　　

　 　

小序　　

对于韩非子，我们似乎容易觉得须站在“他是对的”与“他是不对的”这样两个极端之间做选择，而又不免觉得都难以做到，于是在思想上搁置起来。这种思维的“定势”或“惯性”，且不论来自哪里、如何形成，挣破此一绝对主义，确实是一种需要。

　　 

其挣破的方法，别无它途，只有直接阅读韩非子，自己来弄清楚。好比面对汤汤洪水，你有了自己一块站脚之地，哪怕它很小，你也会觉得踏实了些，然后才能再考虑其它。　　

如果我们自己阅读韩非子，我们就能从那字里行间，进入“时间隧道”，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韩非子的时代和他的国家，我们多少也就“亲近”到了这个历史人物，从他的心情，到他的理论，这样，也就能面对较为活生生的客观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判断不管怎样，总是我们自己得出来的，至于写下来能有几多“学术价值、文学价值”之类的，就只能抱无所谓态度，甚至也可以“精神胜利”地说，这本来就只是一种“消遣”以至“扯淡”，因为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古代人们讨论了无数次的“帝王之术”罢了。　　

　 　

一　　

《史记》说，“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秦始皇说这话的时间，大致可定在公元前235年左右。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里写下了《非韩》篇，这个写作时间，假设在王充五十岁，则是公元77年，距离秦始皇说那句话，有三百年以上。王充在其文章中，对于韩非子把儒士列为“蠹”，表示不能同意。　　

韩非子这篇《五蠹》，到底是个什么主张？怎么就把圣人之徒列为社会国家之一种“蠹”虫的？过份了吧？　　

我们这就不得不拜读韩非子的《五蠹》。　　

粗读下来，韩非子这篇文章，大致有三层意思。　　

一层意思，主张：　　

“圣人不期修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也就是执政要与时俱进，不能泥古不化。他认为：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　　

他对远古时代政治情况的这一认识与概括，有多正确且不论，其作为重点与实质落笔的最后一句话：“当今争于气力”，是说出了一种事实。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华夏大小许多诸侯国已经兼并为秦楚韩魏赵燕齐七大国，这七大国仍在激烈的兼并之中，并且秦国有吞并东方六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能生存以至发展，全凭实力，反过来说，凭“仁义、道德”是没有用的。　　

他举了两个例子，说，周文王当初只有五百里之地，行仁义而怀西戎，并且就这样行仁义而得了天下。这是以仁义取得成功的例子。另一例是行仁义而亡国，说，汉江之东曾经有个徐偃王，也有地方五百里，他行仁义，来向他靠拢并且献出土地的国家有三十六个，这似乎也是成功的了，但是，荆文王感到这对荆国是个威胁，就举兵前来讨伐，一举灭了徐偃王。韩非子得出结论说：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文王是不是仅仅凭着行仁义取得天下的，这在论述中已经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毕竟要有一定实力，周朝才能灭了商朝，不是有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吗？但历史上总是说周文王是行仁义而得到生存和发展的，商纣王是不行仁义而弄得国败家亡的，韩非子是利用了这一现成的说法，这一般也是儒士们最提倡的说法，所以韩非子这样以周文王举例，是可以的，也是很有份量的。　　

另一面，荆国即楚国，它是以并吞了江汉之间许多小国最后形成了楚地之广的。这所谓徐偃国，不管是真实有过，还是杜撰，总之可以举例代表着那许多曾经存在过的江汉小国，它们总之是因为实力很小而被楚国并吞了，不管它们哪怕很是行仁义的。所以，韩非子的这个论述，从逻辑上，从历史的事实上，是立得住脚的。　　

对此，王充却有不同看法：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六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以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　　

我们倒也不能说王充说得不对，但他只是认为韩非子有片面性，他说要把行仁义与讲实力结合起来，既有“德守”，又有“力备”，各有其用，相得益彰，这才算全面。　　

王充之说，读来很好，但我们也不能说韩非子错了。王充是东汉初年人，面对西汉兴衰的得失，他是在试着总结和提出治理国家的完备的理论，因此面面俱到兼顾儒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人，天下都在为了国家生存而空前地“争于气力”，而且韩非子的国家韩国更是已经到了危急存亡关头，尤其不能靠着“行仁义”而求生存，可是国内偏偏仍然有着这样很严重的情况，使他不能不大声疾呼而提出匡正的国策。　　

我们打开《史记》的《六国年表》，以韩非子在秦国遇害之时往前推，四十年间，是韩非子最主要的生命时光，他作为贵族公子的韩国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不断遭受着秦国的蚕食吞并，韩非死后的第三年，韩国也就灭亡于秦国，在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之中是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　　

因此，我们该对韩非子“当今争于气力”之说，有充分的了解，而不能说他是错的，甚至都不能以所谓片面性去指责他。这也好比面前本来陈列诸多工具，我们临事只能选取最适用的，而不管其它的在其它方面多么有用，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乃至要把它丢得远远的以免碍事。当然，假仁假义难免要用一些，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礼”之类也还是要的，但若真的要以“行仁义”作为国策来救国家，是“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对韩非子来说，这简直就是要让他的国家坐以待毙以至立即灭亡的胡闹，该算是“皇帝的新衣”里面最可怕最可笑的一种，万万使不得的。　　

王充却不这么认为，他说：　　

“六国之亡，皆灭於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於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　　

这是说，强弱本来已经悬殊，你在国内再怎么走“明法度”的路线以强国，也没有用。　　

王充就这样从强弱的角度重新提出了问题。如其说来，弱国反正不胜强国，弱国怎么要让自己强起来也没用，结果都一样。　　

这情况之下，除了等死之外，别的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王充认为，有，那就是采用“行仁义”那一套。他举童子面对无敌大力士孟贲的例子说：　　

“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　　

童子这样或许会让孟贲放过他，从而死里逃生，似乎算得一种“迷敌之术”。　　

王充举魏文侯时代的一件事，来说明他以上说法有历史依据：　　

“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　　

他对此分析说：　　

“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　　

他的结论是：“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　　

从逻辑上说，王充之说是言之成理站得住脚的，他说的是“鸡蛋不跟石头碰”，以及侥幸能迷惑了敌人而苟活几天以至再图发展的可能，但从实际上说，与束手等死仍然并无多大不同。以当时岌岌可危的韩国的情况，效法近二百年前的魏文侯而在全国大行尊贤有礼，就能感动以至感化秦军，避免亡国的灭顶之灾么？　　

如果说弱国明法度以图强，是作生的努力而不怕死得悲壮，那么，王充的主张，则是作死的准备而不怕死得可笑。　　

王充认为弱国应当“行仁义”而不是“争气力”，放在韩非子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力而且滑稽的。但王充确实揭示出弱者的一种丑陋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文化”。　　

如果说道家阴柔是内怀刚强暗怀杀机，那么王充主张的这种阴柔，乃是真正的无能，只是任人宰割以至伸着脖子挨刀而己。　　

　 　

二　　

韩非子《五蠹》篇的第二层意思，是要摆正弄对赏与罚的对象。首先，要认识到当今明君应该：　　

“峭其法而严其刑”。　　

为什么呢？在于人性，在于国情。　　

从人性来说，比如有个不学好的人，父母之怒，邻人之劝，师长之教，都不听，等到他触法，被当作坏人捉起来，他就晓得怕了，也许就能“变其节，易其行”了。这就说明：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　　

韩非子可以说是荀子的“研究生”，跟着荀子研究“帝王之术”，他的同学有李斯，就是后来执掌秦国相印而谋害了他的。他们的老师荀子认为，人之本性是：　　

“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　　

这样原本的人，经过后天人为的改造，也就是经过“伪”，才可能变得好一些。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所以：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这个“天人之分”的理论，韩非子继承过来，从人性上说明其“峭法严刑”的必要。　　

韩非说，会有这样一种现象：拿到普通布帛，一般人也不会丢手，但见到百镒黄金，大盗却可能不会伸手。个中原因，正是刑法的作用：　　

“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则手不掇百镒”。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并且，要做到：　　

“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力矣。”　　

韩非子所说这一套，王充大约也不能不同意。王充所不满于韩非子的，是韩非子一味的只重视这种法治的作用。王充认为：　　

“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　　

但王充对韩非子是理解的：　　

“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於刑也。”　　

但是，王充打比喻说：　　

“夫世不乏於德，犹岁不绝於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他们的分歧如此而已，并非截然对立。　　

不过，韩非子进一步要说明的问题，在于国情，提出从“当今争于气力”的总体要求出发，把刑赏劝罚的对象摆正弄对，矛头所指，涉及到了儒士。　　

他指出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　　

“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　　

“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结论是：　　

“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怎样坏与乱？比如：　　

 “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悦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而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对于韩非子这些话，王充很不同意，他认为儒术儒士于国有用而不是无用，说：　　

“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　　

“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　　

其实，王充说的“礼义”，韩非子就不懂得么？韩非子只是强调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情况下，如何摆正弄对赏罚劝惩的对象，在《五蠹》一开篇，早就表达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时”的总原则，不能“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　　

但王充所说的一套，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事关“纲纪”，事关要求人民“爱其主上”，也就是“君君臣臣”的总体秩序的存在，这对于“君主”及其团队来说，确实是须臾离开不得的。不管是帮忙也罢，帮闲也罢，“儒者之操”的主要作用在此。王充坚决反对将儒者列为“蠹”，就是站在这样一种“大局”上“高屋建瓴”看问题的，一片忠心也是可掬可叹。　　

然而韩非子也并没有反对或企图离开王充所强调的这个总体秩序，他的呼吁恰恰是向着“明主”说的，要求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情况下,“明主”能将国策大力度地从“行仁义”转为“明法度”，以挽救危亡、保国保种。所以，韩非子所提出的主张，也是为了那同一个“大局”，也是一片忠心可掬可叹，不能算错，而且很对。　　

这样看来，儒与法，本来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主”之虑之责，在于如何使用好这两轮与双翼。　　

王充的主张讲的是一般性，韩非子的主张讲的是针对性，如果王充与韩非子同在韩国为臣，则政策取向仍当以韩非子为主，而以王充所说作为补充和完善。　　

王充站在他的角度，给韩非子一个讥笑，说：　　

“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　　

他是说，一定的“礼义”无论如何仍是需要的。这就说明，王充对于他的主张与韩非子的主张之间的关系很明白，他只是要对韩非子作出他认为极有必要不可或缺的弥补而已，我们也不能说王充不对。　　

　 　

三　　

《五蠹》的第三层意思，重点在抨击“言谈纵横”。　　

为了有力陈述“言谈纵横”的危害，韩非子剑指儒士标榜的“贤、智”这两大优势来说明那是无用而有害的。　　

先说所标榜的“智”的不可靠与不实用：　　

“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所难知也。┅┅民无从识之。┅┅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再说所标榜的“贤”的不可靠与不实用：　　

“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可欺之术也！┅┅人主处制人之势，┅┅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此番论述，浑化无痕贯彻老子“无为”思想，只有“一法、固术”，才可以真正有为而不至于乱。老子早就说过：　　

“为无为，则无不治”。　　

韩非子这里的离贤去智，正相当于老子的“绝圣弃智”，这种“一法固术”的明主，才真是老子所称赞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　　

无论何年何代，儒士们见了韩非子这种言论，是不会高兴的。于是历来儒者的“批韩”也就在所难免。　　

韩非子坚决认为，凡事一定要致实效而去空言。他用“归谬法”而引出正确结论，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不过，韩非子由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更是要遭到后世儒者们的痛骂的了：　　

“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否则：　　

“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看来，韩非子的主张，因为产生于当时战国的严峻环境，有一种很强的战时路线和政策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特殊性，但其中包括了法家学说的一般性，王充这样较能全面考虑的人，则不会否定这一般性的合理性，而其特殊性战时性，就难以合乎一般的太平时光而能为人理解了。什么“无书简之文”，这不是要灭绝文化么？什么“以吏为师”，如此整齐划一呆板服从，人们就不需要有性情，社会就不需要有别方面的知识么？真乃荒诞不经啊！　　

儒者们一万次地指出，秦朝就是因为用了法家的这一套，才二世而亡的。　　

确实，儒者们的此一说，不无道理。秦国没有及时调整战时路线政策向着不战时转化，而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贾谊《过秦论》），于是令人惊讶那样迅速而僵硬地倒了下去。　　

然而，当人们（比如北宋末年的苏东坡、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这样痛骂韩非子时，他们实在就缺乏了历史的态度，而当某种严峻的战时又来到面前，国家社会仍然会向着韩非子的战时主张有所靠拢的，而人们也将会是有所理解和服从的。　　

所以，即使是韩非子“偏颇”之处，也仍然有其“合理内核”，而不可简单地骂倒他。　　

在以上这样摒弃了所谓“贤、智”，弄清了“士民”（即儒士）的面目与危害之后，韩非子就进入《五蠹》篇的最后一击，揭露“言谈者”，也就是以“言谈纵横”为事业的人们。　　

当时的“纵横”，如韩非所说：　　

“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合纵连横”策略。战国时代最有名的说客是苏秦、张仪。说客苏秦，最后能配带六国相印，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六国赋予他协调六国（齐楚燕赵韩魏）行动的权力，以共同对抗秦国。说客张仪，以与苏秦正好相反相克的策略“连横”取得秦王信任，做了秦相，他的任务就是分化瓦解六国联盟，让他们一一屈从于秦国，他最有名的事情是让楚王上当，把楚国害得不轻，他是楚国的爱国者屈原最痛恨的一个人。　　

这“合纵连横”的事情，看来是当时战国七雄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战，其中充满欺诈与阴谋，也充满天真与上当。韩国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在这样的外交攻守之中，大大小小的苏秦张仪，坐着战国时代的轻便马车，行进在“周道如矢”的平坦大道上，昂昂然穿梭往来于各国之间，而各国的执政权臣都必然要隆重接待，于是，纷纭的战国外交成了一种特殊的名利场，策略失误与里通外国，牺牲国家与谋取私利，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韩非子站出来，大声疾呼让国家坚决从这种无益有害的外交之中脱身出来，“纵”也罢，“横”也罢，都不要理它。他说：　　

“人臣之言衡者，┅┅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纵者，┅┅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这种“人臣”，其实就成了内奸。　　

韩非子指出，最重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他说：　　

“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他举眼前“周灭于纵，卫亡于衡”的惨痛事例，说：　　

“使周卫缓其纵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　　

韩非子的这一见解是对的。这似乎也就预答了三百年后王充的疑问：弱小的童子能对付无敌大力士孟贲吗？童子一定要示弱、装文明，方有可能幸免孟贲的打击吗？　　

至此，“儒”，“侠”，“言谈”，是三大蠹，已经言明。　　

还有二蠹，是“商工游食之民”与“患御”。　　

“商工游食之民”，在重耕战的战国年代，不受国家欢迎，地位不高，但到韩非子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致尊过耕战之士，耿介之士寡而高介之民多矣。”　　

这样“乱国之俗”的情况，对于处在战国之中的国家，是不利的。因此，韩非子把“商工游食之民”列为一“蠹”。　　

至于“患御”这样一“蠹”，是指什么？韩非子这样描其行为：　　

“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患御”指“近习”，也就是君主或权臣身边的人，他们接受贿赂，为人谋取地位，而使有汗马功劳的人反而不能得到重用。这种角色，列为国家之“蠹”，也不算过份。　　

至此，《五蠹》篇粗读并议论一通，此次“消遣”或“扯淡”完毕。